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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
内容提要 王克恭于龙凤五年至十二年（1360～1366）作为朱元璋集团的代表任职徽州。他积极招抚地方上的豪强之士，并通过建构与五通神、汪华等徽州地方神灵间的关系，来号召草莽武人投诚效命。在徽州局势趋于稳定的同时，王克恭加意笼络地方儒士，与其中不少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支持地方儒学及紫阳书院的发展，参与当地学者的讲学活动，并就人才选拔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由此树立了培植文教、振兴学务的形象。总之，王克恭守徽的六七年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的卓越治绩也深得当地士、民之心，为以后任职徽州的府县官员树立了良好榜样。
关键词 王克恭 元明之际 徽州
王克恭，字子敬，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元明之际。其人《明史》无传，因其娶明太祖朱元璋兄、南昌王朱兴隆之女福成公主为妻，获封驸马都尉，故《明史》只简单记载其经历为“尝为福建行省参政，后改福州卫指挥使”，
而于其任职徽州的事迹只字未提。实际上，王克恭于龙凤五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出任婺源知州，次年十月以同知徽州指挥使司衔移镇徽州，任职五年之久，直至龙凤十二年（1366）十月移镇绍兴。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王克恭作为徽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为朱元璋集团稳定对徽州地区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学界论及此点者尚少。故笔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仰祈方家指正。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严重，财政困难，天灾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从此中原地区陷入十多年的战乱动荡。
地处万山丛中、一向号称战火鲜及的徽州地区也未能幸免。当时义军主力之一、由徐寿辉等领导的蕲、黄义军，兵锋很快抵达徽州。一时间义军、官军在徽州地区反复争夺，土匪等势力也活跃起来。
在这纷纷乱世之中，徽州地区的有力之家也趁机崛起。徽州一带素来不缺以武起家者，最著者当推南朝梁、陈之际的程灵洗和隋末唐初的汪华。虽说自唐末黄巢之乱以后，“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徽州——引者），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
似乎社会风气自此渐趋儒化。然每逢乱世，徽州仍不乏以武起家、保障乡里者。元末之时，此类人物也是屡见不鲜。如休宁人苏祥，字焕章，天资雄武有膂力。元季乱时，乡曲赖以保安。
又如歙县人郑琏，多次“倾赀募兵”，配合元军作战，可谓毁家纾难，在所不惜。
明人程敏政曾对元末徽州义兵纷起的情形做过简单描述：“婺源大畈汪公同最先倡义，而休宁黄源吴公观国、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荣、万川任公本立及其弟本初、星洲叶公宗茂、与先高祖安定忠愍侯（程国胜——引者）皆起应之，而黟之汪公成德、祁门之马公国宝、汪公均信、程公德坚、婺源之许公次诚遥相应援者尤多。”
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首倡义师的汪同。据赵汸记载，汪同少年时即不事笔墨，又不乐耕耨，行为躝踉不检束。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二十一日，蕲、黄红巾军攻陷婺源，乡里多遭焚掠，民不安其生。汪同遂与兄汪叡倡义起兵，依山谷之险，保聚捍御。吴观国、吴止善、叶宗茂等当地大族纷纷来投，赵汸本人也曾参与其事。数年之间，汪同率军转战徽州各地，且数次率兵至江西饶州等处配合元军作战。至正十七年（龙凤三年，1357）七月，汪同为邓愈所擒，送至金陵。朱元璋将其放回，命其收复婺源。但汪同却心在元室，于至正二十年（1360）在率军攻打饶州的途中，只身弃军走浙西，又北赴元廷，复受元命，经略两淮，直至为张士诚所杀，死于姑苏。
赵汸在为汪同所作传记中，将汪同与关羽相提并论，此点竟也得到明人程敏政的赞同，
可见汪同在元末徽州的影响力之大。
汪同弃军北走后，徽州局势颇不稳定，“或言（同）死，或言（同）亡，瞋目语难者簧鼓其间，讹言汹汹，变且复作”，
一些“头目军士背恩为恶，互相仇杀”。
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王克恭赴任徽州，出任婺源知州
一职，时为龙凤五年（1360）。
朱元璋政权控制徽州后，向东可进军建德、开化、昌化、临安，向西可进军鄱阳、浮梁。毫无疑问，徽州已经成为朱元璋政权对外用兵、开辟疆土的重要后方。
王克恭首镇婺源、继守徽州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徽州社会迅速稳定下来。因此，削平地方上诸多武装势力成为当务之急。这些武装势力，既有元朝的败兵残将，又有地方上的土匪武装，而更多则是那些以“保障乡里”为名趁机而起的地方大族。
对于这些大族，王克恭多采取招抚之策。尤其是对那些曾长期追随汪同的地方人士，更是刻意笼络，乃至倾心委用。如婺源人许溥化，字次诚，自幼颖悟。壮年时，“值元纲解纽，疆宇瓜分，遂率义师保障乡闾”。曾经接受元朝地方当局的任命，统帅屯兵。“戊戌（至正十八年，1358——引者）冬，太祖皇帝遣院判邓愈取徽，抵邑，公乃率众归附”，被安插在汪同部下，担任管军镇抚，曾参与修造婺源城墙。王克恭来镇婺源，“仍命总戎，随征昌化、宣城，开设德兴县治”，仍旧委以重用。五年后许溥化主动辞职，“归故里银溪，筑室，侍兄如严父。驸马公（王克恭——引者）闻其操略，大书以扁其堂曰‘庸敬’”。
又如汪同族弟汪养中，“婺源吾村人。为儿时，不自检束。及壮有胆力，族兄同知婺源州，举为义兵千夫长，御饶
。又隶族兄院判同麾下，转婺源州判兼军镇抚。戊戌冬，同筑婺源城，建左右翼总管府，以养中为左翼总管。及同弃军单骑潜迈江浙，亲军指挥使和阳王克恭来镇婺源，养中升元帅，从克恭镇郡，居帅府。”
可见即便是汪同亲属，王克恭也未另眼相待，而是一视同仁，量才录用。
除了对这些地方大族委以重用，使之为我所用外，王克恭也注意到利用徽州当地的神祇，依靠神道设教的力量，以求达到消弭兵祸的目的。赵汸曾记载王克恭任婺源知州期间的一则故事。
始公（王克恭——引者）至时尝谒五神庙，问曰何神，曰五通神也。见从神有衣紫者，问曰何神，曰此舍宅为庙者王居士也。公曰吾在京口日，尝梦有衣紫神自西来谒吾。问神来何为，曰请五百钱。问何钱，曰通行钱也。既又借吾马乘去，吾来时二马毙于道。今观从神貎，宛梦中所见，不谓其应在此也。其见于先兆有如此者。
五通神，又名五猖、五显。一般以为，五通、五猖信仰产生于婺源，随后向外传播，成为江南的区域性神灵。虽然韩森（Valeric Hansen）、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郭琦涛（Qitao Guo）、丁希勤等学者对五通神的起源、形象演变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但五通神在徽州具有重要地位则毋庸置疑。在这则故事中，王克恭将其出任婺源知州视作五通神前知之事，借以表明自己的就任得到神灵的支持。
赵汸还曾替王克恭及汪广洋起草过一篇《祭婺源汪王庙文》，其中招抚之意，更为明显。兹引全文如下：
惟王鄣山之英，黟水之灵，生为人豪，殁为神明。保障六州，不为己荣。识机慕化，克全民生。庙祀邈绵，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孙千亿，足以彰其惠爱之诚。回视当时，如世充、建徳辈，不知天命，困犹力争，残民毒众，卒为顽冥，飘风游尘，徒污汗青。昔王生存，尝以殄冦，道出星源，邑人留像，千载犹传。则夫一时六郡之内，蒙其福泽者，又岂可名言也哉。克恭钦承朝命，来镇于兹，抚军字民，匪神曷依。广洋世迁高邮，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惟王诞辰，实在兹日，虔率宫僚，即祀庙宅，薄奠斯陈，神其来格。
汪华于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为保境安民，起兵占据歙州、宣州、杭州、饶州、睦洲、婺州等六州，建立吴国，自称吴王。但最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审时度势，且不计个人得失，率土归唐。
而王世充、窦建徳等则负隅顽抗，以致身死国灭。毫无疑问，此份祭文旨在以汪华为榜样，号召当时徽州境内的大小武装势力迅速归附，勿蹈王世充、窦建徳等人之覆辙。
弘治《徽州府志》曾提到王克恭治徽期间，“锄强梗，封殖良善，轻徭薄敛，重法以禁道剽者，他部过兵不敢涉境内”。
然检索史料，此段记载以及该方志对王克恭的评价，实取材于前引赵汸的《送总制王公移镇新安诗序》，所述当为王克恭担任婺源知州期间的政绩。从中可知，王克恭既曾以严刑峻法止兵戢暴，又曾用轻徭薄赋苏舒民困。至于王克恭以同知徽州指挥使司衔任职徽州五年多的治绩，时人唐桂芳虽曾在一首诗中有所论列，但其言简而雅，所述不外诛除强梁、约束胥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难道其中详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克恭在徽州任职的六七年间，厚待儒士、培植文教始终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
前文已经提及，元末徽州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一些地方大族之家扮演了重要角色。要想使局势早日平定，施行正常统治，与他们处理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王克恭上任伊始就着手处理与当地士绅的关系。毫无疑问，王克恭在此点上取得了成功，故而程敏政以“好贤下士”
称之。为王克恭所礼遇者，如休宁率东人程仁，字国英，生元末，少慕学，尝游滕、薛，所交者朱枫林升、赵东山汸、郑师山玉皆一时宿儒，王克恭待之以礼。
又如休宁榆村人程国辅，通儒术，尤长于医，王克恭镇徽时每延访之。后王克恭守闽，值福成公主疾，遣使迎至，一剂奏功。
王克恭曾赠程国辅一“卷”，具体内容为何虽不可知，然其上皆“国初名笔”，不啻“卞玉隋珠”。
论及当时与王克恭交往最著者，则当首推赵汸。
赵汸为元末大儒，学者称东山先生。赵汸与王克恭交游之密，从上文多次引用《东山存稿》中的文字已见端倪。细考该书，除上文已经引出者外，尚有数篇与王克恭相关的文字。如《银峰述德诗（并序）》《寄寿王总制》（卷一）、《代王总制回王左丞》《送上饶张孟循父还旴江序》（卷三）等。其中，这首《寄寿王总制》一诗颇可见两人交谊之深，转录如下：
西征千骥筦秋云，父老壶浆昔迓迎。
闻道山阴空返棹，恒应河内合留君。
酒倾练帯来称寿，碑压花屏待策勋。
但愿福星长在郡，春生四野乐耕耘。
自然，赵、王两人之交往，绝非单方面行为。明人詹烜在为赵汸所做的行状中即曾提到，王克恭“以《春秋属辞》《师说》《左氏补注》下商山义塾刻梓，以广其传”，
此举对赵汸学说的流布应有功焉。
此处牵涉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赵汸心存元室，早已为学界所知。
何以其又能与代表朱元璋集团的王克恭交往甚密？笔者推测其原因在于，亲历元末乱世之局的赵汸，其厌乱思治之心有以致此。赵汸曾颇有感慨的提道：“时郡邑洊经兵火，水村山郭，名乡甲第，高台别墅，凡昔之以纷华盛丽相夸诩者，莫不化为丘墟瓦砾、荒田野草，则人与物之变灭相寻者多矣。”
遭此大难，百姓渴望的是休养生息。在赵汸看来，王克恭乃“宽仁有度，慈祥恻怛出于其性，庶几如窃脂之不榖，驺虞之不杀者”，其所行之政，“使人见之如仪凤祥麟，被之如和风甘雨，知岁稔之有期，而时平之可冀也”。
王克恭能行宽仁之政，使惨遭战乱之苦的百姓有太平之望，这是最为赵汸赞赏之处。这应是赵汸甘于多次为王克恭代笔，且对其颇多称赏的原因所在。当然，王克恭对赵汸亦必极为礼遇，前文所言刻印赵氏著作即是一例。
王克恭不仅在任职徽州期间与当地士人颇多交集，在调离徽州转任浙江、福建时仍与一些徽州儒士继续交往不断。前文提到的程国辅至福建为福成公主治病即为一例。此外，汪叡学高行优，素为王克恭所知，遂于任职福建后，“专使礼延先生至三山，辟馆于中山之阳”。
汪叡之子汪泽长期充当王克恭的幕宾，主宾相处融洽，唱和盈编，王克恭曾写诗赞之。
世事茫茫子得□，功名何用□功夫。
只因有个无为子，静看云山天海图。
再如歙县人郑彦斌，王克恭镇徽时亦“礼罗为馆宾，执师道甚”，
调任福建后又以书、币相招。
洪武四年（1371），任职福建的王克恭为前岁故去的朱升撰写祭文，他深情回忆了自己任职徽州时与朱升“开轩梅西，对饮月前”的情景，文辞颇为动人。
可以说，王克恭在任职徽州及其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徽州一大批儒士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克恭厚待儒士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培植文教。元末的战乱，造成“学者逃离解散，非惟里闾废学，而郡邑学宫悉为丘墟”。
面对这样的情形，兴复学校——书院、官府儒学及相关建筑，就成为王克恭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如婺源县治南边的文公阙里坊，一度毁坏，王克恭即为之重新竖立，并请婺源人、中书舍人詹希原书额。
此不过略举一小事，而其荦荦大者，当属热心地方学务无疑。而这又与元末徽州著名学者唐桂芳多有交集。
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以字行，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学者称“白云先生”“三峰先生”。明人钟亮在为唐桂芳所作的行状，记载了唐氏参与重建紫阳书院的事迹。
居无何，驸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摄紫阳书院山长。先是书院在南门外，毁于兵燹。先生谋度地，移建于东关县学旁。凡士林中劝相，木植瓦石，构正祠三楹、两庑、十楹，门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斋以配享焉。宋理宗朝赐“紫阳书院”四大字，其二穹碑趺堕城濠中，虽经兵革、甃城垣，而二碑岿然不毁，众以为复兴之兆也。至是，先生兴创果验。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礼延于紫阳书舍开讲。
从钟亮的记述看，唐桂芳被王克恭、魏均祥任命为紫阳书院山长，并于紫阳书院之重建有“兴创”之功。后世记载，如清人施璜《紫阳书院志》即沿其说。
然据今人考证，此说不确，唐氏在此事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不过，唐桂芳确实曾多次在紫阳书院“开讲”。除了上文钟亮提及的戊申年（1368）外，唐氏于壬寅年（1362）的讲会，王克恭曾躬临其事。在为此次讲会所写的序言中，唐桂芳对王克恭的才兼文武大为赏识，他赞扬王克恭 “于军旅中轻裘缓带，恂恂恭逊，实躭吟劬，书双钩，作方尺字，遒劲可喜。出而上马示可用。铠仗鲜明，号令严肃，虽古名将未能伯仲之”。文辞虽不免溢美，但王克恭惓惓以兴学为务，贤而有道，承流宣化，确是唐桂芳写作此文以颂扬之的缘由所在。
正如唐桂芳所言，“国朝所附城郭，未尝不先务于学”，
王克恭在徽州任职期间的行为证明唐氏此言非虚。在兴复学校的同时，王克恭还注意儒学教师的选任。例如，他以婺源人江季用摄教歙县儒学，其人“朔望掖诸生升堂，讲说四书经史，或一章二章，辞义详明，音节洪畅，望而知其为师弟子也”，
可谓得人。
明成化年间，提学御史陈选檄除土地淫祠，于歙县儒学立企德堂以祀先贤。此次入祀的15位先贤，“或著书立言，或开创修建庙学书院、请颁衔书，或舍学山地，或复民侵地”。
而王克恭也名列其中，与赵汸、唐桂芳等大儒一起享受后人的敬仰。这充分说明，王克恭在徽州兴学育才、培植文教的举动受到时人及后人的长久称赞。
王克恭于龙凤五年至十二年（1360～1366）任职徽州的事迹，自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湮没不彰。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也极为分散，更令笔者惋惜的是，竟没有一篇关于王克恭的传记文字保留下来。究其原因，实与王克恭入明后的最终际遇有关。在《明太祖御制文集》中收录有一篇《祭王恭文》，通读全文，此“王恭”实即本文所讨论的“王克恭”。文中回忆了王克恭于朱元璋渡江太平（1355）时即来投奔，成为朱氏女婿后，“内托姻亲，外假股肱，使率兵以镇名郡而当方面”，接下来则讲述了克恭因罪而亡的经过。
何期尔父子皆不保富贵而务赃私，容逋逃而隐有罪，致是失托姻亲之望，绝无股肱之能。故发所司，以取所作之由。于是免官，发同庶人。居未几何，有人来报，尔因疾而长往。
由此可见，王克恭的结局并不光彩，且其亡故之速或亦不无嫌疑。朱元璋指责其“务赃私”“容逋逃”的具体情形虽不可知，但从一些徽州族谱只言片语的零散记载中确可见王克恭有违法之处。例如，休宁璜源吴氏宗族在“国初壬寅岁”（1362）遭到“抄没之祸”，领兵之人正是王克恭，且克恭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仍旧抄没吴家，并将抄没所得吴瑞兰之母“挈去八闽之地”，多年后方为吴瑞兰寻回奉养。
不过，从本文所论而言，王克恭任职徽州仍然是功远大于过的。
自龙凤三年（1357）邓愈进军徽州后，朱元璋集团很快控制了这一地区。但其统治并非坚如磐石，尤其在龙凤六年，地方豪强汪同弃军北走后，徽州局势又趋动荡。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王克恭来到徽州。徽州地理上靠近朱元璋集团的核心地区——应天，又连接江西、浙江，是朱元璋集团对内守护腹心、对外用兵扩张的根本重地。或因为此，朱元璋才会派遣与他有一定亲缘关系的王克恭来镇守此地。王克恭来徽后，积极招抚地方上的豪强之士，尤其是那些曾追随汪同的武人。并通过构建与五通神、汪华等地方神灵间的关系，来号召草莽之士投诚效命，勿作“残民毒众”的“顽冥”。在徽州局势复趋稳定之时，王克恭又加意笼络地方儒士，与其中不少人，如赵汸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积极培植文教，一意以兴学为务，支持地方儒学及紫阳书院的发展，参与当地学者唐桂芳的讲学活动，并就人才选拔等问题征求朱升等人的意见。可以说，王克恭守徽的六七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徽州局势稳定，文教复兴，开始由乱世转入治世的正常轨道。他的卓越治绩也深得当地士、民之心，为以后任职徽州的府县官员树立了良好榜样。
王克恭抚理徽州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执行朱元璋集团治理地方的一贯性政策。拉拢武人、厚待儒士，是朱元璋在争天下过程中基本的用人政策。
在新征服地区新建府州县儒学，本身也是明初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
当然，王克恭并不是机械地执行朱元璋的统治政策，而是能结合徽州当地的历史传统与实际情形变通处理，例如对五通神及汪华崇拜的利用就是一例。虽然长期担任武职，但王克恭却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学才华与徽州当地诸多的文士相往还，这在明初的武职官员中颇为少见，值得注意。笔者所见由王克恭所作的三篇诗文本文均已征引，其文学才能于此可见一斑。文学才能的获得取决于王克恭的出身或者教育背景，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对于王克恭得以出守徽州的原因、获罪而亡的经过等问题，均因史料的匮乏，目前只能付之阙如，只得留待日后新史料的发现再加以探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