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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高乐看来，总理及其政府不过是实现某一阶段特定目标的手段。他在谈到总统和总理关系时说：“由于总理职权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他只能是‘我的总理’。因此，他是有目的地被挑选出来，长时间地履行他的职务并且和我进行经常的和密切的合作。”
他特别强调总理要“有目的地被挑选出来”，即在物色总理人选时，主要考虑此人能否胜任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戴高乐之所以选中德勃雷为第五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总理，首先是他对总统的忠心和顺从。其次，他过去曾经写过坚决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愤怒的信件”，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有助于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渐进主义”政策时稳住法国殖民军和“黑脚”的情绪。最后，他是第五共和国宪法专家，深谙宪法的条文，能协助总统解释和应用宪法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德勃雷政府实际上是“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政府”。
随着阿尔及利亚问题进入尾声，德勃雷政府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改组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新时期刚开始，总统和总理在一些政策上相悖，如德勃雷主张提前启动立法选举，以便使议会朝着“议会制”方向发展；戴高乐则主张政府更新换届。此外，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使德勃雷不再那么顺服了。总理不能与总统抗衡，德勃雷扭不过戴高乐，遴选新总理和改组政府势在必行。
1962年4月14日，德勃雷总理提出辞呈。他在辞职信中提道：“由于这个决定性的阶段已经过去
，根据以前的约定，我向您，将军阁下提出政府的辞呈。”戴高乐在回信中也以同样的语气提道：“您要求我接受您辞去总理的职务并组织新的政府，您这最无私的行动完全符合我们早先的约定……任何努力都有它的限度。”可见，他们早已订立了“君子协定”：总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撤换总理，而总理必须无条件服从。
同一天，戴高乐起用了乔治·蓬皮杜为总理并组织第五共和国第2届政府。这位得宠并陪同戴高乐总统从凯旋门返回爱丽舍宫就职且鲜为人知的人物是戴高乐的忠实信徒，他与戴高乐荣辱与共，是戴派元老。
蓬皮杜1911年7月5日生于法国康塔尔省一个小学教师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1940～1944年任中学教员并积极支持戴高乐的抗德斗争，1944年任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办公室特派员，1946～1954年任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并兼任安娜·戴高乐基金会的财务主管，1956～1962年任洛希尔兄弟银行总经理，1958～1959年任戴高乐总理办公室主任并参加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1959～1962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戴高乐此举可以说是对蓬皮杜十多年来“忠心耿耿和精诚合作”的报偿，也是为了完成新时期使命时能有一个更加“服服帖帖”的助手。蓬皮杜为人坦率、随和且好交际，这种性格有助于缓和自非常时期以来存在的紧张政治气氛，有助于改善总统、政府和议会间不正常的关系，美中不足的是新总理既非议员也非“政界人物”，因此，为了改善他在议员中的形象，蓬皮杜表示在组织政府时多与政党磋商，尽量吸收议员参加。
蓬皮杜于4月15日拿出了一份政府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基本上保持了前届政府的原班人马，只有8名原政府成员离任，新吸收了10名政府成员。在总共29名政府成员中，22名为部长，另7名为国务秘书，人数比较精干。从新政府成分看，议员出身的占19名，其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居多数，占10名，人民共和党占5名，独立党占3名，激进党1名。非议员出身的占10名，其中纯粹“技术专家”出身的占7名，即除了总理本人外还有吉尔贝·格朗瓦尔、安德烈·马尔罗、路易·若克斯、顾夫·德姆维尔、皮埃尔·梅斯梅尔、皮埃尔·叙德罗。他们多数实际上是戴派人物。可见，在新政府中，议员出身的人数明显上升，而非议员出身和“技术专家”的人数有所下降。尽管蓬皮杜在吸收议员参加政府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议会并不对新政府特别青睐。4月26日，议会就政府的施政纲领投信任票时，仅以259票赞成、128票反对和119票弃权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其中，除了全部保卫新共和联盟议员投了赞成票外，仅有一半的人民共和党议员和1/4的独立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可见，蓬皮杜政府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同议会关系上都是比较脆弱的。
新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波折。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广泛地论述了欧洲联合问题。他对“祖国的欧洲”“国家的欧洲”推崇备至，而对“一体化的欧洲”“超国家的欧洲”竭尽挖苦之能事。这就触动了法国政治的敏感点，因为自阿尔及利亚问题冷却以来，欧洲联合政策的争论逐渐热闹起来。在就新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辩论时，议员的兴趣已转移到政府的欧洲联合政策上来了。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蓬皮杜政府内部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人民共和党是狂热鼓吹“一体化的欧洲”的，因此，该党主席弗林姆兰及其部长在聆听戴高乐唱反调时自然如坐针毡，十分尴尬。当晚，他们立即宣布退出政府以示抗议。然而，戴高乐没有理会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故”，他在法国中部视察时，嘲笑这是“牢骚、埋怨和恼怒”。这就触怒了独立党议会党团，它们于5月22日逼迫它们的政府成员离职，但遭到独立党部长们的拒绝。尽管人民共和党没有同戴派完全决裂，独立党继续留在政府内，但议会内部掀起了抗议的浪潮。6月13日，293名议员，包括1958年6月1日对任命戴高乐为总理投赞成票的那些议员共同签署了《欧洲宣言》，表明除了保卫新共和联盟和法共议员外的几乎所有议员均拥护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并对戴高乐表示不满。蓬皮杜追求“向左开放”和保持同议会信任关系的目标因与欧洲政策相左而落空，议会中反对派势力日益发展。
多年以来，戴高乐在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上还怀着一种心思——改革总统选举法。他早在1961年4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提到过，现行的总统选举法只能适合于像他这样在特殊情况下上台的人物，但作为一个由“人民和民族”授权的共和国总统，在正常的情况下采取选民团推举的方式显然同总统的地位极不相称。可见，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已经考虑在加强总统权力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它的地位，以便拥有强大的手段来实现他的“雄心大志”。而通过普选产生总统，是加强总统地位的最好方式。所以，政府改组后，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恰好在8月22日，在总统乘车前往库布莱镇机场的路上，由秘密军队组织策划的一伙歹徒向总统车座开火，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戴高乐。戴高乐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谋杀案震动了全国，促使总统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他通过蓬皮杜政府于9月12日宣布，就修改宪法中关于总统选举的办法举行公民投票。
蓬皮杜政府的决定犹如扔出一枚炸弹，在法国政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在此之前，许多政党和议员，尤其是反对派，早就对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暗示忧心忡忡。他们原希望法国政治生活正常化后，重新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三者权力不平衡的关系，缩小总统的权力，提高议会的地位和作用，而戴高乐及其政府的改革计划正好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按照新的总统选举法，总统由普选产生，那就意味着总统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而不是来源于“选民代表”，总统的地位直接由“人民”确认而不是由“选民代表”认可，从而使总统摆脱了议会的任何牵制。另外，他们认为修改宪法要根据宪法第89条规定，先由议会两院进行审查和批准，不得绕过议会直接诉诸公民投票。参议长莫奈维尔早于1962年2月就在致全体参议员的一封信中发出了警告：修改宪法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
戴高乐十分了解，全力支持总统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虽然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尚未达到绝对多数，在参议院中排行老四。如果按宪法第89条程序处理，那么政府的改革计划必将被议会否决。为使改革计划得以实现，他煞费苦心地引用宪法第3条“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或公民投票来行使”说明“人民”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行使主权，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行使主权。他还引用宪法第11条，指出修改总统选举法属于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的范围，因而必须用公民投票来解决。戴高乐正是利用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某些条文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之处，来为自己的打算寻找根据。
议会复会后，戴高乐和蓬皮杜政府同议员的对抗达到了高潮。除了保卫新共和联盟外，几乎所有政党都联合起来，在雷诺的牵头下于10月5日就修改宪法问题对政府提出弹劾案。弹劾案指出：“鉴于共和国总统以排除由两院投票表决的行动违反了他有义务捍卫的宪法；鉴于总统的行动打开了一个缺口，有朝一日，一个冒险家可能通过这条途径来推翻共和国并取消自由权利；鉴于共和国总统只能根据政府的‘建议’行事，国民议会根据宪法第五章第40条弹劾政府。”
在辩论过程中，保卫新共和联盟议员和反对派议员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议会在极端对立的气氛中举行投票表决，结果弹劾案以280张赞成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戴高乐当然不会弯腰折服，他一方面让提出辞职的蓬皮杜继续行使总理职权；另一方面于10月10日宣布解散议会，重新进行立法选举。
修改宪法的计划也在法学界中掀起了风波。一些著名法学家提出运用公民投票来修改宪法是“粗暴地践踏国家大法”、是“侵犯议会的权力”。法国行政法院一反过去不对外公开会议讨论和表决情况的惯例，向报界透露了10月1日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政府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的决定。宪法委员会许多委员在审议宪法的修改草案时也持反对态度，如前总统科蒂十分恼怒地指出：“这等于是在宪法问题上的一次政变……改变契约方向。”在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国民教育部部长叙德罗认为修改宪法的程序不符合宪法的原则，他退出政府以表示抗议。法国工会和群众团体组织也参与这场大辩论，与反对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总工会
、劳工-工人力量总工会
、国民教育联合会
纷纷动员起来，声援反对派的斗争。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在法国政界和社会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势力和相当大的阻力。戴高乐及其政府为此将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公民投票前夕，戴高乐及其政府同反对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戴高乐于9月20日，10月4日、18日、20日、26日接连发表谈话，强调修改总统选举法的重要意义，并威胁说：“假如你们投反对票……或者假如赞成票的多数很微弱、很平常、不稳固，那么，很明显，我的任务很快就会结束，而且这将是不可挽回的。”
为了战胜反对派和争取在公民投票中赢得选民的支持，戴高乐甚至拿他个人的去留作为赌注。在反对派营垒里，数莫奈维尔和雷诺最活跃。前者于9月30日在维希召开的激进党大会上，刻薄地讥讽蓬皮杜专横武断，“预谋策划、为所欲为、居心叵测和肆无忌惮地违反宪法”。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把矛头指向“向导和保证人”戴高乐。当再次入主卢森堡宫后，他于10月9日做了长篇发言，措辞激烈地抨击戴高乐及其政府，赢得会场一片喝彩声。他还写信给总统，说“现在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是共和国，而是波拿巴主义
”。曾经在1940年做过戴高乐“保护人”的雷诺，于10月10日主持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站在身旁的有摩勒等人。在会上，他宣布“共和派”政党（法共和统一社会党除外）已达成协议，在公民投票中一致采取反对立场。
反对派态度坚决、观点明朗、劲头很大，对选民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低估了戴派的力量。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克服、经济势头的高涨、法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戴高乐获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其次，戴高乐让选民相信，投赞成票就是赞同第五共和国，投反对票就是回到第四共和国老路上去，这恰恰触动了选民的敏感神经，因为选民对第四共和国议会和“旧政党”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所以对加强现在议会的各种论调反应冷淡。再次，采取普选总统的方法能够提高公民的参政地位和发挥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而多数法国人是赞同修改宪法的。最后，如日中天的戴高乐提出去留问题，也打动了选民的情结。这些因素决定了戴高乐及其政府在这场政治角逐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拥有强大的力量。
公民投票就是在这种两军对垒中进行的。1962年10月28日投票结果表明，赞成票占有效票总数的61.7%，超过半数；反对票占38.2%；弃权率占登记选民的22.7%，比前两次公民投票的弃权率都低，说明选民对修改宪法还是感兴趣的。有关普选产生总统的法律草案终于获得公民投票的通过。
根据新选举法的规定，总统由普遍的、直接的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由10个省以上的100名各类当选人签名认可，选举采取两轮投票制，候选人在第一轮中获得绝对多数方能当选。如果未能获得必要的多数，则拥有最多选票的前两名候选人要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雌雄。在第二轮中，候选人夺得相对多数即可当选总统。
这次宪法的修改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使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使第五共和国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增添了直接民主的内涵。其次，它大大地提升了总统的地位和加强了总统的权威，从而有利于总统推行内外政策。最后，正如许多法国政治家和学者认为，总统选举法的通过标志着第五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建立。
第五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期间，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保卫新共和联盟自成立以来，着重在管理人员、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等新兴中产阶级中发展组织，提高了该党的生气和活力。保卫新共和联盟在理论上忠于戴高乐主义，在政治上坚贞不渝地支持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它多次整顿组织和清算异己：第一次是1959年秋戴高乐提出自决政策后，它清除了以帕斯卡尔·阿里吉、德尔贝克为首的十多名极右分子；第二次是1960年春阿尔及尔暴动后，它开除了苏斯戴尔等一批头面人物；第三次是1960年12月，它再次将一大批极端殖民主义者扫地出门。清洗的成员总数占保卫新共和联盟议会党团人数的1/8。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组织方针、政治路线和理论根据给选民留下“革新党”的深刻印象，从而在近几年中使该党的威信和影响取得长足的进展。
法共尚未意识到法国经济的变动所引起的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仍然坚持“正统”的方针和政策，因而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第五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新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法共对戴高乐及其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反共立场和活动耿耿于怀，担心戴高乐走向个人独裁，或把政权法西斯化，因而反对戴高乐及其政治体制，反对戴高乐的内外政策。另外，法共内部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分歧严重，其中包括如何看待戴高乐本人、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政权问题。一部分有影响的党员如马塞尔·塞尔万、洛朗·卡萨诺瓦以及和平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不能一味地反对戴高乐，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1961年4月，法共第16次代表大会将他们清除出党。法共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除了在1962年4月公民投票中投票赞成《埃维昂协议》外）、戴高乐的内外政策和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从而失去了相当数量的选民，降低了法共的威信和影响力。
社会党自从拒绝参加德勃雷政府以来，除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支持戴高乐的“自由化政策”外，对戴高乐及其政府的其他内外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并加入了反对派行列。在这期间，社会党内部的矛盾继续发展，分歧的焦点也集中在如何对待戴高乐及其内外政策和看待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等问题上。继1958年9月分裂出独立社会党后，1960年4月因不同意该党的右倾化又从社会党母体中分离出一部分人，另行成立统一社会党
。社会党的多次分裂使自身力量遭到相当大的削弱，其政治影响日益下降。
激进党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它的领导人曾多次企图统合各个派别，如费利克斯·加亚尔担任党主席时，同原来党内的右翼埃德加·富尔、勒内·马耶尔、安德烈·莫里斯和解；1961年10月莫里斯·富尔接替党的领导职务后，又转向对党内的“左翼开放”。激进党左右摇摆的态度也反映在政治方针上，它对待戴高乐及其政权经常采取模棱两可和暧昧的立场。总之，它企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以左右逢源的中间路线求得生存和发展，结果适得其反，激进党分崩离析，在选民中的影响也日益下降。
人民共和党曾经同戴派度过了一个时期的蜜月。尽管在经济政策上同戴高乐有分歧，但在阿尔及利亚等重大问题方面，人民共和党全力支持戴高乐及其政府的政策，站在多数派一边。然而，人民共和党在欧洲联合问题上同戴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公开决裂。在这期间，人民共和党采取中间路线，以便聚集和壮大中间派力量，同左右两派抗衡。但在60年代法国政治力量两极化日益加强的形势下，人民共和党同其他中间政党一样，四处碰壁。人民共和党也在分化和瓦解。
独立党原来是多数派的重要支柱，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同戴派产生裂痕后，戴高乐辞退独立党的财政部部长安托万·比内，从而触怒了独立党。独立党议会党团发表声明：“政府用这种行动，破坏了一年来自己一直声称要依靠的多数派。对此，政府必须负责。”1961年春夏，独立党在农业政策上支持农业利益集团的要求再次同政府发生龃龉，使它与戴派的鸿沟进一步扩大。在这期间，独立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两次公民投票中竟然拒绝号召它的选民投赞成票，在1961年4月阿尔及尔的军事政变中拒绝谴责军事将领的反叛行为，它的顽固的右翼立场和极端殖民主义政策，不仅造成党内部的分裂，而且遭到选民的唾弃。
总之，第五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期间，保卫新共和联盟进一步发展壮大，传统政党如法共、社会党、独立党、人民共和党和激进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法国政治力量的新变化，对今后的法国政局有着深远的意义，也对近期的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带来直接的影响。
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选举计划于1962年11月举行，它是在国民议会于1962年10月弹劾蓬皮杜政府获得通过、戴高乐总统被迫解散议会提前立法选举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再次紧张地动员起来，为争夺席位展开了“肉搏战”。在选举运动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方向，但另外一些因素也对选民的意向产生了影响。
首先，这次立法选举是紧接着公民投票之后举行的，因此，它必将受到公民投票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赞成修改宪法的选民将投那些支持修改宪法的政党候选人的票；反对修改宪法的选民则会投那些不赞成修改宪法的政党候选人的票。
其次，戴高乐一反常态，亲自介入这次议会选举。他攻击所有反对他的党派，称它们为“过时的党派”，“再也不能代表国家”。戴高乐的态度对选民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
最后，各派政治力量在选举运动中重新分化和组合。在戴派方面，保卫新共和联盟与以勒内·卡皮唐、路易·瓦隆为首的戴派左翼——劳工民主联盟
成立了选举联盟，共同拟定各个选区的戴派候选人名单。安德烈·马尔罗创建“保卫第五共和国联合会”，在每个选区提出一个忠于戴高乐的候选人，或者一名戴派的候选人。社会党自采取反戴高乐政权的立场后，开始同法共接近起来；法共也从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改变策略，主动要求同左翼联合。正是在双方努力下，两党达成了选举联盟，增强了力量。人民共和党、独立党、激进党则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一部分人与马尔罗一起创建了“保卫第五共和国联合会”，与戴派结成联盟参加选举；其余的人则组成反对党联盟。在第二轮投票前，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党员又从独立党中拉出队伍，另组建独立共和党
，打着拥护戴高乐主义的旗帜参加下一轮选举。政党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在选举中改变策略，对选举也有一定的影响。
两派对抗十分激烈：戴派要力争尽可能多的选票，反对派则要报仇雪耻。18日和25日两轮投票结果，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呈现出乎预料的“大跃进”，在总共482个议席中，独得233席；社会党和法共取得某些进展，分别获得66席和41席；温和派的选票急剧下降，只取得32席；独立共和党20席；由人民共和党和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联盟部分成员组成的民主中心
获得38席；由激进党和抵抗运动民主与社会联盟另一部分成员组成的民主联盟
获得42席；无党派人士10席；那些极力反对总统选举法修改的著名政治家如保罗·雷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被淘汰出局，还有保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头目如让-马里·勒庞也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本届议会选举的一个特点是选票朝两极分化的方向分流。以第一轮投票为例，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共获得584.7万张选票；而法共和社会党则获得631.1万张选票，大体上相等。在2753.5万登记选民中，除掉弃权票和废票920.4万张外，在1833.1万张有效票中，2/3有效票分流到戴派和左翼政党，如巴黎近郊一半选票投向保卫新共和联盟，另一半则投向法共。选票的两极化正是法国政党继续向左右两大派集结过程的反映。另一特点是议员大换班。在法国本土465名议员中，有225名议员首次进入波旁宫，几乎占本土议员总数的一半。议员的大换班给议会注入了新的血液。
通过立法选举诞生了新的国民议会，也组成了新的多数派和反对派。在新的多数派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仅有8席之差，就能构成单独的绝对多数。保卫新共和联盟不仅是议会中第一大党，而且是新多数派的核心。戴派再加上独立共和党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总共拥有263席，如虎添翼，从而牢牢地控制了议会。反对派由法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组成，不足半数，其中只有前两党属于坚定的反对派，后几个政党属于有条件的反对派。因此，新反对派阵营矛盾重重，其基础不甚牢固。
受到议会弹劾的蓬皮杜“第一风格”政府作为“看守内阁”延续到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的成立，戴高乐总统才于1962年11月28日宣布“看守内阁”完成使命，并重又任命蓬皮杜为总理，筹建新政府。
蓬皮杜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法问题上被议会逼下台的，然而在公民投票和立法选举中戴派的胜利为他雪洗了弹劾之仇。现在，他作为凯旋者被请回来，重又入主马提翁大厦。他于12月7日提出了“第二种风格”政府成员名单，并向议会发表了总政策声明。12月13日，新政府获得了议会绝对多数票的通过。投赞成票的除了保卫新共和联盟、劳工民主联盟、独立共和党的议员外，还有部分民主中心议员。投反对票的除了法共和社会党外，还有部分民主联盟议员。民主中心和民主联盟两大中间派的多数议员弃权。
新政府共有26名政府成员，其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占13名，劳工民主联盟占2名，独立共和党占3名。安德烈·马尔罗、路易·若克斯、顾夫·德姆维尔、埃德加·皮萨尼等8名政府成员虽为无党派人士，却是戴高乐的忠实追随者。可见，蓬皮杜“第二种风格”政府实质上是以戴派为中流砥柱的政府。
戴高乐和蓬皮杜是如何对待宪法修改后和新政府成立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关系呢？戴高乐在阐述总统权力以及总统与总理分工时说：“……选举总统的人民已经把国家不可分割的权力完全赋予总统，除了由总统授予并维护的权力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力，包括内阁的权力、民政的权力、军事的权力和司法的权力，而且总统有权调整安排由他本人处理的最高级范围的事务和交给别人管理的事务，然而，在平时，从各方面看，都需要把国家元首的职权和他的活动范围与总理的职权和活动范围区别开来。”
蓬皮杜总理在谈到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特点时说：“为了使这个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求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看法广泛一致，以确保执行权的一致性，并以此使得政府对议会的负责不是徒有其名。”
可见，他们两人对第五共和国行政二元体制的看法比较一致，在职责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行动上能够做到恰到好处的配合。
新政府同第二届国民议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在新的国民议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稳定的多数派，又从那里组成了一个多数派的政府。由于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多数派同属一个政治派别，从而保证了两者的协调一致，使政府在行使职权时有了议会多数派的保证。这种情况在法国政治史上尚属第一次出现。
总统和总理达成默契和议会多数派的支持，加强了蓬皮杜第二届政府的稳定性。如果说德勃雷政府还曾经发生过多次调整和改组，那么本届政府在总统换届前一直没有做过任何变动。政府的稳定性保证了第五共和国政策的连续性。
普选总统制度的建立，议会多数派的出现以及多数派支持的政府的诞生，使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设施进一步健全起来。有些法国政治学者认为，从此才真正“翻开了第五共和国政治史的一页”，“一个新的共和国”正式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