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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虎
内容提要 两宋时期，徽州程氏家族通过编修家谱、建构谱系的方式，初步确立了程元谭的始迁祖历史形象；元代，又通过寻找程元谭墓地等活动，添加了程元谭官衔、治理地方业绩以及墓葬地点等信息，使之形象历史化。明清时期，通过完善程元谭传记、确认墓地产权、世忠庙修造祭祀神像等形式，最终完成了程元谭历史形象的定型。宋元明清时期正是徽州宗族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程元谭历史形象层累地建构的历史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徽州宗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 始迁祖 程元谭 历史形象建构
徽州宗族多以始迁祖为始祖。
然而，始迁祖生活的年代久远且又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记载，故而始迁祖的历史形象并不清晰。宋元至明清的徽州家族，不断地建构、添加始迁祖的历史信息，通过层累地构造和塑造，始迁祖的形象从最初的模糊、简单形态，日渐清晰、丰满，越来越具有历史感，由此达到强化家族成员祖先认同的目的。揆诸徽州宗族史研究论著，虽有部分成果论及徽州始迁祖历史形象的塑造，
但是相关论题尚未充分展开，更缺少长时段的个案研究。被誉为徽州“名门”“望族”的程氏宗族，以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始迁祖，通过对程元谭历史形象的建构和塑造，程元谭由北宋时期口头传说中的始迁祖、新安太守，成为明代弘治《徽州府志》中的“名宦”，清代则成为徽州府尚贤祠官方祭祀的对象。可以说，程元谭“名宦”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徽州家族始迁祖历史形象建构的典型案例。因此，以程元谭为中心，系统考察程氏家族建构、塑造始迁祖形象的方式和手段，对于程氏家族史研究，乃至于徽州宗族形成与发展史研究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家谱是建构、塑造始迁祖历史形象的主要载体。从遗存的徽州家谱看，徽州程氏家族属于最早编修家谱的宗族之一。遗存徽州程氏族谱资料所见，五代时期程淘所作的《程氏世谱序》，记载了徽州程氏最早的族谱编修活动。程淘所修之谱虽已不存，但从他撰写的谱序中仍可见所列徽州程氏的世系，“自淘而上，止忠壮公，凡十三世，世居黄墩”。
可以看出，程淘之谱以“忠壮公”程灵洗（514～568）作为徽州程氏的开端，并未提及程氏得姓之祖与徽州始迁之祖。
北宋时期是徽州程氏家谱编修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数部程氏家谱。这些家谱对徽州程氏家族始迁祖程元谭及其世系进行了初步论述。
首次将程元谭列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并形成完整祖先谱系的是庆历三年（1043）歙县人程承议编修的《程氏世谱》。程承议之谱也已不存，但其序言文字较为具体地呈现了其所构造的徽州程氏祖先谱系，“程氏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历唐迄梁，代有显者，谱牒相传，灿如日星”。
程承议之谱不仅确立了程元谭为徽州程氏始迁祖，还点出“历唐迄梁，代有显者”，明确了程元谭与程灵洗之间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程承议还通过“编访同宗”，追溯出程氏源出于周代伯符，认为“世系颇详悉”，“周伯符公以来靡不备载”。
程承议之谱所构造的徽州程氏始迁祖程元谭以及程氏源出于周代伯符等结论，对后世徽州程氏家谱编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后，绍圣三年（1096），歙县人程璇编成《程氏世谱》。程璇之谱将程氏祖先追溯到重黎，并列出春秋晋国程婴、西汉司徒程泰、西晋骠骑大将军程孝长等一些十分显赫的祖先。祖先起源上溯至三皇五帝，既是神话、传说历史化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自居的民族心理的体现。
在论及徽州程氏先祖时，“然忠壮之盛，始于何时？意东晋元谭公自洛阳过江，居新安之黄墩，传至忠壮，凡十三世矣”。
不仅认为程元谭为“过江”之祖，即始迁祖，还明确了程元谭与程灵洗的谱系关系。
程承议之谱认定“程氏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程璇之谱则认为“元谭公自洛阳过江，居新安之黄墩”，这是程氏家谱有关程元谭信息的最早记录。由于此前文献资料均无程元谭新安太守等信息的记载，故而程承议、程璇所述太守职位、定居黄墩等也就没有确切的证据。正因为如此，程元谭的身份颇受后人质疑。程承议、程璇所修家谱中程元谭的信息来自何处？笔者认为，文献资料没有程元谭信息的记载，并不表明民间没有程元谭的口碑传说。程承议、程璇所修家谱有关程元谭官职及定居地点黄墩等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徽州程氏家族的口头传说。
尽管如此，“程氏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公”之说已在北宋时期形成，这是程氏家族对其始迁祖历史形象的初步建构。在此建构中，程元谭从民间传说的始迁祖上升为家谱记载的始迁祖，并有具体的官衔和定居地点。此一论说也得到了程氏家族的认可，例如绍圣三年程士忠所撰《程氏世谱后序》中，不仅自我认同为“元谭公裔孙”，同时也认同“我程氏承太守公遗烈，宗族繁炽”。
及至南宋庆元五年（1199），杨万里为宋代黟县名臣程叔达所撰墓志铭，也明确提到元谭公为徽州程氏始迁祖。
可以看出，程元谭始迁祖地位在徽州程氏家族内部已有大量共识和认同。程氏家谱有关始迁祖程元谭地位的认同，以及程元谭与程灵洗谱系的构造，表明徽州程氏家族已形成了其祖先谱系的初步建构。但是，所构造的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的形象较为简单，甚至模糊，其生平事迹等并不具体、明晰，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一个血缘群体必须“奠世系，序昭穆”才能形成一个宗族。程元谭作为程氏家族始迁祖的形象虽已形成，但是需要具体的谱系才能证明程元谭与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凸显其始迁祖的地位和作用。程元谭谱系的构造始于南宋时期。南宋士大夫在推动程灵洗崇拜祠庙化和正统化的过程中，构造了程婴-程元谭-程灵洗谱系，不仅确立了程元谭徽州程氏始迁祖的地位，也以此彰显了程氏家族的官宦背景。
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南宋之前的六百多年中，程灵洗一直作为徽州民间设坛祭祀的主要神灵之一。据南宋初罗愿所记，程灵洗死后，“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疠祷之即应”。
南宋后期，坛祀香火尤甚，民间对程灵洗的祭祀与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潮。“乡人遂于其下叠石为坛，以奉祭祀，号曰相公坛。公生为黄墩人，死为黄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火疾疠，有祷即应。黄墩之民，受公之庇为不浅矣……”
淳熙间当地进士方必东以露天社祭有僭越之嫌，认为“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庙事”，于是在黄墩创建仪同庙。
不过，起初的仪同庙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敕额，仍然属于地方私庙性质。
南宋绍定元年（1228），专祀程灵洗的“世忠庙”落成，并得到了官敕“世忠”庙额。出生于休宁汊口的致仕士大夫程珌所撰《世忠庙碑记》完整记录了请求官敕庙额的过程。
仰惟忠壮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勋，配朝廷之大享，威灵动荡，宇宙辉煌。当今古歙之民咸被神功之赐，方进士之肇新祠宇，罗鄂州之备述碑辞，是皆协顺于人心，犹未仰干于天德，珌实惧焉。今者里社相与合词于县，县白之州，州上于漕，漕臣以亟闻，蒙赐庙号世忠。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疆济公，由忠翼而来三十二世而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为忠壮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岩将。昔忠翼有大功于王室，今忠壮降嘉德于生民，世笃忠劳，赐为美号。爰卜湖滨之胜，聿严庙貌之新。山川英奇，再发灵于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于方来。
绍定戊子孟春 中沐裔孙翰林学士通政大夫知制诰玉牒官兼侍读珌谨记。
从程珌所撰《世忠庙碑记》可以看出，朝廷之所以颁发“世忠” 庙额，是因为程氏家族“昔忠翼有大功于王室，今忠壮降嘉德于生民，世笃忠劳”，故而“赐为美号”。 忠翼，即春秋时晋国义士程婴（？～约公元前583年），事见于《史记·赵世家》。程婴因保护“赵氏孤儿”，且忠主、忠友的事迹，历来为世人所熟悉所称颂。因此，从程婴到程灵洗，程氏家族具有“世笃忠劳”的传统美德。
然而，程氏家族的“世笃忠劳”美德却是来自程珌等人的精心提炼。据相关资料记载，“宋时乡人以公灵应，请立庙，朝仪以公为忠臣婴之裔，赐额世忠，累封忠烈王”。
这段话表明了程氏家族在程珌等倡导下为程灵洗立庙时，曾经商议鉴于程灵洗骁勇善战，忠心可鉴，自然可以赵国忠臣程婴后裔自诩，故而立庙额为“世忠”，寓意为世代忠良。
程珌等人的意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据族谱记载，庙成之前的嘉定十六年（1223）十二月，宋宁宗赐“徽州歙县忠翼强济孚佑广烈公程婴裔孙程灵洗庙额”为“世忠”。
不难看出，朝廷为程灵洗颁发“世忠”庙额的前提条件是，承认程灵洗为程婴裔孙，认可程婴与程灵洗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认可了程婴与程灵洗的血缘关系，世世代代忠于朝廷的“世忠”传统自然得以成立。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赐 “忠翼强济孚佑广烈公程婴裔孙程灵洗”名忠壮，封广烈侯。
官方再次确认了程婴与程灵洗的血缘关系。不过，这里只是对程婴与程灵洗血缘关系的认定，二者之间的世系关系仍然不够明晰，“世忠”的传统如何延续等问题缺乏具体的说明。为了对程氏家族“世忠”传统形成完整的论述，程珌建构了徽州程氏家族祖先的具体谱系，“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疆济公，由忠翼而来三十二世而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为忠壮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岩将”。
程婴-程元谭-程灵洗的谱系关系，经过程珌等人的建构最终形成。在这个谱系中，新安程氏始迁祖程元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始迁祖程元谭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后世子孙程灵洗的存在。因此，程元谭是程婴与程灵洗之间血亲关系传递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毫无疑问，程元谭在新安程氏“世忠”家族传统的传承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前文已述，两宋时期虽然确立了程元谭程氏始迁祖的地位，也补充了新安太守、定居黄墩等信息，构造了程婴-程元谭-程灵洗世系，但是这些论述都是家谱的理论论说，缺乏程元谭具体的生平事迹及实物材料的印证，故而始迁祖程元谭的历史感不强。为了使程元谭从理论上的始迁祖变成生活中的始迁祖，必须对其形象进行历史化，寻找其生活轨迹及实物遗存。只有这样，才能使后世程氏子孙真切地感受到程元谭始迁祖的存在。程元谭始迁祖形象的历史化，终于在元朝大德年间完成。
元朝大德元年（1297），出现了二份有关程元谭生平的墓志、墓碑资料，这二份碑刻资料均收录于程敏政所编《新安文献志》。由于两份文献资料的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大，故而原文照录如下。
其一是程伸叔所撰《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
徽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谭始。晋元帝兴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县，子孙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名双石前，盖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广袤，可容数万人。先端明少师尝掌其丘域，至孙曾四世矣。大德丁酉（元年，1297）九月，裔孙深甫沿檄故乡，因得过家上冢，与族党亲戚款接甚欢。以其年十二月十七日，回途至太守墓拜扫焉。顾瞻徘徊，仅有二石人出土半体，余地已寸耕而畦种之矣。问之，乃属别姓。因思程氏为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诗书，世传簪笏，其散处诸郡者亦多贵显。夫以积世封植之久，子孙千亿之多，一旦芸夫荛子负荷锄耒纵横其间，行路之人且为嗟悼，为其后裔者忍此至哉！
既抵郡之明日，访逢午精舍，语以其故，而白之府。公率枝下子孙，期以二十六日会墓所。诘朝风雪大作，不惮冲寒，集里社父老指画疆界，复还旧物，属近墓子孙崧主之。收地所入，岁时展省，世世无替，盖根本固则枝叶茂，而枝叶之茂者亦足以庇其本根。祖德深厚，实子孙悠久之基，而为子孙者容可昧所自来，不以丘墓为念哉！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深甫可为能尽其道矣，亦其天性仁厚，知所重而不敢忽也。因记其事，以贻后来。
时闰月己未朔裔孙紫阳书院山长逢午百拜谨书于明明德堂之西舍
其二是方虚谷所撰《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东晋元帝肇兴江左，在位六载，……初以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新定、东阳、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程公讳元谭，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大兴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卒于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歙之程氏自此始。
墓前有双石人，至今无恙，土人因名其地曰“双石”。程氏自黄唐三代迄于汉魏，世有名人，蕃衍硕大，而居于洺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于广平。歙之程氏号黄墩程，自洺水徙，东晋而后歙程氏又独盛于天下。萧梁时，有仪同忠壮公灵洗，以武勋显，《南史》有传，太守十三世孙也。至唐，有检校御史中丞都使公沄、检校祭酒岩将公淘，兄弟八房，愈盛硕茂，又忠壮公十三世孙也。都使、岩将两房居休宁汊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学士赠少师珌，为嘉定、宝庆名词臣，有《洺水集》行于世。尝按古迹，得太守双石之墓，获视之，四世矣。大德改元丁酉秋，岩将房十三世孙深甫归自北方，汛扫汊口先茔，上及忠壮墓，而太守双石之墓卒难物色。或者伪为契劵，相贸易矣。访求久之，风雨不辍。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赖毗邻父老，于深雪中微得其处。又十日，过其处，见浮土覆双石上，麦苗芃芃然，深甫以金币赎之。乃会集亲宾，铲除耕植。自晋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三十七年，晋新安贤太守神道始复归于程氏。噫嘻，岂不伟哉！双石既归，而深甫宗人崧克绍，锐意树表作祠，且给守冢者食，极其心力，用成深甫之志。
抑尝思之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椁以来，一抔之土，愈富贵者愈不能保其藏。曲阜孔林，以圣人而后能久。吾歙虽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翁墓在歙之东乡，后割为睦邑，在今淳安县学前，自汉至今；忠烈庙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云岚桥，自隋唐迄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晋太守墓，又有梁忠壮公墓，居古迹之二。而深甫于兹，不惟能克复其先墓，又能辑睦其宗而礼遇之，凡程姓者，不问其为阁学迈之后、尚书大昌之后、丞相元凤之后，一切与进饮食，教诲无疏远卑贱之分，则何其用心之笃实忠厚至此极也哉！是皆可书，以为后来为人裔孙者之劝，故特为之书。
上述两份文献的价值有二，一是较为具体地勾勒了程元谭的生平事迹。文献叙述了程元谭生卒年代、历任“镇东军谋、襄州刺史”和新安太守等职，以及治理新安郡期间的善政，故而“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同时，还具体交代了程元谭墓葬地点“州之西十里”“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以及标志性建筑物“双石人”等信息。二是详细叙述了大德元年程深甫找寻祖墓活动，以此证实程元谭墓地的真实存在。文中不仅交代了程深甫找寻祖墓的具体时间，还详细描述了程深甫所见程元谭墓地的当时状况，墓前“仅有二石人出土半体，余地已寸耕而畦种之矣”，且墓地“或者伪为契劵，相贸易矣”，墓地所有权已“属别姓”。鉴于这样的现状，“（程）深甫以金币赎之。乃会集亲宾，铲除耕植。自晋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三十七年，晋新安贤太守神道始复归于程氏”。这些细节的叙述和描写，既证实了程元谭墓地的存在，也使得始迁祖程元谭的形象更为真实，具有历史感。
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程逢午，字伸叔，休宁汊川人。幼颖悟，再领乡荐，不第即弃举业，与族父若庸讲明正学，著中庸讲义三卷，益畅朱子之旨。元贞丙申，荐授紫阳书院山长，学者翕然尊之。”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又字渊甫，号虚谷，幼从叔父学。郡守魏克愚器其诗才，聘为郡府幕僚。宋景定元年（1260）进士，曾任随州教授、严州知州、建德知府。入元后累迁通仪大夫，有《虚谷集》《桐江集》《桐江续集》《碧流集》《续古今志》《颜鲍谢诗评》，以及众多考证方面的著述。
元贞丙申年（1296），程逢午出任紫阳书院山长。第二年（大德元年）接待程深甫来“访逢午精舍”，并获悉始祖程元谭事迹及墓葬地点，应大体属实。且程逢午作为程氏子孙，为始祖程元谭撰写墓志也在情理之中。方回亦在此期间供职于紫阳书院，并在元初撰有《重建紫阳院记》，后收入《紫阳院志》第18卷。因此，程深甫与程逢午、方回的交流应无异议，所记内容也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从文中内容看，仍有不少疑点。例如，程、方两人所述程元谭生平事迹及墓葬地点等信息从何而来？程深甫有何依据认定所寻获的墓地即是程元谭墓地？仅以墓前“二石人”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可靠？之所以令人生疑，主要原因是在此之前的官方志书和私家族谱均无程元谭生平事迹、墓地等信息的记载，因此无法确定程、方两人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如何解释这些疑惑呢？
从前述程逢午、方回的紫阳书院履历来看，大德元年程深甫与程逢午、方回两人见面、交流，应该属实。但是，程、方两人所述程元谭生平事迹等信息，的确有可能不是来自文献资料，极有可能来自程深甫对歙县、休宁等地程氏家族成员的口述采访。这是因为，文献资料没有程元谭生平情况的记载，并不等于程氏家族中没有遗存程元谭的历史信息。而且方回文中也记载，程深甫在休宁、歙县程氏家族成员中，“访求久之，风雨不辍”。在此期间，程深甫可能从程氏家族成员中采访到不少有关程元谭生平事迹以及墓葬地点等传说、旧闻。程深甫与程逢午、方回见面后，又将这些口头传说转述于程、方两人。程、方两人对程深甫采访内容不仅深信不疑，还依据这些采访所得口传资料撰写了墓志与碑文。
综合上述两个阶段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程氏家族已确立程元谭为始迁祖，并建构了程婴-程元谭-程灵洗谱系后。元代又依据程元谭的民间传说，补充、丰富了程元谭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附加了程元谭的官衔、治理地方业绩及死后墓葬地点，使之形象更为具体、真实。从中不难看出，始迁祖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不断重构，层累地形成了始迁祖的历史，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有关古代传说人物的看法，“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明朝初年，程元谭的历史形象已基本定型，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程元谭生平事迹的定型。宋元时期所建构的程元谭历史形象，尤其是程伸叔、方虚谷所描述的程元谭生平事迹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成为程元谭历史形象定型的主要版本，后世所修族谱及其他文献基本沿用了这些史实史料。例如，明景泰二年（1451）程孟所编《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不仅再次确认了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徽州程氏始迁祖，还以传记的形式对程元谭的身份和事迹进行了具体描述。
元谭公，牧公次子也。为镇东军谋，晋王即位，遣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大兴三年，新定、东阳、信安六郡底定，假节行新安太守。一有“为人清洁敏达，谨畏四知，誉高千里”之语。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悌，举俊造于朝，歙民大悦。一作“百姓爱之若父母”。永昌元年，代还，百姓遮道请留，卒不得发，诏褒嘉之。俄卒，帝闻为之震悼，赐子孙田宅于新安之歙县。娶东海徐进女，卒合葬城西十里牌驿路之傍，即今衮绣乡二十三都表字四百九十七号地内，墓碑具载世忠事实。生二子：长曰彪，咸和四年，陶侃镇荆州，是岁蜀李雄王衡之十九年也，雄遣其将程辨戍垫江，辨故江阳太守畿之世孙也，于世次以彪为叔父，侃上言欲遣彪出荆门以招徕之，诏假彪为梁州刺史，侨治公安。辨遗彪书，欲如诸葛亮事蜀、瑾事吴故事，辞甚遒激。彪表上之，朝廷知其不可，乃止，竟卒于屯所。次曰超。
论曰：善政之得民也如是夫，今观元谭公之德政，以极于民，而民怀之，则古攀辕卧辙之说，不诬矣。豫章慷慨，亦世之英士也夫。
赞曰：新安惠政，宜被声诗。爱其甘棠，矧我孙枝。帝思元元，赐第黄墩。以似以续，遗我后昆。豫章自许，允文允武。历按中兴，载绍方虎。韡韡棣萼，奕奕阶兰。上世风烈，十郡衣冠。
程孟之谱所述程元谭的官衔和事迹等，与程伸叔、方虚谷所述基本一致，没有新的变化，甚至肯定地认为“古攀辕卧辙之说，不诬矣”。程敏政所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不仅认同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始迁祖，谱中所叙“元谭，居健康，东晋初使节，民请留，诏褒嘉之，赐田宅于郡之篁墩，永昌六年卒。赐葬郡西二十三都十牌，见墓图，子孙遂迁新安歙篁墩”。
可以看出，程敏政对程元谭的事迹并无异议。
与此同时，程孟、程敏政等在编修家谱时，为了使始迁祖程元谭的形象更为细致和丰满，一方面构造了从伯符至程元谭共五十世的世系，另一方面又具体会通了徽州程氏从东晋至五代时期的传承世系。既勾勒了程元谭-程灵洗-程行褒这样的主干世系，又详述了程行褒之后分迁各支的主流派系。因此，在程孟、程敏政等明代徽州程氏家谱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的程元谭，既有具体的官衔和事迹，又有明确的血统来源，还有身后繁荣发展且明晰、系统的世系。始迁祖程元谭栩栩如生的形象已经勾勒完成。
其次，程元谭墓地范围及产权的定型。
前文已述，墓地是死者的掩埋之地，也是证实墓主存在的有力证明。元大德年间程深甫等人找寻、确认并维护程元谭墓地的活动，为程氏家族认同程元谭始迁祖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明。在程深甫的基础上，明洪武年间，程敬之等人购买墓地，扩大范围，并树碑立坊。对此，程敏政在《新安程氏统贻范集》中进行了具体记载。
自大德丁酉阅八十二年，国变更，墓业浸失，又得二十七世孙唐检校尚书湘位下二十一世孙婺源高安派曰敬之者，同侄公秩按谱历考先茔，于大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十月长至日，倡备己帑，率歙族东关曰仲宁、士贞、朝忠者，赎复墓地，周围二百四十步，以税归于府君十三世孙应礼梁铁将军忠壮公灵洗世忠庙守祠者主焉。复遍告槐塘、会里、汊口、黟、祁、绩溪及乐平诸族如铭德、士弘辈，慨然以孝诚相感，每致书任其事，瘗石崇土，树碑志墓。自时厥后，休宁裔孙孟翼归自宦途，立石以置于前；河南裔孙璥以监察御史按部本郡，立坊以表其域，斯非观感所致也欤！
此外，程敏政又依据家谱及土地文书资料，对程元谭墓地面积、周边四至进行了具体描述和记载。
按程氏世谱及元丰攴书、绍兴经界、延祐经理、洪武保簿所载程氏先茔坐落开具下项。
东晋新安太守府君元谭墓，在徽州歙县衮绣乡善福里二十三都四保十里牌双石前，洪武经理表字四百九十七号，坟地一亩，东至汪仲和田，南至闵相保田，西至闵瑞轻田，北至鲍昌田，业程世忠庙。
从程敏政上述两则文献记载看，墓地所属地点已明确，位于歙县衮绣乡善福里二十三都四保十里牌。由于洪武十三年程敬之等人的努力，墓地“周围二百四十步”，面积已达一亩，产权已完全归属程氏家族所有。同时，程元谭墓地的地点、面积、产权等信息也已通知槐塘、会里、汊口、黟、祁、绩溪及乐平亲族，程氏子孙纷纷前来“树碑志墓”“立石”“立坊”。这些记载表明，程元谭墓地面积及产权在明初已基本定型。已定型的程元谭墓地遂成为程氏家族祖墓所在之地，家族的祭祀中心地之一。
再次，程元谭祭祀神像的定型。
前文已述，南宋时期在官方的认可下，世忠庙得以落成。世忠庙建成之后，徽州各地程氏家族采用从篁墩迎神回乡祭祀的方式，举行祭拜活动。入元之后，因为“以远弗便，端明三世从孙……，始倡族人作行祠于溪西乾龙山”。
此为世忠行祠建设的开始。明正统年间，世忠行祠开始在徽州各地大规模创建，至成化年间，徽州出现了“行祠布东南”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叶新建的世忠行祠往往具有“宗族化”的倾向，神庙越来越具有后世宗祠的特征，其表现在专祭程灵洗的世忠庙中，出现了始迁祖程元谭的神像。例如，创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竣工于成化四年（1468）的休宁县山斗世忠行祠，“中堂五间，奉忠诚、太守、忠壮三公，严所出自也”。
程婴代表得姓之祖，即姓氏渊源，而程元谭则代表始迁之祖。建于弘治十四年（1501）的休宁县荪溪（荪田）的“世忠行祠，堂之中分三龛，中以奉远祖周忠诚君婴，左以奉始迁新安之祖晋太守元谭，右以奉公（即程灵洗），盖推公之心以及所出自也”。
始建于正统十二年（1447），又扩建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的休宁县率口程氏世忠行祠，“每岁正元日，奉三祖（分别指程元谭、程灵洗和率口程氏始迁祖程墩临）之像于堂，奠献礼，长幼叙拜，饮福而散”。
从庙中所立的神像可以看出，始迁之祖程元谭的神像已塑于庙中，受到族人的祭拜。
最后，程元谭新安太守职衔的官方认可。
程氏家族口头相传的程元谭事迹，经过家谱、碑文等载体的构造和加工，遂成为证明新安太守程元谭身份的文献资料。由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新安太守程元谭，在明清时期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其生平事迹等内容还收录于官方所修的徽州府县志之中。例如，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从古墓古迹的角度认可了程元谭“晋太守”及程氏家族始迁祖的身份，“程元谭墓，在府城西十余里，晋太守程元谭葬此。旁有二石翁仲，因名其地曰双石。歙有程氏，皆祖元谭”。
而在弘治年间编修的《徽州府志》中，收录的程元谭信息多达四条，涉及官职、宦迹、墓地、祭祀等方面。这些程元谭历史信息，基本延续了元代初年程逢午、方回所撰墓志和碑文的内容，例如“名宦”条目中：
晋程元谭，东晋元帝太兴二年己卯，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在郡为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永昌元年卒于郡，子孙家焉。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新安有程氏自元始谭。
上述程元谭生平事迹文字，与程逢午《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方回《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所述程元谭的官衔、事迹、墓地等基本没有差别，完全照录了程、方两人所撰墓志和碑文的内容，反映了家族成员所建构的新安太守程元谭形象已为官方所接受。即使是道光《徽州府志》，所述程元谭的生平事迹也基本延续了上述内容，只是增加了“诏赐宅于歙篁墩”等少数文字。
此外，程元谭作为新安太守，在明清时期也成为徽州官方祭祀的对象。明代，徽州府建有遗爱堂，以祀名宦。所祭祀的对象有三国吴太守贺齐、晋新安太守程元谭等。
清朝初年，新建尚贤祠、
重建名宦祠（原遗爱堂），
祭祀晋程元谭等人。从中可见，新安太守程元谭的身份已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综上所述，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家族的始迁祖，其历史形象从两宋时期的初步确立至明代基本定型，经历了漫长的建构、塑造和加工过程。两宋时期程氏家族从理论上确认了程元谭始迁祖身份及其血缘世系，元代进一步补充丰富了程元谭的官衔、治理地方业绩、定居篁墩等生平事迹，又确认了其墓葬所在地，建构了历史事实与遗存实物二重证据。经过层累地建构，理论上的始迁祖终于转化为历史和生活中的始迁祖，程元谭的形象日渐清晰、丰富。明初通过编写程元谭传记、确认墓地、塑造祭祀神像等手段，将程元谭的历史形象定型，甚至成为官修方志的“名宦”、官方祭祀的对象。程元谭历史形象建构、塑造的宋元明清时期，正是徽州宗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几乎徽州家族均对其始迁祖历史形象进行了建构、塑造，使始迁祖的形象由最初的简单、模糊形态，逐渐清晰、丰富起来，以强化祖先认同，达到遵祖收族的目的。因此，程元谭历史形象层累地建构的历史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徽州宗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