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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徽州未刊稿本《扫愁帚笔谈》，对晚清黟县胥吏潘国顺眼中的徽州社会做一较为细致的研究。论文探讨《扫愁帚笔谈》的成书过程，分析了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其精神状态，并透过书中讲述的各类故事，细致地展示晚清时期徽州社会的民情、风俗。《扫愁帚笔谈》一书，从其自序、创作手法及部分故事情节来看，皆在刻意模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但在徽州，《聊斋志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二者存在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除了作品写作的时代、作者生活的地域大不相同之外，相对而言，《扫愁帚笔谈》的记录更具写实性，半生沦落的作者缺乏蒲松龄时常流露出的浪漫情怀。在他笔下，更多的细节皆在反映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社会的阴暗面，折射出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的苦闷与绝望。
关键词 胥吏 徽州 黟县 徽商 《扫愁帚笔谈》
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的志怪小说，这部名著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作者系仅具初级功名的读书人，之后则屡试未第，此类下层文人在中国社会人数极为可观，他的所思所想最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另外，《聊斋志异》系短篇小说集，它与笔记、随笔的写法颇有相通之处，其主要的特点是在形式上可长可短，只要有点见闻，再加上个人即兴的一些看法，便可敷衍成篇，所以最容易被人模仿。
在徽州，《聊斋志异》亦颇受关注，为许多文人商贾所追捧，
现存的一些笔记也有明显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譬如，嘉道年间活跃在浙西的婺源士商江南春就曾数度阅读《聊斋志异》，其人“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认为该书是“真勘破人情者”。江氏后来撰成的《静寄轩见闻随笔 静寄轩杂录》等，也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本文聚焦的黟县胥吏潘国顺之《扫愁帚笔谈》，更是一部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
《扫愁帚笔谈》稿本1册，封面题作“初编”，卷首有“贻笑集初草”“倚南窗贻笑随笔”等名称，而内里正式的书名则作“扫愁帚笔谈”或“扫愁志笔谈”。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题名，似乎反映出作者急于发泄个人情绪，表达其人生活态度的不同层面，故借各异之书名，或排忧解愁，或故作潇洒。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统一以《扫愁帚笔谈》为该书之正式名称。
《扫愁帚笔谈》的作者潘国顺，又称潘梅仙，自号“倚南窗主人”“了俗山人”“黟山布衣了俗氏”等。“倚南窗”为其斗室之名，亦作“读来世书屋”。该书封二即画有一图，上题“读来世书屋”，窗右并挂有一副对联“有时完读书，无事似静坐”。这副对联并不雅驯，潘氏据此想表达的是其人酷爱读书，并注意时时反躬自省。另外，在该幅画面上，屋内窗前桌边坐一公人模样者，旁有书籍；屋后有一株柳树，而屋之右则见竹篱及点缀其间的数丛杂树。因潘国顺的身份是黟县胥吏，又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故该幅图像应当就是潘国顺的自画像。从其自号“了俗氏”“了俗山人”来看，其人颇有尘寰中超凡脱俗之想。“倚南窗”的典故显然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黟县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说，“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斜倚着南窗，寄托个人的傲世情怀，住房虽然狭窄、简陋，却容易得到安适。
《扫愁帚笔谈》书影
作者出生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当时“四海平靖，五谷丰稔，国顺家兴”，故取名为“潘国顺”。
关于这一点，书中的《自述俚言随笔》就与其生平经历有关。
顺也幼失怙（余五龄时，已不省所怙矣），成童为饥驱（年十四即废读，从族父行外贸于芝），寄芝才十载（身寄饶州，历越将十年），常喜清夜吟（每夜读常漏三下），依人力不胜（服贾米业，力不胜任），自知栖有虞（自知不能素餐也），鬻字昌江上（既愧于尸位，即当改弦更辙，而又苦无长伎[技]可以自谋，惟三余力学，祗有书画而已，遂鼓棹昌江，插标卖字），合伙友面腴（不幸而合伙，又遇友人面厚不端，交非余友，恨无辜而折本也），半年分别去（秋七月，分首而归），穷谷托钵盂（渝[逾]年训童蒙于邑之九都山中），山深人意少（近山之人良多玩梗，甚难化导云），解馆就浙趋（后竟解馆东下，游浙之杭、湖、海昌等木行、盐舍，不售），奔驰都遍矣（亲友投尽矣，竟无一栖枳[枝]处，可叹可愧！）谋食遽忘躯（每至一处，偶有所嘱作，如书画、禀牒等事，虽疾病困苦，不敢少违人意，故曰忘身），年矢每催至（岁暮，兄劝仍归侍亲），饥寒急迫俱（当此岁暮之际，百孔千疮，弥补无术，不禁急火中烧），赋闲家食久（又家居二寒暑矣，仍然蹉跎如斯，吁！）短叹并长吁（终日幽居斗室，侍奉慈闱，悒闷惆怅之余，惟有长吁短叹，辄唤奈何而已），承蒙友人劝（猬承邑友谆谆劝诫），邑署充吏胥（补充邑刑科），办公恐招愆（刑科乃干系之事，若罪犯不真，恐招天谴），因循惧不力（因循天理，惧责不力），欲辞尘埃去（欲超几[凡]避俗，入山修养），完念老娘亲（回念母老，不能即去），在家如出家（身寄尘寰之中，心超出世之表），立志踞德隅（观孔子之学，惟有德行之科可以力为，而身实心行，踞之一隅可也），秉灯追往事（时于斗室灯前兀坐，而默思往事，恍如梦寐云），握管纪绳枢（随忆随纪，故无准绳），倘遇铁石人（虽铁石心肠者，偶一观之），睹此应嘘唏（观此人之淹蹇半生，想彼亦应为之嘘唏流涕者哉）……
上揭这段文字是对他个人一生的概述，其中提到他五岁时父亲就已去世，14岁就跟从族父前往饶州一带经商。徽州俗谚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而潘国顺正是在14岁时外出经商。据他自述，在饶州的十年间，从商之余，自己每晚读书都要读到三更。由于志不在此，所以他在米业中从商颇感吃力。后来，潘国顺自觉不能尸位素餐，于是只能改弦易辙。做什么呢？他觉得自己身无长技，只有书画还有点专长，所以就在昌江（亦即景德镇）一带“插标卖字”。
所谓插标，原指在物品或人身上插草，作为出卖的标志，这里是以自贬的口吻自降身价，不得已溷迹于俗世。当时，潘国顺一度与朋友合伙经商，但他认为自己所遇匪人，故以折本告终。半年之后，只得返乡，在黟县九都的山中做塾师。黟县九都即今屏山一带，地处丘陵地区，根据潘国顺的观感，当地人相当固执，难以教化，故而他在一年多以后便辞去塾师的行当，经新安江前往浙江的杭州、湖州、海昌（海盐）一带游历，先后到过当地的木行、盐栈
求职，结果都没有成功。当时，黟县的商人遍布长江三角洲各地，外出求职的徽商往往循着乡族的脉络前往投亲觅友，潘国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找遍了熟识的亲朋好友，结果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自己，这让他感慨良深，也颇为惭愧。潘国顺说，在求职过程中，自己相当努力。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想要他的书画，或者请他代写禀帖、牒文的，他都是有求必应，即便是生病时也不敢怠慢，所以说是“谋食遽忘躯”。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如愿。到了年终，哥哥来函催他回家伺候母亲，考虑到自己在外穷困潦倒，所以也只能回到黟县家中。此后，在家中赋闲了两年，整天幽居斗室，长吁短叹。后来才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到县衙门充当了刑科胥吏。
在清代，徽州人对于从事胥吏有着特殊的看法。譬如，乾嘉时代歙县人江绍莲就指出：“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借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
因此，在徽州充当胥吏总是让人如履薄冰。在这种背景下，潘国顺亦觉得此一职役颇为尴尬，随波逐流恐遭天谴，但倘若凭着良心办事，则又会被县里斥责为办事不力。据说，他很想辞去此一职役，但一想到母亲还得有人抚养，暂时无法脱身，故只能抱着“在家如出家，立志踞德隅”的态度，也就是说力图超然物外，立身纯正。这当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其间是否有涂饰个人不堪经历之处，实难确知。不过，从其“欲辞尘埃去”的表态，以及“了俗氏”“了俗山人”的自号来看，至少他是摆出了一副超凡脱俗的姿态。
根据潘国顺的自述，这部书是他默思往事而诉诸笔端，也就是所谓的“秉灯追往事，握管纪绳枢”。除了上述的《自述俚言随笔》之外，《扫愁帚笔谈》中还有一篇潘国顺的自传，其中提到他生于同治戊辰十月二十二日（1868年12月5日）。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梦见自己前往一观音堂，抬头瞻望，看到观音大士坐在莲座上，其下有数十个衣红穿绿的婴孩，各执旗幡，嬉戏其间。既而梦醒，则腹中疼痛，随即生下了潘国顺。这当然是民间“观音送子”信仰的老套路，以此证明自己之出身不凡。另外，根据他的自传：
顺一兄一弟，皆壮伟，惟顺即疾病频仍，娇如处子，然性极聪慧，闻此识彼，且孝友弥笃，廉隅慎重，恒择地而蹈。爱读书，工翰苑，不善作生人活业。幼失怙，家贫，喜独居，好雅洁。年方而立，参透炎凉，遂寄情烟酒，托意篇章。每奉《阴骘文》，勤恳劝世，尝语人曰：人如白驹过隙，一旦殂谢，都埋荒丘。家虽贫窭，亦可尽其心之所能到，徐修德业，未为弗可。若富者拥赀巨万，不知为善，所衣所食，无非温饱，其与贫者何异？……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因母年老多病，兄与弟皆贪利远游，嫂等均愚忤，故潜居侍养，宁金尽床头，不敢须臾离也。
这个自传当然出自潘国顺之手，从中可见此公是位相当自怜的人物。他对《阴骘文》有感而发，其中加了一段评论，说：“真达人之言也！仁人之言！其利甚薄，此之谓欤！”这些是以貌似公正的笔调评价自己，实际上则是他的自我夸饰之语。在前引的《自述俚言随笔》中，他对自己的营商经历曾有过两句概述：“合伙友面腴，半年分别去。”对此，潘国顺的解释是：自己与人合伙，但合伙人外表忠厚，实际上却品行不端，结果导致自己无辜而折本。对于这样的一面之词，吾辈读者只能将信将疑。不过，倘若结合此处的自传，我们或许不难看出，明明是他治生乏术，在外经商处处碰壁，但他却说一兄一弟都是“贪利远游”，家中的嫂子等都是愚蠢忤逆之人。而只有自己才是孝思可嘉，宁可金尽床头，也不愿离开年老多病的母亲一步，
这真是相当有趣的自我辩解！文中所谓的“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意在表明自己原本心存高远，唯因母老多病，故只能屈居乡间碌碌无为，这也是在为自己的竭蹶困窘寻求开脱。
透过这些夸饰之词，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潘国顺的生活处境。譬如，在《剖白》条中他曾说过：“吾兄之枭，吾弟之狂，吾身之惰，吾嫂之妒，吾室之呆，吾侄之懦，吾女之好，吾弟妇之巧且刁，吾侄女之悍且诡。”在这段话中，他对其周遭的所有亲人都一一作了点评。从中可见，除了将自己的女儿视若掌珍，潘国顺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皆极为恶劣。关于这一点，他在《扫愁帚笔谈》中的不少部分多次透露出相关的讯息。例如，《私肥》条曾讲述黟县碧山查叟兄弟友爱的事迹，讲完这个故事，潘国顺触类旁通，谈及自己的身世。
予因是始得其颠末，兹为兄故，触感于中，爰笔而随记之云：
余兄弟三人，幼孤，家中赀，惟予则雁行居二，兄长十岁，幼从父游，父死于客，所遗资物，即兄独有之。值祖逝，弟与予又都外出矣，所贻衣物，兄归，择贵重者私秘之，以为己有，知两弟不之识也。弟失业，母嘱寻觅，即坚辞以不能。予家食，托为安布，即诳诱资助，谓可侍慈帏，予痴听之，则一毛不拔。幸弟有栖枳，时有馈遗。又函致购方书，答以后邮，则终三年亦绝无信息。求代买物，在他人及弟，都必应之，惟兄即置若妄[罔]闻。嬖一妻，甚悍妒，尝忤姑，姑怒成疾，兄反以母不慈。姑因娶媳，值家裕，衣饰丰美，俾作体面。予与弟授室时，家已中落，母偶有所赐，当不能如昔三之一，嫂犹剌言不休。当时嫂嫔婚，祖正饶裕，因嫂家贫薄奁，外观不壮，祖出资备木器均全，少二小凳。后予室人家，议过门后，亦备之，扣聘金在。讵婚后母病，不果办。弟娶妻十都，因途远，运奁费钜，母属媒委商之，言木器除金自置，校之嫂，祖不扣所资，为之备办者，增两凳耶。嫂尚尝与邻媪谈，即其中凑聘金、不凑礼仪之委曲，人故不知焉，惟予室所议，则里党皆知，母之寒言也，媪以此对，嫂惟语塞而已。其他之妒迹多端，不暇殚述，姑拣一二以志之。而兄寡情，嫂善妒，皆家门之不幸，言之酸心，不能汇其端绪云。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潘国顺对其兄、嫂口诛笔伐，说祖、父辈去世时，哥哥将家里的好东西都私自留下了。平日里完全不顾手足之情，对弟弟请托的事情不闻不问。嫂嫂更是一位泼妇，悍妒无比。为坐实这些指控，他喋喋不休地列举出家庭内部鸡毛蒜皮的一些琐事，实际上却反映出身为男子汉的潘国顺本人处处斤斤计较，心胸极为狭窄。从中可见，其人治生乏术，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关于这一点，书中的《毕少白》一则也花了很长的篇幅谈及他人的家庭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毕少白，字告白，坎坷人。少敏能文，父早丧，兄弟各一，家贫母老，娶后析炊。弟因聘未婚，而妻已夭逝。值家陵夷，母姑置之，不与复论婚。弟亦运舛，奔驰无宁岁，白挽同居妪婉劝母，典产为弟授室。及配偶讫，欲析炊，白谏止之。于是白弟妇依母而炊，嫂与白皆另爨。妇一归宁，尝不回，白妻则奉事服劳。嫂有悍妒性，时忤逆姑。白每劝不悛，反诅诟之。白好读，不善掺衣食业，故饔飧不给。嫂及侄等，咸白眼之。兄诡而诈，贾尝裕，白趋求推毂，即蹙额皱眉辞之，难啻登天。劝使归，宁甘资助，且代函寄弟，嘱同周恤之。禀母书，亦如之。适书至，值族中轻薄子在，传览之，语涉讥刺，白惭，于是，遐迩皆知白兄弟助家需，白亦感慰。年余，惟弟则少赠之，自言者置若漠然耳。白亦狷洁自好，妻尤重，能躬耕佐助夫，并无怨尤。嫂年底腌亥十余斤，豚蹄一只。白家度岁，只肉一方，才二三斤而已。母收息资，腌一蹄，以备不时之需。不知者见，问嫂：此蹄汝家否？嫂答曰：我有此蹄，人若叫我不应矣。母知语侵，不敢怒，忍之而已。弟妇食方讫，母加以□少许，嫂即辞色诮讪，不可堪。母不获己，怒诟之，嫂与对，母声言要打汝，嫂即敌，挽母去祠前打。白心亟，厉声呵止。嫂即迁怒，詈骂白，云：不干汝事。白曰：恐有事，必要干我事。嫂即厉声怒诟骂白：要剁汝头。一切恶谑，白姑忍之，恐见笑于族雠也。嫂诟数日，无一敢应者，犹尝时自逞，挟威作态。兄归时，每夜喋喋，兄故偏听，从教妇言，恝情骨肉，至失天伦之谊，皆遵阃内之规，多所不义之迹。虽少白之告白，正亦不能毕其词，而志其万一尔。草草脱稿，不情之事，神人共愤。执笔者，于妒妇玩梗，宁不心旌摇摇，文无端绪焉者几希！
毕少白也是一位读书人，亦同样有兄弟。与潘国顺的家庭状况相似，在潘氏笔下，毕嫂也是极为悍泼，而哥哥则听从枕边风，毫不顾念兄弟之情。此处提及的家庭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妇姑勃谿，极为琐屑，反映了民间日常生活的实态。此外，他在《妒妇》条中提及：
有或者，兄呼弟同食，嫂即横目裂眦，答以毋矣，其实有之也。每有肴酒，呼弟共，嫂即出言不逊，弟亦婉曲以辞之。弟有帽边稍损，见嫂为子缝纫之，弟因购料请制，即冷语对以不能。偶或烘炒茶食、果子等物，即匿走避置，惟恐人见，其形状殆不可观。每妯娌间闲谈，语多讥诮，妒姤生性。此数事，审之不须详言，其琐屑，则可想见妇之为人已。
在《扫愁帚笔谈》一书中，潘国顺一再提及叔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事例实际上折射出作为商贾之乡的徽州社会生活之实态。徽州是个重商的社会，男子十三四岁以后绝大多数都要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留在故土、读书又屡试不第的成年男子往往为他人所轻视。而在家庭中，兄弟、叔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潘国顺的家庭关系处理得极为糟糕。对此，他在《神签》中指出：
予因困顿不偶，伯兄诡施慈祥，方欲挈外，母心怀疑，遂命荆人诣城，虔祈张康神王灵签，以定举止。签词云：名为君子实匪人，多诈无情莫与亲，言在东头心在北，不如更变得良因。云云。予素知伯仲，情无鹡鸰之亲。虽承随外，恐惶不已，惟怯伯之施谲也，得签始定。噫！以匪人之心施于骨肉，令人弗信，况阴行于同胞乎？真千古之匪徒耳。非神明示，几令阨穷人而愈以困苦之，罹其荼毒，无以自明，神其灵感云……
文中提及的“鹡鸰”，原指一种鸟，晋葛洪《抱朴子》中有“鹍鹏戾赤霄以高翔，鹡鸰傲蓬林以鼓翼”之句，后以“鹡鸰”比喻兄弟。这段文字是说自己的伯兄毫无兄弟之情，潘国顺因落魄家居，伯兄大概是出于好心，想带他出门务工经商。据说，其母对伯兄的动机颇感怀疑，让潘国顺的妻子到县城“张康神王”那里去求个签。所谓“张康神王”亦即张康菩萨，是黟县极为重要的地方神明。据嘉庆《黟县志》记载，当地“俗多联会赛神，汪公华、张公巡、许公远，昔以防御有功德于民，关圣、周宣灵王以忠孝为民所奉，康王深则自山右，与张公巡为黟人迎归者，并称张康菩萨，最灵显”。
关于张康菩萨，形成于清末的《黟县风俗之习惯》中仍有记载，
可见此一信仰在当地经久不衰。从潘国顺的为人处世来看，其人疑神疑鬼，对周围人的所有举措皆有猜忌，故而只能求诸神明。从中可见，其人的精神处于极为压抑的状态。
关于《扫愁帚笔谈》的写作，该书卷首有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所作的《〈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自叙以“答客问”的形式，阐述了撰写此书的缘由。
或有问于予曰：君无恒产，家徒壁立，无以糊其口，使习贾于四方，稍沾升斗，为衣食生活之计，而君志不然，改弦易辙，奋发苦攻，手不释卷，皆博古鉴今，入林惟恐不深，愤恬帖[帖括]谓无用之物，绝意进取，终老蓬蒿，殊不念今之科名阶梯者，非帖恬[括]之外，竟无所进步，君又不之学者，何哉？
余应之曰：否也，宣圣之功，德配天地，声名垂宇宙，千百年来，宗其教而昭著于世者，非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可以厕身于儒林之列乎？
从封二图画之上的题字可知，该书似乎成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不过书中有戊申（1908）的内容。卷首的“答客问”是模拟第三者的口吻询问，并由自己做出回答，以此来表述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这里，潘国顺说自己虽然并不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却也崇奉孔子的儒教。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相当崇高的经世之业。接着，虚拟的客人再次问及：
然则君之何为而著笔谈，而名“扫愁帚”者，意亦有说乎？
对此，潘国顺回答说：
余自近年来，落落寡合，与世为仇，初则研究歧[岐]黄，继则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家言，癖而成痴，不复知有人情矣。始致正业日微，饔飧不继，犹坦然以书为命，咿唔不绝。甚而室人交谪，儿女号啼，尚稍稍不安于家，以文会友，渐而寄情诗酒，涉冀吹烟，将成痼癖，良友箴规，则亦为乡邻之所讥，下流之所议，而倾心不之为也。俄而东游江、浙，落拓湖山，每因为友书绘，厚报烟酒，然为身寄异域，遭逢不偶，致五中之瞀乱，悦一榻以横陈。伴侣言合，犹恨千言之少；醇醪频酌，不嫌一甓之多。酒阑烟进，适慰鄙怀；灯前谈异，恰符斯志。无何，夙癖复萌，穷愁益甚。悲生辰之不偶，恨际遇之无由。偃蹇念余年，只为饥来驱我，困苦百千，计自憎壮而为吏。悒郁长愁，绝无生人乐趣；夜长日永，惟借酒兵烟香。三余之际，一管涂抹，中书君假我扫愁，楮先生拱予雅谑，故数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嘿[默]坐沉思，随笔记之，少不修饰耶，聊以自娱云尔。固无论异说奇闻，亦乐听之，是以越历目指于已往，而供搜罗纪传于今日。祗惟有关夫风教，不择袭摹于雷同，乃不敢擘空结构，亦无能作文求工。自鸣天籁，何拣好音？若合人心，岂嫌鬼怪！自惭以蠡测海，断难聚米为山，熟[孰]知积久竟成卷帙矣，始信“集千狐之腋，可以成裘”之语而不谬也。维时雨晦灯昏，风萧夜静，醉浊醪之余趣，喜萤灯之囗囗。濡笔抽笺，直书则奇奇怪怪；吮烟酣茗，暝搜则人人物物。盖此中之景味，实吾人之解忧，只堪为知我者道也。
这段文字是说自己为人性格孤僻，与社会人情格格不入，先后研习过医道，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因不务正业，生活相当困窘。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嗜书如命。文中用了不少典故，如秦始皇封蒙恬于管城，并累拜中书，后人遂别称曰“管城子”或“中书君”。潘国顺指出，尽管时常与妻子发生纠纷，家中的儿女也哭闹不休，但自己还是热衷于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虽然一度东游江浙一带，最后还是不得不到县署衙门充当吏胥。这一营生让人颇感痛苦，只能以嗜烟如命、借酒浇愁消磨时光。碌碌无为之际，遂在空闲时间握管涂抹，将数十年来的奇闻异说逐一记录下来。
此外，书中的《剖白》对该书写作的宗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若我者之集是录也，岂敢凭空结遘[构]，泄自己之忿尤，借事为题，快情词之丽藻？如影含沙，欲身藏墨而已。诸若如此，固心之所难安，亦世之所可疑。间有风流薄倖，雅邪纪录，故亦不敢甘守绳墨，宁处迂阔而为择言，曲写其状貌，□描其雅致。然又不能兴诸荒唐之言，造作无稽之事。宣古诗之寓记，假儿女之怀思，恣意讥嘲、妄为播扬，必使将来而可信，犹资后人之有征，我不为也。虽然寄兴空斋，寂寞无聊。传录时事，不妨贻笑于琐屑；触目发意，何嫌随笔而就便。志鬼神怪异，非见即闻；山川奇胜，弗历亦考。至于时风旋变，物类超群，固求古而鉴今。亲目视而手指，惟随所忆，亦值闲居，即缀录而成本，不别分门，偶濡毫而便登。岂曰著作，惟是弁言，以辟群惑，特书简端，而剖白衷曲云。
潘国顺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似乎相当在意，从抄本目前的状况来看，他对此书做过系统的整理。该书的卷首有全书的目录，书前的《贻笑集初草自叙》曰：“凄凄切切之文，寒寒酸酸之作，颠颠琐琐之志，牢牢骚骚之笔，原不在文章词坛所共论也。未撰之前，不禁自笑，既撰以后，未免贻笑。”而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中，他还借客人之语，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做了评价。
或曰：噫嘻！君固雅士，自得风流，世逢才子，必加月旦。凡事尽报应之关节，立言登圣贤之门阈，虽云《扫愁帚笔谈》，不让《聊斋志异》。知君者，其谅之诸……
这是以虚拟的第三者口吻来赞扬自己以及该书。显然，在潘国顺的自我感觉中，该书的价值较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不遑多让。对此，《〈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接着说：“余闻惭汗，浃背不堪，或之恶谑也，嗣以后而弗索序于士大夫已，故自略述其颠末，而志其梗概云。”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他借虚拟之客人口吻，还是说出了该书在自己心目中的定位。书中的《剖白》一则提到“千秋而下，阅斯乃释”，自命不凡的作者，显然亦视此书为个人的经世伟业。
《扫愁帚笔谈》全书共75则，每则皆讲明出处。例如《霹雳打》三则之一，讲河南河口某铺户主人因徒弟误弃婴孩而遭雷击，“从此如醉如痴”。潘国顺在讲完这则故事后记道：“友人叶君某者，游遨于此，经目射之。叶某者，同邑五都人也，主人是其同族。予寓昌江，亦曾见之。某者指之，如痴如呆者某人也，为予言其始末，盖彼由此而过而归其家云。”此种标榜每一故事皆有出处的写法，显然意在增加故事的真实性，而这一点也与《聊斋志异》的叙述手法颇相类似。
从潘国顺的生平事迹来看，其人酷嗜读书，经过商，教过书，还在衙门里充当胥吏，可谓见多识广。正是因为如此，《扫愁帚笔谈》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以下即就该书所述，归类加以分析。
徽州是明清时代著名的商贾之乡，但一府六县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与歙县、休宁等县自明代中叶起徽商就已相当活跃的情形不同，黟县的经商风气从清代前期开始才日益浓厚。在这种背景下，《扫愁帚笔谈》中讲述了不少人群流动与水路交通的故事，如《撑篙某》。
予东游江浙，附舟而下，有艄翁言前年间南海一僧，募化金钱，至海阳河埠，赁棹反。值一船主客俱不在，只撑篙者独坐蠲首。僧登舟，议力资讫，泄以包裹，然后蹑泊如厕，并购须些。方临原泊处，即舟挂帆去远矣，樯楫如林，无从稽讯，气愤填胸，孑然一身而已，遂经死。盖择篙者，稔知袱内，秘匿己橐，乌有知者？越数月，返棹海阳，出资创业，建造房舍，居然出色，不复理其生涯矣，而人亦不知其财之所自也。渝[逾]年遭回禄，房舍焚尽，一无所存，而身亦死于灰烬中，报亦惨哉！先是，某见火起，急趋出，然后再入，抱一包，冲焰而走。刚至门，即铿然一声，门枋崩塌，触脑而死，所抱物犹在握。火息后，邻人见包内一缘簿，暨神旛、金洋等，研诘其妻，群始知委曲也。妻无依，后为倚门卖笑，以赚衣食，即今在某处第几门便是云。
“海阳”即徽州府休宁县，境内的溪口、万安、屯溪等，皆是重要的水运码头。横江从黟县东南流，经休宁县至屯溪汇率水后为渐江，潘国顺显然就是由此东下，经新安江前往江浙一带。在清代，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有很多经验之谈，如商人书《江湖备要》中就有：“到码头写船，不可无埠头，切要行家经手，……倘悾小，希省牙用，船无埠头，小人乘奸为盗，……或至财劫命休也，皆因贪小而失其大也，切宜戒之！”上述的那位南海僧，显然就是因为缺乏旅行经验而致财产损失，最后羞愤自尽。《江湖备要》亦称《江湖十二则》，其中涉及的内容有不少是如何防范车匪路霸、保障自身安全的经验。在这方面，显然有太多惨痛的教训。例如，潘国顺在《迁善》一则中就指出：
城南某，偕二三友人，登名山游玩，仪容翩翩，衣裳楚楚，真与公子王孙无异。将入兰若，小沙弥恭迓献茗，具请息憩。惟某即置弗诸顾，独无坐位，亦无杯茶。某欲怒，即见一僧捧碗水至，某骤怒之，云：人皆饮茗，惟我饮水，何欺我之甚！？僧曰：尔饮水一碗，便言欺尔；人吃水一江，即是尔之欺人也。奚怒为？某惊愕失色，嘿然舌蹇。徐即结伴，兴索而归。后遂独自潜往，叩问僧能解禳否。僧云：惟善可矣。盖某少壮时，曾谋□者财，且推置江中，虽妻、子弗知也。故闻僧言，大骇，中心懦懦，于是归货所有，仅存可活，余即造桥修路，行诸善事。时尚虚宗似[嗣]，至四十余犹生一子，家亦小康，善病而卒，遗嘱子继其志，子克从之，余谓迁善之报也。
这个故事是说，某人少壮时曾在水路上谋财害命，后经僧人点破，改恶迁善，最后得以善终。上述两则虽然说的都是因果报应的故事，但从中亦可折射出其时水路旅行之不测风险。
当时，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人们外出除了沿着山间鸟道艰难跋涉之外，主要利用的就是新安江和阊江两条水路。明清以来，水路上设有诸多关卡，令过往客商苦不堪言。《某卡员》条就记录了厘卡胥吏与徽商的故事。
……一卡员某，鄙贪无似，士商苦之，苛虐于泛宅者，即无所不要。有一客，泊舟报纳，如例抽厘外，另赠员以黑须药。值员正谋此，欲购诸洋，得此，作鸬鹚笑，并挽客饮，意下交之。客辞去，解缆北渡。员如法掺须，天明共视，即凝结成块，濯之亦不散，如庙中所塑木偶，就颐颏以刻雕之状。员大怒，拘客，客舟已不知所之矣。
“鸬鹚笑”是比喻自鸣得意的一种奸笑，此一形容反映了徽商对厘卡员弁的仇视。徽州人徐云松曾吟诗曰：“税关厘卡真难当，倚官仗势开笼箱，两块花边买扦手，有钱容易通商量。不买扦手真痴呆，误了东风借不来，别人趁风往前去，我被扣留船难开。船难开，事犹小，赶不上帮真不了，孤舟野岸夜须停，防贼不眠盼天晓。”这首《徽河苦》虽然作于 1925年，但其中所述厘卡之各种潜规则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存在。1908年1月25日的《申报》上曾刊登过“徽商来函”，其中提及新安江上有“零货捐”的名目，这是针对商人回乡携带的日用物品之征税。后因徽州同乡的反对，改名为“杂货捐”，但其“留难阻滞”一仍旧贯。当月初旬，收带金、衢、严三府徽州人银信的信客宋三禄、王春喜等人，因被浙江严东关厘卡多方留滞，驶至马目埠，天色已晚，遭盗匪多人登舟抢劫，结果失去洋信千余封，银洋多至六千元左右。因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
不少徽州人显然吃够了这样的苦头，故而才会有上文提及的贾客以黑须药报复卡员的做法。
潘国顺早年到过江西、浙江各地，虽然经商一事无成，但他在商海浮沉多年，耳闻目睹了不少徽商的事迹行止。如《义犬》条：
城北金姓者，贸贩为业，设肆江右。蓄一犬，质白黑章。金偶挟重赀，往诸异埠，欲置货以居奇，犬尾从之。金驱叱使回，遂斜行而去。金疑已返，亦不之顾。约走六七里，急入林如厕，泻赀道旁，事毕，结袴而去，已忘所遗。至检行装，悉失赀，即欲返搜寻，则意南北冲衢，行人如蚁，当不能还珠合浦，懊恼自憎而已。越旬日，干事已讫，束装而旋，至旧如厕处，即睹一犬卧草丛间，审之，毛色如所蓄犬，蹴之不动，始知犬已毙。大骇，疑有故，拨之，即露裹赀袱，执视，则己物也，数不差毫厘。遂悟犬从己，预知金有丧赀之遭，偪令使返，恐违主意，故迁道而为金守遗赀。久俟不至，即以死殉，知主人见必触目，而能报故主矣。金甚德犬，出资以建义犬亭，行旅往来，皆嘉叹之。金之子字梦祥者，乃余师宝铎夫子之妹夫也。每归诣塾，与夫子言之历历。义犬亭，犹在饶之安仁乡间云。
潘国顺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末尾，也说出了此一故事的来历。不过，类似的“义犬”故事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颇有所见。
在清代，许多黟县人前往江西经商。上述一则说的就是义犬为主死守遗赀的故事，而主人所建的“义犬亭”即位于江西饶州府的安仁县（今江西余江县东北）。
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与妻儿长久分居，时常演绎出各种离奇的悲喜剧。如《霹雳打（三则）》：
余往十都观演剧，大雨倾注，雷电并作，渝[逾]二日始能归。至北庄地方，才知偪近一妇，被雷击死。值妇家供木工修屋，将炊午飧，正在烹豆腐时，雷已迅作。妇意仓皇朵[躲]避，而雷电已临头矣。二木工惊窜，不敢仰视，直至云收雨霁，且敢抱头而望，睹之，即见妇被发跪地下，锅覆灶上，出喊，邻人共集，验试锅底上，有字横斜，云：金镯凿下死，豆腐化成泥。咸皆弗解其故。妇固无子，且寡，只一女。女来含敛，又发之，击至数次，始敢厝，然或亦未知妇之缘何而此[死]也。越半月，有休邑男子来访妇，闻伏天诛，仰首欢叹而去。人有讯知其故者，盖休来男子之妻某氏，独居家中。夫外贸，寄有金镯。妇因货干豆腐于休，尝寓氏居，稔知氏镯。归造伪镯，潜易之，氏亦不知。至夫归，查出细别，以是知伪。研诘氏，而氏固不解，夫疑氏有私，故作此狡猾也。氏不伏，愤投缳死。夫亦怒氏不洁，姑负气槁敛而粗瘗之。检氏所藏，蓄有番洋百尊，乃夫给之家需，俭得而余之也。夫悉详之，意氏不当存洋而挥之镯，此定当枉杀己妻欤！恼悔不已，出述于邻，并问邻：有人与吾妻交者乎？邻有知妇之每年寄寓事告夫，夫始悟，遂束装来黟，欲讼之妇。故不远而来，穷究妇之里居、姓名，以好词白。讵刚将研问，即知妇被雷诛，是以愤消而太息以去也。众始悉。
黟县的十都，也就是现在著名的宏村一带。这个故事说的是，商人妇因所藏金镯为他人偷换，而遭丈夫猜忌，并愤然自尽。故事颇具戏剧色彩，偷换金镯者结果被雷电所击身亡，从而让事实真相水落石出，这当然又是因果报应的一个例子。
关于商人妇的故事，书中还有《妇无情》一则：
明太祖有言：男儿都是负[妇]人生，天下妇人皆可杀。真恨极之词也！同居叟为予言，休邑一人，某姓者，素为典商，颇有蓄积，盖职司头柜也。年念[廿]余，未娶，少失怙恃，家无他人，惟族亲乡邻而已。每年归，聘娶某氏为室。越两月，计将外出。氏留之，且云：吾乃新来，尔家事、祀祖绝不知，多停几月，我可谙之。庶尔去，亦无挂念矣。某听之。越明年，春三月，又将往，氏又婉辞以止之，以为偕指祭扫，理亦极正。迨届午节，欲束装，氏又云：佳节伊迩，节后去，未为迟也。某又是之。无何，炎暄侵人，氏益可以置词。直至中秋，凉风辄至，某坚意欲往，即典东函来告辞矣。时虽失业，尚有供用，渐而床头金尽，典质衣饰，苟且度日。氏即潜藏簪铒，冷语相侵，动辄诟诅，常负气归宁，久久不家。某遂饔飧时虞，衣如鹑结，欲奋志他出，奈形类丐人，时望氏回相商，竟连月累日，绝无踪影。偶一见之，便诮讪不堪。某愤甚，贷以薄资，迤逦至海阳，意欲附舟东下，又囊无一钱，腹中辘辘，饥火上焚，蹀踱河干，计无所出。顾忆频受氏侵，势难再回，不如俟人影依稀、月光初上时，投河而死。刚伏水中，见水天二月，忽自慰解：莫非吾有焕然否？吁嗟太息！适一巨富子，独赁一舟，无人闲语，命舟子登泊，问：尔亦东下者乎？某颔之。舟子云：盍不附我舟而去？正可与公子闲叙，消寂寞耳。某直告之，身无资。舟子返命，邀登舟，所需用度，我为尔使之。某喜，殷勤为公子动作，备极承迎，公子亦乐与之俱。迨抵虎林，问所业，即以典对。公子固杭之典主人也，遂偕至，嘱总管者为之位置耶。某本典中出色，偶为妇愚，备尝艰苦，至此益抖擞精神，经营得利，且诸获同人喜。渝[逾]六、七年，绝无信归。若问之，即以家无一人对。氏闻夫外出，不知去向，意其已填沟渠矣，喜之不胜。倩媒欲再适，访之者，咸弗敢纳，知其素行也。初惟母家暂住，久亦为兄嫂所僭[谮]。居家即衣食又无所出，则向时潜匿奁物，均已易去矣。某之昔时情状，氏于此日亦尝之。傍徨无策，只得遍访良人，幸近村人与某同事，知其梗概，归时为氏述之。氏恳为转达，某卒不应，且云：吾素未成家，君其误矣！氏望之音耗全无，徒投往雁，绝不见来鳞，心甚怨悔，并闻夫校[较]昔时，景况倍胜之，心更恼闷。归与母商，同东下投夫。至典询问，并无其人。转寻邻人，托代声致之。某坚不承认，邻人亦无术，邀集同袍，挽某游春，假以息憩，氏出见之。某即返身自回，留之不可。甚而同人苦劝，始言其曩年事，氏觉惭汗，俯仰若有所难容，求给衣食。不可，再三哀请，同人为之附和，才应以番饼三百元俾之，且即嘱归，勿想吾与尔夫妻也。既毕返典，拔存辛金足三千余，皆十多年积聚之物，束装辞去，后竟不知所终。
上文说的是徽州休宁商人的故事。在清代，休宁人以典当经营闻名遐迩，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头柜朝奉”。娶亲之初，因妻子舍不得他远离，再三挽留在家，最终导致失业。此后，经济逐渐拮据，结果夫妻反目，朝奉穷困潦倒，一度想投河轻生。后来遇一富家子，遂发愤努力，终至重整旗鼓。相形之下，其妻则每况愈下，故通过各种方式，欲求破镜重圆却终遭拒绝。这其实是汉代朱买臣马前泼水休妻的清代版，反映的是商业气氛浓厚的徽州社会之一幕悲剧。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变化，“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金钱的力量使得嫌贫爱富成了社会的风尚。潘国顺在《浇俗》一则中还指出：
风俗不古，人情浇漓，天下皆是，惟黟尤甚，特山川之气象然也。乞人汪某者，不知其名字，以其每正月间装扮魁星，曲求乡里，或故以“魁星汉”呼之。当丐时，卧诸门檐，其曲如虾，人咸讥之云：穷骨头，睡相都不同，踡曲如狗。后有阴德，随商人渐贾致富，甲第云连，奴婢肄佣以成群，子孙科第，称缙绅焉。后其下人，冀远近有知之者，见其睡，皆互相以赞之，言其富贵，即此相也。其踡曲如初，未尝更变，人皆谓其睡式类元宝云。同一人也，共一睡也，以贵贱故，遂有如狗、如锭之讥而赞之，两形高下，大相径庭矣。
关于乞人汪某，书中另有《魁星汉》一则，其中提及此人是潘国顺之舅氏的族人，该族后来“侨居江浙，世为盐商，而家称巨有。年甫不惑，即子孙林立，婢仆成群”。
《扫愁帚笔谈》中涉及汪氏的三则，反映了人们对一位乞丐发迹变泰前后不同的观感，而这种观感之嬗变，显然与清代徽州商业兴盛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潘国顺除了一度外出经商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黟县当地生活。因此，《扫愁帚笔谈》一书中的主要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黟县乡间的社会生活。
书中讲述了不少鬼怪故事，其中有不少曲折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如《鬼怜孝》：
邑北某子，贾于休，闻母病，星驰而归，方至官山，此地系义冢处也，时交更余，跄踉乘月而奔，撇[瞥]见一年少女郎，盈盈独走，其意深夜荒凉，借随为侣。女郎行且速，喘汗跟之，始能及，亦不交言。某一心见母，故无意与之拔谈。相行六七里，女止不前，掉首问曰：子亦大胆哉！且曰：子乃笃孝之人，不然听之。某闻之怯，诘所谓，曰：尔瞻侧径，簇拥飞驰者，谁耶？乃当方山神也。子若昧进，恐将不利。某念母心切，恨不能飞，虽闻利害，固所漠然，而亦应之。行将近，遽闻前驱云：圣母当道。似舆中人言，迂路而过。某见之，蜂拥威严，不觉毛发俱悚，心疑女郎何赫濯如此，拜谢之，且询居里，容当报之。女郎即云，吾乃经鬼也，子勿怯，宜早归，行当无事已。语毕，倏忽不见。
这是说上吊而死的女鬼，因见行人是位孝子，故不仅不加害于他，而且还一路护送他返归故里。另有一则《阴阳眼》：
予客饶州时，曾晤同乡四都人，谈其族某甲者，据老辈传，大率乾隆间人也，白昼能睹鬼物。或见之士庶，得志时，即邂逅相值，鬼必先避；失志时，偶然相撞，鬼必不自退。人遇之，遂觉毛骨悚栗，归即沾恙，药之不应，祷禳即已，盖时之衰使然耳。又言祥旺之家，则鬼物更多，长不甚修，大不甚巨，状如婴儿，庭除嬉戏，若见人，就匿诸颡并门背，而亦未尝作祟也。衰败将亡之家，则室中鬼渐散去，稀稀甚且亡矣。一日，甲过牌坊，见上有狰狞鬼，手执白杖。有一新婚妇，意于归未满月，亦将过之。鬼跃下当头击之，妇顶红光，焕然四射，鬼惶骇而奔。甲疑妇命必贵，访诸夫家，固贫窭贾人，碌碌无奇节，怪之。月余，始闻夫死，妇操柏舟节，而终不为贫移焉。予谓节烈贞女，朝廷闻之，则旌表其门闾。皇天嘉之，亦昌佑其子孙。何方鬼物，能不悚然而逃哉？
这是说鬼物也是欺软怕硬，士庶志得意满时，则鬼亦退避三舍；一旦运衰失志，则鬼物必加欺凌。根据嘉庆《黟县志》的记载，四都比较古老的村落有陈闾、古筑、黄村街、黄石塅、鲍村、后阐、官麓下、泉山岭等，这些都是自明代中叶即存在的古村落。据说，当地有个人能于白昼看见鬼物。有一次，一新婚妇人路过某牌坊，遭狰狞恶鬼突然袭击却岿然不动。该妇夫家虽然也是贫窭贾人，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但因其坚守贞节，故而也让鬼物望风奔逃。此一情节，反映出徽州民间对于妇女节烈的景仰与表彰。
《扫愁帚笔谈》中讲述的诸多故事，除了对细节的描绘之外，其主旨还在于扬善隐恶。《屠警》条曰：
昌浦某屠肆，庚寅冬十月间，将曙秉烛，宰豕一头，燖去毛髯，烛遽灭，再火照之，即一裸女子也，刃中项际，骇绝，阴购材而殓埋之矣。翊旦，宰如昨，刳豕腹，内抒一掌，指爪历历，不敢告人，而肆夥已外扬，通市皆悉其事已。邻党月旦，皆云某肆开张，甫贻四世，且生意蒸蒸，屠宰牲口不胜计数，当时隆旺，甚于曩日。固冥冥之中，现诸祸警，以惩彼承业者之悛恶，以舍凶利哉。
从明代开始，徽州的佛教日益昌盛，善男信女对于民间的杀生颇有忌讳。在一些地方，屠夫死后要戴上红手套，据说是因为他们的双手沾染过太多的鲜血，去世后过阎王殿时会被斩掉双手。为此，人们想到了讨巧的办法，戴上红手套，以示他们的双手已被斩掉，从而得以全尸入殓。
“昌浦”似乎也就是昌江，亦即景德镇。上述一则是说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当地有位屠夫秉烛杀猪，去毛之后，蜡烛忽然熄灭，等他再找来火烛时，却发现地上躺的是一具裸体女子，杀猪刀正插在她的脖子上。屠夫遂大惊失色，急忙偷偷买了一副棺材将她埋了。等到第二天，他又像前一天一样杀猪，剖开肚子后，却找到一个人的手掌，五个手指清清楚楚，他不敢告诉旁人。不过，发生在屠宰场的怪事已被伙计外传，整个市场都传得沸沸扬扬。周围的邻居评论说，这一家屠肆已开了四代，生意蒸蒸日上，屠宰的牲口不计其数，此时的兴旺程度要超过以往。所以冥冥之中现出诸多征兆，希望此一屠夫能有所收敛。
另外，《扫愁帚笔谈》中的《城隍联》，说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有位余姓之人一夕梦游黟县城隍庙，“见城隍神高坐讯事，鬼犯受刑，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其间，他清晰地记得城隍庙两廓的对联、匾额。匾额为“好善恶恶”四个大字，而对联则是：“善者前来，论善直赏，欣欣欢欢，转发阳世，长享荣华富贵，福寿康安，儿孙昌盛，何等快乐；恶人到此，计恶严罚，拷拷打打，押解地狱，永受刀山油锅，剉烧碓磨，剁刷剥抽，真觉可怜。”又有：“问尔生平，所干何事？欺人懦，诈人财，奸淫人妇女，强占人田地，影本相随，慎无孽由自作；来我这里，垂佑无私，与尔家，益尔产，烦[繁]衍尔子孙，延增尔寿算，赏原不僭，须知德宜亟修。”这些显然都是因果报应、劝人为善的警世之言。
清乾隆时人施源有《黟山竹枝词》：“广安兰若北城隅，佛诞斋筵妇女趋。覃耜懿筐排满路，分明农具绘豳图。”“兰若”即阿兰若之省称，意为寺庙。“覃耜”一词，源自《诗经·小雅·甫田之什》，意思是长的耒耜。而“懿筐”一词则来自《诗经·国风·豳风》，亦即深筐。这是说黟县城北有广安寺，每当佛诞斋筵，当地的妇女纷至沓来，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农妇更是颇为踊跃，因她们的到来，寺庙门前的路面上摆满了长耜深筐。显然，对于佛教的信仰，在黟县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拜心理，上下其手，作奸犯科，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阎王婆》一则指出：
邑北有秀里梵宫，司香火者皆用僧侣。初因住持无赖，地方驱逐，即收自黄山来者，意是高僧，以居之。年余，秽乱始肆，殊无顾忌。
秀里原名四岭，位于黟县县城以北。该则随笔说的是寺庙僧侣淫人妻女之事：当地有某人的小妾，系外乡人，曾经与和尚私通，她放出风声说：“阎王婆能夜至冥间，偕同阎王判断死者，又能引死者之家人前来，以相慰藉。”此一消息迅速传播，远近皆知。于是，“通邑之妻痛其夫者、母悲其子者、姐悼其妹者，咸来烦引”。届时，由小妾出来预审，凡是长得丑的、干粗活的，其手必粗，就对她们说：“汝性乱，魂魄不清，不能去。”谢绝此类人，让她们回家去。但碰到稍有姿色的，就留在寺内睡觉，“谓同睡酣时，即携而往矣”。半年之内，很多女人都纷至沓来。邑西有某女子，未婚夫去世，她为之守贞。听闻此说，也想前去看看未婚夫。到了寺庙，小妾见其颇有姿色，年纪又轻，于是留之到了晚上，嘱咐她要裸身而卧，即使是裹足帛也都要脱去，“言阴间步，不能少涉阳世物也”。于是就睡，覆以纸被，“才下三漏，即诡起小遗，灯犹闪烁，了了可辨。少顷，见一巨甓内，出二人，秃首赤身，登床逼合，氏迫从之”。天亮以后，庙中不让她回家，她只得借口说家中还有两百两银子，要全部带来，与和尚白头偕老。和尚信以为真，就放她回家去了。此人回家后，“冤愤充塞，投环而死”。后来，经当地绅士举报，府、县下令逮捕二人。“僧梏械囚禁，备极刑苦，供白沾玷，不暇自记矣。年余，死于狱。妇命隶锁其项，牵游六门暨十二都云。”潘国顺说，这是“庚寅年四月间事也”，他曾目睹。“庚寅”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
而此一故事中的情节与《儒林外史》讲述的沈琼枝“吃仙丹”之故事颇相类似。
关于佛门的诈伪，《乾禾[干和]尚》条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潘国顺曾侨寓饶州，他听说鄱之莲湖山“有一坐化僧，乡人装以金，冠以盒，且服以衣，祷之者，香烟不绝”。多年之后，他从新安江返归故里，经过歙县小南海，曾见当地的寺庙中有一干和尚，“皆金饰之，目无神，披黄缁衣，盘膝坐座上”。回到家后，潘国顺与当地的一位名士“抵足夜谈”，后者也谈到他所听到的肉身成佛不坏金身故事。
和悦洲亦有一僧，……僧将死，制铁条如许长，强探后庭而入，直贯顶，虽腐烂秽汁，从后窍滴流，表如蝉蜕。众僧饰以金，装以衣，声言僧道行高，白身登天，灵应如响，以惑愚夫妇，借以为取资计，故遐迩闻之，咸来上香，而弗知僧未成仙，登极乐境，且受此至惨之刑，永无自在，众僧忍乎哉！僧其愚矣，博浮名而罹实苦。千古以来，未闻有以坐肉行尸，而不脱凡，可以为真佛者。今之僧，可谓世之称肉身拔升，吾亦几为所惑云。
和悦洲一作“荷叶洲”，在安徽省铜陵县西南四十里的大通镇夹江口，清咸丰以还因商贾麇集遂成巨镇。当地以盐务为大宗，客民分为八帮，其中之一就是新安帮（亦即徽州帮）。
晚清时期，活跃在当地的黟县徽商尤为众多。此处提及，所谓肉身成佛，是和尚造出愚弄民众的一个把戏，其过程实际上相当残酷。这一做法，颇像当代作家莫言笔下的“檀香刑”。类似的骗局，以往亦不乏其例。袁枚《续子不语》有《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一条，其中提及顺治年间有邢秀才读书村寺中，黄昏出门小步，闻有人哀号云：“我不愿作佛！”邢爬上树窃窥之，见众僧环向一僧，合掌作礼，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铁条，长三四尺许，邢不解其故。闻郡中喧传，“某日活佛升天，请大众烧香礼拜”。“来者万余人。邢往观之，升天者，即口呼‘不愿作佛’之僧也，业已扛上香台，将焚化矣。急告官相验，则僧已死，莲花座上血涔涔滴满，谷道中有铁钉一条，直贯其顶。官拘拿恶僧讯问，云：‘烧此僧以取香火钱财，非用铁钉，则临死头歪，不能端直故也。’乃尽置诸法。而一时烧香许愿者，方大悔走散。”
看来，肉身成佛、不坏金身的背后，有着血淋淋的悲惨现实。
此外，《扫愁帚笔谈》还记录了不少19世纪中国农村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譬如，书中有《奸鸡》条：
予馆于农家于壬辰岁，系深山僻壤，岑寂异常。每宵无聊，懈坐荒斋。邻村有鳏者，独居一室，素吸洋烟，遂信步至之，横卧相陪，闲谈荒语，必待倦而后返。一夕，云其僚辈故业木工，同事三十余，各畜鸡雌。有某者，年将而立，甚好狎邪，频死畜鸡，咸所弗解，惟某即持去烹食之。一日，或有见其抱鸡厕中，就于袴间弄之，须臾鸡死。
“壬辰”亦即光绪十八年（1892），其时潘国顺在深山农家处馆，听邻村一位鳏夫提及当地牲畜和鸡经常死亡，后来有人在厕所中看到了真实的一幕。显然，当时的一些徽州农村社会因相当贫困，导致有偶率较低，故而出现了个别原始欲望与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
相较于男性的极端变态，《妙法置妇》条则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丙申夏六月，闻市人谈邑六都，新婚未几，郎年舞勺，妇年十八九，偶持剪断郎阴，寻毙。族人遣婢往报妇家，言妇无故自尽。妇家怒，纠集多人，乘舆踵门，要验妇尸。入房，见妇如豕，缚捆于地，不知何因，研诘之，始执烛照床上，遂告以故，才悉妇未之死，而杀亲夫也。人皆汗惭，请郎族为何治，鼠窜而回。族议备大材，材头留隙，将妇活置材底，以郎尸叠于其上，坟不葬，而厝于野。二三日，人多有闻棺内声嘶者。或拟妇之苦，有过于凌迟割剥耶！时值炎暑，尸必腐化，汁流蛆生，在所不免，欲死又不即死，欲生不即生，妇之烦恼惨死，可知矣！
“丙申”亦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黟县的六都也就是现在的西递一带。这是一桩因琴瑟失调而酿成惨剧：郎年舞勺，是指新郎还是儿童，而新妇则已十八九岁，后者显然是童养媳。因新娘偶然将新郎生殖器剪断，造成后者的死亡。族人先是派奴婢前往娘家报信，说新娘无故自杀。碰到这种情况，娘家一定会兴师动众地前来问罪。果然，娘家人勃然大怒，纠集多人气势汹汹地乘轿而来，要求查验新娘的尸身。结果一进门，就看见新娘像猪一样地被绑着躺在地上，不知什么原因。娘家人大惑不解，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夫家这时才拿着蜡烛照床上，道出事情的缘由。听罢，娘家人只能任由夫家处理，一行人灰溜溜地离开。夫家接着开祠聚议，准备了一副大棺材，棺材的前面留有空隙，将新娘活生生地放入棺材底部，再让新郎尸体叠在她的上面。棺材并不下葬，而只是放在野地里。当时，过往的行人多有听到棺材内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有人拟想新娘的痛苦，认为这样的处置恐怕要超过凌迟割剥。因为其时正值溽暑炎蒸，上面的尸体必然已高度腐化，尸汁下流，蛆虫生长，这些都在所难免。新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是在痛苦中凄惨地死去，这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这些沉重的故事之外，两性生活亦是潘国顺津津乐道的话题。此类话题千奇百怪，成为穷居无聊的人们茶余饭后之谈资。例如，《白湖新续》条是潘国顺在光绪六年（1880）前往景德镇时听到的故事。这则故事说黟县三都白湖村人王某，五十多岁时托媒远聘，找了二十多岁的新娘，新婚之夜“久旱甘霖，备极狎亵”，结果一命呜呼。当夜，新娘因不胜其扰，且羞于言诘，未曾发现王某的异状，遂抽身侧睡，直到天亮时方才发现情况不妙。在众人的威逼下，可怜的新娘只得在众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供述前夜在床上的诸多细节，以期自证清白。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怀疑与他人有奸情并加害于夫君而差点吃了官司。又如，《广东老》条说，当时开设洋烟店的主人“广东老”，包养了一小家碧玉，两人要好得如同伉俪一对。妇人的饮食、衣服，全都由广东老提供，而后者亦乐此不疲。“一夜抱妇登床，就淫之，狂驰猛骤，兴浓乐极，将历更余，妇即昏然晕去，广惊视之，已气绝而鼻冰，身循僵而已毙矣。”于是大惊，仓皇奔出，告诉该妇的婆婆。后者原先是垂涎于广东老的财富，所以让自己的儿妇与之通奸，听闻此事，赶紧赶到妇人家中百般施救，但却回天乏力。至此，婆婆与广东老反目成仇，要与他打官司，后者只得花钱消灾，赔了一大笔钱才得以脱身。再如，《木尖》一则则是作者光绪十四年（1888）在江西鄱阳县佣书时所亲闻，其中提到一对饶州年轻小夫妻，以“状类犬阳”的木尖为情趣用品追求刺激，结果难以自拔，不得不求助于长辈，后者先后延请稳婆、医生、铁工、收生婆等前来帮忙，但因涉及的技术颇为复杂，处理过程煞费周折，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终成里巷笑谈。此外，《遇鬼》一则是说挑夫某甲一日黎明时担挑而出，途中遇一少年妇人，两人相谈甚洽，“欢然搂抱，遂成野合，极情尽兴，云雨酣浓”。某甲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有此一番艳遇足慰平生，遂春风一度之后，二人“偎脸抱肩，依依不舍”，就在草丛中欢快地睡去。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已是夕阳衔山，周围绝无一人。再看看怀中所抱持的，竟然是一块很长的巨石。见此情状，挑夫自己“俯验私处，即泥沙成窟，精填盏许，阳具肿胀，痛不可忍”。只得弯着腰回到家中，此后身体每况愈下，大病不起，半个月后便去世了。临死之时，才向家人讲起这件倒霉事。至此，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与鬼物交欢而自作自受。这些故事，都是劝诫世人当节制个人过度的冲动，发乎情而止乎礼。
黟县地处皖南山区，即便是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交通亦算极为不便。人们常将黟县比喻为“桃花源里人家”，这固然是说当地民风淳朴，但“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也同样反映出此处的闭塞。清代以后，随着徽商的大批外出，黟县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亦渐趋紧密。《痴情》条谈到黟县的一桩通奸案件。
邑九都碓坊，一佣工者，固舒姓之伴当，承业是碓，以赚衣食。有侄与妇，代其事，尝以碓为家耶。侄妇淫，私就肩米者，皖城人。夫觉之，亦不敢言。盖夫尝与樵人妇野合，时为妇遇，以是两有挟。樵者亦异域人，因贫甚，故妇为碓司饰米，少沾食饮，得以借进，而碓妇妒，每以夫情告伯祖，伯祖知，凌辱其夫，禁妇入碓门，讵侄不敢纳妇，妇亦又不能舍侄，二人私遇之，商以同死，购阿芙蓉分服之，侄未果吞，而妇已毙矣。樵人讼于官，验审乃知，牒拘侄，侄已匿窜无迹，碓主出，戒佣人备赀殓埋，予以巨金，始罢讼，侄乃敢回。
九都的舒村（即屏山），也就是潘国顺开塾授徒的地方。此处提到的“伴当”是指徽州的佃仆。挑米人的籍贯是“皖城”，也就是安庆一带。而樵人说是“异域人”，通常也是来自江北的棚民。上述故事中出现的人物皆是下层民众，复杂的多角通奸关系反映了外来民众对于传统徽州社会伦理的冲击。
清代乾隆以后，来自江北的棚民对徽州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他们不仅在皖南山区种植苞芦（玉米），引起山地的水土流失，进而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而且随着人群的流动，皖南各地流丐强讨恶化的现象也大为增加。因此，乡村秩序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扫愁帚笔谈》中有一则《谣风》指出：“谣言风起，难究根由，大率出于邪妄相递传，甚而通邑愚氓妇孺相竞动，有识者弗为所惑也。”这是说民众经常会被莫名的谣言所煽动，从而引起整个县境的骚乱。
在《谣风》中，潘国顺讲了好几件事。第一件是光绪十六年（1890），“里巷勿扬变乱，互相警备，妇孺惶骇，结伴而逃，喊哭满室。若女有受聘者，亦勒自于归，亲送过门，而夫家不顾者。有携老扶幼，背男襁女，纷纭道路者，其实并无其事，四境安隘，邑城帖然，半月后不禁而自息”。这是说一时间莫名的骚动，竟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第二件是潘国顺回忆小时，“肄业村塾，竞传男子截辫发，妇人割燕尾，城乡烹黑犬，调硃书符，揭发内，可免其灾，无论士大夫，咸遵信之。幸邑侯屈公，善谕之，渝[逾]年乃止”。潘国顺生于同治七年（1868），他所说的小时应在十岁前后。根据民国时期编纂的《黟县四志》记载，光绪四年（1878），“有邪术剪人发者。先是，大江南北及浙江地方，风传有邪术剪辫之奇闻，兹乃蔓延至黟”。此处记载的晚清时期之叫魂案，也正是潘国顺小时的经历。虽然方志的作者认为“窃谓此种袤邪，必系愚民受奸人利用，或暗剪人辫，或自行剪之，以神其术耳”，
但从《扫愁帚笔谈》来看，此一剪辫的风潮影响极为广泛。
潘国顺所讲的第三件事是某年夏天的事情，当时，“谣言在浅厝之柩，倭人鬼子，使人教以法咒，诣棺诵之，即柩自裂，取死人天灵盖骨，及足膝头骨而去。于是遐迩绅蓍[耆]，集城议赏，能有拿获奸究[宄]者，给洋五十元。甚而富介贵族，皆幕[募]人日夕环守之。贫窘者无力，即不卜日，不择地，仓皇率葬者，纷纷然皆是也”。这一段记载提及“倭人鬼子”，可能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据民国《黟县四志》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邑境谣传有盗开棺取骨事”。据说，“先是，歙、休厝棺多被此害，至是谣传至黟，民惧特甚，厝棺因此归土者甚多”。
在《谣风》中，潘国顺讲了第四件事：“至于邑西荒山，嶙峋陡壁，忽然显神，云为四[泗]州大圣，日上下祷祝之人，绎络[络绎]不绝。予奉母命，诣山请水，即见纸镪香灰，积成邱陵，四顾并无庙宇，惟荒山一片，山水涓流，望空拜祷，汲水而归。后闻有无赖，以水取资，分争殴闹，宰闻之，恐生事端，命武弁诣山，枪击之，粪污之，差役执无赖以杖之，浮传灵验始止也。”这说的是一桩突然显灵的事件，后因有无赖把持，借以敛财，并引发纠纷。县令只得强制将灵迹毁灭，并拘执无赖加以惩罚，才将事态平息。
潘国顺讲的第五件事是：“又旧年秋九月朔望晦等日，群戒禁火食，弗辟门户，犯之者，必沾疫疠云。瘟神见烟即降，望门便入之意。予力为解说，卒难以破其所惑哉，辄唤奈何而已。”这是潘氏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时间大概是在19世纪末叶。根据他的描述，当时大家相戒禁止生火做饭，而且不能开门，否则会沾染瘟疫。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瘟神在天空飘荡，一旦望见炊烟，看见开门的人家，就会让该家染上瘟疫。
由上述的五件事来看，生活在晚清的黟县人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随时的谣言都会让人们惊慌失措。这些事件也说明，近代的内忧外患亦加剧了民众的紧张情绪。
衙门胥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能听到这批人的声音。不过，身处社会下层的这些衙门胥吏往往阅尽人世沧桑，他们偶一著述，即成为观察历史的珍贵史料。例如清初的《历年记》一书，即出自上海胥吏姚廷遴之手。迄今，社会史、法制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皆曾聚焦于此一文献，探讨清代前期的江南社会。
姚廷遴是一位有着从商、务农、做吏、教书等经历的读书人，与他相类似，潘国顺也有着从商、做吏和教书的经历。只是与姚氏生活的年代不同，在晚清时期，潘国顺曾读过《癸巳汇稿》，也翻阅过一些近代的报刊（如《申报》等）。不过，他的总体知识储备仍然是传统的。
类似于潘国顺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时代有着庞大的数量，而且到了19世纪晚期，此一群体呈现出急速增长之势。根据张仲礼的估计，太平天国之后生员的总数约为91万，比太平天国前增加了23%。
这一数字同时说明，没有考上生员的读书人数量应当颇为庞大。这些人构成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基础。对此，《扫愁帚笔谈》中有《腐儒》条：
我黟近年来文风兴盛，科甲频仍，所以业儒者日更多。大半家不丰足，欲子读书，急于成名，以博官秩而食厚禄。则为师者，亦往往以八股时文，授以门径。试期伊迩，每多藉怀挟之弊。故今之考篮，大如小箱，以能多带课艺，广藏选集。一入场，见题则翻阅目录。其洋板文，有三万、有大囗、试帖等作，无之不有。每每敷衍摹袭，装点成文。间有撞着青衿者，其实句读尚未明，即随便书一简，都有不可以解者。
潘国顺自视甚高，对于周围一些考中秀才的人（包括自己的族弟）都颇为蔑视。他曾引用当时的谤词：“潘家一对臭英雄，真是儒林两痴侬。写字犹如鸡脚爪，作文臭屁真不通。今年秀才已买定，去了五百串钱文。”他指出，这些人的文行相当不堪，但当时的“妇孺何知？只以秀才不秀才为体面，而俗情之扰扰，更以读书不考试为鄙陋，其中之学品优劣，均置诸乎度外而已”。揆情度理，这段话当然部分地反映了其时的人情世故，但从中亦可得见潘氏其人的嫉妒心极强，“读书不考试”的他，实际上很在乎能否考上秀才，对于这一点也相当敏感。但他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考上秀才，而自己则无奈地以旁观者身份，对读书应试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例如，《大贤》条即曰：
邑之舒某者，应童子试，命题乐正子见孟子，某方出场，便为同人缅诵破承云：大矣，见大矣，大矣难忘情于大贤。同人粲然，咸以“大贤”呼之。今即某之绰号也，年四十余，犹杂童子队中，入场应试云。
“破承”是指科举时代八股文中的“破题”和“承题”。“破题”是用两句话点破题目要义，而“承题”则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这是八股文开头最要紧的两股。上述此条是说，某人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直到四十余岁还是一位老童生。
另一条《秀才》曰：
邻村名桥让村，汪氏族居，自大清以来，未及入泮，皆农工掺作，乌有读书者。有一老人，寿至大耋，尚乏子，置一婢为妾，寄寓昌江市肆中，生一子，玩蠢异常。及长，俾学贾。父死，学不成，而挂名读书为儒，试几次，辄不售，出巨资购文选集，怀挟以往，夤缘得不搜检，遇题直录，始入邑庠，归家后扬扬自得。年虽廿六七，其状貌当似渝[逾]三十余。每于街头遇友，或昨日晤者，今道寒暄，即曰：我自送学时一面，久违矣。若即云：自我进学后，与汝未面矣。当人多之处，即朗诵吟哦，皆自眩其乃读书人也，惟恐或有不知，以故自述我秀才。子名汪春，自入泮后，□肆吸洋烟，自以为秀才，天下所罕，虽浪费不赀，不愁阮囊告竭也。今即母子分居，日与乞人为伍，然“秀才”二字，无时不言。
这一条是说汪姓之子粗蠢无比，靠作弊考上秀才，到处炫耀，最终落魄潦倒，但仍然将“秀才”二字时刻挂在嘴边。另外，《老童妄想》条曰：
立川汪某，年六十余，应童子试，例赐秀才，渝[逾]年大比，某竟至南闱，必获举人，于是竭赀而往，盖欲以举人，则好送卷打抽丰，犹可腰缠而归。讵料至即患病不起，客死他乡，而贡院宏敞，尚未瞻观，然书囊早已告罄矣。幸同人义举，灵榇旋乡，几何而为异域之鬼云。
立川在黟县一都。此条论及汪某直到六十多岁才被例赐为秀才。他痴心妄想，希望更进一境考取举人，却因科举考试客死异乡。对此，潘国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明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生存竞争愈益激烈，许多人治生乏术，便退而溷迹于科场，以读书人自居，躲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批“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
这些人其实既对读书毫无兴趣，也没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科举及第。此类群体充斥于整个社会，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怪诞现象。对此，潘国顺有一则《蒙童诗》曰：
夜痴，桃源人，不详其姓。以其性嗜书，又不喜其日间披吟，往往于玉漏频催时，独居一室，则翻阅握管，尝达天晓，故人谓之日夜颠倒，名其名曰“夜痴”。又绰其号曰“夜古董”、“书呆子”，以其自言：三日不读书，言语无味。生平落落，多愁善病，尝以《劝学诗》改之曰：孤子重不豪，药垆教尔曹；万般皆夭品，唯有短命高。又：但存棺木正，何愁死得迟，得鬼轻荐力，便是
身时。其人洒落，如此可见已！
《蒙童诗》一则被编在书的前部，紧随在被当作全书凡例说明的《剖白》之后，可见潘国顺对这一则故事颇为重视。而由前揭的描述来看，“夜痴”实在是个病态的书呆子，但却为潘国顺所激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从此人的身上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潘氏本人的影子。当时，在徽州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既不甘心从事训蒙，又不能务农经商的读书人。这批人读过四书五经，自视甚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笼罩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迷雾，只能以一个“愁”字当之。这种状态，在潘国顺的《扫愁帚笔谈》中随处可见。如他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末了即署作：“乙未冬夜愁来时，酒兵克之，获享坦然，于一豆灯下，乃独坐居也，时已三漏矣。”“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时，潘国顺32岁。根据张仲礼的研究，在清代，考中生员者年纪最小的是16岁，一般多在21～25岁。此后，考中举人的年纪平均是在30岁。而潘国顺年已32岁，竟然连秀才都不是，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故而只能时时以酒浇愁，结果自然是愁上加愁，所作的随笔亦以“扫愁”为题。
尽管如此，潘国顺在他的文字中总是刻意表现出一种豁达的生存状态。在封二所画的那幅画的上部，竖行写有两段话，一段是自左朝右书写。
己亥季春，灯前兀坐，徐涂数笔，以当清谈，亦山人之心曲所发，有以冀之……
“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人”是传统时代的诗人谒客，一般人多以此标榜自己的潇洒自在。另一段文字自右往左书写。
了俗山人天性慈祥，素行忠恕，虽因贫困而为委吏，常有动止，绝毫不离准绳，未稍随流俗，浮沉世海也。甚至枵腹从事，亦必拘守大道。每获微赀，不使冻馁，且曰：此享天之福也，吾须体上天喜善之德。故其友弟时讥诮之，谓其何迂之甚云。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作者潘国顺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悠闲地信笔涂写，抒发内心的情感。而在书中，他更处心积虑地时时表现出悠然自得的生存状态。在《戊申偶志》中，他就这样写道：
吾家当春夏之交，苍鲜盈阶，草木际天，门无剥喙，竹影参差，禽鸟幽鸣，晨对东山，见一片红霞，日光渐发，不胜精神为之一爽！朗读太史公书以浇垒块，缓步陌阡，望荒城而去。日薄西山，偶得闲钱，沽酒痛饮，循循安步，望山径而返于荒村蔓草间，偕山妻弱女，坐石榻，食菜羹，啜苦茗而已。
“戊申”亦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潘国顺自号“倚南窗主人”，他的书斋倚南窗，即模仿陶靖节之“倚南窗”。上揭的文字颇为优美，从字面上看，何其潇洒自如！生活亦何等惬意！不过，这样的文字大概只有文学爱好者才会当真，历史学家显然不应被此类的表面文章所迷惑。透过华丽文字的迷障，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人的狂奴故态。
在《扫愁帚笔谈》中，潘国顺的精神状态毕露无遗。该书卷首另有《相命自志》，其中提到：“二十七岁后，方许稍亨；五十二以后，皆不利命，即尽忠报国，反遭三尺之诛；竭力于人，只作一场说话。得钱处，有鬼来偷；吃亏处，有人扶持。一生踪迹，相命皆前定，夫复何求？”在传统中国，“穷算命，富烧香”，反映了不同生活状态下人们的心态。竭蹶困窘之人特别在乎算命，他们往往以此推算自己何时方能咸鱼翻生。潘国顺正是通过算命，对个人的一生加以总结。
从他对自己坎坷一生的总结来看，一切似乎都是上天注定。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流动，但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大批的庸人和狂人。只有那些很快通过制艺，科举场上如沐春风之人，才有可能心平气顺地从事其他的事业。否则，人们一辈子都会痛苦地挣扎在科举文网中而难以自拔。纵观潘国顺的一生，他虽然碌碌无为，却心有未甘，内心深处充满了出人头地的幻想。他在《恨事》条中就写道：“千里马不逢伯乐，天上龙顿失云雨，猛老虎猝入平阳，英雄汉困于陋巷，红花女嫁与村夫，美少年娶着老媪。我本恨人，好言恨事，薄书于此，以证诸贤。”潘国顺自比为“千里马”“天上龙”“猛老虎”“英雄汉”“红花女”“美少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举步维艰，对于社会充满了极端的怨怼，遂将这种情绪通过随笔的形式传达给读者。
从叙事手法来看，潘国顺处处刻意模仿《聊斋志异》。不过，蒲松龄主要生活于17世纪的盛清时代，而潘国顺则生活于19世纪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两者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另外，二人活动的地域空间也有所差异，前者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淄川，而潘国顺则生长于商贾之乡的徽州黟县。蒲松龄的小说主要演绎狐仙鬼妖故事，屡试不中的人情冷暖及世态炎凉，并未泯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正因为如此，其人的诸多作品皆不乏浪漫情怀。而潘国顺则不同，他所精心结撰的《扫愁帚笔谈》重在写实，书中的更多情节皆在反映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的阴暗面，极大程度上折射出郁悒成疾的作者之苦闷与绝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扫愁帚笔谈》中有《困龙》一则：
黟西环阳潘顺者，字梅光，号祥春，又号了俗子，生自戊辰十月，故属龙。孤贫不偶，落落寡合，且不善务家人活业，是以家益落。饔飧不给，环堵萧然。与妻子卧牛衣，殊深陶然，未尝少有忧容欤。性嗜读书，爱雅洁，工翰苑，精岐黄、风鉴，并乐传奇志异。因之所谋皆逆，与俗多忤。而满腹才华，无从销露；一腔热血，没处飞洒。以故寄傲陶宏，尝安毛颖。凡世所行之书，无所弗读。虽家贫无力，亦穷搜不辍。每获工余，即藉彼酒馆，借此烟寮，为痛哭行乐之所焉。尝彻夜不寐，濡毫构思。一夕，正吟哦间，见砚端一物，其状如丝，蠕蠕然游行，形遂成字。审之，一“龙”字也，因祝之曰：龙乎，吾闻诸夫子曰：龙蛟法大，能致风云，何君如斯，与子困顿。言未已，霹雳一声，冲霄而去。
上述这段文字，我们实在是似曾相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个短篇叫《蛰龙》，其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一条小小的蛰龙，经过冬眠后甦醒过来，在一个阴雨晦暝的日子里，从一只竹书箱里爬出，被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屋外。其时，但闻霹雳一声，此物骤变而为庞然巨龙，腾身飞向天空……这一“蛰龙复苏”的故事，究竟有何寓意不得而知，不过在蒲留仙的笔下，故事情节中不断地出现“读书”“（书）卷”“书笥”之类的字眼，显然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
揆诸实际，“环阳”可能是在今黟县碧阳镇柏山村附近。而文中的这位“潘顺”，也就是属龙的潘国顺本人。文中对其个人的生活状态有着极好的描述，既标榜了潘国顺的清高和潇洒，又透露出因个人治生无策而导致的困顿与颓废。嗜酒如命的他，某次彻夜未眠，在其磨墨时，竟发现砚端一物如有生命，活动自如，仔细一看，那是一个“龙”字……此一荒诞的细节，当然不是因其彻夜不寐辛苦劳作之际的眼花缭乱，而显然是脱胎于《蛰龙》而作的刻意杜撰。从中可见，他强调自己的属相为龙，并想象着有朝一日飞龙在天，一朝看尽长安花……
如果说蒲松龄笔下从书箱里爬出的“蛰龙”，亦真亦幻，颇富童话色彩，其间的遐思妙想予人以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那么，潘氏砚端其状“如丝”的“困龙”则折射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庸人臆想与喧嚣尘世的狂躁。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似乎都充满了自觉怀才不遇者，到处皆飘荡着壮志难酬的悲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