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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后期（以下简称第四共和国），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导致财政枯竭和政局动荡。驻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将领勾结科西嘉的极端殖民主义发动叛乱，扬言进军巴黎，要实现“复活作战计划”，推翻共和国并建立法西斯专政。
军事政变与反军事政变、推翻共和制度与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在危难面前，第四共和国后期的几届政府都指挥不灵，束手无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在1958年元旦贺词中被迫承认：“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
1958年5月28日，皮埃尔·弗林姆兰总理向总统提出了辞呈。为了收拾残局，科蒂总统已经找遍了除夏尔·戴高乐以外的政党领袖和政界要人组阁，现在是让戴高乐复出的最好时机，也是他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了。第二天，科蒂总统向议会两院发表了一份咨文，指出内战的危险性，正式呼吁“最杰出的法国人”戴高乐出山组阁。他要挟说，如果议会拒绝批准，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科蒂的呼吁反映了要求平息叛乱保卫共和国的广大法国民众的呼声，也获得法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科蒂总统的邀请得到已经67岁高龄的、正在焦急等待“召唤”的戴高乐的积极响应。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里尔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在军队服役，在一战中多次负伤。1920年晋升为少校，1937年晋升上校，1940年率领装甲师阻击德军进攻获得嘉奖。1940年6月晋升为准将，从军队中上调为雷诺政府陆军部副国务秘书。戴高乐早年接触过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参加过德雷富斯案件
的争论，唤起了他的民族感情。他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表现出强烈的复仇愿望，并在一战中亲自与德军较量过。不过，在二战前夕、二战中和二战后，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复仇愿望，树立起复兴法兰西民族的情结，以努力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来医治被称为“欧洲病夫”的“法国病”。
戴高乐在二战后初期写作的《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表明他的心迹：“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早在领导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同时，戴高乐就在不同的场合强烈地表达了复兴法兰西民族的强烈愿望：“为了作战和复兴而团结起来的法国人民，同样还要在全世界恢复法国的地位和伟大。”
1944年8月25日，巴黎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作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于1944年12月31日在巴黎发表广播演说：“但是，整个法国都了解，这是命运赐给她的良机，使她通过逐渐增长的战斗力量，重新取得她多少世纪以来的卓越地位，为了她本身和其他国家，她必须保持这种地位。我的意思是说，法国应该保持强国的地位，没有法国这个强国的参加就不能确保胜利、世界秩序与和平。”
二战刚刚结束，戴高乐多次发表谈话，宣称法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应发挥她的作用，“这种作用应该是一个大国的作用”
。与此同时，戴高乐紧锣密鼓地开展对外活动，要求与美国、英国、苏联等平起平坐，给予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应有地位，起着战胜国对战败国应起的作用，从而使法国不断地向大国地位攀升。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2000年出版的《法国人》一书中揭示了戴高乐领导法国抵抗运动的目的：“戴高乐主义的核心要义，或者说戴高乐将军本人当年孤身一人不懈努力的终极目的，在于重新让法国回归世界强国之列，不管它曾经遭受怎样的军事失利，也不管它正经历着怎样的入侵和占领……纵观历史，鲜有人能够仅凭一己之力逆转历史走向。如果我们说戴高乐将军能够位列这些历史巨人的行列之中，我想原因正在于他不变的目的，即带领法国重回强国之列，重拾法国的独立与尊严。”
诚然，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具有法国神秘主义色彩。戴高乐对“法兰西神圣”笃信不移，他承认“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包括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于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是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
戴高乐对法国负有“神圣使命”的神秘主义，促使他去做“大国梦”“强国梦”。
另外，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还被他的历史主义观所驱使。他怀念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武功和盛世、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力、19世纪法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戴高乐认为：“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中，它已习惯于一个大国地位……”
“在过去，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人口最多、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他希望通过“大国梦”“强国梦”来复兴法兰西，恢复法国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最主要还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法国经过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满目疮痍，其国力日益衰弱，其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从而使法国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往往力不从心，也不为国际社会认可。这个时候的法国被国际社会称为“欧洲病夫”，犯了“法兰西沉疴”。戴高乐痛心疾首，与广大的法国民众怀着共同的情结，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法兰西民族的复兴，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
正是这种复兴法兰西民族的情结和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来医治法国病的强烈愿望，驱使戴高乐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三次在法国危急时刻或者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法兰西民族危亡。第一次是1940年6月17日，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半壁江山的危亡时刻，戴高乐毅然脱离陷入绝境的雷诺政府，投奔到英国伦敦，并于6月18日发出《告法国人民书》
，号召国内和海外法国人抗击希特勒的侵略，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第二次是1944年9月在法国首都巴黎获得解放后，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
立即迁入巴黎，确立战后法国政权代表的资格。当有人对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质疑时，戴高乐庄严地宣布：“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融为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戴高乐明确地表示，以他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法国政权唯一的、合法的代表。1958年6月，即法国的第三次危难时刻，戴高乐又一次勇于担当重责，挽救危局。不过，此次委任戴高乐以总理之职，是议会表决通过的，符合法律程序，无可非议。
1958年6月1日上午，戴高乐提出了一个新内阁名单。下午，他登上第四共和国议会讲坛，发表了总理候选人的简短授权声明。在声明中，他要求议会给予信任，授予他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权力，批准他为修改宪法所提出的建议。议会以329票赞成对224票反对通过了授权。投反对票的有148名法国共产党
（简称法共）议员及其同情者、49名社会党
议员、包括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内的18名激进党
议员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等。他们构成了反戴高乐政权的基本政治势力。
6月1日新内阁成员有16名，7月7日增至24名。以戴高乐为总理的新内阁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他任命了9名非议员出身的阁员，从而打破了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成员必须从议员中挑选的惯例，这些非议员出身的阁员不具有党派标志和政治倾向。其次，他把外交部、国防部和内政部三个关键的部委托给非议员出身的、非党派人士的专家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皮埃尔·吉约马、埃米尔·佩尔蒂埃。戴高乐希望在行使外交、国防和内政三大重要职权时，避免党派的纠葛。最后，在15名议员出身的阁员中，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或称人民共和运动）
、社会共和党
（戴高乐派，简称戴派
）、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
（或称独立党
、温和派
）、激进党、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联盟
各占3名。社会党人居伊·摩勒、人民共和党人弗林姆兰、独立党人路易·雅基诺、民主与社会抵抗联盟成员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任国务部长。戴高乐把除法共以外的法国传统政党尽数收入内阁，并安排四个重要政党领导人为国务部长，旨在兼顾和协调各党派的利益，组织一个“团结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以便渡过难关。
6月2日，国民议会授予新政府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殊权力以及有效期为半年的政治立法全权。翌日晚，议会又以350票赞成对161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的权力，并规定了修改宪法时新政府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第一，承认权力来源于普选，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离，政府对议会负责，司法权独立，确定法国本土与海外领地关系共五项原则。第二，必须征求宪法咨询委员会和参议院的意见。宪法咨询委员会中的2/3的成员应是议会有关委员会的代表。第三，新宪法草案必须通过公民投票表决。议会在通过这三项议案后开始休会。
戴高乐重新执政和议会任务的结束，标志着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从此，法国进入向第五共和国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制定和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是戴高乐政府最主要的任务。
过渡政府根据议会授予的制宪权力，利用有限的时间，着手制定新宪法草案。因为有了新宪法，戴高乐及其政府就有了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就能加强自己的地位，以便驾驭全局，解决国内外难题。
戴高乐任命了他的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具体负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德勃雷于1912年1月15日生于巴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和私立政治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进入法国行政学院，1941年在海外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任法国临时政府负责行政改革的特派员，1946年参加激进党，1947年参加戴高乐创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
，1948年当选为参议员，1954～1958年任参议院社会共和党议会党团主席。德勃雷写过《重建法国》《统治我们的王子们》等著作。他在二战中开始追随戴高乐，深谙戴高乐的思想和主张。他组织和主持了一个以行政法院成员为核心、荟萃18名成员参加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要以戴高乐关于法国政治体制的思想和主张为基础，遵循议会通过的五项原则，借鉴了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参照了英、美等国家政治体制的机制和运行状况，于7月中旬完成新宪法草案文本的工作。
戴高乐关于法国政治体制的思想和主张，集中体现在1946年6月16日在纪念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贝叶镇两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贝叶演说”中。在“贝叶演说”中，戴高乐总结了第三共和国议会制的经验教训，根据二战后国内国际复杂的环境，主张重新调整议会、政府和总统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确保行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便能够迅速而又果断地进行决策，“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明确分立和彼此十分均衡，并建立一个处理意外政治事件的全国决策机关，以便在发生混乱的时候保持政权稳定。”
他在抨击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总统应当有职有权，“国家元首应根据议会确定的方向和协调各方利益的原则，负责任免人员，他应当任命各部部长，当然，首先是任命应该负责指导政府政策和工作的总理……国家元首应主持政府会议，在政府中起一个民族所不能中断的延续作用。”
国家元首则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加广泛的选举团选举产生。
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还指出“议会至上”“万能议会”是第三共和国的种种弊端所在。他同意议会可以建立两院制：一个是直接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即众议院。它有权通过法律和预算，反映全国性的政治派别的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个议会的初步动议，未必是完全有远见而明智的”
，还要建立另一个由省和市镇议会选举产生的议会加以补充。它对众议院的决议进行审查、修改和提出建议，同时反映地方生活的倾向和权利。
第三共和国历时65年，内阁更迭107次，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8个月，而同一时期美国只更替过14届总统，英国只更换过20届内阁。第三共和国内阁是当时闻名遐迩的短命内阁。然而，它与第四共和国内阁比较，还是小巫见大巫呢！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1年半中，内阁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20届，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6个月，其中最长的内阁不过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天。戴高乐断言，第三共和国内阁更迭频繁和政局动荡，是由于政府由议会产生，所以，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特别强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行政权与立法权必须切实分开”
，作为改革法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原则。行政权不能由议会产生，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权应由国家元首授予政府。在演说中，他强调法国必须拥有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
《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的作者认为：“这篇演说，对愿意了解第五共和国的人来说，是一篇具有根本意义的文章……”
戴高乐自己也说过：“现在要制定的宪法，多少与人们所称的‘贝叶宪法’相同。1946年6月16日我曾在贝叶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法国所需要的宪法。”
7月下旬，由戴高乐亲自担任主席、另外4名内阁成员组成的部际委员会（或称为“第二委员会”），就专家委员会提交的宪法草案的初稿进行讨论、比较和选择。过渡政府的国务部长如摩勒、弗林姆兰等，针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弱点，对宪法草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内阁会议根据部际委员会的推荐，经过酝酿和讨论，批准了这个宪法草案的文本。
随后，新宪法草案进入了咨询的阶段。先由宪法咨询委员会进行咨询，该委员会共有39名成员，其中2/3的成员由第四共和国议会两院投票任命，另1/3由过渡政府指派，委员会主席是保罗·雷诺。宪法咨询委员会拥有许多党派成员，代表了各种政见和政治倾向（法共被排斥在外）。他们在议会休会后依然可以通过该委员会对制宪工作进行监督。宪法咨询委员会从7月底至8月上旬就新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对草案中的某些条款如有关共同体的条文、法国与法属非洲国家的关系等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新宪法草案于8月11日获得宪法咨询委员会的通过。行政法院还从技术角度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审议。
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的新宪法草案于9月3日获得了过渡政府的最后批准。从第四共和国议会全权授予过渡政府制定新宪法，到新宪法草案起草的完成，到过渡政府批准新宪法草案，前后仅用去3个月，工作组的效率是相当高的。于是，戴高乐总理选择了9月4日，即第三共和国成立87周年纪念日，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的群众集会上，正式提出了新宪法草案，同时指出，按照该宪法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将使共和国变得强大”“也重新得到了它成为伟大的机会”
。他呼吁公民投票给予通过。
在国民议会休会后的相当长时间，多数法国党派采取“静观”立场，有的处于“冬眠”状态。当戴高乐政府宣布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后，它们才开始苏醒和活跃起来，就新宪法草案表明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一贯支持戴高乐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社会共和党坚决拥护新宪法草案。一些戴派成员还专门成立了组织和团体，如雅克·苏斯戴尔主持的争取法兰西复兴联盟
、雅克·沙邦-戴尔马领导的争取第五共和国联盟
[1]
（后改为争取公民投票民众联盟）、戴派左翼组成的共和改良中心
，等等，以便扩大戴派的影响，争取公民对新宪法草案的支持。
社会党于9月中旬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就法国当前政局、对戴高乐上台执政以及对新宪法草案应采取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在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的影响下，以及在社会党最主要组织罗讷河口省联合会的积极配合下，代表大会以70%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对戴高乐政府和新宪法草案的支持。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分裂出来，另组建独立社会党
。这样，法国政党中最主要的政党——社会党在关键性问题上，如同在议会中授权戴高乐的关键性问题上—样，再次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民共和党、独立党以及其他右翼政党和团体组织，都对新宪法草案表示了积极肯定的态度。乔治·比多还组织了一个法兰西基督教民主联盟
，争取和扩大基督教信徒对新宪法草案的支持。
激进党全国代表大会不顾党内元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以及西南部激进党人的坚决抵制，以716票对544票通过了决议，赞同新宪法草案。
法共对戴高乐及其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反共立场和活动一直心有余悸，担心戴高乐利用新宪法走向“独裁”，或把政权“法西斯化”，因而反对戴高乐重返政坛，反对他领导的过渡政府，反对新宪法草案。
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联盟在密特朗的带动下，也对这部“反民主”的新宪法草案持否定的立场。
在某些左翼反对派的影响和推动下，社会党的左翼爱德华·德普勒、罗贝尔·韦迪耶、阿兰·萨瓦里等、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联盟的左翼密特朗等、激进党的左翼孟戴斯·弗朗斯等，以及社会主义左翼联盟
、青年共和国党、人权同盟等左翼政治团体和个人，于7月7日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力量联盟
，共同对付戴高乐政权，坚决反对新宪法草案。
总的来讲，在法国政党和政界中，支持和赞同戴高乐政府和新宪法草案的居多数，它们构成强大的势力；反对和抵制戴高乐政府和新宪法草案的居少数，它们势单力薄。
戴高乐政府和戴派为了争取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竭尽全力。戴高乐亲自出马到雷恩、波尔多、斯特拉斯堡、里尔等重要城市进行游说。9月21日，他在要求法国公民对新宪法投赞成票的演说中再次指出：“我们向世界表明我们还能够而且永远能够成为一个大国”。
为了加强对新宪法草案的宣传，情报部长苏斯戴尔多次整顿法国广播电视台，派遣得力的戴派成员参加领导班子。在苏斯戴尔坐镇指挥下，强大的官方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口号、标语、海报、刊物、宣传品比比皆是。拥护新宪法草案的政党和团体还成立了“公共行动共和阵线”，提出“投赞成票也好，投反对票也好，但得投票”的号召，实际上动员人们投赞成票。至于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党派和团体，它们所使用的宣传手段有限，与支持新宪法草案的政党和团体比较，无论在宣传规模和声势上都相形见绌。
1958年9月28日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在法国本土和共同体中同时进行。根据法国本土的统计，79.25%有效票赞成新宪法草案，即平均每5张票中，有4张是赞成票，占压倒多数。在法国本土各个省份，赞成票都毫无例外地占了优势。20.75%有效票反对新宪法草案。弃权人数占登记投票人数的15.6%，在法国政治史上除了1936年议会选举外，要数这次弃权率最低。它反映了多数法国公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如果根据法国本土和共同体投票的统计，82.60%有效票赞成新宪法草案，17.40%有效票反对新宪法草案，弃权人数占登记投票人数的17.40%。尽管共同体中赞成新宪法草案的人占绝对多数，但是几内亚的公民投票则否决了新宪法草案，说明法属殖民地正在觉醒。另外，共同体的弃权率要高于法国本土，也说明法属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漠视。
为什么绝大多数法国本土的公民无一例外地投了赞成票呢？首先，最根本原因是，这部宪法适应了当代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新宪法所规定的政治体制符合法国国情，顺应了民心。其次，法国公民在此次投票中明显受到了政府和拥护新宪法草案的政党和团体宣传的影响。再次，危急的法国国内政治形势迫使法国公民进行表态和做出选择：要么让军人或极右法西斯势力上台，那就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的灭亡，在法国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政权；要么支持新宪法草案，那就意味着捍卫了法兰西共和国，使它继续存在下去。最后，多数法国公民对这位曾经在危难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寄予期望和信赖，认为拥护戴高乐就要支持新宪法草案。
由于戴高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特别是“贝叶讲话”的精神对1958年宪法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戴高乐在制定新宪法过程中亲自参加和指导，甚至从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内涵和外延、从它的基本构架都做了具体的指示，法国政治学界都把第五共和国宪法称为“戴高乐宪法”“戴高乐政治思想的体现和化身”。
此次公民投票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第五共和国宪法是以绝大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的，可见它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相当广泛和坚实。其次，对新宪法草案的高支持率等于给戴高乐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放心大胆地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和推行他的内外政策，发展和增强法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圆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国梦”“强国梦”。最后，通过公民投票扩大了戴高乐派的影响，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并推动法国现有党派格局向两极化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