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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于1974年5月27日走马上任，上任后总统立即宣布：“从今天起，法国政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迎来变化和年轻化的纪元。”
的确，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就职，意味着“戴高乐共和国”的结束。他在着手组织新政府时强调指出：“总统选举是个起点，它必然促使一批新人脱颖而出并推动他们踏入政界，他们能够驾驭第五共和国机构并给它们带来活力。”
他根据这条方针在组织政府班子时起用了“一代有能力接班的新人”。
在总理人选方面，吉斯卡尔·德斯坦选中了雅克·希拉克。这是法国政界和舆论界意料之中的事。首先，希拉克所属的戴派毕竟拥有相当强的实力，又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相形之下，总统所属的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在总统多数派中势单力薄。他在执政期间还得借重戴派并同它合作，所以只能在戴派中寻找适合的总理人选。其次，吉斯卡尔·德斯坦得以当选，希拉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报偿，前者要任命后者为政府首脑，因此，早在总统选举的两轮投票之间，他们两人就已做成这笔政治交易。
雅克·希拉克1932年11月29日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957～1959年在国立行政学院深造，1962～1965年任总理府特派员，1967年作为保卫新共和联盟成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67～1968年任社会事务部国务秘书，1968～1971年任经济和财政部国务秘书，1971～1972年任部长级代表，1972～1974年先后任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
吉斯卡尔·德斯坦还亲自挑选政府成员，组成了拥有16名部长和21名国务秘书的第五共和国第11届政府。该政府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作为最年轻的总统，他希望新政府成员“年轻有为”。他任命的总理年仅42岁，是戴派中的少壮派。他批准的部长和国务秘书的平均年龄也都比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成员有大幅度下降，使新政府成员年轻化。第二，在新政府中，他仅只保留了前届政府三名成员，其余都是初次进入政府的新人，实现了政府大换班。第三，在16名部长中，戴派只占5名，除罗贝尔·加莱稍有名气外，其余都知名度不高。他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觉。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3人，他们都是领导成员或总统密友，都被安插在关键部门，如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智囊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被委任为国务部部长兼内政部部长，而国务部长只设1名，它起着副总理的作用。中间派4名，其中勒卡尼埃任司法部部长。无党派专家4名，他们也都被委以要职，如原财政总监让-皮埃尔·富尔卡德为经济和财政部部长、驻波恩前大使让·索瓦尼亚格为外交部部长。总统别具匠心的安排，使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和中间派在政府成员中占了较大比重，从而保证了总统意图的贯彻落实。第四，调整了某些部门，设置了改革部并任命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为改革部部长，以便适应改革的需要。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改革部需要一位改革派来领导。”
吉斯卡尔·德斯坦不仅在政府构成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权力的行使和政府工作方面也独辟蹊径。
他对总统的“仲裁人”地位重新做了解释，断言前几届总统只是“形式上的仲裁人”，没有起到真正的仲裁人的作用。他认为法国不是实行总统制，而是实行“拥护总统制的制度”
，它能够赋予法国总统比美国总统更多的权力。他按自己的见解进一步集中了国家权力，亲自掌舵和指挥。他在组织政府过程中亲自挑选政府成员，并由他在电视中向观众逐个介绍，以表明权力来自爱丽舍宫。他宣布总统的国情咨文就是政府的行动纲领，实际上是越俎代庖。他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全部过程。十分明显，总统大权在握，有利于实现中间主义
、自由主义
和欧洲主义
三位一体的吉斯卡尔主义
，有助于推行总统决定的内外政策。
他还改进工作作风，规定总统给总理及政府的许多指示要公布，政府安排的下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也必须公开告示，使总统的活动和政府工作置于舆论监督之下，从而增加了本届总统和政府施政的透明度。
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向选民许下要进行多种多样改革的诺言。他在1974年5月19日坦率地说：“在这次竞选中，我明白了你们希望变革：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
他同时宣布法国政治的“一个新纪元”从此揭开了。他在国情咨文中，以改革作为基调来统率施政纲领。9月25日他再次宣布：“法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变革试验场。”
因此，在本届政府期间，他多次掀起改革的浪潮，出台的法律和措施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他企图通过改革来改善法国官僚机构运行的机制，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实现他的“先进的自由社会”
的目标。
两年多来，改革的旋风席卷了第五共和国国家政治体制、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等各个领域。
吉斯卡尔·德斯坦以改革精神整顿权力机构。他精简总统府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改革繁文缛节，剔除因循守旧，新辟改革部和生活质量部，增设妇女地位国务秘书并确定政府成员中女性的人数，使中央权力机构的工作有了起色。
1974年10月21日议会两院联席大会通过的宪法性法律规定，宪法委员会不仅受理总统、总理和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议长，也受理60名参议员或国民议会议员联名关于尚未颁布的法律的申诉，并就其是否符合宪法做出裁决。这项对宪法委员会的改革，可以防止议会多数派滥用权力，同时也赋予反对派申辩的机会，因而有助于缓解议会中两大派对立情绪，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政的七年中，议员约有46次向宪法委员会提出申诉，而后者11次宣布议会所通过的法律违宪无效。宪法委员会在执行1974年10月21日法律时，不断地加强了它的违宪监督的职能。
1976年6月18日组织法对总统候选人提名方式做了改革。根据新规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要分布在30个省（过去为10个省），500名（过去为100名）议员、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地方议员或市长签名作保。这项改革可以适当限制日益增多的总统候选人数量，保证总统选举的顺利进行。
1974年6月26日法律规定，将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定年龄降至18周岁。这项改革扩大了法国公民享受政治民主的范围，同时也满足了左翼反对派多年以来的要求。
1975年12月31日法律对巴黎市地位重新做了规定。巴黎是法国首都，是法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地位显著。过去，巴黎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由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改革后，巴黎市市长由民选产生，巴黎由民选代表管理，从而改变了巴黎市的地位，使巴黎同其他市镇一样具有较多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力。
1976年7月19日法律对选举法进行改革。它将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必须获得选票的百分比由10%提高到12.5%，只有达到这一门槛，才允许参加第二轮选举。新选举法巩固了多数选举制，有利于大党的生存和发展，使法国政党和政治的两极化倾向加强。
在短短的两年中，希拉克政府还陆续出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措施，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1974年12月24日和1975年7月5日的两项法律，将社会保障制度普及化，让所有法国人都能享受社会保险；1975年1月3日法律保证了因经济原因被解雇的职工可以领取相当于解雇前工资的90%的救济；1979年12月30日法律降低了法国体力劳动者的退休年龄；1975年6月30日法律确定了残废者应该享有的特殊照顾；1974年7月19日法律决定对资本开征增值税；1975年7月11日《阿比法》（以教育部部长的名字命名）使教育进一步民主化，改革了法国大学预科制度，废除了片面追求培养尖子学生的倾向，让所有学生在接受教育方面机会均等。
1974年12月4日法律允许药店出售避孕药，并可以在医疗保险中报销。1975年7月11日另一项法律简化了离婚手续，引入了“互相赞同”的程序。1975年1月17日法律允许怀孕妇女堕胎，解决了自梅斯梅尔政府以来长期搁置的堕胎法案。此外，吉斯卡尔·德斯坦还取消了对诬蔑共和国总统的人治罪的规定。
这次改革之风来势猛烈、涉及面之广，是自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它对巩固现行的法国政权和促进法国社会的变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总统竞选中许下的大量改革诺言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首先，一些重要改革措施始终未能出台，如缩短总统任期问题，由于阻力大，他本人也不打算“逊位”，因而总统一改过去的腔调，并把它束之高阁；又如改善职工在企业中政治地位和限制雇主权力膨胀的改革方案虽已提出，但最后也被埋葬。其次，有些改革同原来计划相比，已走了样。如总统答应将多数选举法改为比例选举法，结果以比例选举法可能促进“政党制度”的复活为借口而放弃。1976年7月19日法律反而加强了多数选举法的功能。最后，已公布的某些改革措施，如议员替补法、社会保险法，有的并未认真执行，有的中途撤销。上述种种原因使这些改革黯然失色。
法国政党对政府的改革反应褒贬不一。左翼政党认为改革不深不广，其目标与左翼的要求相悖，故以冷眼对待，不予支持。戴派中多数成员惴惴不安，担心改变戴高乐所制定的宪法和所创立的政治体制，以及所制定的政策。他们是保全主义派
，经常对改革进行诘问和责难。中间派则对改革比较满意。
毋庸置疑，经济决策权属于爱丽舍宫，这不仅因为吉斯卡尔·德斯坦要加强“拥护总统制的制度”，同时也因为总统本人过去长期控制里沃利街（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所在地），已陶冶成为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行家里手。
吉斯卡尔·德斯坦上台伊始，推出了限制信贷、提高贴现率、增加企业税收、控制工业品价格的经济“降温计划”，打算制止总统职位空缺期间来势迅猛的通货膨胀。然而，这服凉药并未见效，1974年3月～1975年8月法国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法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倒闭的企业约1902家，失业人数达102万，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到19.1%。1974年，法国财政收支尚有9亿美元的盈余，而1975年呈相反趋势，财政赤字高达100.3亿美元。在如何克服危机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意见相左。
希拉克总理提出一个带有通货膨胀性质的刺激经济发展计划，满足选民消费增长的需要，以便迎接比法定时间提前两年举行的立法选举。这个经济“复兴计划”表现出典型的戴派经济主张。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富尔卡德持相反态度。总统则举棋不定，他原希望搞一个改善金融、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但他的典型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遭到总理和戴派的抵制。尽管如此，“复兴计划”仍于1975年9月开始实施。然而，该计划并未促使法国经济的康复，而是令法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转入了长期“滞胀”的阶段。法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推行带有时代特征的经济政策过程中，法国政府逐渐放弃了戴高乐执着恪守的财政收支平衡的理论，允许预算赤字的存在。在货币方面，1975年春法郎再次参加西欧国家货币蛇形浮动体系。直到1976年3月，经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财政部部长布鲁塞尔会议的要求，法国政府宣布法郎又一次单独浮动。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和财政赤字增加，法郎地位依然岌岌可危。
如同前任总统那样，吉斯卡尔·德斯坦牢牢掌握法国外交大权，索瓦尼亚格外交部部长只作为总统的“助手”和“技术顾问”。总统继续推行戴高乐所制定的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曾许诺：“假如我当选，我将继续维持前两届总统为法国树立起来的尊严和独立，我将使法国变成一个受重视的和受尊敬的国家。这样，我就能够以它的名义自豪地在世界上讲话。”
当时，东西方紧张关系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召开而趋向和缓，南北关系则由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和石油价格上涨加强了对抗，欧洲经济共同体实力继续增强。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下，吉斯卡尔·德斯坦强调在国际上要发展“多极政治”取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政治”，主张法国在多极世界中维持均势，执行“四海之内皆朋友”的“世界主义调和政策”。
他继续执行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的政策。1974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应邀访法并同法国总统举行会谈；翌年10月，吉斯卡尔·德斯坦赴苏回访。法苏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进一步密切了两国的“特殊关系”，从而加强了法国对美的独立地位。通过给苏联贷款和技术援助，法国换取了苏联的市场和原料供应。此外，法国还加强了同东欧国家的联系。
法国总统继续改善同大西洋联盟的关系。他表示忠于大西洋联盟，恪守其义务，愿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1976年5月，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了美国，把法美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法美关系依然存在着别别扭扭的现象和疙疙瘩瘩的问题，如两国在核扩散和南北对话问题上的政策南辕北辙，在“协和”飞机在美着陆问题上意见相左等。
吉斯卡尔·德斯坦根据他的“欧洲主义”信念，重视欧洲建设，主张积极推进西欧联合和自强。他于1974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共同体成员最高级会议上，建议欧洲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和采用直接普选欧洲议会的方案，这无疑是一个创新和改革。前一个建议立即被会议通过；后一个建议一年后在罗马被欧洲理事会采纳，并确定了第一次选举日期。与此同时，法国还同西欧国家加强了双边关系。法德关系因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工作联系及个人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而更上一层楼
，因此，法国总统在制定欧洲政策中坚持以法德谅解作为先决条件，并在提出建议和实施决议时仰仗联邦德国的有力支持。总之，希拉克政府期间的法国对欧洲的政策，推动了西欧国家的联合并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实力，促进了西欧极的崛起，为欧洲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吉斯卡尔·德斯坦重视发展同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希拉克政府期间，他频繁地出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马格里布三国。他还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国家元首。他继续执行在以阿冲突中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随着法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加深，法阿关系也愈加密切。因此，他自诩是一个“黑非洲，或阿拉伯非洲，或穆斯林非洲的特殊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从战略高度发展法中关系。他认为中国是正在兴起的多极世界的一极，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存在是世界平衡与和平的基本因素”。希拉克政府主动邀请邓小平副总理访法。通过邓小平副总理1975年5月访法和法中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法中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74年，法国总统不顾美国的阻挠，提出“南北对话”的倡议。这个倡议是在排除了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情况下实现的。1975年12月，终于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初步进行了部分南北国家的对话。法国此举有助于缓和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在开始还能相互配合和协调，度过了数月的“蜜月期”。这是因为双方各有所求：总统需要通过希拉克笼络戴派，解除戴派因丢失总统权力的怨恨，软化他们中的强硬分子，巩固总统多数派的地位；希拉克可以利用总理的地位提高自己在戴派内的身价，培植少壮派势力和削弱元老派的影响，还可以借助总统来确立在多数派中的领袖地位。的确，希拉克实现了他的夙愿，于1974年12月被推举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稳稳当当地控制了戴派组织，并使它逐渐“吉斯卡尔化”
。
然而，总统和总理所属的政治派别毕竟不同，都有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一个要推行吉斯卡尔主义，另一个则坚持戴高乐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共和国行政双头
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政策上差异越来越明显。另外，两人在总统和总理职权分配上各持己见，很难调和。最后，总统彬彬有礼，慢条斯理和冷若冰霜，使人难以捉摸；总理言行溢于表，自负粗暴，给人以咄咄逼人的印象。性格的天壤之别不仅使两人难以长期共事，而且加剧了两人的冲突。
总统和总理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各种重大事件的发生而趋向激化。1976年1月11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再次改组政府，将两名年事已高的部长和四名国务秘书撤下来，并新任命较为年轻的三名部长和八名国务秘书，使政府成员进一步年轻化。但是，这远非单纯技术上的调整，它还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如总统私人顾问当上体力劳动者部部长，加强了总统在政府中的势力；勒卡尼埃被委以国务部长一职并兼管掌玺与司法部，同波尼亚托夫斯基平起平坐，与希拉克一起构成总统的“三驾马车”
，在政府中增加了原中间势力的砝码，削弱了戴派的分量。
吉斯卡尔·德斯坦处心积虑的安排是对戴派严重的挑战。希拉克作为政府首脑事先一无所知，在人事安排上又不尽如其意。他已丧失了选择政府成员和领导政府工作的权力，像受人愚弄那样感到羞愧和愤愤不平。总统和总理的裂痕在扩大和加深。
省议会选举属地方事务，本来不带有政治色彩，但1976年3月的省议会选举非同寻常，它在多数派内部掀起波澜。在这次选举中，左翼联盟成了最大的赢家，共获得51.8%有效票，而1967年和1970年的省议会选举才分别获得49.9%和41.7%有效票，其中社会党和左翼激进运动共得29%有效票。左翼联盟正在取得长足的进展。
这次选举对多数派是个沉重的打击。戴派认为它是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失败，反映了选民对失业激增、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贬值的不满。他们告诫多数派“应赶紧退到原来的阵地上”，恢复戴高乐的传统理论和政策。希拉克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乘机向总统提出实行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提前大选、通过颁布政府法令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协调多数派的行动四条建议。显而易见，他的经济计划是为了暂时满足消费者的要求，赢得选民的好感，以便在立法选举中一举击败左翼。他企图使用法令手段重新恢复领导政府的权力，加强其相对总统的地位。他还打算通过协调多数派来树立自己在多数派中的领袖地位。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国家权力上毫无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他断然地拒绝了希拉克的大部分建议，使总理的打算化成泡影。自此，戴派和总统关系进一步恶化。
省议会选举后，希拉克只获得了协调多数派的权力。他准备通过协调行动指挥多数派，但除戴派外，其他党派不买他的账。1976年5月，进步与民主中心和民主中心联合成立了社会民主人士中心
。在成立的大会上，勒卡尼埃在总统支持下，再次抛出了由中间派、激进党和吉斯卡尔派结成竞选联盟的主张。希拉克在协调多数派任务失败后，又让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气急败坏，开始考虑辞职问题。
在增值税问题上，总统和总理的搏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总统希望尽快实现增值税的改革，以便兑现向选民许下的诺言。他要求多数派，尤其是第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全力支持。而戴派从维护企业主利益出发，坚决抵制这一改革，视总统的这场战斗为“凡尔登战役”
。在政府内，希拉克总理和总统密友富尔卡德相互顶牛；在议会中，戴派和法案支持者展开唇枪舌剑。吉斯卡尔·德斯坦也亲自干预，他以生硬的口气对希拉克说：“我想知道，你当总理是为了什么？作为总理，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总统以权势压总理，总理则让戴派听之任之。两人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统和总理之间、吉斯卡尔派和戴派之间在欧洲议会改革上又爆发了冲突。自此，希拉克决定甩手不干，“1976年8月25日，我宣布苦于没有履行职务的‘必要工具’而请辞总理职务”。
这是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总理首次主动要求离开政府。
希拉克离任并不意味着戴派同总统多数派的决裂，但戴派不再受总统权势的约束。总统多数派已处于四分五裂，总统的政治基础大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