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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利用新议会成立和现政府集体辞职的机会，更换了久已蓄意要撤下的总理。首先，蓬皮杜已担任了四任政府首脑，任期长达6年零3个月，是战后以来连任时间最久的总理。戴高乐按“任何努力都有它的限度”的原则，决定进行替换。其次，戴高乐对蓬皮杜处理学生造反不当从而引起“五月风暴”十分不满，一直耿耿于怀。他曾揶揄地说：“我非常同意蓬皮杜在5月里干得很好，就像瑟居安先生的山羊一样。这样一直干到29日。5月30日，打死那只狼的是我。”
最后，蓬皮杜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倾向保守，成绩不佳，戴高乐为了刷新政绩，求助于改革，自然要另外遴选总理。
于是，戴高乐总统在7月11日任命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为总理并组织第五共和国第6届政府。顾夫·德姆维尔1907年1月24日生于马恩省一个法官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43年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任法国驻意大利大使，1945～1950年任法国外交部司长，1950～1954年任法国驻埃及大使，1956～1958年任法国驻联邦德国大使，1958～1968年先后任外交部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等，1968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他早在战争年代就已追随戴高乐。他忠实不渝地执行法国独立外交政策，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奔走在欧洲、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之间。他为人谨慎，头脑冷静，沉默寡言，与前任总理形成鲜明对照。
在组织顾夫·德姆维尔政府的过程中，戴高乐留任和新吸收了积极主张改革的戴派和激进党著名人士，如勒内·卡皮唐担任司法部部长、埃德加·富尔为国民教育部部长、让-马塞尔·让纳内为国务部长。戴高乐打算通过他们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在经济领域，“五月风暴”造成外汇和黄金储备锐减，货币外流，物价上涨。法国政府于6～7月采取紧急对策：严格控制外汇，征收附加税，开源节流。这些措施无济于事，于是法国政府在9月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另开某些遗产税。严厉的政策引起了法国富有者的惶恐不安，他们纷纷进行抵制，结果造成资金外逃，市场投机活动猖獗，法郎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这种形势下，总理、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等多数政府成员主张法郎贬值。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也施加压力，强迫法国政府做出贬值的决定，法国新闻报刊也纷纷推敲贬值的具体数字。但是，考虑到货币的稳定，戴高乐力排众议，拒绝法郎贬值。他于1968年11月13日在部长会议上重申：“接受法郎贬值是十分荒谬绝伦的。”他一方面在国外筹集20亿美元贷款解决急难，另一方面继续采取紧缩政策。然而，紧缩的经济政策给法国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由于政府坚决拒绝提高工资的要求，1969年3月举行的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代表协商新的格勒内尔协定的“蒂尔西特会议”不欢而散。于是，工会于3月11日发动全国大罢工以示不满和抗议。法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
顾夫·德姆维尔政府继续执行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小心翼翼地“在世界两大对抗集团中间寻求平衡”。当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于1968年8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当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侵略行为做出强烈反应时，戴高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它对于欧洲的缓和前景来说是十分荒谬的”
等寥寥数语，仍然认为法国对苏联的政策“是符合欧洲深刻的现实的”
。然而，这次事件恰恰说明苏联要继续维护《雅尔塔协定》和它的势力范围，并不理会戴高乐关于泛欧建设的构想，从而使戴高乐为之奋斗多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成为泡影。法苏关系自此以后再没有跨出新的一步，一直停滞在1966年水平上。在法美关系方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表示同意戴高乐关于要以“现实主义的眼光”而不是“感情用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看法，并于1969年2月亲莅法国访问，法美关系因此有了明显改善。
在欧洲事务中，戴高乐继续拒英国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大门之外。他于1969年2月4日在同英国驻法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的谈话中，建议组织一个包括西欧共同市场在内的欧洲经济联盟，由法、德、英、意四国主宰的欧洲政治联合委员会领导。他解释道，该组织将独立自主，不依附美国，它将使“由美国支配和设有美国指挥机构的”北约成为累赘。英国则坚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拒绝接受戴高乐新设计的由法国领导的、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欧洲联盟的方案，并把它作为耸人听闻的消息泄露于世，把法国置于尴尬的境地。于是，两国官方和公众舆论隔海遥相对骂，法英关系降到最低点。“索姆斯事件”也引起了联邦德国对法国的猜疑和不满。
在中东，戴高乐持与其他西方国家持相反的立场。他谴责以色列飞机对贝鲁特机场的袭击，于1969年1月6日宣布法国对以色列全面实行武器禁运。他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主持正义，受到中东地区国家的欢迎。
戴高乐意识到，经年累月地堆积起来的社会问题在“五月风暴”后还可能死灰复燃，1968年下半年的法国财政金融危机和1969年上半年法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证实了这点。他不再醉心于外交事务并乐此不疲了，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把解决法国社会问题和缓和劳资矛盾视为本届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把推行参与制作为他的“雄心大志”和一生事业中“最光辉的篇章”，把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作新政府的工作重点。
“五月风暴”刚刚结束，善后工作亟待处理，改革自然首先从教育和大学开始。国民教育部部长富尔剔除因循守旧的思想，发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很快拿出了一个《高等教育方针法律草案》。这个法律草案被戴高乐视为社会改革和参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也在9月19日部长会议上经过讨论被采纳。为了争取时间，国民议会于9月24日召开特别会议就政府提交的法案进行辩论。最初，富尔法案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就连戴派议员也犯嘀咕，满腹牢骚。他们私下埋怨法案使人想起“五月风暴”的口号，是对“青年学生的投降”。然而，一则害怕学生再次造反，急于兑现向学生许下的改革大学教育制度的诺言；二则受到戴高乐的压力，他们被迫转变立场。议会两院终于在11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高等教育方针法案》。
《高等教育方针法案》的核心是贯彻参与制。法案规定，法国高等学府废除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负责制，改由一个大学生、教师和校外社会人士选出的数量对等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法案对大学结构进行调整，把全国20多所集中化程度过高的、毫无特色的普通大学划小细分为70多所，让它们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做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教学制度，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考试办法，使新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分散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戴高乐特别关注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强调参与制不仅要在企业中实行，而且要在一部分国家政治设施中推广。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戴高乐曾对参议院寄予厚望，赋予其较多的权力，以便让它发挥“平衡”国民议会的作用。然而，第五共和国参议院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被反对派控制，或成为反对派的重要据点，它经常干扰和牵制总统、政府和多数派的政策和活动，起着“负能量”的作用。参议长莫奈维尔因在修改总统选举法问题上同总统意见相左，同戴高乐闹翻。自此以后，戴高乐视参议院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要把它“驯化”。早在“贝叶演说”中，他就主张扩大第二个议院（参议院）的社会成分，让经济团体、家庭组织和知识界的代表占有一定比例，以便参与国家和政府重大事务。现在，这种思想重又萌芽，他打算在原有构想的基础上来改革参议院。
戴高乐于7月委托国务部长让纳内起草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计划。让纳内不负所托，制订了一个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第一部分建议在原有的市镇、省两级行政区划之上，再另增辟大区级行政单位，即把法国本土划分为21个大区，每个大区包括一定数量的省和市镇、人口和资源。大区设大区议会，它的3/5议员由议会两院议员、省、市镇议会议员选出；其余2/5议员则是地方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专业组织和团体指定的代表，故又称为社会职业议员。大区议会对地区的经济和建设计划拥有决定权。至于大区行政权则归中央政府委派的大区行政长官所有。改革方案的第二部分建议成立一个咨询参议院，以代替目前的参议院以及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在咨询参议院中，173名参议员由中央和地方议会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另150名参议员由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团体指定。咨询参议院就法律草案和立法提案在交付国民议会讨论和表决前进行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
鉴于咨询参议院的改革涉及原有的参议院和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国家机构，牵涉第五共和国宪法有关设置这些机构的章节条文，因此，在改革的同时，法国政府拟对宪法的条文进行修改。
按宪法第46条规定，凡有关参议院的组织法都要经过议会两院的讨论和投票表决。然而，戴高乐对议会无休止的争论十分反感，对没完没了的修正案更是深恶痛绝，他害怕到头来改革方案变得面目全非或无影无踪。他再次利用宪法某些条文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引用宪法第11条关于总统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力，绕过议会两院，对改革方案进行表决。
公民投票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已被颇为不利的政治气氛所笼罩。
改革方案一出台就立即遭到左翼政党的敌视。如果说左翼政党曾经于1946年反对议会两院制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打算利用自己在战后初期的强大影响来牢固地控制一个单一的民选代表机构，以便在没有第二院的牵制下驾驭政府。现实正好相反，国民议会已为多数派所把持，反对派只能通过参议院不时地向戴高乐及其政府发难，因此，左翼政党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它们坚决反对取消参议院和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反对建立咨询参议院。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反对改革方案。同时，左翼政党还视这次公民投票为雪洗1968年6月选举失败耻辱的良机，齐心协力要把戴高乐拉下马。
戴派中的保守势力对改革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因为他们担心改革将损害法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恶化同地方绅士名流的关系。他们酝酿抛弃戴高乐，筹备“戴高乐以后”的事宜。他们对蓬皮杜倍加青睐，确认他是多数派和戴派无可争辩的领袖，可以解决总统的替换问题。而这位前总理也当仁不让，于1969年1月17日在罗马表态说：“我是下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他与戴派的保守势力遥相呼应，给实际上关系到戴高乐前途的公民投票投下了阴影。
多数派中的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也反对改革。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68年年底表示希望终止全国民意咨询的活动，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来审议改革方案。当政府公布公民投票的具体日期后，他又提出把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分开，反对一揽子投票。该党指导委员会还于4月10日通过决议，让各联合会和基层组织在公民投票中自己选择，不做硬性的和明确的规定。而前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在公民投票前夕以“遗憾但坚定的”语调宣布不支持改革方案。吉斯卡尔·德斯坦和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的态度加剧了公民投票的紧张气氛。
改革方案也遭到政府中多数部长的阳奉阴违。顾夫·德姆维尔总理以集中精力处理教育和财政燃眉之急为借口，建议推迟公民投票的日期。有些部长希望改革要谨慎从事，要求通过议会的正常渠道进行。另一些部长则担心操之过急，主张放慢改革的步伐。
改革首先涉及参议院，自然引起了多数参议员的强烈反响。莫奈维尔在占据长达21年的参议长职务后，自知斗不过享誉国内外的戴高乐，于1968年9月宣布放弃参议长换届的竞选，以便摆脱职务的约束，更有效地捍卫“受到威胁的参议院”。中间人士阿兰·波埃入主卢森堡宫后，曾一度受到戴高乐的青睐，成为爱丽舍宫的座上客。然而，新参议长也毫不掩饰对改革方案的不安，反对触动参议院组织机构。
至于选民，多数同意地方权力下放，但反对参议院改革。既然戴高乐于1969年3月19日声称公民投票是“对他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问题”，再次把个人政治前途作赌注，选民们自然考虑他在位过久，并接近80岁高龄，希望以“平静的方式”而不是激烈的手段，在维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实现改朝换代。
左翼政党、中间政党、参议员、多数派中的反对派和多数选民的反对声音相激相荡、相融相汇的政治气候对改革越来越不利。3月14日至4月22日的多次民意测验证实：在开始赞成改革的人还占55%，到最后一次民意测验时已下降到47%。戴高乐预感不妙，十分懊丧和后悔，既然投票的日期已公布，也无可挽回。他于4月25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呼吁公民投票支持改革方案。
戴高乐的号召不再像以往那样产生神奇的效应了。4月27日的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改革方案的只占有效票总数的47.59%，而反对票则占52.41%，与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的数字大致相同。公民投票的结果对改革方案做出了否定，最终也对戴高乐的个人政治前途做出了判决。翌日清晨，戴高乐发表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公报：“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戴高乐，这位叱咤在法国政治舞台上近30年的风云人物，终因公民投票的失败而自动隐退。他作为当代法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像来去匆匆的一颗流星闪烁着光芒划过长空，泯灭在天际，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隐退，并没有在法国引起一场风波，也没有像他本人一再预言的那样出现混乱。从离职到去世前的18个月中，戴高乐专心致志地撰写《希望回忆录》和整理《戴高乐言论集》，并访问了爱尔兰和西班牙，此外，他还积极筹备赴中国访问的计划。不过非常可惜，戴高乐访华未能成行。这位即将满80岁的巨人于1970年11月9日傍晚在故乡科隆贝双教堂停止了心跳，与世长辞。
戴高乐早在1952年就立下遗嘱，嘱咐他去世后不举行国葬，无论法国和外国都不要授予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遗体葬在故乡，与家人合葬。安葬仪式要简朴，不奏乐，不要致悼词，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等参加。戴高乐的遗嘱表现了其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人格。
11月12日，按照遗嘱，戴高乐被安葬在科隆贝双教堂，有4万多人自发从全国赶来参加葬礼。同日，数十万巴黎人自发地冒雨走上香榭丽舍大道，聚集在凯旋门前悼念这位民族英雄。13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永远纪念这位法国当代史上的伟人。戴高乐的去世，标志着戴高乐时代的结束，但是，他给法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留下了巨大遗产，至今法国和世界对戴高乐主义仍然是津津乐道，他所创建的第五共和国及其政治体制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他所提出的“大国梦”“强国梦”、他所主张的独立外交、法国伟大、法国要站在世界前列仍然为历届总统继承和坚守，并乐此不疲。
总统的空缺按宪法程序由参议长波埃填补，顾夫·德姆维尔政府作为看守政府负责日常事务和组织新总统选举。从此，法国政治史进入了短暂的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