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政府变动早有准备，就在希拉克辞职的当晚，他出人意料地立即任命外贸部部长雷蒙·巴尔为总理并组织第五共和国第12届政府。
总统挑选他的助手是费过一番心思的。巴尔1924年4月12日生于法国海外省一个批发商家庭，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原是1950年任冈市法学和经济学院教授，1961年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1963年任巴黎第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967～1972年先后任戴高乐总统经济顾问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委员会副主席，因提出“欧洲货币联合浮动”的计划而被誉为“蛇形浮动”的创始人，1976年1月起参加希拉克政府。不言而喻，总统起用这位他称为“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问题。巴尔属于无党派人士，没有政党做靠山，总统可以使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此外，巴尔同多数派中的戴派和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都保持良好关系，因而总统的任命会受到多数派的支持。法国舆论普遍认为任命巴尔为总理“是最优化的选择”
。
8月27日组成的新政府同上届政府有所不同。在新政府中，总理亲自兼任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直接抓经济问题。这就恢复了第三、第四共和国传统：每当国家财政拮据，就由总理坐镇指挥经济和财政部。在新政府中，新增设三名国务部长，分别由多数派三个党占有：戴派的奥利维耶·吉夏尔、独立共和党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社会民主人士中心的勒卡尼埃。他们三人还分别兼任掌玺与司法部部长、内政部部长以及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三名“超级部长”组成工作小组，从政治上扶持缺乏政治经验的“专家总理”，又平衡了多数派中各个政治势力的关系。在新政府中，还吸收戴派有影响的人物罗贝尔·布兰负责同议会的联系，协调和搞好同议会中第一大党——第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关系。
从新政府就职起，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改革便讳莫如深，经济则成为萦绕在他脑中的重要课题。他再也不能无视备受“滞胀”经济折磨的法国人的呼声，开始把“复兴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他对新上任的总理训示：“你有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克服通货膨胀……你要坚定地、不失时机地实施你所制定的政策。”
巴尔可以说是“孑然一身”，没有远虑近忧。在制订经济计划中，他能够冒个人风险坚持自己那一套“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不必去搞蛊惑人心的宣传来为某政党捞取选票。为了克服通货膨胀和复兴经济，他确定以捍卫法郎的地位为首要目标。
他于9月22日推出了《1976年财政修正法案》（巴尔计划），并将法案中的要点融入总政策声明中。他在向议会宣读总政策声明时援引宪法第49条第三段，要求就该声明承担政府责任。结果，巴尔计划被议会两院采纳。
巴尔计划规定：临时冻结物价三个月；在1977年4月以前不再增加公用事业经费；冻结房租和高工资，严格控制购买力，提高高收入者的征税额；限制货币的发行量；减少进口和扩大出口；鼓励投资。巴尔计划遭到反对派和工会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和游行示威以表示抗议。总统和总理的声誉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力排众议，坚持推行“统制经济式”的措施。巴尔以毫不妥协的语气说：“不要期待我在要点上做出让步，我要以我的方法对付危机。政府绝不随波逐流，绝不根据街头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吉斯卡尔·德斯坦原打算通过新政府实现他的政治“多元论”
，建立一个“扩大的中左多数派”。总统的计划因左翼坚定的态度而告吹，与此同时，多数派内部的明争暗斗亦愈演愈烈。
希拉克力图东山再起，他决定乘总统和总理危难之时扩充戴派的影响。他同他的追随者筹划从组织上革新戴派，拟就“一个保卫戴高乐主义主要价值观的人民运动和一个真正法国式的工党主义”
的模式，改造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他于1976年12月5日宣布解散该党，另行成立保卫共和联盟
，并亲自担任新党主席。保卫共和联盟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戴派组织，其组织形式和政治纲领均无实质上的变化，但是，希拉克通过对戴派的改造，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牢牢驾驭戴派运动，使之成为在多数派内同总统争斗、在多数派之外同左翼抗衡的工具。保卫共和联盟的主要信念是：“捍卫国家的独立自主，保卫第五共和国的制度，在更负责的民主框架下巩固公众自由。”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戴派力量的增强十分不安，决心在1977年3月市镇选举中同戴派进行较量，夺取戴派的世袭领地——巴黎市。他派出心腹——工业部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参加巴黎市市长竞选，并任命他为多数派巴黎市市长的榜首候选人和多数派竞选运动的协调人。戴派当然不会放弃争夺自巴黎公社以来第一任民选市长的机会，希拉克对总统的独断专行、破坏即将达成的多数派巴黎竞选协议暴跳如雷，决心亲自出马参加竞选，同多尔纳诺对着干。而后者在巴黎势单力薄，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政治影响，很快在竞选中败阵下来。希拉克轻而易举地当选为巴黎市市长。
经过市镇选举，多数派内部的分歧不仅未消除，反而因经济政策相悖和巴黎市市长的争夺更加四分五裂。
以“三驾马车”为标志的巴尔第一届政府的结构形式，使人追忆起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三党联合政府。保卫共和联盟、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和社会民主人士中心虽然共同执政，但它们毕竟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都拥有各自的政治纲领。它们把党派性带进政府内部，致使本届政府内部的党派争斗尤为突出。它们组成的工作小组犹如“国师辅佐太子”，在马提翁大厦颐指气使，造成总理在诸多领域内“大权旁落”，指挥失灵。勒卡尼埃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把总理置于十分被动和难堪的境地。
巴尔决心甩掉这个碍手碍脚的“三党联合政府”。他在征得总统同意后，宣布辞职和解散政府，并在总统再次任命他为总理后，于1977年3月28日组建了第二任政府，亦即第五共和国第十三届政府。
新政府废黜了3名国务部长的职务，铲除了政府权力分散的根源，从而加强了总理的职能，使总理重新拥有处理各种问题的必要手段。新政府成员十分精干，它只保留了15名部长，这有助于把政府内的党派斗争减少到最低限度。
经济问题仍将是巴尔第二任政府的主要课题。巴尔坚决反对“一揽子复兴”口号，表示要做不懈的努力，逐个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以“经济上的霞飞元帅”的气度于4月26日端出“第二个巴尔计划”，对“第一个巴尔计划”的社会问题方面做了补充规定。根据新的计划，政府在一年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优先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如增加青年就业、提高对家庭和老人的补助。
第二个巴尔计划在议会中以271票赞成对186票反对获得通过，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严厉为主要内容的巴尔计划正好同保卫共和联盟发布的《法兰西前景》的纲领大相径庭，因此，巴尔计划受到戴派的奚落。左翼反对派也谴责政府的紧缩经济政策。密特朗于5月12日还专门就经济、社会问题和货币政策同总理在法国电视台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巴尔在回答左翼联盟领袖询问时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形势是脆弱的”。工会则反对购买力的下降，法国主妇关心菜篮子问题。在这一年中，罢工运动重又高涨起来，尤其是国营企业职工的斗争此起彼伏。
巴尔第二任政府期间，吉斯卡尔·德斯坦所推行的多极外交十分活跃。法国总统继续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玩弄平衡，他在1977年6月接待了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之后，又于翌年1月在巴黎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会晤。这些外交举动反映了法国在苏美争霸西欧中寻求和平、安全和生存的愿望。
法国总统积极推行欧洲路线，促进欧洲建设事业。自欧洲经济共同体采纳了直接普选欧洲议会的建议后，法国政府立即着手争取多数派和议会的支持。它于1977年5月端出了两个法律草案：第一个草案规定实行直接普选的原则，但欧洲议会不得由此而扩大职能；第二个草案规定欧洲议会的选举采取国家范围内的比例代表制。它使法国在欧洲议会中占据相当数量的席位，从而保证了优势。议会就这两个法律草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共站在一条战线上，就第一个法律草案中的修改权、延期条件、先决问题同“欧洲派”进行了长时间辩论。最后，巴尔总理不得已再次搬出宪法第49条，要求就法律草案承担政府的责任，施压议会通过。法国两个法律草案的通过为欧洲建设添砖加瓦，也给欧洲议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吉斯卡尔·德斯坦积极主张和大力推进同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建设性的对话。他在西方发达工业国举行的伦敦会议上和在巴黎举行的新一轮南北会议上，都重申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和愿望。1978年1月，巴尔总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促进了法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法国的多极外交是同防务政策相辅相成的。根据1976年6月的军事纲领，法国政府在继续坚持戴高乐独立防务的同时，对法国军事战略和核战略做了某些修改。吉斯卡尔·德斯坦明确了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将戴高乐所确定的“全方位防御”更改为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斗”和“扩大庇护所”的战略思想，并将法国的军事防线“从莱茵河推进到易北河”。法国政府还多次声明，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军队将同北约军队并肩作战。法国总统十分重视常规力量的作用，确认“除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外，应该包括一支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常规军队”，提出增加常规力量的军事拨款。他在坚持以核战争对付核战争的核战略原则的同时，还积极主张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局部战争”。
巴尔第二任政府还加强了法国国家政治设施的建设。1977年7月19日的一项法律规定，将健全议会常设委员会和非常设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加强它们的职能，使之成为监督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有效手段。
第五共和国第六届国民议会换届选举即将临近，法国各种政治力量又一次锣密鼓紧地行动起来筹备选举事宜。然而，自第五共和国第六届国民议会成立以来，法国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1974年法国政治两极化形成以来，左翼政党利用了选民对多数派和执政党处理紧缩政策、经济恶化、失业激增、收入和购买力下降的不满，在各次选举中取得节节进展，令人刮目相看。在1976年3月省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反对派特别是社会党的得票率获得突破性进展。在第二轮投票中，左翼政党的得票率进一步增长，总共获得1863个席位，其中社会党独得520个席位，比上届省议会增加了194个席位，法共获得249个席位，比上届省议会增加75个席位。在全国省议会中，有10个省议会从多数派转移到左翼手中。在1977年3月的市镇议会选举中，左翼在法国3万人以上的221个市镇中（不包括巴黎市和巴黎地区），又赢得了156个市镇的胜利。其中，社会党控制了81个市镇，法共控制了72个市镇。左翼政党在3万人以下的市镇中取得了比3万人以上市镇更大的胜利。正如1977年3月22日《世界报》所指出：“左翼的胜利，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极为深刻的，它表现出选民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
与之相反，总统的支持率已下降到前两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1976年年底，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巴尔的民意指数大跌。对总统，47%的人表示不满意，持满意态度的人仅有39%；对总理，这两方面的人分别为50%和25%。
法国舆论和政界对此早已沸沸扬扬，预测左翼联盟在下届立法选举中夺魁和总统被迫提前下野的可能性，就连吉斯卡尔·德斯坦也对多数派竞选的前景忧心忡忡。他一方面断然否认提前结束总统任期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一旦左翼成为议会多数派，“你们可以实施共同纲领，因为这是你们的权利嘛。但是，一旦做出这种选择，你们就应该落实。不要误认为共和国总统会使用宪法手段加以阻挠”。
吉斯卡尔·德斯坦为立法选举后的法国政府组成做了颇费心机的安排。
然而，在筹备立法选举过程中，法国政坛发生了出乎意料的转折：多数派政党从同室操戈走向携手共进，而左翼联盟则由
力同心到反目成仇。
面对强大的左翼，多数派各个政党愿意重新和好，改变不利的形势和条件，同左翼政党在立法选举中一决雌雄。保卫共和联盟和社会民主人士中心早已整顿了组织和确立了方针，准备同多数派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也效仿戴派的做法，整顿其组织。它联合了各个吉斯卡尔派系，于1977年5月19日在弗雷儒斯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共和党
，同时推举现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苏瓦松为总书记。自此，吉斯卡尔派摆脱了经常在多数派内煽风点火的原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总书记波尼亚托夫斯基，为同戴派的联合创造了条件。激进党的中间主义立场使其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和反复无常。它的主席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时而否认他的党属于多数派，时而又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打得火热。1977年6月，他拒绝在多数派选举契约上签字，直到获得“改变多数派政策和政府”的保证后才转变态度。激进党的“归顺”加强了多数派的势力和团结。
自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取得多数派领袖封号的雷蒙·巴尔总理，随着立法选举的临近加紧了协调多数派的活动。多数派政党在总理的推动下，通过1977年7月19日的“多数派公约”、9月5日的“多数派宣言”、翌年1月7日的“布卢瓦纲领”，达成了在第一轮投票中多数派候选人提名办法和在第二轮投票中让票的协议。然而，多数派在协调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各个政党都在打小算盘，争取提出本党候选人，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协调过程中，共和党、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和激进党在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怂恿下，于1978年2月1日联合成立法国民主联盟
。该联盟实际上是一个对付保卫共和联盟的“联合阵线”，是总统的“御用工具”，以便在商讨多数派候选人名单时同戴派讨价还价，在竞选中同戴派争夺右翼选民。通过协调，多数派政党由四分五裂走向团结，但这种团结是表面的、暂时的和脆弱的。
当多数派为立法选举的前景所困扰和逐渐达成妥协时，正在接近夺取政权目标的左翼联盟却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
社会党自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建设后，感到自己羽翼丰满，准备在推行左翼联合的策略过程中同法共进行争取群众的较量。密特朗早已扬言：“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共产党目前占据的地盘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党。在500万共产党选民中，300万有投社会党的票的可能。” [1] 根据这个指导方针，社会党打着“阶级阵线”旗号，在基层组织分化和争取法共群众和选民，并收到显著的效果。社会党在1973年的立法选举中获得19.2%的有效票，在1976年省议会选举中上升到26.5%，在1977年市镇选举中达到29%。左翼联盟策略给法国社会党带来极大的好处。
法共自签署《共同执政纲领》后，也得到了暂时的好处，但它的纲领远不如社会党吸引法国劳动阶层，尤其是法国中产阶级。同时，它放松了对社会党挖墙脚策略的警惕性。于是，它在社会党猛烈的攻势下逐渐丧失了群众和选民，使其威信呈现下降趋势。社会党的蚕食政策已对法共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切使法共大为忧虑，它从1974年起决定转变对左翼联盟的策略，提出以法兰西人民联盟
取代目前的左翼联盟，来钳制社会党。社会党自然不肯落入圈套，坚持左翼联盟。自此，法共对社会党的态度日趋强硬。
1977年5月，法共、社会党和左翼激进运动就《共同执政纲领》的“现代化”如何适应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新形势以及迎接1978年立法选举进行会谈。一开始，法共同社会党双方就在国有化程度、对外政策、防务政策、最低工资限额、缩小收入差距方法、社会措施的日程安排方面发生争执，互不相让。问题挪到9月举行的一连串最高级会议中去讨论，依然没有取得进展。法共坚持要全部重写《共同执政纲领》，指责它的伙伴“向右转”；社会党则只主张小修小补，反唇相讥法共“背叛”。双方的论战和互骂有增无减，致使谈判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失败。左翼联盟从此宣告破裂。
左翼联盟的破裂使左翼政党共同筹备立法选举事宜告吹，给左翼政党在未来的立法选举中投下了阴影。
第五共和国第六届立法选举的竞选运动在紧张气氛中进行，法国各个政党争先恐后地提出了总数达4285名的候选人，创第五共和国历次立法选举的最高纪录。其中，左翼主要政党1050名，多数派1097名，余下近一半为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候选人。这样，在每个选区里，都有一名法共候选人和一名社会党或左翼激进运动候选人。至于多数派，在一部分选区中出一名共同候选人，在大部分选区中出数名候选人。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候选人数量甚巨，但无力同大党抗衡，所以，本届议会选举形成了四大政党纷争的格局。
在选举前最后几次民意测验中，左翼政党得票率为51%，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多数派仅为45%，始终落在后面。形势对多数派是严峻的。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巴尔和希拉克四处游说，不停地发表演讲，以博得选民的好感。吉斯卡尔·德斯坦也一反对选举“不屑一顾”的常态，“在法国人的伟大抉择”时亲自出马，为选民阐明“对法国何谓最好的选择”。直到选举运动结束前几小时，他还在敦促选民投多数派候选人的票。
1978年3月12日举行了第五共和国第六届议会选举的第一轮选举。那天，法国选民成群结队向投票站拥来，投票的选民占登记选民的81.63%。换言之，弃权率只占18.37%，是战后以来最低的数字。根据统计，18～21岁青年投票率较高，这显示了他们对前途的关切。
多数派共获得46.6%的有效票，比上届立法选举所得选票略为下降，但保住了多数派的地位，阻塞了左翼夺权的通道。其中，保卫共和联盟获得22.84%有效票，在多数派内维持了优势；法国民主联盟获得21.4%有效票，几乎同“老大哥”平起平坐。
原《共同执政纲领》的政党共获得45.6%有效票，比上届立法选举有所增加，但并未出现所预言的“一边倒”现象。其中，社会党获得22.79%有效票，而法共只获得20.61%的有效票。社会党的得票率首次超过了法共。左翼两大党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原共同执政纲领派为闹不团结在第一轮选举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开始有所醒悟。它们立即共同商讨对策。会议只用了“六分钟时间便了结了六个月的公案”，草草地达成了相互让票协议和一个泛泛的政治协议，并未追究左翼联盟破裂的根源，也未触及双方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左翼两大党的暂时妥协没有激发选民的兴趣，也未改变选民的投票意向。
多数派在第一轮选举所获得的意外胜利使其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它们趁热打铁，依仗雄厚的财力和物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
3月19日的第二轮选举巩固了前一轮选举的结果。选民的弃权率仅为15.24%，降至法国实行普选以来的最低点。多数派共获得50.47%有效票，取得决定性胜利；原共同执政纲领的政党共获得49.36%有效票，在夺权的道路上再次受到挫折。
经过两轮的角逐，保卫共和联盟及其同情者夺得154席，法国民主联盟及其同情者137席，社会党及其同情者114席，法共86席，左翼激进党10席。总的来说，多数派占有291席的绝对优势，而左翼政党仅拥有210席。
第五共和国第六届立法选举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左翼政党准备“政治替换”的计划虽然暂时搁浅，但其影响仍在扩大。社会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它不仅在法国中部、南部和西南地区站稳脚跟，而且还向法国东部、西部和中央高原地区扩展，使其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逐渐普及化，为今后赢得更多的选民和实现“政治替换”创造了条件。第二，在议会中，保卫共和联盟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而法国民主联盟的议席同保卫共和联盟相差不远，增加了它同戴派抗衡的资本。第三，吉斯卡尔·德斯坦保住了议会多数派，解除了余下几年左翼反对派的威胁。第四，多数派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多数派领袖巴尔总理的地位并维护了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