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梁诸英
内容提要 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庆的人口迁移呈现双向互动的特征。明清时期，安庆人到徽州从事山地开垦；徽州人到安庆地区则主要从事经商活动，旅居安庆的徽商呈现的是重义轻利、重视孝道、兴办公益事业的正面形象。步入近代，对于徽州与安庆之间人口迁移而言，双方职业活动仍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清的传统，两地经济互动仍很丰富。表现在安庆人有许多受雇于徽州地区茶叶采制的各个环节；而徽州人在安庆仍多有经商者，经营行业广泛，对安庆商业繁荣作用重大。通过徽州与安庆之间长时期迁移人口职业特征的考察，可以看出历史和传统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 徽州 徽商 人口迁移 安庆
现有徽学研究中，学者对徽州与江浙沪之间经济互动及徽商在江南地区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很深入，相比之下，关于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徽境内区域之间互动研究不太多。值得注意的是，王廷元对明清时期芜湖徽商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作了开创性论述；
范金民对清代六安徽州会馆作了开创性研究；
陈瑞指出清代亳州境内的徽商以婺源籍商人占主体，致富后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
陈恩虎等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徽商做了探讨。
安徽省省名缘于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合成，迄今尚未见对徽州与安庆之间人口迁移及经济互动等问题的专门考察。据笔者对资料的检阅，明清至民国时期，安庆与徽州之间人口迁移现象突出，经济上的互动也很明显，本文对此做一探讨。
关于安庆人在徽州的活动，学界注意到清代以来大量安庆人在徽州的山地开垦活动。曹树基指出，清乾隆以后，安庆棚民在皖南山区从事垦山活动，“安庆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的中心之一”。
清代以来安庆人多有到徽州地区从事资源开发者，主要表现在山地开垦方面。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是明清安庆地区不重视经商，农耕文化表现为安土重迁、勤力农亩的特征，
由此导致安庆地区人口压力经由经商渠道来缓解的情况不大可能，外出开垦便成为可行之道；二是对徽州来说，由于大量人口外出经商，造成本地劳动力的真空，山地开垦需要外来人口来补充劳力；第三，玉米开垦等生产方式给徽州山地资源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而此类资源开垦活动不仅能缓解徽州粮食紧缺的状况，也迎合了徽州地区本地山民获得经济收入的需要。清代徽州此类资源开垦活动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棚民。
关于清代安庆棚民在徽州的开垦，早在乾嘉年间即已出现。乾嘉年间徽州地方志对安庆人在徽州的玉米种植有明确记载，比如在绩溪县，苞芦（玉米）种植的情况是“邑多山，近为皖人垦殖，所产不少”。
在祁门县，嘉庆年间也有安庆人从事开垦活动，嘉庆六年七月初四日潜山人陈敦仁所立租山契约即是明证。
立出租约人江凌汪等，今有承祖买受本都八保土名黄桑坞口外培，又土名杉木塆……四至之内合众商议出租与潜山陈敦仁 名下前去锄种杂粮等，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银五钱正，其艮逓年冬至前三日交付，不得短少，今恐无凭，立此出约存照。嘉庆六年七月初四日 立出租人汪恭祀秩下集成 仝业人凌凤鸣。
乾嘉年间安庆潜山人不仅在徽州租佃山场，还有租佃田地的情况。照现有契约看来，外来的潜山人租佃的水田不是上等田，比如潜山人王胜扬原本在祁门县租佃山场以“承种山场锄种麻栗，布种松杉”，后来又租佃水田用来经营，其所租之田即是因为洪水冲刷而导致的“砂积抛荒”之田，这种情况在清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潜山人王胜扬所立承佃田约记载得很清楚。契约如下：
立承佃约人潜邑王胜扬，今承到康惟成东名下粪草田皮并该田本身主租及各主租田壹号，坐落本都保律字一百卅八号，土名竹系坞，计田三坵，计主租四秤有零，其田因在高坎山坞
，缘先年洪水冲卸田砲，砂积抛荒有年，国课虚供。今身因在本坞承种山场锄种麻栗，布种松杉之便，是以前来承佃前田，前去入田挑砂做砲，开荒成田耕种……大清嘉庆贰拾壹年三月初一日立承佃约人王胜扬 仝男 王德有。
清代嘉庆年间徽州虽然对外来棚民屡有禁令，但在整个清代，徽州棚民并未绝迹。
延至道光年间，安庆人在徽州的开垦仍占重要地位。据道光初年陶澍的调查，“至徽州、宁国、池州、广德四府州属境内，深山峻岭甚多，往往有外来民人，租山垦种，搭棚栖止”。陶澍对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地棚民来源的调查，其既有“由江、广迁往者”，“亦有由本省桐城、潜山、宿松、太湖、舒城、霍山等处迁往者”。
可见，道光年间徽州的棚民，皖中安庆人仍是主要来源之一。道光年间徽州的地方志也对这种情况有明确表述，在徽州府，“昔间有而今充斥者，惟包芦”，“自皖民漫山种之，为河道之害不可救止”。
徽州人向安庆的流动不仅仅在明清时期。早在宋代，徽州即有迁往安庆者，比如据族谱资料，歙县项氏始祖汉七公有八子，其次子叫项士迪，即是“绍兴甲戌随父翁挈家住舒州，今名安庆太湖居矣”。
早期来到安庆定居的徽州人有些是因为仕宦的原因，比如徽州休宁人金彦超就是在宋理宗时“教授怀宁”，由此在安庆潜山地带定居。
曹树基先生对明代及之前安庆居民的来源地做了研究，指出安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少量来自徽州地区，“安徽本省的移民人口占洪武时期安庆府总人口4.6%，他们大多来自徽州府（治今歙县），其中相当多的氏族来自以后我们划归江西管辖的婺源县”。
延至明清时期，此种徽州人向安庆的迁移依然继续。从史料来看，明清时期徽州人到安庆从事的主要是经商活动，这种情况与明清时期徽州人擅长经商的传统是一致的。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比如在休宁县，明正德年间的汪平山，字君与，是在安庆经商者，“缵父志绪，不吝所有，商于安庆、潜阳、桐城间，非道弗交”；
休宁人汪东瀛系明弘治嘉靖年间人，“意薄进取，挟赀皖城”；
该县的朱德粲也曾经“贾于皖”。
在歙县，王友挑系明正统间人，“商游桐城，卒彼旅邸”；
清代歙县的江嘉谟，字仲书，号勉亭，帮助父亲在安庆地区经商，“父客皖城，经营拮据；公甫弱冠往服其劳，力担家计，父得优游井里，整顿村闾”；
另如，清代歙县的江政观“居无为州，再迁桐城，……观性孝义，凡诸善举，倾橐不吝”。
黟县也有在安庆经商者，比如清代黟县的孙启祥曾“贾于皖”，
道光年间黟县九都金钗人史世椿也是“少清贫，商皖起家”；
此外，婺源县多有经商者，婺源洪氏经商者在外定居的地域，除了湖南、广西、成都、金陵等地，还有省内的繁昌、桐城等处。
明清时期安庆徽商的经营范围广泛。后人对乾隆至嘉庆年间安庆徽商的经营状况追忆道：“安庆城内外之较大钱庄、当铺、绸缎庄、布店、纸坊、茶叶店、南货店等等，已多为徽商开设。”
盐业是明清徽商经营主业之一，安庆也不例外。明末休宁县的陈祖相，号熙阳，即在安庆从事盐业，“七岁能书，十岁能文，壮志不遂，乃事贾。历游江皖淮阳，操鹾筴，卒成大业”。
徽州人在安庆经营的行业除了盐业外，还经营米业、酱业等食品行业。明清时期安庆是长江流域重要米粮贸易地，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发布谕告：“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广、江西、安庆等处米船直到苏州，苏州米船直到浙江，毋得阻挠，庶几有无流通，民皆足食。”
也有在安庆经营米业之徽州商人的具体实例。黟县的郑嘉莲，系监生，曾在安庆桐城县经营米业，“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
黟县的孙启祥，贡生，“事母孝”，也曾经“贾于皖”，经营米业。
另如，明嘉靖万历间婺源人李大暠，经营酱业，“又醢贾于皖城，又质贾于姑熟”。
清代徽商在安庆经营酱业最突出的当是安庆百年老店胡玉美酱园，胡玉美酱园即是创业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其创办者胡玉美家族原籍徽州婺源，可追溯到康熙六十年胡元彬率全家迁至怀宁，先从事肩挑贩卖豆腐、酱货业务，继而开店经营。传到道光年间，胡兆祥及其子经营出“胡玉美”酱园这一著名品牌，
直至今天还作为安庆的名产而存在。
明清时期安庆徽商的形象是正面的，表现在重义轻利、重视孝道等方面。明清徽商在皖中安庆的社会救助活动体现了重义轻利的精神。比如，明嘉靖万历间在安庆经商的婺源人李大暠曾教育人们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陶朱公、秦青等数辈何在？”
在安庆经商的婺源人詹元甲也是重义的典范，詹元甲“性耽典籍”，系因为家贫而弃儒服贾的，“尝客皖省，设磁铺”，詹元甲学养深厚，这使其得到当时太守陈其崧“大加叹赏”，陈其崧愿与之为友。在饥荒之年，詹元甲曾替陈其崧采办二十余万金的米粮，按照惯例，采办人可以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扣，但詹元甲采办过程中不拿回扣。地方志如此记载詹元甲事迹：“既至其地，逆旅主人曰：‘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元咈然曰：‘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
黟县也多有此类重义轻利的例子。比如黟县的郑嘉莲，监生，就曾从江西运米到桐城来出卖，一次遇到翻船，没有贪占淹死的水手的财产，“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自江西运之，值舟覆，资本空，嘉莲以水手桂元一溺水死，深悲之，捞尸为敛，并归其匮，江湖行旅每称道之”；
清代黟县商人舒祖谟在安庆也重信义，“初为商，信义著于皖江，保全难民及乡人流落者甚众”；
黟县的孙启祥在安庆经商，贡生，“事母孝”，“有族人挟资寓僧舍，病笃，托后事于启祥，启祥经理之，悉归其余”。
徽商也重孝行及宗族联谊。曾对安庆道路有捐修的休宁上资人汪琼生就是孝行的典范：“年十一丧母，父先义久出未归，遂肩贩四方访寻其父，嗣至池之大通镇，与父遇，因赁居居其父，仍小贩以供菽水。后二十载，父病笃，割股和药以进；及父殁，权攒空地，覆以柴棚，日市贩，夜守柩，如是者三年，镇人愈为感动。”
清代康熙年间休宁县汪士铨也是孝行的典范，“母洪氏，孕士铨时，父惟墀贸易潜山，财被劫，不得归，铨生十龄，未见父，朝夕忧思，稍长请母命往访，得迎归”。
安庆的徽商重视宗族联谊及互助，比如清代黟县的徽商汪福南对在安庆经商的徽州人多有襄助：“移皖及芜湖，遇同里失业者，每赡之，默察行止位置，至其浮薄者，量远近给资遣之。”
胡中生强调人口史研究要有整体史观和社会学视野，“人口史研究最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仅仅是做纯粹人口学意义上的探讨”。
同样地，明清时期徽州与安庆之间人口迁移及经济活动，对所活动地域的地方社会或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探讨。
具体来说，在徽州，安庆人的山地开垦虽然能缓解徽州本地粮食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产生了生态破坏的不利影响。学界已注意到明清棚民在徽州的山地开垦尤其是玉米种植活动导致了生态的破坏。
道光年间地方志对安庆人来徽州开垦对生态的破坏也有明确记载：“又郡地势高峻，骤雨则苦潦，旬日不雨又苦旱。自皖民开种苞芦以来，沙土倾泻，溪堨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为害甚大，六邑均之。”
《旌德县志》对徽州棚民的生态破坏也有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府院朱以徽属地方蛟水陡发、庐舍漂没、田亩杀压，皆因棚民挖山之故，严饬概行驱逐。今棚民更多于昔，地方官亟宜禁止也。”
对安庆来说，徽州人的经商活动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一方面，徽州商人在安庆的经商活动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流通和及经济发展，“安庆的商人多数来自外地，太平天国以前主要有徽州商人及泾县、旌德、太湖等地商人，还有小部分外省来的商人。在安庆所有商人中，以徽商势力最大”。
除了能促进安庆的商品流通，还表现在徽商对安庆当地的社会事业多有捐助，比如救灾、修路等事迹。比如休宁县土元街人朱德粲，字英三，“贾于皖，尝成潜山县石梁，造救生船于大江以拯溺，制水桶于皖城以救火灾，并买义地施茶汤，保姜氏子，赎许氏女，义行甚众”；
明正德年间在安庆经商的休宁汪平山，也多有义行，“正德间，岁大歉，饥，蓄储谷粟可乘时射倍利。处士不困人于厄，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
清代休宁县上资人汪琼生，曾经在安庆有修路施茶之善举，“往皖所经之大洪、流沙等岭，皆独立捐修；岭上施设茶汤，令僧司其事，以济行旅”。
歙县人淩诰也是“慷慨急公，曾捐输百缗造桐城县西门城楼，邑令以尚义旌焉”。
黟县的朱照开也是在安庆有善行，“弱冠丧父”“商於安庆，赈饥施棺，置义冢”，
黟县的朱荣荐“恬静尚义”，在安庆也有善举。
还有一些安庆徽商重视善行的例子。比如黟县的程桂模“善治生，客枞阳、大通，捐造救生船，道光壬辰，沿江水灾，枞阳尤甚，桂模市米八百石以赈，并施棺三百余具”；
黟县“商皖起家”的史世椿也是重义的商人，“勤俭好义，重建家祠，兴文会，造本村路，助修溪桥，施棺助葬，散赈济荒，输书院考棚建费”，除在本地义行外，在安庆也多有善事，“在皖于救生局捐钱布，于体仁局施棺。道光中，皖水灾，刘抚部音员柯时守安庆，令世椿督赈，筹画周密，全活为多。”此外，史世椿对于“皖东狱府县城隍药王大神、山口镇城隍、大观亭地藏诸庙”，也是“或建殿宇、助石柱，庄严神像及捐月钱，悉施财不少。靳年逾八十，连举二子，人谓德极”。
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徽州人向安庆迁移、定居的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在文化层面，徽州人向安庆迁徙的影响也很重要。桐城是桐城派文化的中心。实际上，不少桐城人是元末明初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由于战乱等原因而迁入的。
葛剑雄谈到移民迁入对文化进步提供物质条件时指出，“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明清时期桐城涌现出的方氏、姚氏等虽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由外来移民造成的”。
关于安庆桐城派文化与徽州移民的关系，有研究指出，“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戴名世、方苞、姚鼐、方东树等人的远祖，皆属于从婺源、余姚等外地迁来桐城的移民”。
步入近代，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徽州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及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为躲避战乱，一些徽州人来到安庆从事经商的活动。比如，乱后黟县的汪令钰到安庆经商，“粤匪扰黟，全家几至离散，孓身冒险赴皖之石牌镇创商业，挈全家往避乱，乱平，家渐裕”；
黟县商人江元庆也在安庆经商，并以孝著名，“幼随父商于皖，后粤匪踞皖，避归，力田以养亲”；
咸同间人李宗煝的父亲也在安庆经商，即“商肆于皖、铜之间”。
与其他地区一样，旅居安庆的徽商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受到了战争摧残，这里主要考察清后期至民国前期的状况。
近代徽商在安庆经营的行业广泛。据调查，在清末民初，“徽商在安庆以开钱庄、当铺、绸缎庄、南货号而著称，笔墨、纸张业次之。当年四牌楼，以迄司下坡、西正街大店号，几乎为徽商所据有”。
下面分而述之。
钱庄业。清末民初在安庆经营规模较大的钱庄业中，徽州人开设的有怡兴、大丰等至少十家。
另外，安庆的徽州会馆具有襄助经营的功能。表现在，徽州会馆拥有十余家钱庄，一遇市场物价波动，或银根吃紧，就互相资助。太平天国时期，兵火所及，安庆部分徽商商店倾圮焚毁，此后即是由徽州会馆资助，得以恢复。
也有近代安庆的徽商经营钱号的具体例子。光绪年间，安庆城内梓潼阁有徽州人某甲开设的同德生钱号。
当铺。步入近代，安庆徽商的商业活动受到政治风云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典业方面。在同光时期，淮军官僚几乎垄断了全安庆的典业，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湘、淮两军的势力在政治上垮了台，相应的其经济力量也大为削弱，所以“安庆典当业的经济实力就逐步移入徽商掌握之中，尤其在北伐之后，更为显豁”。
据调查，安庆徽商经营的当铺有永祥、惠通等四家。
近代安庆徽商所经营的典当业的发展也与其经营艺术有关，“徽商擅长经营，他们在典当业方面同样创立了一套规章制度，制定了完整周密的剥削方式方法”。
绸缎庄。安庆的绸布业在抗战前有大小商号76家，包括泾帮、徽帮、浙帮等商帮，其中徽帮经营的绸缎庄号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据调查，安庆徽帮经营的绸缎庄有七家，包括天成、公兴等号。
南货及糖杂业。据调查，安庆徽商经营的南货号有七家；
安庆糖杂业则分为“本帮”（指安庆籍的）和“徽帮”（指徽州籍的）两大帮口。
如今，墨子酥糖是安庆的名特产品之一，是徽商李万益于光绪年间在安庆开设糖杂号开始的。
清末安庆糖纸杂货行业屈指可数的大户还包括徽州人创办的“大顺和”，生意兴隆，据传开业四十多年，挑回银子40万两。
笔墨纸张业。在近代，安庆徽商经营的笔墨庄有立记胡开文、正记胡开文两家，均生产名品，远销京沪及海外；纸坊中，有松筠阁和张信太两大纸坊。
此外，抗战前安庆的锡铂，又名徽铂、杭铂，即分别产自屯溪、杭州，是作迷信品用。
药店业。近代安庆吴春茂药店的创业人吴福基祖籍是徽州休宁县。吴福基清末在太湖县开设有吴春茂药店，其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均是全县第一。
正因为徽商在安庆经营的活跃，徽商在安庆设立了会馆。民国初年安庆的省内外会馆有14处，省内会馆包括徽州会馆（位于大墨子巷）、泾县会馆（在西门外正街）、旌德会馆（在太平境）。这其中，徽州会馆占地面积有五千平方米，建有戏台、大殿，包括徽州会馆在内的各大会馆均具有敦睦乡谊的作用。
以上所述可见安庆徽商经营行业的广泛，人数亦属不少。况且，在近代的安庆，各行业均有徽州籍的朝奉、师傅、学徒和杂工。
这样一来，旅居安庆的徽州人当更多。
这些来到安庆的徽州人从事商贸经营活动，体现出资金雄厚、范围广泛的经营特点，有利于调剂安庆与外地之间物资的余缺，对促进安庆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有重要作用。此外，秉承徽商重视“义行”的传统，近代安庆徽商所开办的典当行对农民资金筹措也有积极作用。据回忆，安庆的徽州人典当行对贫民送当衣物，“随时按半作价，给予方便，起临时救济解困作用”。
关于近代徽州的外来人口问题，学界在探讨太平天国后皖南移民时，均注意到皖南广德、宣城、泾县等有大量移民输入，对徽州没有多少例证。曹树基在探讨人口史时指出：“战后徽州府并无移民迁入，所以可将战后人口统统视为土著。”
所以与皖南其他地方有外来移民不同的是，徽州在战后没有移民。但在步入民国后，史料揭示出有大量外来人口来到徽州从事帮工，这其中就包括自安庆来者。
民国时期的调查能帮助我们认识安庆人向徽州流动的状况。据调查，歙县的农民多本地人，但仍有客籍，“客籍以浙江温、台、绍人为多，江西、安庆、江北等地次之。本县东乡，几全为客民”；
清末刘汝骥指出，在休宁，“经商远出者，白岳、惭江，直视同传，舍田土荒芜，既让安庆人以入垦矣。工匠缺乏，又召江西人以伐木烧炭矣”。
休宁县的安庆人以怀宁人为多，“自耕农、半自耕农大半属于本县人，佃农则以客籍人占多数，尤以怀宁人最多”。
民国时期，原本江西客民在徽州势力很大，但是在“自从念余年前，江西人为了某种事故，和徽州人起了一次冲突后，胆小的徽州人，便时时对江西人表示恐惧、厌恶”，恰好这时，擅于交际的安庆人“正极力向徽州展入”，因此“大部的徽州人，便改雇安庆人为佣工”，从此徽州安庆人的势力便愈趋牢固。
据此记载看，近代安庆人大量进入徽州的时间当是在清末时期。徽州地区来自安庆的客籍农民不仅从事上面所论及的农业耕作或佣工事宜，还从事山地经济林木的种植。晚清民国时期即有安庆人到徽州从事桐树种植的情况，这种种植能为种植者带来利润。比如在歙县，桐油“邑产不多，昔惟黄山源及东北交界山中有植桐者，今则安庆人在五都坦头垦山种之，通计年产油量约四千担”。安庆人来徽州植桐，是因为桐油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功用，“桐油为髹屋及制器要品，外人以之制漆，销用极广，近年油之输出价极昂，然制漆转售，于我利仍外溢，宜广植并求制漆之法以图挽救”。
民国时期安庆人来徽州还从事漆树的种植及漆的生产。《中国经济志》对安庆太湖人在歙县制漆的过程及效益有详细记录，兹记述如下：
漆本徽属特产，晚近因销路不畅，种植麻烦，浸至今日，逐渐减少，仅黄山、朱家村、夏川及潭渡等处，尚有出产。种植者多皖北太湖人，于春季二月间向休宁购选漆根，下种之后不壅肥，不久即发芽。苟土地肥沃，一年即可长达二尺，嗣后每年春季用绿肥，冬季用桐饼。五年后即可割漆。在第六、七、八三年，为产漆最多时期，每株年可产十两；第九、第十年以后，仅产七折，且质亦劣，十二年后，即无漆可产。割漆约在阴历端午至中秋时，每树隔三天割一次，用刀于树及上割成人字形，以蚌壳接受，每次最多约一钱半，少则一钱、半钱。轮流换割，每工人可管六百株，日可割二百株。工人手段优者，漆多质佳，而且树之寿命亦可增长；劣者漆少质劣，且损及树之寿命。每亩地可种二百株，每六百株年可产漆百斤，值洋三百元，每年工人膳食工薪约一百元，肥料约十余元，故每三亩地种漆树，五年之后，可获纯利一百八九十元，即每亩可获六七十元，其利之厚，其他农作无出其左者。
近代安庆人还在徽州地区垦种甘蔗，也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史载甜蔗“黟昔年本不产，近二十年间湖北及太湖、潜山等县客民始种之，岁收颇夥”。
这里探讨了民国时期来自安庆的客籍农民在徽州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安庆人来徽州经济活动的另外一大方面是受雇于徽州茶叶生产的各个环节，这具有季节性的特征。
茶业是徽州的支柱性产业，受雇于徽州茶叶采摘环节是安庆人在徽州帮工活动的重要方面。据1934年调查，徽州茶叶采摘的摘工情况是“歙、绩两县，摘工多淳安、遂安及本省旌德、太平县人；休、黟摘工，以安庆六邑人居多”。
除了采摘这一环节，茶叶要完成整个制作过程，还要经过拣选、炒制等多个环节。据近代调查，徽州茶叶制作的多个流程都有安庆人的参与。拣工环节的安庆人虽然有，但不多。据调查，“此项工作，全系女工，以本地人居多，间有安庆六邑女工者”。
休宁县茶叶生产的拣工情况是，“拣工则全系附近乡村妇女，朝出晚归，午饭带食”。
但焙工和筛工则多有安庆人参加。近代对徽州茶工的调查显示：“上述茶工，可分为婺源、歙县及安庆六邑三帮。大概看锅与风扇、看拣、椷簸多为婺源帮，即茶号所谓四柱；至四柱，各柱之副手为四撑，间有歙县帮；焙工及筛工下手多为安庆六邑帮。”
安庆人在徽州茶叶的炒工环节也作用重大。在休宁县，茶号职员中“炒工多安庆六县人，婺源、休宁人次之”。徽州茶叶生产对外地人的雇佣规模不小，据民国年间对休宁县的调查，“每年茶市各地工人来屯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其关系平民生计，可不言而喻”，各种类工人数为：茶号职员600（系男工），四柱工头1200（系男工），炒工3000（男2400，女600），筛工2500（系男工），拣工7500（系女工），杂役500（系男工），合计15300人。
由此可知，休宁县的炒工有3000人，而炒工“多安庆六县人”，可知安庆人在徽州茶业中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安庆人在徽州茶业中的劳动力当有数千人。
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安庆仍有人口外流到徽州？这与近代安庆人到皖南其他非徽州的地区多有流动的原因是一致的。曹树基指出，战后安庆府虽人口损失一半，“但与江南的一些区域相比，该府人口仍然较多，战后该地区不仅不需要外来人口补充，相反还向外输出移民，成为移民输出的中心之一”。
此外，茶业是近代徽州的支柱型产业之一，茶叶的采制具有季节性，一般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最多不到半年，而在茶叶采制的过程中需要雇佣劳动力。这时，安庆人向徽州的人口迁移满足了徽州茶叶采制对劳动力的需要。对安庆人来说，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所以是一种双赢的经济现象。
徽州与安庆虽然相隔较远，但明清以来人口迁移频繁，并且呈现双向互动的特征。明清时期，安庆人到徽州从事山地开垦，呈现的是资源利用的特点；而徽州人到安庆则从事经商活动，徽商对安庆的社会事业多有捐助。
步入近代，我们发现，两地流动人口的职业活动仍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清的传统。这反映了区域自有特点对长时段区域间经济互动有潜在影响，以及历史和传统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变迁路径中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徽州人在安庆仍多有经商者，经营行业也很广泛，对安庆商业繁荣作用重大，但关于徽商对安庆社会公益事业捐助的记载已不多见。对于近代安庆人的外流来说，经商仍然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到徽州从事漆树等作物的种植及加工，仍属于资源利用的性质。此外，有大量安庆人受雇于徽州茶叶采制的各个环节，这些均体现了安庆人吃苦耐劳的品质。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