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同1973年一样，多数派在立法选举中的胜利也是对多数派总理的认可，因此，当巴尔代表政府辞职时，总统没有理由另起炉灶；何况，解决严峻的法国经济还要借重这位经济专家，巴尔在“实习领导”两届政府后在政治上已相当老成熟练，并逐步树立起个人的威信。吉斯卡尔·德斯坦当即指定巴尔组织新政府。由此，巴尔第三任政府亦即第五共和国第14届政府于1978年4月4日正式就职。
新政府仍是多数派政党的联合执政组织，它对政府机构做了某些调整：成立环境和生活质量部，总揽有关生产建设和自然保护事宜，努力改善生活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将经济和财政部一分为二，单独设置经济部和预算部，使两个部各司其职，互不扯皮和干扰。此后，政府还进行过多次改组，做了某些人事更动，但仅具有技术上的内容而无政治上的意义。这样，巴尔连续三次成为马提翁大厦的主人，是继蓬皮杜之后第五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总理。它说明，第五共和国总理更迭的频率远比第四共和国总理低，因而有助于政权的稳定。
多数派在议会中的主宰地位，总统的嫡系法国民主联盟力量的上升，均大大加强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后几年执政的信心。同时，总统也意识到，他的劲敌希拉克绝不容忍多数派内所发生的有利于总统而不利于戴派的变化，他同戴派领袖之间、法国民主联盟同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的争吵将趋向激化。鉴于多数派的脆弱性，总统打算进一步集中和加强自己的权力。
为此，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将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以及教育、新闻、金融等部门的左翼人士甚至戴派人士从重要岗位上清洗出去，并安排法国民主联盟成员、自己的亲信甚至家族成员接替，如在任命的20名大学校长中，有15名左右曾是法国民主联盟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通过精心的人事安排，使总统权力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在同总理和政府工作分工方面，前两届总统都遵循戴高乐所规定的“总统掌握大政方针，总理处理日常事务”这一原则。这届政府则不然，吉斯卡尔·德斯坦亲自行使政府职权，以公函形式为政府确定工作内容和日程安排，越过总理直接召见部长来研究有关问题。至于总理，他已成为总统的“高级办事员”，只能处理总统交办的一些零散任务。总统还经常动用“一揽子表决”程序来阻碍议会对法律草案和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和修改。
吉斯卡尔·德斯坦专权、越权和侵权行为引起了公愤，著名的法国政论家雷蒙·阿隆指责“总统兼有奥尔良党人
的哲理和波拿巴主义的气质”。
公众舆论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总统的弄权，担心法国政治体制正在滑向“总统制”。
毋庸置疑，在本届政府期间，吉斯卡尔·德斯坦继续坚持他在《法兰西民主》中所阐述的核心思想，推行吉斯卡尔主义，准备20世纪末在法国实现“先进的自由社会”。但他不得不看到这样的现实：法国经济前景十分暗淡；社会冲突维持在高水平，如1977年发生大大小小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3302次，损失工作日366万个，1979年劳资冲突上升到3657起。他乘立法选举后党派暂时休战之机，重申开放性政策，准备松动与反对派的关系，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他经常邀请各个政党和工会领袖到爱丽舍宫进行政治协商，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的信息以及政府的对策。他还于8月4日成立由前激进左翼运动
领袖罗贝尔·法布尔主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研究和思考代表团”，吸引各界人士参加，以便集思广益，取其所长。然而，总统对开放性政策的宣传甚于实践，“松动政策”没有导致爱丽舍宫同左翼政党、工会的直接对话。多数派同反对派、总统同左翼政党之间的对立情绪和紧张气氛并未松弛下来。
立法选举刚结束，吉斯卡尔·德斯坦再次掀起改革的浪潮。他于6月14日宣布将在政党财政资助、选举委托的兼任、大城市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巴尔就此负责同多数派和反对派领袖会商，力图取得各主要政党的谅解。左右翼政党的意见相左使协商的步履十分艰难且旷日持久，法律草案迟迟不能出台。直到1980年4月15日，总理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三项改革或在议会讨论前中途夭折，或在议会讨论中未能表决而束之高阁。吉斯卡尔·德斯坦打算通过这几项改革给予法国政治生活新的刺激，以此作为转机来缓和法国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但是，他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在本届政府期间，法国政治丑闻接二连三地出现。1979年10月10日出版的《鸭鸣周刊》披露：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0～1975年，相继接受了中非总统让-贝德尔·博卡萨馈赠的价值在百万法郎以上的钻石。该报还怀疑总统的某些家庭成员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长也接受了类似贿赂。法国舆论和政界为之哗然。当事人以“清者自清”的态度拒绝正面回应，爱丽舍宫也不紧不慢地声明所有钻石礼品均已被拍卖。法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进一步证明，名为罗歇·德尔佩的极右派政客伪造了相关文件，意图抹黑吉斯卡尔·德斯坦政权。尽管如此，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傲慢给民众留下“心中有鬼”的印象，法国舆论更加刨根问底，严厉谴责吉斯卡尔·德斯坦容忍让-贝德尔·博卡萨凶残、腐败的行为和长久地保持同独裁政权的外交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鸭鸣周刊》又一次抛出三份材料，揭露现任劳工和参与部部长布兰滥用职权，在买一块地皮修造别墅的交易中营私舞弊。他在事发后不堪精神压力于10月29日投水自杀。布兰是戴派重要成员，曾在多届政府中任部长，被公认为巴尔总理的接班人之一。他的身亡在法国政界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连串“水门事件”
损害了法国总统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了多数派内部的混乱，加剧了法国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
立法选举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法国政治斗争的终结，而是新一轮斗争的开始。这一时期，左右翼两大派失去了内聚力，纷纷倒戈自伐，在法国政坛上形成了“春秋战国”式的混乱局面。
戴派在政治纲领上同吉斯卡尔派的分歧、对失去爱丽舍宫和马提翁大厦的耿耿于怀、对法国民主联盟崛起的含垢忍辱、对总统企图推行“中左联盟”策略的不满，促使多数派内部矛盾趋向激化，进而大动干戈。其交战之声震撼法国政坛。
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希拉克在新议会议长人选上第一次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他们都有各自的候选人，总统打算医治总统竞选中自己的对手沙邦-戴尔马败北所留下来的创伤，支持沙邦-戴尔马。希拉克和戴派议会党团则支持前任国民议会议长、与戴派长期同舟共济的埃德加·富尔。双方互不让步，形成了顶牛的僵局。结果，富尔在议会第一轮投票中落在自己对手后面而主动告退，沙邦-戴尔马当选为议长。国民议会议长的选举使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希拉克之间、法国民主联盟与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的关系趋向恶化。
1979年6月10日欧洲议会选举让多数派中两大党投入了白刃战。戴派和吉斯卡尔派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前者坚守戴高乐关于欧洲问题的阵地，主张邦联式的欧洲；后者宣扬中间派观点，推崇联邦式的欧洲。两党对欧洲联合的政策也南辕北辙。双方在讨论欧洲议会普选法时就已发生过争吵，随着欧洲议会选举的临近，戴派加强了攻势。在德勃雷的指使下，戴派成立了保卫法国独立和团结委员会，揭露和抨击各种“超国家欧洲”的论调。希拉克于1978年12月6日发出“科尚号召”
，与之遥相呼应。他在号召中用粗鄙不堪的语言谩骂“超国家欧洲”的支持者，指桑骂槐地攻击总统和总理。在这种气氛下，右翼两大党再也不能结成选举联盟和提出统一候选人名单，它们已分道扬镳，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名单。保卫共和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以“保卫法国在欧洲的利益”为标题，而法国民主联盟则针锋相对地在本党候选人名单中以“为了法国在欧洲的团结”为标题。当然，在法国民主联盟这边，有总统亲自为之打气，巴尔也出面同戴派展开唇枪舌剑，回敬“科尚号召”，为国家元首的欧洲政策进行辩解。总统和总理的撑腰使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名单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果然，在投票中，以西蒙娜·韦伊夫人为首的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名单在同以希拉克为首的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名单的较量中，以27.55%有效票对16.25%有效票遥遥领先。这次选举证明，法国民主联盟已成为多数派中的多数派，而保卫共和联盟则成为多数派中的少数派。但是，戴派和希拉克派
绝不甘居下风，它们还将在其他战场同吉斯卡尔派展开博弈。
在议会中，保卫共和联盟对爱丽舍宫出笼的改革方案和法律草案不是坚决地抵制，就是没完没了地提出修改建议，使之面目全非。这不仅缘于两党在政策上大相径庭，还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希拉克之间、法国民主联盟与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每件事上都要比个高低。在议会中，戴派还蓄意刁难政府，将几年前通过的法案重新拿出来加以抨击；至于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戴派经常从中作梗，使其难以迅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巴尔总理不得已亲自出面斡旋，协调多数派行动或修改草案内容，直到戴派满意为止。而斡旋失败时，总理就动用“一揽子表决”程序或宪法第49条迫使法案通过。多数派的做法自然使反对派十分恼火，它指责政府戏弄议会。
此外，希拉克还在各种场合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总统对非洲、欧洲、就业、通货膨胀、松动同反对派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
总而言之，希拉克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的冲突、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之间刀光剑影的搏斗占据了大半个法国政治舞台，把多数派的联合推到破裂的边缘。
在这期间，左翼政党同室操戈现象不仅没有减缓，随着党内斗争的发展，法共和社会党之间的冲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法共内部在左翼联盟策略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党内的强硬派坚决抵制“自由化政策”，严厉谴责法共中央在左翼联盟时期所采取把“党引向歧途”的策略，要求尽早结束这种现象。正是在党内强硬派的压力下和苏联的影响下，法共第23次代表大会在左翼联盟策略上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立场。法共领袖乔治·马歇于8月9日谈到左翼联盟时表示“准备同魔鬼联合起来击败吉斯卡尔-巴尔的政策”
。显然，用“魔鬼”来诅咒社会党并不是良好的兆头。社会党也以牙还牙，认为“面对共产党的无理的和哗众取宠的要求，短期内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采取抵制和强硬的态度”。
在这段时期里，社会党和法共互不妥协的僵硬立场导致了左翼的大论战，高潮迭起。论战一开始，两党都在追究左翼联盟破裂的原因，都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社会党以左翼联盟的捍卫者自居，攻击法共对联合缺乏诚意，不愿看到左翼上台执政；法共则揭露社会党向右转，同右翼执政党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论战逐渐涉足内政、国防、国有化、核政策、外交等各个领域，甚至翻出历史老账，乘机对党的领导进行人身攻击。
欧洲议会选举把社会党和法共的争斗推向高潮。两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在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双方又一次引发“欧洲派”
观点和“反欧洲派”
观点的激烈交锋。社会党谴责法共同保卫共和联盟沆瀣一气，反对欧洲联合，形成了客观上的联盟；法共则反唇相讥，说社会党企图搞吉斯卡尔-密特朗同盟。两党的唇枪舌剑有加无已，恶化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致使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它们只得拟定各自候选人名单，独立开展竞选运动，从而缩小了左翼竞选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左翼运动分裂的恶果显而易见，在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中，社会党所得有效票的百分比为23.57%，维持在这几年水平，没有取得进展；而法共也只获得20.57%有效票，其影响继续下降。
左翼两大党一度打算使争吵降温。于是，双方都派出代表团于1979年9月20日举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都欠缺诚意，在谈判中各持己见，致使谈判不欢而散。这次会晤的失败被法国舆论讥笑为“左翼联盟第二次寿终正寝”，使法国左翼的发展前景笼罩着一层阴影。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立法选举后自然把注意力转移到令人烦恼的经济问题上，巴尔第三任政府也为此忙得焦头烂额。
在制定经济政策和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时，法国当权者不得不侧重考虑艰险多咎的国际经济环境。1978～1980年，石油再次大幅度提价狠狠地冲击了法国经济，使法国能源开支加大，工业品成本增加和价格上涨，国际支付猛升。与此同时，西方货币体系的混乱、西方黄金价格大起大落、美元和外汇市场剧烈动荡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使法郎地位摇摇欲坠。阴霾密布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法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此，法国当权者把消除第二次石油提价和西方货币体系动荡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使法国经济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头等的目标，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稳定法郎币值和地位；加强法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持外贸收支平衡。
稳定法郎币值和维护法郎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地位则是巴尔第三届政府新经济政策的主心轴，吉斯卡尔·德斯坦也把它作为加强欧洲建设的先决条件。为此，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首先在财政上开源节流，大量发行公债，如1978年和1979年分别发行135亿法郎和150亿法郎。大举发行公债弥补了财政赤字，吸收了游资，还减缓了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势头。其次，紧缩银根，提高利率，控制银行贷款数量，如1980年法国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上升到9.5%，大大高于邻国联邦德国和瑞士。这样做，既防止了资金大量外流，又稳定了法郎的地位。最后，法国政府还努力克服国内困难和外部阻力，促成欧洲货币体系的决议兑现。反过来，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不仅在欧洲共同体内组成了一个货币稳定区和减少了美元冲击的影响，而且保证了法郎的币值和地位。
法国政府针对法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低的弱点，着重抓了工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它淘汰设备陈旧和技术、工艺落后的企业，彻底改造钢铁、冶金、采掘、造船等传统工业，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电子、核能、航天等新兴工业。其次，它重新放开工业品价格，加强市场的调节机制。政府先于1978年6月1日放开约20种工业品价格，接着于8月1日放开全部工业品价格，甚至自1791年以来一直为国家控制的面包价格也首次开禁。最后，法国总统不顾部分舆论的非议和生态学派的强烈反对，大力发展核能，以便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减轻能源输入开支的压力，“保证法国作为核大国和工业强国的独立性”。此外，法国政府还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工业和农业，积极鼓励和支持出口。
巴尔第三任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使法郎在不稳定的西方货币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法郎的坚挺则减少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其他原料进口费用，减轻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法郎的稳定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又促进了法国外贸的突飞猛进。1979年法国出口额达1000亿美元，竟一跃超过了日本，排在美国和联邦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外销商品结构也起了根本变化。在出口中，法国工业品和机械设备占80%，取代了酒类、香水和高级时装等传统商品。主要贸易对象已由非洲转向美、苏和中东国家。
然而，新经济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法国经济滞胀的状态，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再度恶化。1974～1979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3%，1980年则下降到1.6%。折磨法国人日常生活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不但没有减轻，而且逐渐趋向严重。通货膨胀率在1978年上升为10%，1979年为11.8%，1980年为13.6%，年年递增并已居西欧国家前列。失业人数在吉斯卡尔·德斯坦上台之初仅为40万，巴尔第三届政府后期竟达到160万。值得注意的是，在失业队伍中，那些刚走出校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法国青年占颇大的比例。可见，新经济政策是顾此失彼。
巴尔政府也曾先后采取一些社会措施来解决失业顽症。它于1978年、1979年和1981年同法国雇主协会签订“就业全国公约”，迫使法国雇主广开就业门路。它还于1979年1月颁布法律，并于3月同法国雇主协会和工会达成协议，实行失业救济金额递减制度，以便推动失业者积极主动寻找就业门路。它还同时减少外籍移民的数量，为外籍移民离境提供方便。但是，这些社会措施治标不治本，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法国政府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还向社会保障事业开刀，大量削减对社会保险的补贴，从而增加了法国人民的负担，激起了他们的愤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国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事件屡见不鲜，农民游行和设置路障层出不穷，公教人员和医务人员也奋起反抗。特别是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洛林地区，工人组织大规模罢工和向巴黎进军把法国工人阶级斗争推向高潮。法国社会在动荡，吉斯卡尔·德斯坦政权的声誉在下降。
在总统当政的后期，法国形成了一套具有浓厚的吉斯卡尔·德斯坦色彩的外交政策。它在继承戴高乐式的民族主义基础上，把侧重点放在恢复法国地位和作用上，奉行“世界主义”
的外交政策。
吉斯卡尔·德斯坦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推动“美国的一片、欧洲的一片、苏联的一片和中国的一片”的多极世界的形成，力求法国在其间纵横捭阖地发挥特殊的作用。他的外交政策的要点，是要同美国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协商和合作，继续发展以缓和为主要内容的对苏“特殊关系”，建立以法德为轴心的“强大的、独立的欧洲”，加强同非洲、亚洲和拉美的联系和合作。
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当政后期，法美关系一度紧张。两国在经济上开展了钢铁战、农产品战，在裁减军备和欧洲防务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对待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两国基本立场一致，但在具体做法上不很协调：法国不同意美国对苏联入侵性质的估计，认为“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也许不是预谋的，而是阿富汗内部形势所引起的”
，明确地声明反对对苏联实行制裁，强调法国“无意利用贸易关系为政治目的服务”
。总之，在这段时期，法美在诸多方面缺乏协商，步调不齐，裂痕扩大，互不信任，矛盾加深。
但是，华约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并明显超过北约，苏联针对西欧的中程导弹数量惊人增加，以及苏联迂回包抄欧洲战略的实施，使法国当权者忐忑不安，意识到防范苏联为西方国家共同利益之所在，所以在罗纳德·里根上台并表达了同西方盟国加强协商与合作的愿望后，法国政府也顺水推舟，表示愿同美国“有效地恢复合作关系”。随后，法国和西欧主要国家同美国举行一连串的接触和会晤，如美、法、英、联邦德国四国首脑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岛进行的最高级会谈，都有助于扩大谅解、减少相互猜疑和消除分歧，在阿富汗和波兰问题上相互靠拢和协调。法美关系的改善有助于防范苏联的扩张。
吉斯卡尔·德斯坦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一方面加强国防，不断增加防务经费，如1980年法国国防预算比上年增加14.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6%；同时，改组和加强海外干涉部队，防范苏联的迂回包抄。另一方面，他主张“保护缓和成果”，坚持同苏联“保持对话”和经济贸易往来。1979年4月，法国总统在莫斯科访问时，同苏联签订了一份十年合作计划，稳定地发展法苏经济贸易，使法国在1980年成为西方仅次于联邦德国的苏联第二大贸易伙伴。为了避免中断“缓和”的进程，对苏联进行“规劝”，吉斯卡尔·德斯坦亲自飞往华沙同勃列日涅夫会谈。法国总统此行发生在西方国家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强硬立场之时，因而其受到国内反对派和国际舆论的责备。
吉斯卡尔·德斯坦把欧洲联合列入对外政策的最优先的目标，而法德合作则被视为关键。为此，他于1980年7月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是自1962年戴高乐访问以来法国总统对西德的首次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法国总统用明确的语言大声疾呼，法德两国应该“一起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以便“恢复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正当的地位”。这一新的口号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它反映了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美苏争霸中独立自主和联合倾向的发展。法德关系的密切和法德轴心的建立，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西欧的联合，有助于解决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出现的、十分棘手的预算分摊额和共同农业政策问题，也有助于解决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成员以及在政治领域的合作问题。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非洲、亚洲和拉美外交也十分活跃。他强调法国在非洲的存在，竭力维持同非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当乍得发生内战，由北方各派组成的“人民武装部队”向政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逼近首都恩贾梅纳，法国在乍得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法国政府于1978年8月及时地派兵干预，阻止了内战，稳定了政局。当1980年11月利比亚出兵干涉乍得内部事务，还于1981年1月同乍得一派达成利乍“合并”协定时，法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指责合并是“非法的”行为。
中非一向是法国在非洲的最大援助国。当中非皇帝博卡萨亲自参与屠杀约一百名儿童的“班吉事件”被披露后，国际舆论哗然。法国政府被迫于1979年5月宣布中止对中非帝国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并支持中非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推翻帝制以恢复共和。法国政府此举不仅维护了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而且博得了非洲国家的好感。
抵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和维持非洲的稳定成为本届政府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近年来，法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苏联实施从非洲“来改变西欧地位”的包抄战术和非洲动荡的根源所在，所以，当古巴雇佣军武装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时，法国政府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坚决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挫败了苏联和古巴的阴谋。诚如西方报刊所评论，面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还在“坚守阵地”。
本届政府期间，波斯湾地区成为法国外交的优先对象。由于所需石油的70%从这里进口，由于苏联实行南下迂回包抄西欧的战略，法国必须确保能源“生命线”的安全和遏制苏联的影响，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80年3月对该地区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六国进行了法国国家元首六年来为期最长的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他提出了欧—阿—非三方对话的建议，打算利用欧洲的技术、阿拉伯的资金和非洲的资源建立一个欧—阿—非“巨大的联合体”，作为多极世界中的平衡因素。法国总统的这一构想得到了海湾国家和参加法非首脑会议的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此外，他还首次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这一姿态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支持。
吉斯卡尔·德斯坦意识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是世界平衡与和平的主要因素”，于是积极推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在本届政府期间，法中双向交往日益频繁。1979年10月华国锋访法，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法国。访问期间，法中双方签订了许多协定。1980年10月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华，把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阶段，加速了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合作方面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