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弗朗索瓦·密特朗达到了在议会中建立新左翼多数派的目的，为筹备立法选举的临时过渡政府完成了使命。于是，密特朗于6月22日再次指定皮埃尔·莫鲁瓦为总理，并组成第五共和国第16届政府，亦即莫鲁瓦第二任政府。
起用莫鲁瓦为总理，是在总统选举两轮投票之间密特朗和莫鲁瓦两人做成的交易。莫鲁瓦1928年7月5日生于法国厄尔省一个小学教师家庭，毕业于初级师范学校，1950～1958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国书记，1963年当选为社会党政治局委员，1965～1968年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66年任社会党副总书记，1973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正是莫鲁瓦作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元老和实力派在社会党埃皮内代表大会上决定性的支持，才使密特朗荣任新社会党第一书记职务，从而掌握了社会党的领导权。也正是他在总统竞选中尽心尽力地辅佐，密特朗才得以登上法国国家权力的巅峰。莫鲁瓦还是个“北方佬”，长期担任里尔市市长，控制着法国北部社会党地盘，在社会党内部除了密特朗派要数他的势力最强。他精力充沛，为人随和热情，特别受到法国舆论的青睐。为了感谢莫鲁瓦派
的积极支持和加强社会党的团结，国家元首才连续选中莫鲁瓦为新政府首脑。
本届政府最大特点是吸收法共入阁，这也是密特朗的惊人和大胆之举。早在总统选举两轮投票之间，法共曾建议以参加政府为条件投票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在密特朗获胜的当天再次表示准备在新政府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位社会党领袖一直未予理睬。这是由于要照顾对法共追随苏联持反对态度的那部分选民的情绪，也是为了避免竞选对手找碴儿，所以对法共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为什么在议会中单独拥有绝对多数并完全可以独家执政的情况下，社会党却向法共敞开大门呢？这是因为社会党和法共两党都感到有抛弃前嫌重新和好的必要。对社会党和密特朗来说，他们需要对法共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的“决定性贡献”给予报偿。再说，他们同法共合作可以排除来自法共及其所控制的工会、群众团体的麻烦和干扰，从而有利于安定政局和维持新政权。另外，一个被削弱的法共对社会党没有多大约束力，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行事。对法共来说，它从十八大起就决定要走议会道路和参加“民主政府”，所以当社会党发出邀请时它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另外，它希望通过参加政府摆脱目前孤立状态，争取民心和扩大影响，以便恢复元气和重振昔日的雄风。
正是出于相互的需要，社会党和法共就法共参加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并就新政府的内外政策的要点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主张苏军撤出阿富汗，希望波兰自己完成民主复兴，表示尽快就限制和裁减欧洲军备进行谈判。法共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退让，改变了某些对外政策上的亲苏态度。在国内政策上，两党将积极推行总统的新政策。
根据这项协议，法共的夏尔·菲特曼、阿尼塞·勒波尔、雅克·拉利特、马塞尔·里古四人进入政府，分别担任运输国务部长、总理府人事行政改革部长级代表、卫生部部长、职业培训部部长。法共在野34年后再度参加政府，标志着社会党和法共在左翼联盟破裂后重新修好，在历史上第四次联合起来。
本届政府的另一特点是它容纳了社会党内部的各个派系。社会党名义上是统一的党，但原来的派系依然存在，并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密特朗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在新政府组成中兼顾各个派系，避免党内的矛盾和分裂。在本届政府设置的5名国务部长中，社会党占3名，他们分属社会党三大派系，即内政与权力下放国务部长加斯东·德费尔属密特朗派，科学研究与工艺国务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属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
，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米歇尔·罗卡尔属罗卡尔派。此外，在44名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中，社会党占37名，他们也分属社会党各个派系。
除此之外，本届政府还吸收了民主人士运动
成员米歇尔·若贝尔为对外贸易国务部长，两名左翼激进党人运动米歇尔·克雷波和弗朗索瓦·阿巴迪分别担负环境保护部部长和文娱部负责旅游事务的国务秘书。
本届政府在成员结构上象征着社会党内部的统一，左翼两大党的联盟，以及法国左翼运动的团结，充分体现了1971年社会党埃皮内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方针，所以，莫鲁瓦第二任政府也被称为“埃皮内政府”
。
为了满足法国中下层人民对改革的期望，兑现在总统竞选中许下的诺言，密特朗总统和“埃皮内政府”以极大的热忱和紧张的工作节奏大刀阔斧地对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结构性改造。这些变革主要有：
密特朗认为：“必须把掌握关键经济部门的工业企业变为国家集体单位……我们认为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他把扩大国有化视为“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埃皮内政府”根据总统的指示起草了一份扩大国有化的法律草案，将社会党的主张和国有化具体项目尽行收入。该草案于9月23日迅速获得部长会议的批准，但在议会中遭到反对派百般刁难。反对派在议会辩论中情绪恶劣，肆意攻击。他们在议会召开的33次会议上轮番地提出了1438条修正案，企图将草案改得面目全非。但终因草案在议会中停留时间过长，“埃皮内政府”被迫动用宪法第49条，才于12月18日通过。反对派一计未成，又使出一招，他们向宪法委员会提出诉讼，多数派则奋起反击，提出“申辩状”，以确凿证据进行辩驳。反对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未能得逞，国有化法律经修改最后由国民议会于1982年2月11日通过，并由宪法委员会确认予以正式颁布。
根据国有化法案，政府将采取对股东赔偿的方式将五大工业垄断集团、两大金融公司和36家存款银行收归国有，还用控制多数股份的办法把两大军火公司和两大钢铁公司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次国有化运动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要超过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和战后初期临时政府所发动的国有化运动。前两次国有化主要涉及公用事业和基础部门；此次国有化的对象则是新兴或尖端工业以及金融信贷。通过扩大的国有化，国家控制的企业达3500家，投资额占法国企业总投资额的1/3，职工占工业劳动力的23%，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西欧诸国中，法国国有化名列前茅。
扩大国有化引起了法国垄断资本结构的变化。它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垄断资本在法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势力，如法国最大的两家私人财团苏伊士集团和巴黎荷兰集团宣告解体，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全国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干预能力。
密特朗和社会党把权力下放当作“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认为首要任务是使各级地方政权“非国家化”，以民主监督、自治管理、人民参政为中心内容的权力下放方式来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法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制度，实现地方自治、民间团体参与地方管理的“新的公民制度”。
鉴于前几届总统在地区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埃皮内政府”分期分批地提出了关于权力下放的方案，由议会审议。在议会辩论中，反对派固然也表示赞成权力下放的原则，但以政府“仓促行事”“没有充分与地方民选代表磋商”、法案“内容混乱”“有害于国家的统一”等种种不妥为借口，从中作梗，致使法案每个章节在议会两院中都颇费周折。最后，“埃皮内政府”如法炮制，再次动用宪法第49条，法案才得以通过并于1982年3月2日颁布。
根据“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主权法案”，中央取消了对各级地方政权的监护，地方民选代表的权力明显加强。市议会是市镇最高权力机构；省议会是省最高权力机构；原来的经济大区改为行政单位，大区议会为大区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府将分期分批把职权移交给这三级地方政府。1983年移交城市规划、住宅建设、职业培训、计划化和农村整治职权，1984年移交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权；1985年移交教育、文化、环境保护和警察权。
这次权力下放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最重要改革。在此以前的一个多世纪，法国统治阶级曾提出多如牛毛的地方改革方案，但大多中途夭折。况且，这些改革只是侧重对中央管理方式做某些调整，不以地方自治为目标。因此，它们非但不能克服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弊端，反而加重了这些症状。这次改革则改变了法国数百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缓解了法国高度官僚集权的现象，简化了审批手续，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此次改革也初步克服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平息了地方的不满，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密特朗和社会党主张“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以及在司法中贯彻“人道精神”，对法国司法制度中一直为人所关注的弊病实施摘除手术。
1981年7月，“埃皮内政府”提出并由议会讨论通过了取消国家安全法院的法案。国家安全法院是根据1963年1月15日颁布的两个法律设置的，其主要任务是审理在和平时期进行颠覆活动的案件。由此，当局可以以某案犯犯有“政治罪”为理由，将该案犯从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庭移交国家安全法院审理。实际上，它主要是用来对付法国劳动人民反抗的特别司法措施。因此，自该法院成立以来其始终受到各方的责难。社会党此举顺应了民心，平息了各方的不满。
此外，由“埃皮内政府”创议，1981年9月经议会批准，废除了死刑；1982年6月废除了常设军事法庭；1983年进一步废止了《佩尔菲特法》（即《安全和自由法》）。
总之，通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社会党取消了特别诉讼，废除了《反破坏者法》和《佩尔菲特法》，重新肯定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因而有利于缓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密特朗和社会党认为“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自治管理”，而“自治管理”就是发扬“经济民主”，使劳动者成为自己工作单位的“享有全权的公民”和“企业变革的主人”。
根据这些理论，“埃皮内政府”先后于1982年8月、10月、11月提出三个法律草案。法国资产阶级则怀着恐惧的心理和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统称为“奥鲁法”的草案，反对派也提出了许多修正案，致使原来草案的锋芒有所削弱，但议会最终通过的“奥鲁法”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党的思想和原则。
根据“奥鲁法”规定，职工除了拥有原先的各种权利外，还享有公共自由权、对劳动条件的发言权；恢复劳动的集体性质，禁止使用临时工；加强劳动者的代表性，企业委员会有权了解本企业经营情况和在企业财政困难时提出“警告和查封权”；改革集体谈判制度，除了坚持每年劳资双方就工资和工时进行谈判外，每两年双方还要签订集体公约。
“奥鲁法”扩大了法国劳动者的权利，提高了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充实了职工的参与制，从而淡化了法国的劳资冲突。
1982年7月的视听法规定，将成立一个“视听最高权力机构”，以便保证尊重新闻、广播和电视部门的独立和自由。新视听法还规定，广播电视实行多元化，地方行政单位可以自由地建立为地方服务的电台。新法规还取消一切新闻检查，确保记者和法新社的独立性，使之不受官方和外界压力的干扰和影响。
社会党上台执政后，立即兑现在选举中许下的大力推行社会改革的诺言，如从6月1日起把各行业应增加的最低工资提高10%；从7月1日起把最低养老金和成年残废者补贴各提高20%，把家庭补贴提高25%，把住房补助提高50%；从1982年起，对拥有300万法郎以上大资产者开征0.5%～1.5%的大宗财产税。毫无疑问，这种对法国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再分配或多或少有助于增加法国下层劳动人民的收入和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法国各阶层收入的差距，减缓了法国贫富悬殊的现象。
除此之外，“埃皮内政府”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医疗制度的改革，国立行政学院的改革，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大城市行政区划的改革等。
密特朗和社会党在竞选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改革项目已于1981年下半年和1982年完成立法手续，已经或即将付诸实施。改革并没有引起反对派预言的大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变革顺应了民心，得到了法国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热烈支持；第二，在改革的前期，“埃皮内政府”比较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使改革方案比较迅速和顺利地出台
；第三，社会党及其盟友不仅掌握政权，而且牢牢控制着议会，这就有可能排除来自反对派设置的障碍，把政府的方案变成法律。
密特朗和社会党把这场变革自诩为“平静的革命”。它比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政府的改革以及现代西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要广泛和深刻得多，但它毕竟没有触动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也未对现存的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做根本性改造，因而仍然不能脱离改良主义的窠臼。它实质上是法国寻求摆脱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新出路的一场激进社会民主主义试验。
密特朗和社会党接管政权时，法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在下降。法国工业生产到1981年2月已经连续16个月下跌。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1.1%，1981年第一季度又比1980年第四季度下降1%。伴随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人数剧增，1980年3月为140万，1981年5月达到165万。法国经济依然处在衰退之中。
密特朗和社会党是以“变革”“振兴经济”“另一种政策”等口号获得广大选民支持的，因此，能否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关键是能否把经济搞上去，而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成败，也要看经济形势能否好转。因此，“埃皮内政府”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密特朗认为：“另一种政策的首要之点是振兴经济。”
与前任政府采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截然相反，“埃皮内政府”采取了加强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方针。首先，政府把扩大国有化作为“火车头”，用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其次，政府用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大财政赤字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如1981年夏追加了当年度的财政预算，10月议会通过的来年财政预算再增加27.8%。这就造成财政赤字迅速上升，1980年为303亿法郎，而1981年则达到750亿法郎。最后，政府采取众多的社会福利措施，大幅度增加各种津贴和补助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回升。
社会党还宣布：“反对失业的斗争在政府的行动中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埃皮内政府”在总政策声明中也强调本届政府的一个大目标就是要迎接“失业的挑战”。莫鲁瓦总理还跑遍全国各地，不厌其烦地宣传政府的主张。
“埃皮内政府”除了以扩大国有化和大搞社会福利来部分解决失业问题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来创造就业机会。1982年1月6日，议会通过决议，授权政府以法令形式采取通常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措施，解决棘手的失业问题。根据这个决议，政府在三个月内连续颁布了18个法令，如推广五周带薪休假制度；实行16～18周岁青年职业培训；宣布每周39小时工作制，并逐年递减，到1985年完全实现每周35小时工作制；实行提前退休和鼓励半日工作制，腾出更多的空缺让失业者填补。这些社会措施都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密特朗及其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属于凯恩斯扩大总需求以刺激经济的范畴，同时又适当兼顾了紧缩政策的某些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同时又重视市场经济。这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隔海相望的英国正在推行的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被称为“欧洲经济实验室的又一种试验”。由于新经济试验是要用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振兴经济，连密特朗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既有机会，又有风险”。
一年来经济政策试验结果令人失望。“埃皮内政府”原希望1981年和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3%和3.3%，实际上1981年只增长0.5%，1982年也只能停留在1.5%的水平上。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通货膨胀率1980年为13.6%，1981年上升到14%，1982年还将继续上升。外贸逆差1982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几乎增加一倍，达到432亿法郎。同时，法郎地位十分疲软，被迫于1981年10月和1982年6月两度贬值。法国经济没有起色，它仍然陷入衰退之中。
“埃皮内政府”的经济试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第一，凯恩斯理论已走向反面。二战后，法国当权者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曾经导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但到1974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三高一低”（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和低速经济增长）的恶果，致使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不得不改弦更张，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针。而社会党再次捡起过时的理论，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理所当然地要碰壁了。第二，低估了西方经济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政府曾经拿出了雄心勃勃的“振兴经济计划”，它准备在第一阶段促进商业繁荣，第二阶段鼓励生产发展。在西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法国奉行与其他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势必在利率、货币比价、外贸等方面遇到重重困难，从而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回升。第三，财力不足。政府为解决失业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在一年内要新增加900亿法郎的开支；在公共部门新设立12.5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也要增加30亿法郎经费。这就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财政赤字猛增。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只好在国内外大举借债。第四，投资下降。社会摊派额的增加使法国企业利润降到历史上最低点，改革触动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法国企业主丧失了投资欲望和热情。有的人在等待观望，有的人甚至把资金向国外转移，从而使国内投资急剧下降，如1974～1980年法国工业投资年平均减少2%，1981年则是10%，1982年为7%。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经济复苏当然无望。
密特朗及其政府的变革必须以经济形势的好转为前提，既然一年来经济毫无起色，变革的进程和效果自然也受到影响。政府和多数派内部在变革问题上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甚至进行公开争论，如早在1981年11月总理和财政部部长之间就爆发过关于变革速度的争论。
“埃皮内政府”多次召开各种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经济试验的经验教训，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结束“慷慨大方阶段”，实行严厉的经济政策，并于1982年6月13日提出了紧缩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密特朗总统于6月29日对政府进行了局部的改组。
为期四个月的紧缩计划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节约开支，压缩财政预算和重新修改社会保险计划；第二部分为冻结物价和工资。双冻结到期后，政府决定推行限制物价和工资增长速度的政策。自此，莫鲁瓦政府的经济政策从膨胀转向紧缩，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投资，从反对失业转向控制失业和遏制通货膨胀并重。莫鲁瓦政府的经济政策改变了航向。
密特朗在“埃皮内政府”期间的外交原则上同前任一脉相承。他坚决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此基础上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发挥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作用。正如前总统蓬皮杜在谈到法国外交时所说的，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不可能制定一个和戴高乐将军不同的政策。它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超越不出这个政策的范围。密特朗总统已多次表示，要继承戴高乐开创的事业，继续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和“强国梦”。
密特朗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除了延续性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更加正视现实。密特朗自进入爱丽舍宫那一天起，就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将法国外交部改为对外关系部，以示认同前任在外交方面的宏图大略并标新立异，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一个伟大的民族当然应该有伟大的计划。”
他正视现实，讲求实际，善于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既不拘泥于前任的做法，也不生硬地贯彻社会党的竞选纲领。第二，突出均势原则。密特朗认为，国际各种力量和地区的平衡是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缓和的必要前提，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和地区之间的均势都已被打破。在这种情势下，法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努力恢复国际力量的均势，建立地区间的再平衡。这样，就可以留给法国更大的回旋余地，在东西方夹缝中开辟第三条道路。第三，具有浓厚的社会党色彩。密特朗把社会党在国内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移植到国际事务中来，在对外政策中注入了“道义”“人权”“社会公正”等新内容。
延续性同现实主义、均势原则和社会民主主义相融合，构成了密特朗新色彩的外交政策，它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为倚美抗苏，在南北关系中表现为“第三世界主义”
，在欧洲要建设“第三种势力”。
密特朗总统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联在“缓和”的幌子下悄悄部署了能够打到西欧任何角落的SS-20新式中程导弹，苏联和华约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自不待言，现在在核武器方面也已超过北约。欧洲的均势已被突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苏联在欧洲拥有优势地位，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危险。”
他向联邦德国《明星》周刊宣称：“欧洲存在着苏联的霸权。”
苏联的野心正在随着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而膨胀起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例证，现在它正在窥视波兰局势发展，有蠢蠢欲动之态。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对法国安全和欧洲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势下，法国总统提出建立东西方之间持久和平，力量的再平衡是关键，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借助美国的力量。
因此，密特朗上台后立即着手调整同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他做出保证，法国是美国的“一个可靠盟国”，两国“有着不受临时事件影响的共同利益”
。他明确地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并认为必须以实力作为美苏裁减核武器谈判的后盾，他在莫鲁瓦政府期间，曾多次访美或同美国总统会晤，就国际形势和对苏政策交换意见，协调双方立场，消除因法共参加政府引起的美国的疑虑。他还摈弃了吉斯卡尔·德斯坦避免招惹是非的谨慎态度，强调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并积极向北约靠拢，支持北约的“双重决议”。法美关系的改善和对苏战略上的防范，有助于恢复欧洲均势，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势头，因而有利于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法国改善同美国关系和接近北约，并不意味着法国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也不预示法国将要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更不是推行“大西洋主义”。事实上，法美在经济上的矛盾十分尖锐。法美两国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相悖，使两国在利率、货币、外贸等方面各行其是，以致产生冲突，争吵不休。在对苏经济关系上，美国要求盟国紧跟它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法国率先抵制，反其道而行之，同苏联签订供应天然气管道设备合同，发展同苏经济贸易。在对第三世界政策上，法国在中美洲推行“解放运动西方化”战略，公然在美国后院“煽风点火”，使美国十分憋气。然而，法美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是大前提，争吵毕竟是次要的。
密特朗一反前任“向苏联屈膝献媚的懦弱做法”，对苏联扩张主义采取了强硬的针锋相对的立场。他首先加强本国防务，坚持核力量独立，进一步明确法国核威慑理论，增加核军费开支。他还决定组建一支快速行动与支持部队，以便有效地参加欧洲防务。同时，法国政府明确表示欧洲军事力量不平衡、阿富汗、波兰构成法苏关系的三大障碍，障碍不消除则法国就不会与苏联保持正常关系。法国由此中断了两国首脑定期举行的政治会晤，把两国交往降到最低水平。法苏“特殊关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法国在冻结对苏联政治关系的同时，继续开展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以减轻法国外贸逆差的压力，捞取经济实惠。法国政府于1982年1月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并决定向苏联出口输气管设备。1983年1月，法苏大混合委员会强调还要在“更平衡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法国总统对苏采取“政经分离”的原则，可以增加法国与美国打交道的筹码，也为将来对苏联在政治上解冻留下后路。
正当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年积月累的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踏步不前的时候，密特朗总统发出了加强共同体成员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合作的号召。
密特朗首先着手调整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他虽然放弃“巴黎—波恩轴心”的提法，但强调要永远保持法德的特殊关系。莫鲁瓦政府期间，法德两国领导人的交往磋商达到新的水平。在1982年10月的最高级会谈中，法方倡议并经德方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合作。法国还宣布，必要时法国核武器将用于保护联邦德国。这就使法德关系得到突破性进展。而法德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有助于加强西欧国家的团结，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事业，增强西欧国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抵抗力。法德军事合作反映了西欧独立倾向的发展，标志西欧国家在建设“第三种势力”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密特朗上台时，许多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危机打击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债台高筑，饥饿和灾荒在非洲蔓延，致使南北之间经济差距拉大，贫富不均严重，矛盾空前尖锐。加上苏美两霸在这三大洲展开激烈争夺，制造的热点有增无已，南北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法国总统为了确保法国经济利益、传统的势力范围和发挥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的特殊作用，采取了“有利于南方，不利于北方”的政策。他主张恢复南北之间的平衡，彻底改革南北即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他还从民族自决、基本人权、富国尽可能援助穷国、支持民族民主运动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观点出发，提倡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密特朗的政策既包含欧洲传统的国际政治理念，又带有浓厚的社会党色彩。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法国积极主张和推进南北全球性的谈判，建立南北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莫鲁瓦政府决定把发展援助资金由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5%提高到1988年的0.7%，其中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于1985年达到0.15%。而在1981年，法国政府已把援助增加了2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6%。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法国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形象，推动一些西方国家转变对他们的消极立场，促进南北对话，缓和南北紧张关系。
保持非洲的传统阵地和开拓非洲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是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的重点。在本届政府期间，他曾四次风尘仆仆地到非洲大陆访问，涉足非洲法语国家和非法语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也应邀接踵访法。
法国通过这些频繁的外交活动，大大改善了同贝宁、刚果、坦桑尼亚、安哥拉和马达加斯加等国的关系，消除了同阿尔及利亚由来已久的芥蒂，推动了乍得、西撒哈拉、非洲之角等问题的解决。法国还积极插手南非事务，谴责种族歧视和支持对南非经济制裁。它还把对外援助的大部分投向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如1981年对非洲援助为54.2亿法郎，占对外援助的57.45%。为了改变“非洲宪兵”的形象，法国政府声明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是为了保护所在国不受外来侵略和威胁，“绝不干涉非洲内政”。密特朗的非洲政策，巩固了同非洲国家的“特殊关系”，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减少非洲大陆的动乱。
中东是法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因此，密特朗总统和克洛德·谢松外长频繁出访，苦心经营。“埃皮内政府”一改前任“一边倒”的做法，宣布承认以色列有权在国境内生存、巴勒斯坦享有自决、黎巴嫩恢复统一和独立的“存在、平衡与和平的政策”。这种兼顾阿以不偏不倚的平衡政策，使法国获得了同阿以都能直接对话的殊誉，从而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回旋余地，增加了法国在该地区的分量。
“埃皮内政府”成立之初，其对中美洲外交十分活跃。它以“人权”“道义”作为制定中美洲政策的出发点。1981年8月，法国承认萨尔瓦多游击队是“一支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接着，在出口军火“道义化”的口号下，向尼加拉瓜出售军火，并对预定给智利的数百辆装甲车实行禁运。毋庸置疑，法国正在美国后院打进一个楔子。
“埃皮内政府”以重返东南亚为目标，开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加强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它把印度作为推行“第三世界主义”三大支柱之一（另两个是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通过密特朗1982年11月的访问，发展了同印度的“特殊关系”，有利于扩大其在东南亚和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它还通过贷款和粮食援助来拉拢越南，以此为桥头堡重新恢复在印度支那的传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