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史(1958~2017)亦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史。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下简称第五共和国)已经生存半个多世纪了,在世界各国的当代政治生活中展现了它的独到之处,富有魅力。正因为如此,笔者专门就第五共和国政治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论述。
在对第五共和国政治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论述时,笔者将以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作为全书的提挈。这是因为对二战后法国政治轨迹特别是第五共和国政治轨迹的跟踪和研究让笔者深深地感觉到,二战后法国政治的历程特别是第五共和国政治的历程,实际上就是法兰西民族复兴的历程,也是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的政治历程。
当代法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第五共和国创始人夏尔·戴高乐,早在二战中就提出了复兴法兰西民族的愿望,努力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并在二战后撰写的《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以及《戴高乐言论集》中反复提出这一主张,从而使法兰西民族的“复兴”、法国“大国”“强国”的“地位”和法国的“伟大”成为上述书籍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常用语和关键词,这些也成为戴高乐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一生向往的事业,以及他的口头禅和酷词。当然,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实际上也反映了广大法国民众的愿望,成为法国各个阶层的共识。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两届总统期间努力推行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政策,建立起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模式”“国家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平等公正为准则的社会治理模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模式”“纵横捭阖的独立自主外交模式”,使法国上升为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的第四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军事强国和科技强国,法国文化软实力成为支撑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支柱,独立自主的外交彰显了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伟大”,终于圆了他以及法国民众和法国各个阶层的“大国梦”“强国梦”,高卢雄鸡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戴高乐以后的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无不传承戴高乐的“雄心大志”,继续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保持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地位”和“伟大”。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第五届和第六届总统,就是要实现“在独立欧洲之中的强大法国”;雅克·希拉克就任第七届和第八届总统,就是要追求“法兰西民族复兴”;尼古拉·萨科齐就任第九届总统,要塑造一个“新法国梦”;法国图卢兹普里瓦出版社专门收集奥朗德在2009~2011年的言论和访谈,于2011年冠以《法国梦:言论和访谈(2009~2011)》的书名出版,法国罗贝尔·拉丰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改变命运·奥朗德自述》则证明,就任第十届总统的弗朗索瓦·奥朗德,要与过去“决裂”,在新世界格局中把法国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强国”。2017年新当选的第十一届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5月14日就职演说中把复兴法兰西、将法国塑造为21世纪强国作为任内两大任务之一。 正因为如此,笔者完全有理由以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作为第五共和国政治史的提挈,贯穿第五共和国政治史的全过程。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经济实力的下降(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受到质疑和挑战。在法国学术界和媒体领域,陆陆续续地出版了有关“法国衰落”的书籍和文章,形成了悲观派,极大地震惊了法国政界和新闻界。在国际上,也有些媒体和舆论在唱衰法国,嘲笑法国“持二等车票坐头等车厢”,自不量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于2004年举办了关于“法国衰落”问题的大讨论,接着又于2013年举办了“法国梦”的大讨论。在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中,悲观派与乐观派、唱衰法国派与唱响法国派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尽管在两次大讨论中,乐观派和唱响法国占主导地位,但是,他们都承认法国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治理模式不无瑕疵,必须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期间,变革和创新往往成为总统候选人和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的主调和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自蓬皮杜总统以降,法国历届总统及其政府在实施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也都是以改革和创新作为主旋律。“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当选的总统及其政府在执政的初期往往掀起改革和创新的浪潮。20世纪末以来,改革和创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应当承认,他们对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勇气不足,成效有限。这是因为:第一,传统左右翼两大党社会党和戴高乐派政党(包括属于右翼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党)往往以本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提出的改革和创新计划和方案受到左右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而使改革和创新不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彻底性。第二,改革和创新的计划和方案往往触动有关利益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势必招致工运、学潮和社会运动,从而造成社会动荡,在有关利益集团和群体的压力下,执政者或者被迫放弃原来的改革和创新计划及方案,或者被迫修改原来的改革和创新计划及方案,使“猛药”变成“温药”,效果不显。
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弊端日积月累,逐渐严重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辉煌30年”结束后,法国经济增长速度每10年下降0.5个百分点,致使法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于20世纪90年代跌到第五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外贸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逐渐减少,失业率和失业数量不断地上升。法国民众对长期出现的经济低迷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两极分化、结构性失业等日益不满,要求改变现状,改革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和规章,要求提高法国国际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维持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他们或者通过中央或地方选举以公民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通过议会和民间组织反映自己的诉求,通过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甚至“占领工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017年第五共和国总统换届选举中,所有的正式总统候选人集体“反建制” ,成为鲜明的特有现象。他们都把“反建制”作为常用语、关键词、口头禅、酷词。上层与民间反建制相结合,“庙堂”与“江湖”反建制相呼应,正是当前法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欧盟危机的反映。现行反建制团体中要求走向第六共和国的呼声很高,但要求对现行建制进行深刻改革的呼声更为紧迫。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第五共和国第十一届总统后,表示要用“马克龙主义”对现行建制进行深刻的改革。“马克龙主义”内涵是:第一,发展和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以便恢复法国人民的信心,将法国塑造为21世纪的强国。第二,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以进步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闭关锁国、保守僵化,推动法国现代化。第三,推动务实主义和实用主义。马克龙提倡不拘一格,用最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马克龙的竞选纲领其实是博采众家之长:经济纲领与右翼共和党的主张非常接近,社会纲领吸纳了左翼社会党的许多理念,政治纲领采用了中间派的廉洁反腐政治。第四,马克龙主义对国际社会与国际竞争持开放态度,对欧盟建设要积极推动,对国际关系呈现出多元观念。马克龙总统欲冲破左右政党和左右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进步主义、务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彻底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制,延续自戴高乐和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以来追寻的法国“大国梦”“强国梦”,可谓任重而道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相继撰写《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1988)》《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法国政治史(1958~2012)》三部著作,《法国政治史(1958~2017)》已是第四版。从最初的第一版到如今的第四版可以看出,笔者对二战后法国政治历程特别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历程的了解和认识,是逐步深入和提高的过程。第一版和第二版法国政治史,主要以“统治”“管理”的理念作为线索,论述和分析二战后法国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政党博弈以及它们博弈的政治舞台——包括总统府、政府、议会等。二战后的临时政府、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历程证明,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政党博弈十分尖锐复杂,法国当权者必须以“统治”“管理”应对。第三版法国政治史则是以“治理”“善治”理念贯穿全书,这是由于1958年“五月风暴”以后,法国当权者从以“统治”“管理”为主开始向着以“治理”“善治”为主转变。《法国政治史(1958~2017)》作为第四版,则是以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作为提挈,这是由于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当权者以及法国民众对于法国的“大国”“强国”“伟大”和“地位”产生了危机感,试图追忆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大国梦”“强国梦”,并以“大国梦”“强国梦”作为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动力,贯穿改革和创新以及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全过程。总之,笔者撰写四版法国政治史主旨变化的过程,不仅是了解和认识二战后法国政治历程深化和提高的过程,更是对二战后法国政治史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客观反映。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并出版了第一版《战后法国政治史》的时候,法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蓬勃的法国史革新运动。这场法国史的革新运动促使占据半个多世纪主导地位的年鉴学派走向没落,促进当代法国新政治史学派和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兴起。法国新政治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雷蒙指出:“政治史研究的突变具有三大特点:政治学地位的恢复、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快了对刚发生过的历史问题的研究。” 法国新政治学派认为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现时史” ,并把“现时史”放在当代法国政治史中十分显著的位置。勒内·雷蒙驳斥了认为“现时史”是现时短时期的政治现象因而在研究中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说法,他指出:“现时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历史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也不是现时的历史,而是对我们来说有现时意义的一段历史,无论距离的远近、时间的长短。” 主张回归政治史的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还于1978年在法国创建了“现时史研究所”,开展对法国现时政治史的研究。自那时以来,法国出版了许多“现时政治史”的著作。笔者十分赞同法国新政治史学派对当代法国政治史和现时法国政治史所做出的评价。笔者还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法国政治逐渐地公开和透明,另一方面因为世界和法国信息日益发达、媒体和舆论监督日益强化、民间参与政治范围日益扩大,挖掘和发现法国刚发生过的政治事件和行为的真相及内幕并不十分困难,因而基本上能够做到对当代法国政治史、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以及现时法国政治史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大体上能够揭示当代法国政治史、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以及现时法国政治史的内在规律。
法国新政治史学派在法国史学界革新运动中逐渐拓宽了新政治史的研究范围,主要表现为“阳性政治”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的历史。 阴性政治的历史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属于狭义政治史的范畴,仅仅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如行政、议会、政党、选举、外交等)作为研究的对象。阳性政治的历史开拓了新研究对象,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且包括与政治有关的所有对象,如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潮等。笔者所撰写的四版法国政治史基本上属于法国史学界革新运动中创建的“阳性政治史”范畴,特别是第三版以及现在的第四版法国政治史,较之前两版法国政治史书写的对象则进一步拓宽。当然,第四版法国政治史拓宽的对象还是要紧紧地扣住政治这条主线,围绕法国政治生态开展研究,从而更能够在研究中发现和把握法国政治史的内在和客观规律。
笔者坚持以叙事为主要体裁,按年代、分阶段,系统地铺陈。在写法上则强调以史带论、寓论于史,同时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描绘出第五共和国政治史的脉络,特别是第九章希拉克第二任总统、第十章萨科齐总统和第十一章奥朗德总统任期时的政治脉络。笔者加强了注释工作,凡是专有名词以及政党和政治派别都尽可能注明法文名称。
吴国庆
201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