周志强

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美学学会、天津美学学会在天津联合举办了“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听觉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期刊发的文章，乃是本次会议从近80篇论文中筛选出来的三篇，又补充了王敦博士的一篇译文。

曾军的文章从技术媒介的角度论证了听觉文化发生的理论逻辑，提出听觉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和意义。他延续了此前对视觉文化研究的思考，用一种比照性的眼光，梳理了听觉文化研究的问题框架和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他无意中区分了当前国内“转向听觉文化研究”的三种形态：傅修延等学者倡导的对文学叙事中的听觉文化命题的研究（实际上乃是研究叙事学中的声音叙事问题），王敦等学者推动的现代社会听觉现象的文化研究，周志强等推动的声音政治批评的研究。曾军尝试把三种形态的“转向”纳入一个统一的“听觉文化视野”中，从而认为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是“视听杂交”。我觉得不妨把这个观点看作一种“补偿论”，即曾军认为听觉/声音文化研究乃是对此前视觉文化研究缺失的一种补偿。毫无疑问，这个思路是可取的，因为此前少了声音层面的思考，视觉文化的研究无意中在研究伦理上凸显出“视觉霸权”的倾向。这使得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视觉现象从来都是视听现象的问题。但是，这个思路也存在一定的可反思的地方，有可能因此忽视了声音之意识形态内涵的独立性价值。

王樱子的文章从思考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声音技术和现代声音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义。作者延续了本雅明所倡导的那种“技术解放人类”的思想立场，认为“听觉取消了人类在观看外部世界时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强调以平等的姿态接纳和感受世界，这一理念有利于消除视觉霸权背景下人类被信息轰炸的疲惫，唤醒麻木已久的审美感受力”。毋庸置疑，现代声音技术和声音编码，确实在创造一种新的空间——也许是所谓的“第三空间”。人们不仅在声音中消费，也用各种声音进行充满个性的表达。“嘈杂的现代性”与“安静的前现代”，乃是可见的对照。但是，声音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各种各样新的声音现象和声音文化，为人类的主体性表达提供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正如此前我反复提到的，声音的技术发展也创造了“听觉中心主义”，即以提供听觉幻觉而操控听觉需要的方式，塑造“自我感”，从而创生一种“零度主体”（zero level subject）。我想，这也应该是未来学者要多多关注的话题。

路杨的文章提出了“市声”的研究价值问题。他从现代作家笔下的声音现象入手，以“上海”为核心，分析不同的声音景观（声景）创生各类不同的空间政治意识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声景的强调和理论的应用颇具启发性：“电车声、电梯声、电话声、留声机、无线电……现代技术不仅生产出新的声音，也为声音的传播与感知提供了新的形式与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米丽·汤普森在其听觉文化研究中提出了‘声景’（soundscape）的概念。她将‘声景’定义为一种听觉的景观（acoustical or autal landscape），它既是物质环境又是感知这一环境的方式，不仅包括声音本身，同时还包括在听者感知声音的环境中由声音所创造或毁灭的物质对象。”事实上，“声景”问题应该成为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美国学者米歇尔·希尔穆斯的文章，很对我个人的胃口。他对“广播”这种现代声音现象的分析，堪称“声音政治批评”的典型研究。他认为，“广播用共同的语言通过半官方、半私人的形式面向整个国家播音，谈论事关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形成了一种颇具政治无意识内涵的“想象的共同体”。米歇尔·希尔穆斯延续了麦克卢汉等学者对媒介政治问题的思考，把媒介与现代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反思特定的声音形象中的文化政治内涵。家庭中不同文化的进入、国家语言的统一乃至“母语”意识的确立，广播可谓“功不可没”。当然，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直播现象而言，网络广播的多元性议题，似乎正在暗中消融米歇尔·希尔穆斯的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总体来看，无论是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还是这一组文章的刊发，都在努力地证明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2017年有可能是中国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的元年，而听觉/声音文化的研究，也由此有了一个“中国起点”。 KbfvWz/Xw5bRs6xr9GoYW87zEjNqO7fJ14OGD/OXtlBV1P7DpaJYoj6I9MbtxG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