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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总统从凯旋门回到爱丽舍宫的当天下午，立即召见了他的“忠诚的化身”、前届政府的掌玺与司法部部长米歇尔·德勃雷，要求他组织政府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戴高乐在第二次召见德勃雷时，正式任命他为总理，并审阅和批准了他所挑选的政府成员名单。1月9日，第五共和国第一届政府宣布诞生。
在新政府中，德勃雷留任了相当数量的前届政府成员。不过，有些政府成员的职务做了调动，如让-马里·贝图安改任内政部部长，埃德蒙·米舍莱替代德勃雷任掌玺与司法部部长，苏斯戴尔转任总理府部长级代表。本届政府实际上是上届戴高乐政府的延伸。
在总共27名政府成员中，有18名是议会多数派成员。其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占8名，温和派（独立党）5名，人民共和党4名，激进党1名。从多数派的组成来看，保卫新共和联盟虽然居多数，但不占绝对优势。可见，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在处理纷乱而又棘手的内外重大问题时，德勃雷政府还要像前届政府那样，继续依靠多数政党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因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同戴高乐发生分歧没有参加政府，摩勒也不再担任国务部长。尽管在政府内还保留一名社会党部长，但人们称他为不代表政治派别的“技术性部长”，不过他也在1959年年底因学校问题同政府闹翻而辞职。这就使戴高乐总统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个有相当分量的左翼政党的支持，从而相对缩小了他的政治基础。
在新政府成员中，有17名是议员出身。当然，他们按照宪法的规定在进入政府后都辞去议员的职务。另10名是非议员出身，其中7名原为高级公务员，如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吉约马、贝尔纳·舍诺、安德烈·布洛什、朱尔·让纳内、皮埃尔·叙德罗等。议会不再是政府成员的唯一来源，第五共和国政府的“非议员化”和“技术专家治国”的趋势有所发展。
德勃雷政府运行了3年零3个月。在这期间，政府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改组。最重要的几次改组有：1960年1月初，免去同戴高乐在外交上意见相左、在经济计划上与他的同僚朱尔·让纳内经常顶牛的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的经济和财政部部长职务。1960年2月，把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与政府背道而驰的苏斯戴尔、贝尔纳·科尔尼-让蒂勒驱逐出政府，同时，给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不称职的国防部部长吉约马调换了职务。1961年8月的改组规模较大，如人民共和党领袖、国务部长罗贝尔·勒古“由于与总理的政策及治理方式的看法经常不一致，因此与总理对立”而自动离职。农业部部长、掌玺与司法部部长也相继易人。此外，还有几次由于政府成员健康不佳或其他技术上的原因，而对某些政府成员的职务做了调整。
德勃雷政府成员的频繁变动并不意味新政权不稳，尽管当时戴派地位还不够稳固，反对派势力有所增强，国内外施加的压力接踵而来也冲击着新政权。首先，政府成员虽然更迭频繁，但掌握军政大权的总统地位巩固，不受任何影响；作为政府首脑的德勃雷也未交班，因此保证了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这同第四共和国政府总理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造成政策多变以致政权不稳和民心浮动的情景截然不同。德勃雷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又爱抬杠，但身为总理，他总是作为总统的忠实助手，执行总统所决定的大政方针。正如政治评论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撰文描述的那样：“我从米歇尔·德勃雷身上（最后总是要指名道姓的）看到两种对立的忠诚，这如同两匹配不成对的马，但却由德勃雷在驾驭着，并把它们套在他的车上，而这两匹马还在互相撕咬。” [1] 总理同总统的默契和恰到好处的配合，是第五共和国初期政府和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政府改组和变动总的说来规模比较小，易人不多，如内政部、经济和财政部、农业部、新闻部曾先后3次、国民教育部4次、国防部1次更换过部长。由此可见，德勃雷政府的数次调整不仅未引起政治风波，而且有利于克服政府内部的分歧，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最后一次改组的德勃雷政府拥有28名政府成员。其中，议员出身仅有15名，比例进一步缩小；非议员出身13名，比例有所提高。在非议员出身的政府成员中，高级公务员出身的共10名，占政府成员总数的1/3以上。政府成员的结构进一步朝着“非议员化”和“技术专家治国”的方向发展。
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法国政界和舆论界都翘首以待，希望尽快地结束这场“阿尔及利亚悲剧”。戴高乐总统和德勃雷政府最终不负众望，但还是用了近4年时间（从1958年6月算起）才从阿尔及利亚泥潭中摆脱出来。在这期间，戴高乐及其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反复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军事征服为主，绥靖和改革为辅（1958年6月～1959年9月）。早在1958午6月4日戴高乐就职总理的第二天，他就亲自奔赴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尔、博纳、君士坦丁、瓦赫兰和莫斯塔加姆等城镇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宣称“我理解你们”，赞扬了军队，宣传了“阿尔及利亚全体居民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将永远留在法国”的观点，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等口号，以此来申诉法国政府的立场，安慰激动不安的法国殖民军和“黑脚”
。法国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极右分子对戴高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扣留了陪同戴高乐前来访问的撒哈拉事务部部长马克斯·勒热纳和路易·雅基诺，逼迫其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当着戴高乐的面叫嚷“一切权力归军队！”“苏斯戴尔万岁！”等口号。6月10日，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公共安全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解散一切政党和团体组织；废除阿尔及利亚组织法，把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并入法国；成立一个在戴高乐领导下的“真正公共安全的政府”。正是在他们的压力下、在保卫新共和联盟和政府内部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些要员的影响下、在“法国殖民帝国”思想的指导下，戴高乐及其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了以军事征服为主、绥靖和改革为辅的方针。
1958年，戴高乐5次到阿尔及利亚访问，其主要目的是要重新部署兵力和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企图一举歼灭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从阿尔及利亚第一次巡查回来后，立即任命拉乌尔·萨朗将军为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总司令和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委任阿拉尔将军为阿尔及利亚最高行政长官，雅克·马叙将军为阿尔及利亚分区行政长官，他们都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强硬政策而闻名。他们遵照戴高乐的旨意，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封锁了阿尔及利亚边境，堵死了对外的要道隘口，加紧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扫荡，企图夺回失去的地盘。这年年底，戴高乐总统在军事行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借口撤换了萨朗的一切军政职务，提升了萨朗的副手莫里斯·沙勒将军为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总司令。此人原为空军将领，擅长于“分区控制的军事行动”。他果然不负戴高乐的“厚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占领和扩大了原有的孤立据点，为戴高乐赢得了某些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戴高乐在10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通过调停或谈判来实现停火和“体面的和平”。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法国政府在1959年1月特意释放了大约7000名阿尔及利亚俘虏和缓期执行180名穆斯林的死刑；将被劫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4名领导人本·贝拉等从巴黎阴森恐怖的桑泰牢房迁到条件较好的比斯开湾的埃克斯岛。为了生灵免遭涂炭，1958年9月19日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重申了早已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所表示的意向：愿意就政治和军事问题同法国政府谈判，但遭到片面追求停止军事敌对活动的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由此可见，戴高乐及其政府的和谈不过是一个烟幕，骨子里还是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与军事行动相配合，法国政府还加强了政治攻势。戴高乐在1958～1959年视察阿尔及利亚期间，多次强调“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一律平等”“穆斯林与法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戴高乐的指示，在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政府取消了过去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种族歧视的选举法，即划分为法国人选举团和穆斯林选举团的投票法，改为单一选民团参加选举，各政治团体可以提出竞选纲领和候选人名单。但是，第一届立法选举犹如1959年春的市镇选举一样，广大的阿尔及利亚居民抱着观望、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即使选出的议员和地方议员仍然是欧洲人占据优势。法国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没有获得阿尔及利亚居民的同情和支持。
戴高乐还于1958年10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宣布：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后，将实施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要求在5年内，将使当地穆斯林的收入、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逐步提高到接近法国人的水平。这就是著名的“君士坦丁计划”，或叫“消灭贫困计划”。它不过是为了诱使当地的穆斯林脱离民族解放运动，麻痹他们的斗志，孤立和打击民族解放力量。因此，该计划遭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拒绝和当地穆斯林的抵制。“君士坦丁计划”刚一出笼就夭折了。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揭露法国当局和平骗局的同时，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正式成立，并组成以阿巴斯为首的临时政府，于9月28日就阿尔及利亚新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获得了96.6%的赞成票。
第二阶段提出民族自决的政策（1959年9月～1961年5月）。针对法国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极右分子归并阿尔及利亚的企图，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于1958年12月14日在开罗集会，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加紧打击法国殖民军，解放阿尔及利亚和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法国政府意识到战争毫无希望，“以军事征服为主、绥靖和改革为辅”的政策已破产。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使10多万法国军队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它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激起人民的不满，要求结束战争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于1960年4月发表声明，要求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谈判。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让-保罗·萨特等哲学家、作家、艺术家、教授共121人于1960年9月6日发表“121人宣言”，反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毋庸置疑，法国政府倒行逆施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联合国还通过决议要求法方停火谈判。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声誉受到损害，处境不妙。基于上述原因，戴高乐痛感需要改弦更张，放弃殖民帝国的思想，实行另一种政策，以便顺应时代的潮流。
1959年9月16日，在联合国召开大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前夕，戴高乐终于鼓起勇气，迈出了新的一步。他在这天的电视广播中声明：“考虑到阿尔及利亚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情况，我认为有必要从今天起宣布采用自决的办法。由于宪法赋予我向公民征求意见的权利，只要我还活着，只要人民听我的话，我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一方面要求住在12个省里的阿尔及利亚人肯定地回答他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法国人确认这一抉择的结果。”
他列举了“自决”的三种选择办法：第一种是完全同法国分裂；第二种是“法兰西化”，将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第三种是阿尔及利亚实行自治，但同法国保持密切的合作。11月1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了自决的政策和要求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谈判停火的条件。
国民议会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它于10月15日以441票赞成、23票反对、28票弃权通过了对自决政策的信任案。在投票中，社会党全体议员表示支持，但议会的多数派发生了分裂，有30～35名议员表示反对或弃权。保卫新共和联盟中10多名议员因对自决政策持异议而退出该组织。
尽管法国政府的新政策和新建议未尽如人意，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还是做出了反应，委任本·贝拉等尚在关押中的5名领导人为谈判代表，就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前途同法国当局对话。但是，戴高乐以本·贝拉等丧失战斗力以及阿方的建议与法国政府的原意大相径庭为借口，再度拒绝谈判。这说明戴高乐及其政府在执行民族自决政策上还缺乏诚意。
戴高乐的自决政策引起了法国殖民军和“黑脚”的惶恐不安。“马叙事件”
有如导火线，引爆了早已潜伏着的危机，一场骚乱开始了。1960年1月24日，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极右分子在阿尔及尔的议员皮埃尔·拉加亚尔德、咖啡店老板约瑟夫·奥尔蒂斯、农民罗贝尔·马特尔和学生领袖让-雅克·苏西尼率领下，攻占了大学楼房，筑起街垒，狂呼“绞死戴高乐”等口号，企图制造第二个“5·13”事件。
然而，目前的法国政局同一年半以前大不相同，戴高乐及其政府拥有稳固的地位，掌握了最高权力，能够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动乱。1月29日，身着军装的戴高乐镇定自若，在广播和电视面前发表谈话。他指出阿尔及利亚人的自决是“由共和国总统制定、政府决定、议会批准，并为法兰西民族通过的政策”，用不着重新讨论。他警告说：“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戴高乐铿锵有力的谈话、沉着冷静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得到了广大法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工会还组织罢工声援。2月2日，国民议会以441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对国家元首和德勃雷政府的信任，并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的特别权力。5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清除了政府内部的极右分子如苏斯戴尔部长等，拔掉了法国殖民军和“黑脚”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的代理人。暴乱者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张皇失措，纷纷缴械投降，撤离据点。暴乱的头头奥尔蒂斯逃亡到西班牙，拉加亚尔德和苏西尼被捕准备受审。暴乱迅速平息下来。戴高乐政权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但是，法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实际上是在为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设置障碍。法国人民对此十分不满，重又掀起工潮和学运。慑于人民的威力，戴高乐提出公民投票，就政府的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征求”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意见。1961年1月8日的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在法国本土的有效票总数中，赞成票占75.3%，反对票只占24.7%；在阿尔及利亚的有效票总数中，赞成票占70%，反对票只占30%（主要是“黑脚”和欧洲人）。可见，绝大多数选民赞同政府的自决政策。时至今日，戴高乐再不能在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谈判上扭扭捏捏了。2月20日，法国总统特使蓬皮杜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在瑞士进行了秘密接触，从而为今后两国正式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极右分子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进行了最后的挣扎。由皮埃尔·拉加亚尔德为首在1960年年底成立“秘密军队组织”
，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1961年4月22日，沙勒、埃德蒙·茹奥、安德烈·泽勒、萨朗四个将领在几个陆军上校的策动下，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将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府运输部长罗贝尔·比龙、政府总特派员让·莫兰等逮捕入狱。他们发表了四个将领签名的关于“军事法庭将逮捕和审判直接参与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行动的人”的公告，把矛头直接指向戴高乐及其政府。
戴高乐以沉着和冷静自若的态度接受了自他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他及时地切断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空中和海上的交通，派内政部部长路易·若克斯和国防部秘书长让·奥利耶到阿尔及利亚稳住阵脚。他还动用了宪法第16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4月23日，如同之前那样，他再次身着将军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呼吁叛乱军官缴械投降，“以法兰西的名义，我命令：在各地使用一切手段，我说的是一切手段，来堵塞这些人的道路，以待降服他们”。
戴高乐的讲话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法国政党，除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外，纷纷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法国工会于25日举行联合罢工声援。叛乱将领和军官色厉内荏，他们在国家权威和人民强大的力量面前胆怯了，退让了，瓦解了。他们有的缴械投降，有的逃跑，有的转入地下。戴高乐又一次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强有力的手腕制服了军队中的反对派，顺利地渡过了惊涛骇浪。
第三阶段举行了埃维昂谈判并达成了协议（1961年5月～1962年3月）。几经周折，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于1961年5月20日在埃维昂举行了正式谈判。但在会谈中，法方代表又横生枝节，拒绝交还撒哈拉，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的权威性，致使谈判又进入死胡同，不欢而散。
然而，戴高乐毕竟是一个注重现实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看到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和针锋相对的立场，感到人民开始对他失去耐心，秘密军队组织乘机制造事端，因此，他必须违背自己的初衷，采取主动来打破僵局。他于9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弃了对撒哈拉领土的要求，承认它是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改组了警察局，加强了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斗争；他在法国殖民军中做了一系列人事调动，以便更好地控制军队；他还宣布将从阿尔及利亚撤回两个师。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利于重开谈判和最后达成协议。秘密军队组织感到末日的来临，对戴高乐恨之入骨，决定动手暗杀。他们于1961年9月8日晚在总统车队行进的19号国家公路上埋放炸药，企图消灭戴高乐，所幸戴高乐逃过此劫。此后，秘密军队成员还多次组织过类似的暗杀戴高乐的事件，均被戴高乐躲过。
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软化，但对国内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裔移民仍然采取强硬的立场，实施宵禁令，从而引起了北非裔移民的强烈不满。1961年10月17日，约3万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裔劳工在巴黎举行和平游行示威，抗议这种具有针对性的宵禁令，支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巴黎警察局招来警察进行血腥镇压，约有300人丧生。
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法国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
经过多次秘密接触，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于1962年3月7日在埃维昂恢复第二轮谈判，并于18日达成协定。根据协议，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领土完整和自决权；双方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停火，就自决举行公民投票；法国军队可留驻3年；暂时保持法国在撒哈拉的军事基地；确定了“黑脚”的地位，两国在技术、财政、文化等方面进行合作。历时7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4月8日，就批准和授权政府实施《埃维昂协议》在法国本土举行公民投票。多数政党在投票中起了促进作用：保卫新共和联盟、法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都号召自己的选民投赞成票，唯有极右政党坚决反对，独立党让选民自己选择。投票结果表明，赞成票占有效票总数的90%，反对票则只占9.3%。7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票占有效票总数的99.72%。《埃维昂协议》获得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绝大多数公民的批准。7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法国殖民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新生。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国家财政负担大大减轻，人民可以休养生息，政局也趋向稳定，从而使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走上了正常轨道。它使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极右分子失去了赖以滋生的土壤，它们的组织成员因此大大减少，活动频率明显下降，从而使人民比较安居乐业，社会生活趋向正常。它使戴高乐大展宏图，实现他的雄心大志，实现“大国梦”“强国梦”，从而改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提高它的国际地位。
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刚刚建立就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它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通过公民投票批准了政府对阿尔及利亚推行的自决政策、动用紧急状态法粉碎了极端殖民主义者的暴动和军事政变，而且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戴高乐之所以能够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力挽狂澜，苦撑危局，最后终于制服了政治上和军队中的反对派，摆脱了阿尔及利亚羁绊，主要是依靠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及其政治体制，充分运用了总统的地位、权力以及个人的威望。他明确指出：“领导法国的责任属于法国所委任的人，因此这个责任主要是属于我。我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说明这一点。”
戴高乐不仅强调总统的权力和作用，而且在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地建立了总统“保留的职权范围”
，占有宪法解释权、多次实施紧急状态法和动用公民投票权，进一步把国家主要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第五共和国建国初期，等待总统处理的问题堆积如山纷乱如麻。既有第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又有第五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新问题。戴高乐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和事情的轻重缓急，选择了阿尔及利亚、外交和国防作为总统专门处理的问题，他人不得过问和染指，故被称为总统的“保留的职权范围”
或总统的“特权范围”
。1960年1月阿尔及尔的暴动波及法国本土，不仅舆论惴惴不安，就连议会和政府内部一些人也惊慌失措。在这种形势下，戴高乐感到有必要把大权集中在手中，以便在非常时期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决断。
1960年3月，在全国农业经营者公会联合会的压力下，287名国民议会议员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来专门讨论农业政策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根据宪法第29条规定，过半数议员提出要求就可以召开。但戴高乐不愿意农业利益集团左右政府的农业政策，他于3月18日致函议会做了这样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召开议会会议的要求，事实上是与我要求大家遵守的制度精神不相符的，也是与依照人民的意愿和宪法的条款规定、由我承担的确保国家权力机构正常行使职权的任务不相容的。”
他以妨碍国家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为借口拒绝了多数议员的要求，从而在议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党和激进党议员以函件强词夺理和侵犯宪法为理由对德勃雷政府提出弹劾案，以表示对总统侵权行为的愤慨。1961年8月31日，戴高乐再次致函国民议会，就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这样的看法：“和宪法的规定相反，我坚持认为议会宣布的会议，必须有立法的结果。”
他实际上为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规定了一个标准和原则。仅此一例足以说明，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非常时期，戴高乐逐渐掌握了宪法的解释权。
在极端殖民主义者发动暴乱和军事政变时，议会批准总统动用宪法第16条，对戴高乐寄予充分的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获得了许多特殊的权力，并利用这些特权发布了很多法令，并采取了诸多措施。例如，在第二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戴高乐一个人就连续采取了18项决定，其中包括暂时取消对文武官员的担保、中止某些自由、实行特别审判权、不具拘留票的逮捕、延长行政拘留期限、设置专门对暴乱者和军事政变分子进行审判的高级军事法庭和若干个军事法庭等。有些决定和措施在全国紧急状态结束后作为普通法律沿用下来。实际上，戴高乐采取的决定和措施，都是为了恢复和保证公共秩序，都是为了无情地镇压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叛乱，都是为了制服军队中的反对派。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戴高乐两次动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超出了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投票范围。换言之，戴高乐通过公民投票采取了应属议会权限内的措施，从而夺去了议会的某些立法权和监督权。
戴高乐之所以能够进一步集中和运用国家权力，主要是由于：第一，他利用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在总统和议会之间权力分配的模糊之处，也利用了宪法的灵活性，在国家紧急时刻，避免权力机构因相互扯皮延误时间，并及时做出决断，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化解了危机，促进了国内的安定和政局的稳定。第二，他在爱丽舍宫成立了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专门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相应的部长、总统府高级官员、专家和顾问参加。委员会就各自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向总统提供资料、意见和建议，并监督有关部长和部门政策的具体实施。戴高乐则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最后断决，并直接领导和指挥阿尔及利亚、外交和防务“三大战役”。戴高乐把国家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并非使第五共和国走向个人专制和独裁，而是在处理重大、关键和紧迫问题上避免了大权旁落，保持了总统的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第三，每当出台重大政策和决定时，戴高乐亲自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中宣读，或者通过记者招待会宣布，或者到全国巡视时发表，从而增加了国家和政府的方针及政策的透明度，让法国人享有知情权。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戴高乐建立的“保留的职权范围”意味着除了阿尔及利亚、外交和国防统一由总统掌管外，其他事务则由德勃雷总理处理。这不仅明确了总统和总理的分工，也使政府在它所承担的事务中有职有权，能够起着应有的作用。此外，国民议会于1960年2月4日通过一项提案，授予政府为防止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暴乱制定为期一年法令的权力。这就意味着政府有权以法令的形式制定法律，无须再经过议会讨论和批准。政府的地位和权力由此进一步加强。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总统和政府权力的加强也就意味着议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首先，议会很少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如在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不久，议会只举行了一刻钟会议来听取总统的咨文，未经辩论就散会。又如反对派于1959年11月27日关于退伍军人预算问题，1960年5月5日关于召开特别会议问题，1960年10月、11月和12月关于核打击力量问题，1961年12月15日关于动机不明确问题等多次提出弹劾案，但均告失败。议会的政治监督作用下降，其监督手段失去效力。其次，议会的部分立法权转移到总统和政府手中，也说明议会的地位有所下降。
总之，在德勃雷政府期间，通过阿尔及利亚事件，第五共和国总统、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再次做了调整，使三者原来不平衡的权力问题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