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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新共和联盟成立起，就吸取法兰西人民联盟党员数量庞大、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最后导致瓦解的教训
，在“吸收有才干的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地方上著名人士、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青年、工人和专业人员中的活动分子”
的过程中，并不过分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是重视保持党员的质量。其党员数量在1959年是2.4万，到1963年也仅有8.6万，因而被法国学者称为是一个“干部党”
“管理人员的党”“现代化的党”，而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1961年3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保卫新共和联盟决心发展成为多数派的政党，并构成多数派的核心。
但是，戴派中仍然存在各种派别，不利于多数派的形成。为此，戴高乐也亲自敦促戴派的各个派别联合起来，他在1962年11月7日的电视广播演说中指出：“为了使民主长久保持下去，完全有必要加强扩大这个多数派，首先要在议会里确立这个多数派。”
正是在戴高乐的压力下，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相互接近并订立选举联盟，共同提出议会候选人。通过议会选举，保卫新共和联盟不仅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且与劳工民主联盟和独立共和人士研究与联络中心
一起构成议会多数派。1962年12月，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决定合并，实行集体领导，成立由13名成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代表着戴高乐主义中的各种流派。雅克·博梅尔任总书记。合并后，保卫新共和联盟“终于成了唯一的、磐石般的戴高乐主义政党……很明显，戴高乐主义是保卫新共和联盟的基本学说，它根据这个学说发表了无数次声明。”
社会党在对待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问题上发生了自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达尼埃尔·马耶尔、爱德华·德普勒等一批社会党左翼领导人决定与支持戴高乐的居伊·摩勒决裂，带走了众多的党员和选民，单独成立独立社会党，从而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党员数量进一步下降。1959年7月全国代表大会后，居伊·摩勒领导的社会党也逐渐改变对戴高乐及其现政府的态度，正式站到反对派的立场上。这是因为社会党对戴高乐主义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对掌权后的戴高乐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它认为戴高乐主义就是波拿巴主义，戴高乐把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变了样。在以后的社会党历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的代表们把戴高乐比作路易十四、查里十世、拿破仑三世的呼喊声响彻大厅，不绝于耳。社会党逆时代潮流的声音，使社会党的地位继续下降，党员数量下降，党员进一步老化。社会党拥有的选民数量也在渐渐地减少，1962年比1958年少了100万选民。社会党为了起死回生，于1963年举行的社会党第5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把法国所有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重新组织起来”，通过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实现一个“能够组成一个左派政府的民主人士的联盟”
，以便重振“老房子”
并促使老房子现代化。
法共面对第五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新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反对戴高乐重返政坛，反对他领导的现政府，反对新宪法草案、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在1958～1962年四次的公民投票中，仅第三次就批准《埃维昂协议》投了赞成票。法共对戴高乐本人、戴高乐主义、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性质的错误分析以及在公民投票中所采取的僵硬立场使它脱离了法国实际，也脱离了拥护戴高乐和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的绝大多数群众，从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法共党员数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保持在30万，仅为1946年的一半左右。法共在这个时期无论实力和影响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正是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法共开始了对国际形势和法国国情的思考，变换策略，以便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需要，恢复生机和活力，挽回在群众中的影响。法共于1961年十六大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增长，1962年提出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联合左翼政党的设想，并与社会党等左翼政党进行接触和会谈。1963年5月，莫里斯·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毫不含糊地否定把一党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的论点”。
1964年5月法共十七大分析了民主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指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式放弃了一党制的思想。在此次代表大会上，瓦尔德克·罗歇当选为总书记，替换已经瘫痪的多列士。
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自称中间政党，于1958年全力支持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参加政府工作。但是，该党在执政期间很快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与戴高乐产生龃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欧洲建设问题上与戴高乐发生分歧，也导致党的内部发生分裂，罗歇·迪谢总书记于1961年春被迫离职。特别是在1962年针对总统普选的公民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导致该党的威信一落千丈。1960～1961年，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的政府成员纷纷被免职。1962年春天，该党开始发生分裂。5月22日，该党的议会党团通过动议，要求参加蓬皮杜政府的本党部长们退出政府，以示对戴高乐总统及其政府所推行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欧洲政策以及对总统选举法改革的抗议。以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四名部长拒绝该项动议后，该党的指导委员会于5月24日发表声明将他们驱逐出党。在此之后，该党在支持还是反对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总统及其内外政策方面爆发了激烈的争论。10月23日，24名该党的议员和以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四名部长在波旁宫
开会，会后声明要“继续第一届国民议会完成的事业”，“对赞同他们的原则和信仰，愿意在共和、自由和温和主义
精神之下为继续1958年从事法兰西复兴而奋斗的候选人给予支持”。
他们还表示不再使用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的标签来识别他们的政治身份。
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后，吉斯卡尔·德斯坦及其追随者从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拉出队伍（大多数的议员）参加第二轮投票。结果，独立人士和农民全国中心获得席位大幅度下降，走向瓦解。而吉斯卡尔·德斯坦及其追随者获得20席位，12月6日凑足36名议员数目，组成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他在成立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时声明：“独立共和党党团愿意积极参加在国家元首领导下进行的第五共和国的复兴工作。党团认为政府和多数派之间的坦率的合作，对民主生活和维护宪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多数派中，它将努力使它自己的政治原则受到重视。”
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支持戴高乐总统和参加多数派，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事情上支持政府。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实际上起着政党的作用，它参加议会多数派，进入政府成为执政党之一，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参加各种选举活动。在这期间，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财政部部长位置上做出成绩，提高了威望，在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和独立共和人士全国研究与联络中心内培植自己的势力，使自己成为该组织的真正领袖，从而形成了“吉斯卡尔派”
。
激进党全力支持戴高乐重新掌握政权，在议会的56名激进党议员中，只有18名孟戴斯-弗朗斯派议员投了反对票。激进党也在1958年新宪法的公民投票中号召它的选民投赞成票。但是，这些动作都不能阻挡它下滑的颓势。一方面，激进党依然分裂为孟戴斯-弗朗斯派、富尔派和安德烈·莫里斯派，争斗不休。1958年费利克斯·加亚尔当选党的主席后，把孟戴斯-弗朗斯及其同伙开除出党，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激进党的实力。另一方面，1956年孟戴斯-弗朗斯当政时期内外政策的失败，使激进党的传统选民对“孟戴斯主义”
丧失信念，纷纷远离和抛弃他们所信赖的政党。而戴高乐对激进党及其所坚持的“激进主义”
采取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在他组织的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内阁中只吸收了激进党一人入阁，此后至1962年12月各届政府依然如此，说明激进党在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激进党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人民共和党大力支持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在议会71名人民共和党议员中只有3名投了反对票。人民共和党赞同1958年新宪法和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完全同意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因此，它被戴高乐吸收进入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内阁，也参加了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政府。在1958年11月议会中，它站在多数派一边。人民共和党在第五共和国初期还保持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共和党开始起了变化。首先，人民共和党本身分裂为左翼和右翼：左翼与社会党的观点接近，而右翼完全支持戴高乐主义。其次，人民共和党对戴高乐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持保留的态度，认为这种政策过于保守。从1962年5月开始，人民共和党声明自己不是无条件地拥护多数派，也不是系统地反对多数派，而是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1962年10月，它号召它的选民投票反对总统的普选法，从而把自己完全推向反对党一边。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民共和党从此走向没落。尽管它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1962年6月修改党的章程，扩大了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保证社会、行业、家庭和文化组织的代表性。但是，这些措施不能挽回人民共和党的颓势。
1965年，法国选民首次按新选举法在全国范围内敞开式地“挑选”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家元首，许多法国政党也已开始酝酿和策划这次大选。
反对派营垒最早议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1963年9月，《快报》 [2] 《巴黎竞赛画报》 [3] 等有广泛影响的一些法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评论。它们在提到能够与戴高乐派总统候选人相抗衡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应是“X先生”时，最终都把目光集中在加斯东·德费尔身上。德费尔曾经长期担任马赛市市长，在第四共和国内阁中担任过部长等要职，现为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他在这些报刊和舆论的推动下，于12月18日表态愿意充当总统候选人。
德费尔的行动首先得到了与法国党派保持密切关系的诸多“思想库”的支持，如让·穆兰俱乐部
、托克维尔俱乐部
、新民主俱乐部
、“60年代公民”俱乐部等。其中，托克维尔俱乐部是坚决反对戴高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总之，它们都倾向左翼，要求革新法国政治。
在社会党内部，德费尔和总书记摩勒两人的政见相左。后者主张通过总统选举改革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恢复议会制的传统，削弱总统的地位和权力，发挥总理和政府的作用；而前者主张基本维持现状，只对宪法做小修小补，如将总统的任期由7年改为5年，限制总统动用宪法第16条和公民投票的权力，加强宪法委员会的职能，等等。在1964年2月社会党特别大会上，德费尔派和摩勒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在党内最大的罗讷河口省联合会和马赛联合会代表的支持下，并在摩勒的妥协下，特别大会通过了德费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决议。
但德费尔在争取法共的支持上遭到挫折。他本以为法共会采取“不得已求其次”的策略，在第二轮中把选票投向自己。他决定不再与法共事先达成协议，以便争取中间派及其选民。法共对德费尔倨傲的态度十分恼怒，声明只支持一个预先就共同纲领达成协定的非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由此，德费尔失去了一个强大左翼及其选民的选票。
于是，德费尔打算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左翼政党和中间派的大联合。他提出了“从社会党人到民主基督教人士的一切进步人士”组成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联盟
（又称为大联盟）的方案，并获得1965年6月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通过，也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但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民主联盟、俱乐部和80年代展望所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方案时无论如何也谈不拢，不欢而散。中左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经过两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德费尔被迫于1965年6月25日声明退出竞选。
这个戏剧性的过程证明，左翼政党和中间派政党在非宗教化、同法共关系、内政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如果说在第四共和国期间，左翼政党还能同中间派政党暂时达成协议并联合执政，那么在法国政治日益两极化的今天则是困难重重。人们可以再次举行像1963年9月15日在涅夫勒省的圣奥诺雷-莱班的“千人”宴会，让法共和独立党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但不能在政治上硬把他们捏在一起。因此，左翼政党和中间派政党虽然同属反对派，却不能联合提名一个总统候选人。
自德费尔提名败北后，反对派中的任何一个大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9月1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经过巧妙的准备，突然毛遂自荐，宣布自己愿意充当左翼总统候选人，可谓异军突起。密特朗于1916年10月26日生于法国夏朗德省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得法学和文学学士学位，1942年参加抵抗运动并创立全国被俘者运动
，1943年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任临时政府的战俘事务秘书长，1945年创立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盟，1946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部长，此后在第四共和国第11届政府中任部长或国务秘书，1958年在公民投票中反对第五共和国宪法，1962年重新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64年创立共和制度大会党
并任该党主席。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他积极主张和推动左翼联盟。他曾经明确表示支持德费尔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与这位社会党人在联合策略上正好相反，希望同法共达成谅解，并通过左翼联合使他成为左翼的唯一总统候选人。
密特朗的声明首先得到统一社会党、社会党、共和制度大会党和激进党的积极响应，它们于9月10日组成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
，支持密特朗参加即将举行的总统竞选。法共一向对密特朗怀有好感，何况，后者在9月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虽然没有谈判也不存在共同纲领，我将向共产党提供一切情况”，当众向法共伸出友善的手。因而法共也改变了过去以制定共同纲领为前提的僵硬做法，于9月23日正式发表声明，“鉴于我党已经得到的保证”，将全力支持密特朗为左翼总统候选人。统一社会党在10月17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544票赞成对300票反对通过了决定，支持密特朗为左翼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政治策略获得成功，他团结了一切左翼政党和政治团体，从而成为“左翼的唯一候选人”。
中间派政党迟迟未能做出决定，它们仍然在比内和让·勒卡尼埃之间徘徊。当“备用的贤者”比内表示只有在法国危急的情况下才肯走出“茅庐”时，中间派政党才转向勒卡尼埃。在中间派的推动下，勒卡尼埃于10月19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辞去了人民共和党主席的职务，“以显示其超越现存一切政党的意志”。他提出“民主、社会和欧洲”的政治纲领和口号，来吸引中间派政党和选民。
法国政界和舆论界都在猜测戴高乐派的总统候选人，戴高乐到第一届总统期满已经75岁，还能参加竞选吗？一直严守秘密的戴高乐终于在11月4日声明参加总统竞选，并像往常在公民投票中所惯用的伎俩那样，再次拿他个人名誉做赌注：要么选择戴高乐，要么选择混乱，二者必居其一。
除此之外，新成立的右翼政党——自由欧洲党
提名皮埃尔·马西亚西为总统候选人，“赤贫、无家可归者”的代言人马塞尔·巴尔比毛遂自荐为总统候选人，极右分子让-路易·蒂克西埃-维尼扬古为总统候选人。
11月中旬，法国总统选举正式拉开帷幕。
左翼政党和中间派动手早，劲头足，竞选活动有声有色。它们充分发挥电视宣传的效果，多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抨击戴高乐个人专权，声称爱丽舍宫不应成为“傲慢、孤家寡人、玩弄权术”的场所，而应是“对话”的地方。它们还“揭露”多数派政府忽视法国人日常生活问题，不是一个“理想的政府”。
反对派候选人还亮出了各自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密特朗着重宣传左翼的传统使命是“民主、社会主义、正义和幸福”；勒卡尼埃推出他的中间路线和提出“自由、民主和欧洲”的口号；马西亚西要求恢复议会制的政治体制；蒂克西埃-维尼扬古宣扬“自由主义”的观点；巴尔比则主张“人道主义”。反对派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翻新。
长期以来，法国选民对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是“同一个面孔，同一类形象，同一种语言”，这令他们产生了厌烦的情绪。现在，他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是“新的面孔，新的形象，不同的语言”，获得异常的新鲜感。他们感到左翼和中间派候选人年富力强，密特朗才49岁，勒卡尼埃才45岁，讲话能切中时弊，有如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在短暂的时间里，密特朗获得了越来越多左翼选民的支持，勒卡尼埃博得了中间派选民尤其是农民的好感。民意测验表明，选民的思想和感情在逐渐起变化：10月密特朗和勒卡尼埃的支持率还只有22%和5%，11月中旬后迅速上升到27%和20%；而在同时间内，戴高乐的支持率从69%急剧下跌到46%。
与此相反，多数派的竞选活动起初显得冷冷清清。戴高乐自以为选举结果早在预料之中，因此对竞争活动抱着超然的甚至冷漠的态度，不愿意屈尊到选民中去，不愿意与其他候选人一起进行辩论。直到民意测验亮出了黄牌，戴派竞选参谋部才慌了手脚，负责戴派竞选运动的重要成员、内政部部长罗歇·弗赖宣布进行反击，要“恢复被反对派歪曲了的真相”。
在戴派的敦促和蓬皮杜总理的劝告下，戴高乐这才降格以求，投身到竞选运动中去。他于11月30日和12月3日在电视中发表演说，宣传他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在内外政策上所取得的成就，揭露传统政党和“过时的制度”造成的危害。但是，戴高乐的几次讲话缺乏热情和生气，内容也是老调重弹，没有给一向具有猎奇习惯的法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5年12月5日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统计的结果显示，这次选民的弃权率很低，只占登记选民的15.25%，可见法国选民对这次的竞选活动比较感兴趣。法国本土的选民的弃权率更低，只有14.99%。在6位候选人中，戴高乐获得的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44.65%，密特朗为31.72%，勒卡尼埃为15.57%，蒂克西埃-维尼扬古为5.20%，马西亚西为1.71%，巴尔比为1.15%。这是一次无结果的投票，因为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获得法定的多数当选。获得选票最多的前两名戴高乐和密特朗必须进入第二轮的角逐。
毋庸置疑，在第一轮中，反对派成功地阻止了戴高乐再度入主爱丽舍宫的计划。而具有崇高威望的戴高乐竟然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过关，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他懊丧和气馁，一度曾想退出“历史舞台”。
决战前，保卫新共和联盟吸取了经验教训，振作精神，发出了总动员命令，要同对手拼个“死活”。一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如马尔罗、埃德加·富尔、莫里斯·舒曼等也都行动起来，于12月14日在体育宫戴派所组织的盛大集会上，为戴高乐呐喊助威。戴高乐的表现也判若两人。他在电视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演讲，镇定自若和精神饱满，充分发挥了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声称要继续坚持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和独立外交，解释欧洲政策的内容和含义，许下提高法国人生活水平、解决农业存在的问题、增加住房建设和加快高速公路发展的诺言。
密特朗为了吸引所有反对派的选民尤其那些落选的候选人的选民，更改“左翼候选人”的提法，宣布自己是“一切共和派”的候选人。而在第一轮中被淘汰的4位候选人也都为他摇旗呐喊，如勒卡尼埃和马西亚西号召他们的选民“投密特朗的票或者迫不得已时投空白票”。密特朗和戴高乐争夺“选民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12月19日举行了第二轮投票。戴高乐获得的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55.20%，密特朗为44.80%。从投票的地理分布情况分析，戴高乐的选票主要来自戴派传统影响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还有一部分选票来自北部左翼和极左派的传统选民。此外，大部分中间派的选民没有听从勒卡尼埃的指挥，投了戴高乐的票。密特朗的选票则主要来自受左翼传统影响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戴高乐终于在第二轮中战胜对手，蝉联第五共和国第二届总统的宝座。此次总统选举说明，戴高乐依然保持较高的个人威望，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仍然受到多数选民的拥护。但是，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以及个人专断独行的行为引起了选民的不满，从而失去了不少选票。此次总统选举还说明，左翼政党正走向联合，其力量有所增强，它们的政治纲领和口号对选民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1] 法国《费加罗报》1961年11月25日。《费加罗报》法文为“ le Figaro ”。
[2] 法国《快报》法文为“ l’Express ”。
[3]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法文为“ Paris m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