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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带来了疾风骤雨的突变，东北亦在这一时代巨变的洪流冲击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其他地域来说，东北有其特殊性。作为清朝的“龙兴盛地”，东北对清统治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保护其纯洁性，康熙七年（1668）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封禁，不允许汉族人随意进入，只保留当地的土著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为王室提供土特产品。这一封禁政策执行了二百多年，直到咸丰七年（1857），在日俄不断侵扰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清廷才由局部到全部渐渐为东北解禁，这一过程持续了约40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东北才完全开放。
清廷的封禁，并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觊觎，沙俄从崇德八年（1643）就入侵黑龙江，开始了对东北的侵略。中国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不仅让日本在中国扩大了势力范围，也刺激了沙俄的野心，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了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后来又占领了旅顺、大连等地，将魔爪深入东北各地。日本不甘落后，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获得了沙俄在东北的部分特权，并修建南满铁路。可以说，近代东北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下，饱受战争之苦，很快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禁政策的解除带来的东北向关内的开放和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东北向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开放同时进行，构成了东北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经纬。因此，东北近代的历史文化空间是东北本有的地域文化、关内的儒家传统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互相作用、彼此交融的结果。
对封禁时期东北的状态，有如此描述：“大陆之荒芜，除奉、锦两府之外，皆满蒙部落牧猎之场。沉阴冱寒，人所畏至，几同绝域。吉林之东，长春之北，恒有亘数百里不毛之地。孑遗之民，曾谋生之不暇，又何以言学哉？”
因而，如果说中国近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迫使下的被动选择，那么东北的近代化则是建立在更加原始的基础上，是封建化尚未完成，就迎来了殖民化和近代化，被动接受了强行植入式的跳跃性的大变革，更加显现出文化的断层与跃进。
近代东北自然气候条件恶劣、社会动荡不安、屡遭外敌入侵，现实的苦难严重压抑了诗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愫，现实主义诗歌成为创作主流，这一时期的东北诗人创作出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如魏燮均的代表作《流民行》，真实细腻地展现了“闯关东”一代流民的艰难人生：
……路遇尽流亡，遍是金复民。去岁被灾始，陆续及今春。络绎载道途，自旦达黄昏。三五或为侣，十数或成群。担挑黄口儿，肩负白发亲。稚子与弱女，前后相追奔。少妇惨无色，蓬鬓扬风尘。娇弱缓无力，不胜长途辛。雪泞黄泥路，水开黑水津。颓桥行不得，徒涉褰裳裙。水深寒刺骨，风悲日又曛。前途有村店，腹馁心如焚。无赀觅投宿，露卧人家门。天明强登路，儿女哭相闻。阴云西北来，风吹雪纷纷。冒雪奋前进，踉跄投荒村。荒村无舍粥，冻体何由温。饥饿无人色，羸病行且呻。辗转卖儿女。骨肉生离分。非不惜骨肉，残命危难存。茫茫渺无家，痛苦谁怜冤。睹此惨无状，泪眼惊心魂……
今日之东北人有很多都是当年所谓“闯关东”的流民的后代，诗人的这首五言歌行，刻画了他们迁徙中的种种凄惨境遇：担挑的孩童、肩负的白发老人、蓬头垢面的少妇。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病交加的处境，还有“茫茫渺无家”的绝望，都在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荒年叹》《赈灾行》等也是同类作品，写出了灾荒之年，百姓饥寒交迫的困窘与盼望朝廷早日赈灾的急切心情。
以诗为史，记录东北近代面貌的诗人代表还有刘文麟、多隆阿、林传甲等人。刘文麟（1815～1867），辽阳人，字仁甫，号仙樵，自号衍阳山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去广东任知县，亲历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和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刘文麟正任沈阳萃升书院主讲。诗人对两次鸦片战争有感而发，分别创作了《感事·辛丑》八首和《感成》三首。“支分寇已窥畿辅，株守军犹次石头”“社神祠旁头白乌，空张大嘴呀呀呼”，写出了大敌当前，清政府的羸弱和抵抗不力；“赫赫九州土，化为贩鬻场”“漏卮枉用民膏塞”写出了国难当头的危急以及对当权者无能的痛恨。多隆阿和林传甲的诗作多描写征人之苦，被称为“新边塞诗”，其中还有一些诗歌表现出东北人民在面对外辱入侵时的顽强抵抗精神和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
抨击腐败政治是东北近代诗歌又一重要内容，其中成就最大者应为客居吉林的刘汝骥，他著有《戊午客吉林诗》。全诗三十首，每首小诗都是围绕着下情上达、讽喻为政者、治民先治吏的主旨精心构思而成。如《戊午吉林诗·其十二》揭露出当时世道昏暗，官场营私舞弊、互相勾结、坑害人民的现实：
吾道日晦盲，文明恣僭窃。
嘘气成楼台，闪烁苏张舌。
沃土民思淫，篝灯妖作孽。
内幕窃重重，未易一二揭。
不见四达衢，电光半明灭。
刘汝骥的三十首《戊午客吉林诗》囊括了吉林当时的官场、民间、经济等，也暴露了近代东北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畸形丑态，一是赌徒众多，“我闻五站衢，呼雉声唶咋”；二是盗贼多生，“狐鼠啸聚来，萑苻
起大泽”；三是嫖娼者多，“缠头不计钱，骑鹤犹羞缩”；四是吸毒者多，“靺鞨腰万贯，芙蓉乳千钟”；五是淫乐者多，“举世喜淫哇，谁识哥者苦”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东北的社会状况，在种种丑态背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绝望。
描写民俗风情的诗歌也是东北近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诗中黄兆枚的《鸡林杂咏》最具代表性。《鸡林杂咏》共存诗歌61首，包括描写疆域的诗一首，外交十首，内政四首，物产二十一首，器物五首，风俗十五首，古迹三首，人物一首，自述一首。这些诗歌从多方面展现了东北尤其是吉林人民有关宗教信仰、内政外交、物产器物、人物古迹、各种风俗等的情况。如：
一家男女并头眠，
冰雪临窗冻入毡。
夜夜妾身横傍主，
暗香偷过枕棱边。
此诗写东北人家夜晚休息的情况，由于东北气候寒冷，夜间睡觉的时候，人总是要将头朝向炕边，远离窗户，以避凉风。而妾横卧在主人脚下，则是满族特有的休息方式。
近代因天津教案被遣戍齐齐哈尔的张光藻，写有《龙江纪事七绝一百二十首》堪称是韵文体的黑龙江地方志，对当时黑龙江地区的景物风俗都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描写黑龙江气候的“四时节令最多风，冰雹常飞六月中。入夏雷声才出地，雪花犹舞夕阳红”；描写江上冰排之作的“江波欲冻净如揩，片片冰牌到水涯。冰上犹存人马迹，人言此是老羌牌”
……
同治八年（1869）遣戍齐齐哈尔的胡昌愈，也著有《关东杂述》，以竹枝词的形式，将自己赴戍所及归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咏之于诗，反映了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历史、地理、民风、土俗、物产等。如这首《三九苦寒》：“三九逢时最苦寒，围炉坚坐出门难。偶然唾向风前散，落地好如珠走盘。”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当时东北的苦寒天气；还有一首咏木耳蘑菇的诗：“龙江地本属膏腴，跑腿人来一事无。采遍山头闲土物，黄著黑菜白蘑菇。”
近代东北地区也有结诗社、唱和诗作之风流雅事。如1917年左右，在吉林省省长郭宗熙的倡导带动下，聚集了一批包括成多禄在内的吉林文人，成立了“松江休暇社”，曾宴游、酬唱于吉林北山、龙潭山等地区，创作出一批吟咏吉林山水、历史的作品，结集为《松江休暇集》。其作品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这种宴游赋诗结集之雅事，无疑给塞外北国带来了些许风雅之气。
近代东北文学的代表人物为“吉林三杰”和“辽东三才子”。晚清民初的吉林，出现了并称为“吉林三杰”的三位诗人——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据《长白丛书》中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诗集考察，成多禄存诗数量最多，诸体兼备，尤长于律；宋小濂存诗不多，“以古风见长”；《徐鼐霖集》存诗过少，仅收入徐氏诗作20首，诗风率真慷慨，“有廉直劲正之音”。从其诗歌内容上说，虽仍以传统题材为主，但稍有新意，如成多禄以家乡风物入诗，并无边疆意识，绝无边塞苦语，而是充满家居之乐，视角与中原人士不同。成多禄的《甲午有感十首》《冬十月送庆咸庭姻弟赴奉征倭即席成四十韵》《巨族行》、宋小濂的《呼伦贝尔纪事》《将去呼伦贝尔留别司局诸僚属》《满洲里》《哀哉行》《登阿巴哈依图岭审视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岸野宿》《额尔古纳河》《放歌行巡边途中作》等作品对当时的甲午海战、沙俄入侵等政治时事有所涉及，反映了当时“风潮四面逼，世界危乎危。况我处边徼，时有强邻窥”的时局现状，虽仍是传统士大夫口吻，对敌我中我国情存在自大态度，对时事政局看法也不甚成熟，但仍存维新自强、提升国力的期望，长歌当哭、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从中也反映了那一代传统士人对时局和变革的普遍心态。
所谓“辽东三才子”是指怀德荣文达、辽阳房毓琛、新民刘春烺三人。三人曾同受知于学使张霁亭，且“交最久，而情亦最相洽也”，也有着较为相近的文学创作观念与风格，1928年，荣文达季弟荣文祚将三人的诗文集合刻为《辽东三家集》，孟锡珏为“三才子”合集及三人各自诗集题字。荣文达（1848～1903），字可民，号亮夫，咸丰十年跟随父亲迁居到吉林省怀德县。《辽东三家集》中所辑的荣文达《鹿苹斋诗文赋集》收诗歌101首，诗余4首，文11篇，赋11篇。按照所写内容分类，大抵可以分为山水诗、关注现实之诗与吟咏怀古之诗。代表作《辽东怀古》为八首七律，从尧舜时期的传说写到努尔哈赤，回忆并列数了东北的历史及历代帝王将相，并抒发了作者对晚清时局的感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房毓琛（1845～1901），字仲南，别号心若，又号“隅梦道人”，辽宁辽阳人，原籍辽宁海城。天生聪颖，幼年时期，参加童试，作诗《千山胜迹》“娲皇炼石五色古，一丸飞下辽东土。长白千里龙蜿蜒，到此翻身向空举”
，被誉为“谢朓惊人句”。房毓琛一生勤于著述，著有《梦隅草堂诗草》《外集随笔》《素问辩难》《诗经讲义》《论语疏蠹》《训蒙语录》等。现仅存六卷《隅梦草堂诗草》。六卷本的《隅梦草堂诗草》收录诗歌一千多首，几乎涵盖了房毓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日常生活、游记、友人唱和、生活随笔和感想等，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几首反映民生疾苦和战争之苦的作品，如其关于甲午战争过程的诗歌《九连歌》《仁川行》《牙山曲》《平壤谣》《海城叹》《凤凰引》《一丈雪》等，其中《平壤谣》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端挑衅，具有诗史的性质。
刘春烺（1850～1906），字东阁，号丹崖。在辽东三才子中，刘春烺可谓“全才”，不仅长于诗文创作，还精通医术、天文、地理、水利、数学等。同治十二年（1877）拔贡，光绪八年（1882）中举，晚年受聘到沈阳绘制河图，积劳成疾，逝世于沈阳。刘春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与散文，遗憾的是多散佚不存，现仅存一部诗集——《看云听涛馆集》，总计150余首。其诗作涉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交友唱和，反映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吟咏沈阳城的诗歌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后世影响最大的为其纪实诗《听角行》，以纪实的手法，白描的写法，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对比的民不聊生、官吏横征暴敛的画面。
城市的出现提供了近代文化可以发展的基础，学校、教堂、医院、警察局等纷纷建立，社团、报刊、沙龙、学校、剧院、讲演场所等面向公众的、非官方的组织机构等也大量涌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加上东北本土文化的质朴性、娱乐性，使得一些新的文学艺术形态流行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起源于满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子弟书。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是满族的民间曲艺，属于鼓词曲艺，产生于乾隆年间，因最初在满族八旗子弟中传唱，故名“子弟书”。子弟书多取材明清小说、戏曲故事，文风典雅，讲究音韵，分为东城调和西城调两个流派，对后来的京韵大鼓和东北大鼓都有深刻影响。至近代，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都很流行，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主要以东城调为主，声音高亢，多演绎英雄故事，代表作家有韩小窗、喜小峰、王西园、春树斋等，其中成就最高者为韩小窗。虽然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并不被主流文学认可，但从后来东北文学文化的发展看，却具有重要意义。主题内容可分为：对满洲的起源、兴盛进行歌颂；教化百姓、针砭时弊；戍边军人侍卫生活的描写；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
韩小窗一生多磨难，但创作成绩颇丰，相传有500多部作品，流传下来的有30多部。韩小窗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关于爱情的婚恋主题和针砭时弊的抨击之作。韩小窗以“情”为主题的作品多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如《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其中尤其以改编《红楼梦》最为成功，代表了韩小窗子弟书创作的艺术成就。韩小窗的子弟书创作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其“雅”主要体现在“诗篇”的运用上；其“俗”主要体现在对方言俗语的使用上，内容方面则以“情”字为核心，情感表达真切生动，心理描写细致入微。韩小窗针砭时弊的作品以《草诏敲牙》为代表，描写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强迫方孝孺为其拟写诏书，方孝孺写下“燕贼反”几个字，激怒明成祖，招致杀身之祸，十族共灭，祸及师生，共斩首“八百七十三名口”，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暴虐。
至现代，子弟书和传统戏剧逐渐衰落，随着西方话剧和传送剧、电影等现代传媒手段的涌入，日本帝国主义加大投资，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为其统治服务，东北的话剧、传送剧、电影逐渐发展起来。电影以“满映”为代表，话剧则出现了以安犀和李乔为代表剧作家的创作群体。下文中会有专章介绍，此处不再展开。
东北近代小说出现了传统小说与近代小说并存的现象。在关内小说革命蔚然兴起，政治小说、谴责小说风行的时候，东北文人却创作出了本土传统小说的代表作《一层楼》、《泣红亭》和《儿女英雄传》，虽然就故事情节而言也涉及一些近代话题，但是在思想立意上仍然站在封建文人的立场上。《一层楼》是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创作于1864～1865年间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用蒙语写成，20世纪60年代翻译成汉语，该小说取材于尹湛纳希父辈青年时代的爱情婚姻故事，《泣红亭》既可以说是《一层楼》的姊妹篇，也可以说是它的下卷。这两部小说是蒙古族文学中罕见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东北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多人将《一层楼》誉为“蒙古族的《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原名《金玉缘》，由满族文学家文康创作。与《一层楼》相比，《儿女英雄传》具有更多的近代性质，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融武侠、言情、公案于一炉的社会小说。但外在形式的近代性并不能掩盖其内在思想的封建性，作者的创作动机似乎是试图制造早已不复存在的道德理想与封建贵族理想的传奇。尽管《儿女英雄传》在立意和观念上存在巨大的败笔，但在当时社会中颇受读者欢迎，从光绪四年（1878）开始，一直到民国后，一版再版，后来还应读者的要求，续写了32回，它所提供的满族生活史料、传统文言向白话过渡与北京话形成等语言学史料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近代报纸对近代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投稿制度使文学生产成为一种社会化生产，报载文学的稿酬制度使得作家成为一种职业，文学由庙堂走向民间，职业作家代替了文人、士大夫，小说等通俗文学体裁逐渐取代了诗歌的主导地位，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报刊使东北近代小说出现了繁荣景象。《盛京时报》当时设有“文苑”和“小说”两个专栏，一个用来发旧体诗歌，一个用来连载小说，到1910年6月，小说连载的情况很好，已经很少有旧体诗词刊出了，由于小说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契合，成为压过旧体文学的主流。
东北沦陷时期以前，白话小说领域的代表为穆儒丐和王冷佛。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南下逃亡，形成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批具有抗日民族主义色彩的小说；另一部分则在日伪统治的重压下继续创作。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小说主要以土改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为主。由于下文中会有专章介绍，此处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