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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外交面目焕然一新，常有惊人之举，令人眼花缭乱，在法国国内和国际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戴高乐的外交思想和理论，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来源于戴高乐孜孜以求的法国“大国梦”“强国梦”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观点和看法。他肯定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和价值：“民族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因而，它们是有权支配自己和活动的权利的。”
他一再宣称，国家的观点并不陈腐，民族纪元还未过时。他认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当代国际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戴高乐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来源于对法兰西民族与国家的观点和看法，他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第一页开宗明义地表白：“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
他在《希望回忆录》中进一步深入地论述对法兰西民族的看法：“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尽管多少世纪以来时代在召唤它，但它依然保持自己的风貌。法国的疆界可以有所改变，可是作为法国永久标志的地势、气候、河流、海洋却永远不变。那里居住生息的各族人民，在历史的过程中备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由于事物自然的趋势，加上政治的因势利导，经过不断地糅合，法兰西终于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经历了无数的世代，将来还要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地理环境，由于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族的天赋才能，由于它在四周邻国中所处的地位，法国具有一种不朽的特性。”
正是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以及其法兰西民族观和爱国思想，促使他确立了法国外交的总目标和总政策，就是争取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戴高乐对第四共和国长期推行亲美的外交记忆犹新。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美国把法国拖入北大西洋联盟、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使法国处在美国羽翼之下；美国和北约在法国建立军事基地，在法国本土57个省驻扎美军，使法国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法国外交仰赖美国的鼻息，特别是1947年以后跟随美国亦步亦趋，积极地参加美国的冷战大合唱。所有这些，使法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极大的损害。鉴于第四共和国外交的经验教训，戴高乐力求改变外交的现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
也正是在这种法兰西民族观和爱国思想的基础上，戴高乐要在维护法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基础上，争取和恢复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在现实中，对戴高乐来说，雅尔塔会议犹如一粒苦丸，难以下咽。他对美、苏、英三国未邀请他参加会议大为不满，认为有损法国作为大国、战胜国、同盟国的尊严。他对法国不能与其他三国共同决定战后世界格局愤愤不平。他不甘心法国处于二等国家的地位，提出法国应该树立“民族大志”，努力向大国攀登。
他在争取法国独立自主、法国大国地位和法国的伟大时，表现出急切、果断、固执、锋芒毕露和毫不妥协的精神，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戴高乐看来，振兴法国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稳定政局和安定社会都是为了增强法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便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法国“大国梦”“强国梦”和法国的外交宏图。他把外交方针和政策当作特殊领域和最高权力范围，属于他的“专利”，外人不得染指。他把外交部视为推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安排他的亲信顾夫·德姆维尔主持凯多赛大楼（外交部所在地）。而这位部长果然没有辜负戴高乐的厚望，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戴高乐在争取法国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将主要矛头指向美国的霸权。因为自二战后，美国依靠着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大西洋联盟内建立起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以盟主地位颐指气使，控制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因此，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主要表现为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和争取平等伙伴的地位。
戴高乐当政之初，国内问题堆积如山、阿尔及利亚问题缠身，但他仍然拿出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外交事务。他首先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开火，于1958年9月17日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秘密备忘录中指出，现在西方联盟的组织已不能适应“自由世界”的基本安全的需要。在这个联盟内，法国承担着风险和义务，却无决策权。因此，他建议在北大西洋联盟内部成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就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共同商讨和决定。备忘录还指出，这个领导机构不限于欧洲事务，还应扩大到诸如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等世界各地区。备忘录还威胁说：“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今后，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情况将以此作为根据。”
这份秘密备忘录是对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政治霸权的冲击，在美国和大西洋联盟内引起了震动。美国当然不愿与他人分享霸权，不仅拒绝戴高乐的建议，而且对法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接踵而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8年12月和1959年2月两次访法，要求法国在北约内进行充分合作，继续俯首帖耳听命于美国。美国总统于1959年9月访法期间，于1959年12月美、英、法三国首脑在朗布依埃会谈时，以及1960年9月三国首脑再次在百慕大举行会议时，都一再指出法国的建议是“不明智之举”，最多只能搞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掀起了一阵阵反法的浪潮，对戴高乐进行诽谤和中伤。
戴高乐以最大的胆略迎接了美国的挑战。他从1959年年初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来摆脱美国的控制。3月6日，法国政府决定撤回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内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改由法国军官指挥，不再听从美国人的调遣。1963年6月21日，法国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1965年9月9日，戴高乐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过去所作的保证期满的时候，即最迟在1969年，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之为一体化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因为这种从属关系使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
它预示着戴高乐还将采取更重大的步骤来挣脱美国的控制。
戴高乐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反对美国的政治霸权和争取平起平坐的斗争，受到了国内政界和舆论的赞颂。一时间，在法国掀起了“反美”的浪潮，压抑在人们心中的的怨气迸发出来，法国人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
戴高乐还对美国在西方盟国中的军事霸权进行了冲击。战后以来，法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把它的安全维系于美国的核保护伞。然而，戴高乐怀疑美国是否能够为了法国的利益而动用军队和核武器。他在许多次记者招待会和声明中，甚至在同1959年9月来法访问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舌战中，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说，一战期间，法国打了三年战争，美国才跑来“援助”；二战期间，美国更是姗姗来迟，在法国战败后才来援助。他还从现实角度指出，当法国在北非、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支那遇到困难时，美国不仅没有支持法国，而且多次挖法国的墙脚，企图取而代之。因此，他反对在北约搞军事一体化，主张法国军事独立自主。他于1959年11月3日在法国军事学院的著名演说中宣布，法国军事独立的主要标志，是要建立一个法国的核武装部队。他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最初在建立法国核威慑力量时，戴高乐打算从美国购买原子武器来装备法国部队。而美国正是使用这张王牌抗衡苏联、控制盟国和奴役第三世界的，绝不会轻易转让他人。因此，美国答应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但要通过北约最高统帅即美国指挥官的批准才能动用。这实际上是在法国脖子上套上一个枷锁。
戴高乐下决心不惜付出巨额财政开支来加速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法国终于在1960年2月13日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试验装置，4月1日在同一地点再次成功地试验了第二颗原子装置。戴高乐极为兴奋，特拍发电报祝贺：“从今天早晨开始，法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豪。”法国核武器试验成功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地位，标志着法国在军事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全方位”核打击力量，加入了核大国行列。
戴高乐依靠本国的核威慑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反对美国霸权和控制的斗争，因此，法美矛盾在西方世界中日益突出和尖锐。当法国政府于1963年7月宣布法国的大西洋海军部队同北约脱钩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大为光火，他压迫法国参加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显然是阻挠他国和法国试验、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继续保持美苏的核垄断，理所当然地遭到戴高乐的严正拒绝。
在法国政界和议会中，反对派围绕着核打击力量的问题聚集起来：“大西洋主义”派宁可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也不愿就这个问题得罪美国；欧洲派主张北约的军事一体化，反对戴高乐在军事上同北约脱钩的政策；右翼政党不愿就核武器的试验、制造和装备增加财政负担；左翼政党也因核扩散和核污染疑虑重重。法国议会就政府的军事预算和核独立政策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反对派先后三次提出了弹劾案。而每次弹劾案都获得了205～215张赞成票，由此可见戴高乐在推行核独立政策上的阻力之大。此后，议会每年在财政预算和军事拨款上，围绕核打击力量的建设都要爆发一场大辩论，如1963年就法国政府拒绝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了辩论，1964年就为期5年的军事纲领法案开展了辩论。
戴高乐还对西方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挑战。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条约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从而确立了美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财政和贸易等领域中的霸主地位。美国经常通过这种国际货币制度转嫁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深受其害。1964年9月，法国财政部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代表法国政府呼吁改革国际兑换制度。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谴责国际货币制度，主张以金本位制取代目前的金汇兑本位制。接着，法国政府宣布不受金汇兑本位制的约束，将法国银行现存的大部分美元换成黄金。法国政府此举促进了西方国际货币体系在70年代的瓦解。
总之，在同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斗争中，法国独立自主的倾向大大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从而使以独立自主为核心内涵的“戴高乐主义”风靡世界，为许多国家所效仿，从而促进了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新戴高乐主义”“半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对欧洲建设的主导思想，可以用战后初期他所说的那句话加以概括：“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联合起来，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
他按这种宏观设想制定了第五共和国的欧洲政策，而这个欧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欧洲建成“第三势力”
。
戴高乐视德国为欧洲建设的关键，因此，他加速了第四共和国以来所执行的对德和解政策。1958年9月，戴高乐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谅解、互通有无和科技交流的协议，从此掀开了法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自此，法德两国领导人开始了频繁的互访、会晤和磋商。从第一次接触到1962年年中，戴高乐和阿登纳共会晤15次，谈话达100多小时，交换函件40封，不仅促进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人友谊，而且使疏远的法德关系重新密切起来。法德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异乎寻常的进展，主要是法国政府采取主动的结果。戴高乐认为，法国要在政治上领导欧洲，必须取得德国的理解；法国要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加速农业共同市场的建立，也需要德国的支持；法国拒英国于欧洲经济共同体门外，也是德国采取同法国一致立场的结果。当然，法国希望法德合作走得更远一些，它于1962年秋向德国建议，成立一个由法国军官任总司令的法德战略空军联合指挥部，制订一个以法国海市蜃楼式轰炸机为主体的联合训练计划，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这实际上是让德国听从法国指挥的军事合作，但联邦德国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因而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要求。
1962年9月戴高乐访德把两国关系推向高潮。这次访问成果斐然，它导致两国于1963年1月22日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法德政府就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害的问题将定期磋商；两国开展教育和青年的交流等。由于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在批准条约时加了一个序言，申明条约必须促进“欧洲和美国的特别紧密的合作”和不影响联邦德国签订的“多边条约的权利和义务”等，使戴高乐打算通过该条约领导联邦德国的计划落空，从而使法德条约黯然失色。但同第四共和国比较，法德在60年代不仅取得了和解，而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西欧诸国中起着轴心的作用。
戴高乐早先对《罗马条约》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担心法国被“超国家的组织”所吞噬。他重新执政后看到共同市场将给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带来巨大好处时，决心加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
1960年，法国政府建议提前实施《罗马条约》，使原先计划年底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5月成立起来。但是，工业品共同市场给法国带来的实惠不多，不能满足法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法国政府在成员讨论工业品市场第二阶段机制时，提出把农业包括进去。当建议遭到联邦德国等国的抵制时，戴高乐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一方面指示法国政府代表团向布鲁塞尔会议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继续拒绝法国的要求，法国不惜退出六国组织；另一方面，他打电报给阿登纳，要联邦德国总理出面斡旋，正是在法国的推动下，布鲁塞尔会议于1962年1月14日终于达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议。之后，法国为实施协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63年12月和1964年12月在讨论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时，法国政府再度发出最后通牒，迫使会议达成协议。农业共同市场的建成促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各成员从中各得其所，如法国从农业共同市场中得到了较多的好处，联邦德国从工业共同市场中也获得实惠。
在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过程中，法国还同这个组织的“超国家”机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5年3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哈尔斯坦委员会）拟定了一份关于资助共同的农业政策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成员将出让某些主权给共同体组织和欧洲议会。这就激怒了一贯对“一体化”持否定态度的戴高乐，他立即指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顾夫·德姆维尔外长采取果断的行动。于是，法国政府代表团于6月30日的会议上，以在“一个主要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为由，提议中止讨论，并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有机构，酿成了一次严重的“空椅子”危机。
法国反对共同体超国家的倾向，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使各成员国平等互利，也有利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国政府顽固地拒绝英国加入该组织的申请。最初，英国同欧洲一些国家签订《斯德哥尔摩条约》，建立了小自由贸易区和组成了自由贸易区欧洲委员会。英国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该自由贸易区合并，以便从中渔利。法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意识到，这样做将使欧洲经济共同体丧失《罗马条约》所规定的性质，使该组织最终走向解体，因此一致拒绝了英国的建议。
接着，英国于1961年7月正式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戴高乐看来，英国同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他担心一旦英国加入共同体，美国将通过英国来控制该组织。他对英国的行为做了这样的评语：“1961年年中，英国人又重新发动进攻。由于他们从外面不能阻止共同体的产生，现在他们打算钻到内部来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
法国代表团根据戴高乐的指示，力排众议，建议暂停同英国就申请加入问题的谈判，从而关死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门。法国政府对英国申请加入的立场，有利于保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独立自主的“个性”和“特色”，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各成员经济发展中起着促进的作用。
戴高乐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在联合的方法上他支持采取邦联的形式。他解释说：“今天的现实就是多国家。”因此，联合的欧洲只能是“祖国的欧洲”“国家的欧洲”。他坚决反对联邦制，拒绝搞一体化。他担心通过欧洲一体化引狼入室，让美国主宰欧洲事务。
受西欧联盟的委托，由戴高乐信奉者、法国驻丹麦大使克里斯蒂安·富歇任主席的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思想和主张于1961年11月2日和1962年1月18日先后起草了两稿关于西欧政治联盟的条约草案，即“富歇计划”。条约草案规定，西欧国家将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条约草案在政治协商和防务合作上闭口不谈大西洋联盟，实际上有意把美国和英国撇开，因而遭到主张欧洲一体化和超国家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及荷兰的反对。富歇计划虽然失败，但它表明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已经在探索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途径。
法国经济本是“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的扩张中，不仅要保住在世界中原有的能源、工业原料供应基地以及传统的商品市场，而且还要在这些地区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戴高乐一再重申法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和一个大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
戴高乐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观察正处在变动中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他说：“……人们怀念帝国时代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就像人们可能怀念过去的油灯的柔和、帆船的优美、马车时代的优雅一样。但是，又怎样呢？脱离了现实，任何政策都会失去价值。”
这一方面表明他对昔日法国帝国的依恋之情，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要顺应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潮流。正是从经济、政治和现实角度出发，法国政府制定了保持非洲、重返亚洲和打入拉丁美洲的政策。
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初，还未放弃法兰西帝国的思想。1958年8月25日，当戴高乐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访问时，迎接他的却是要求独立的标语和口号。他十分沮丧地对当地领导人塞古·杜尔指出，独立就意味着同法国一刀两断，“我们将立即撤回我们在行政、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援助，并且停止对你们的预算的一切补助”。
这番威胁的话不仅是讲给几内亚听的，也是为了告诫其他法属非洲国家的。
但是，自几内亚独立后，马里和马尔加什也相继提出独立的要求，其他法属非洲国家纷纷效仿，构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潮流。正是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戴高乐才感到那种生硬的做法不仅使法国失去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而且将给法国经济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迫改弦更张，提出“非殖民化”——合作的政策。他于1959年11月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换句话说，法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就是尊重和承认它们自由决定它们本身事务的权利，同时建议它们同法国组成一个集体，在这一集体中，它们将得到法国的援助，法国将在它们的参与下进行世界性的活动。”
法国政府根据这项新政策同意马里于1959年11月和马尔加什于1960年2月独立，并与两国签订合作协定。为了让新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60年5月至6月，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共同体参议院分别投票通过法国政府关于修改宪法第86条，规定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在获得独立以及同法国签订合作协定后，依然可以参加法兰西共同体。这一年，法属撒哈拉以南非洲12个国家也先后取得独立。
法国在“非洲独立之年”虽然失去了殖民地，但通过“非殖民化”——合作的政策，保持了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与合作，继续在该地区发挥它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紧紧地追随美国，多次错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戴高乐重新上台后越来越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感到新中国在世界和亚洲的分量，承认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他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无视新中国存在的“鸵鸟政策”，于1963年10月22日派遣他的亲信、与中国领导人结识过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携带他的亲笔授权书访问中国，就两国建交问题代表他本人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富尔转达戴高乐的看法：“像法中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经过艰苦的谈判，富尔与中国确定了法中两国建交的方案。1964年1月27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互派大使。戴高乐这一明智而又有远见的决策，冲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戴高乐这一举动使法中两国传统的友谊得到恢复，并把两国关系进一步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法国与美国东南亚进行角逐。戴高乐于1965年2月写信给胡志明，不指名道姓地谴责美国干涉越南事务和扩大侵略战争。法国政府接受苏联关于法苏两国讨论恢复东南亚和平的建议，于1965年5月撤回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法方工作人员。戴高乐重返亚洲和东南亚，在印度支那反对美国的干涉，无疑有助于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戴高乐还于1964年3月15日飞往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同年9月又到拉丁美洲另外六国做长途跋涉，与访问国的首脑会谈。他在访问拉丁美洲期间，宣传他的独立自主的思想，鼓励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倾向。通过访问，法国加强了同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从而在“美国的后院”打进了一个楔子。
总的来说，戴高乐在第一任总统期间所开展的争取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法国不再是“欧洲病夫”了，它一扫昔日的病容，奋发而起，推动了许多国家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促进了西欧国家对美的离心倾向。这种倾向汇成一股潮流，冲破了美苏两极的格局，使世界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如果说戴高乐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使国内人民有所不满，那么他的外交政策则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戴高乐在第一任总统期间的外交理念，为第五共和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并对第五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