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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其宗法家长制、官僚本位体制和“官本位”文化，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首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官本位”体制与西方历史上的贵族型官僚和现代技术型官僚体制不同，它具有浓厚的宗法性和人事管理绝对“自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其本质；“选贤任能”、“回避”制度大多是做样子。由于绝对的“自上而下”治化，官吏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虽有“载舟覆舟”之言，却无体制之防，仅是官逼民反，朝代兴亡的史鉴而已），所以官吏惧上、阿上、唯上，是其为官的第一要义。在“忠实听话”与“清廉为民”之间择其一的话，官吏必择前者。这种制度导向，形成了以“权力”利害为中心的错综的政治关系网，使跑官要官、卖官鬻爵成为官场常态；使尔虞我诈、拉帮结派、恶而掠美、贪污受贿等人际关系中最无耻的层面，都聚集到了这张网上。
第二，中国封建时期的“官本位”体制具有对利益的“独占性”和“贪欲性”。因这一体制本身给了官员以经济实惠，增大了官员财产。在西方，官员不过是一种“职务”，一种社会分工；若要谋利，当官不如经商。而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当官与“发财”、高官与“厚禄”都有必然联系。因这种“官本位”体制本身拥有极大的经济权力。它有权对社会经济实体和物质资源进行完全控制（如封建社会官家“专卖”、“禁榷”制，越是政治极端专制越发展）；它有权将国家税收大量消耗于官僚个人消费和阔绰排场上。在不平等、不公开的体制导向下，人性的物质欲望，必然膨胀成无止境的贪欲和经济掠夺；而“与民争利”、官商同位的经济榨取，使官员生活日益腐败，社会大多数成员经济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激化。
第三，中国封建的“官本位”体制具有极大的凝固性。每一朝代开国不久，渐次形成官僚体制后，便失去了开初的朝气，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它之缺乏自我调节和革新能力，一是表现在有了错误决不认账，死不纠正；或文过饰非，轻描淡写；或自我陶醉，忌听危言。二是因其唯一的价值目标就是保住既得利益和手中权力，所以本能地厌恶和拒绝社会改革。一旦凝固，它便漏洞百出，罅隙四起，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提供各种机会。
第四，中国封建“官本位”体制具有趋恶的“强韧性”。因无防止人性趋恶作恶的制度机制，惩腐手段单一，且不能一以贯之，即使一时的“重典惩贪”，对既得利益集团也多有照顾、荫庇和容忍；贪赃稍有收敛便故态复萌，变本加厉地“反弹”回来。明代是一典型例子，朱元璋为惩贪连“剥皮实草”这样的酷刑都用上了，仍难遏制贪贿成“前赴后继”之势。
纵观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史和官僚政治史，常用的“严刑惩贪”与“道德自律”这替换两手，在每一朝代中后期汹汹而来的腐败势头面前，均显得滞后而乏力。封建的官本位体制在我们今天的制度上也留下了深刻痕迹。因此，历史的深刻启示是：如果我们不从制度改革上找出路，是无法解决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