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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重视法国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强法国硬实力，有了硬实力才能实现法兰西的“大国梦”“强国梦”，才能保证法国的独立、伟大及法国的大国和强国的地位。1960年6月14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重申法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我们应该进入入强大的工业国家行列”，从而“把我们古老的法国改变成一个新的国家，使它适应它的时代。这关系到它的繁荣、强盛和向外影响。而这个改变是我国的伟大愿望。”
他在总结执政经验时声称：“今天，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执政7年以来，就是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因为经济是所有一切的条件，特别是社会进步的条件。”
因此，戴高乐针对以谨慎、保守、分散和处于受保护地位为满足的传统经济，提出“扩张、高产、竞争、集中”
的口号。
戴高乐接收第四共和国“烂摊子”时，国家的财政、外贸形势和通货膨胀都十分严峻。1957年财政赤字达10200亿旧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1958年年中，外债超过了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外汇储备只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物。外贸逆差又十分严重，1958年达到4.27亿美元。通货膨胀率继续走高，1957年为5.6%。面对日益恶化的财政、外贸和通货膨胀，戴高乐不得不下大决心把它作为上台后的三大任务来抓。他任命比内为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由于比内在1952年领导政府工作期间，在经济上政绩卓著，深孚众望，因此，戴高乐借重他来解决法国经济和财政的燃眉之急。
戴高乐政府根据比内的建议，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6月13日发行了3240亿法郎的公债，紧缩行政费用的开支，对奢侈品征收附加税，等等。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在这年，物价上涨的势头减缓，某些食品零售价还有所下降；外汇和黄金储备增加；出口货物上升；资金回流。
戴高乐于1958年9月30日指定创立了由官方和民间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经济和财政部的总监、著名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理论家雅克·吕夫。吕夫于12月底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既全面而又严厉的经济和财政计划，计划的目标是要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为此，计划规定大量地节约各项开支：如公务员工资年增长率不得超过4%；削减对国营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补助；暂时停发强壮退伍军人的抚恤金；等等。计划还大幅度提高烟、酒、酒精的商业税，适当提高煤、煤气、邮电和交通的价格。与此同时，增加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家庭补助和养老金。计划还对旧法郎进行改革，在旧法郎贬值17.55%的基础上，1960年1月1日发行新的法郎（1法郎等于100旧法郎），使它的币值同联邦德国的马克和瑞士的法郎大致相等。法郎也解禁，可以同外币自由兑换。计划还取消各行业之间价格自动调节，取消农产品价格对某些工业品价格的调节，实行商品价格自由化。这就是著名的“比内-吕夫计划”。
比内-吕夫计划得到戴高乐的批准，但社会党部长们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增税加价和货币贬值等严厉政策实际上是拿穷人开刀，特别是取消强壮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因而拒绝在这项计划上签字。摩勒国务部长还就这个计划同戴高乐交换信件和开展辩论。最后，社会党终于退出德勃雷政府，与戴高乐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第五共和国政府制订了1960～1961年过渡性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代替了第四共和国政府制订的1958～1961年第三计划。随后，又制订了1962～196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四计划。这些中长期计划从宏观的角度规定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如过渡性计划规定年均增长率为5.5%，第四计划则为6%。计划还确定了工农业现代化的项目和指标。
比内-吕夫计划和中长期计划都达到或超过预期的目标。在戴高乐第一任总统期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6%，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农业为5%，超过第四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持平。戴高乐在1961年7月12日的电视广播中趾高气扬地说：“在1960年，我们的工业就增长了11.4%，这使我国列入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强国，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强国。”
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新项目建立起来，部分旧的项目也得到技术改造。通货膨胀在前期已经下降了一半。财政收支逐渐走向平衡，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1959年顺差为4.13亿美元。外汇储备猛增，中短期的外债已全部付清，法郎币值坚挺。私人储蓄上升很快，居民生活水平在前期明显提高。工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使法国商品成本下降和质量提高，因而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和国际市场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总之，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好转增强了法国国力，从而使法国在经济上可以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如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等并驾齐驱。
法国本来就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加上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加强国家干预，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实施国有化和计划化，把国家干预推向顶峰，在戴高乐第一任总统时期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法国经济制度，构成了以“国家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法国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法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偏差：第一，经济发展过快过猛造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等部门内部结构失调，也造成各部门之间比例不平衡。第二，通货膨胀又开始回升，导致物价上涨。因此，蓬皮杜总理和第三任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得不于1963年9月12日共同拟订了一个“稳定计划”，打算通过冻结物价和限制信贷来减缓投资，刹住经济的“超速运行”和降低通货膨胀。根据严格的“正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稳定计划”固然见到效果，但造成1964年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投资急剧下降。因此，蓬皮杜政府又采取了“复苏”措施，使1965年的法国经济重又振兴起来。
实践证明，戴高乐及其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刺激、推动甚至加快法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戴高乐第一任总统时期，法国经济迅速发展，政局基本稳定，而社会是不平静的。
首先，法国政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对经济各重要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优先发展尖端和先进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如电子、航天、通信、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车，关闭和转产一些过时和落后的部门，如煤矿、造船、钢铁等传统工业。这些被淘汰企业的职工，或因失业使生活陷入窘境，或在改行转业中不能适应新的工种和新的劳动条件，于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德卡斯维尔矿场的矿工们于1961年12月发动罢工，第二年9月又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罢工；阿韦龙省的一些落后矿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法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尤为突出。20世纪40和50年代，法国的农业还是以小农为主体。它的特点是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产量不高，成为法国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为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法国政府于1960年和1962年分别公布了《农业指导法》和《农业指导法补充法》，加快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促进农村土地的兼并和农业资本的集中，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和现代化。如在《农业指导法》执行的四年中，农场的数量由220万个减少到190万个，而农业产值却从320亿法郎上升到420亿法郎。但是，在农村土地兼并和农业资本集中过程中，法国众多的小农纷纷破产，其速度由过去每年数万户激增到几十万户。他们被迫远离乡土，流离失所，大量涌进城镇，给法国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另外，农产品价格低廉，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比较严重，也使法国农民怨声载道。因此，法国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如1960年年初，法国农民进行示威游行，设置路障，切断电源和阻塞交通要道；1961年6月，布列塔尼地区农民爆发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了莫尔比昂省省会，借此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1964年，牛奶行业人员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64年10月27日，反对派和部分多数派议员（主要是独立共和党议员）再次就农业问题对蓬皮杜政府进行弹劾。这些事实说明，农业问题和农民斗争问题招致法国议会和政界的争论，而部分议员的支持又对法国的农民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的结果，使法国生产迅速集中和社会化，资本垄断程度日益提高，从而给法国资本家带来高额的利润，使法国社会财富逐渐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广大雇佣者的工资收入远远低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随着新科技和现代管理法在工农业中的应用和推广，他们的劳动节奏加快，劳动强度提高，脑力和体力消耗增加。法国领工资者还受到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困扰。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职工，按比内-吕夫计划的规定，每年工资的增长率不得超过4%，实际上他们工资的增长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因此，法国国营企业的职工率先行动起来，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进行斗争。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如1963年2月底全国矿工大罢工，席卷了法国各个重要矿区。1964年11月法兰西电力公司职工罢工，使全国电力中断，法国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顿。这些罢工斗争都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和舆论的支持。
法国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腕。它一方面做出某些让步，另一方面又多次通过行政高压手段强行复工，如1963年3月3日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征召矿工复工。同时，法国政府以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关系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为借口，提出法案并经议会表决通过。法案规定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罢工必须事先通知政府，使政府能够事先采取防范措施，以便从中破坏。
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和冲突，平息劳动人民的不满，防止事态向严重方向发展，保卫新共和联盟—劳工民主联盟决定把1963年当作“社会年”。这一年，执政党除了在经济上采取扩张中求稳定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外，还提高了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待遇，实行第4周带薪休假制度。
与此同时，戴高乐继续推行戴派左翼勒内·卡皮唐、路易·瓦隆于战后初期所提出的劳动者参与制。法国政府于1959年1月7日公布了新的劳动者参与制的法令，同年8月9日还采取了补充实施办法。法令规定在雇佣工人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应成立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中，工会代表、管理人员和技术员代表、资方代表各占1/3；企业委员会就企业中的经济和专业性的问题在雇主与职工之间进行协商和对话；法令还规定职工在企业每年所获得的利润中将分摊到一定比例的红利。1965年，戴派左翼劳工部长吉尔贝·格朗瓦尔在雇主和工会几经对话和协商后，起草了一个加强职工参与制和企业委员会的法案，并获得了议会的通过。
但是，戴高乐没有拿出像搞外交那样的劲头去推行职工参与制，德勃雷和蓬皮杜两位总理缺乏热情，戴派中除了左翼少部分人外多数也反应冷淡。法国左翼政党和工会认为职工参与制是在搞“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设下的“陷阱”，因而持怀疑态度。法国职工则感到参与制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大多数雇主也反对职工们分享他们的企业“管理权”和红利。因此，到1965年，法国只有6000家企业按法令建立了企业委员会和实行分红制度。
总的来说，在第一任总统期间，戴高乐对法国社会问题不够重视，对潜伏的社会危机更无觉察。政府采取的社会政策和措施软弱无力，不能缓解劳资矛盾和冲突，法国社会危机继续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