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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契丹人以武力见长，开国的几代皇帝虽亦通文墨，但并不以此为重，朝野上下，也没有像汉人那样文风鼎盛。但随着辽朝日益强大，统治者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学习力度，如东丹王耶律倍搜集了许多中原典籍，耶律德光也“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统治者的大加提倡，身体力行，加上朝政稳定，战事停歇，民生安定，圣宗朝以后，辽朝也文风渐兴，君臣上下，也有了诸多诗词唱和的文学活动。
从辽代东北文学的创作主体来看，辽代留下作品的东北作家主要是契丹皇帝以及契丹贵族。辽代帝王大多文才出众，学养丰硕，特别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元（972～1031），辽兴宗耶律宗真（1016～1055）、辽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皆精通契丹文和汉文，并有频繁的文学活动和不俗的文学业绩，他们不但在射猎后、宴会时、会见使节、征战得胜等时候与大臣多相唱和，生日节庆之时也时有赐诗赐文，以示恩宠，甚至效中原曲水流觞之雅事，而且在私底下也颇交了一些诗友，与朝中文才出众的大臣以文会友。辽代的其他帝王如辽太祖、辽太宗等人，尤其是辽太祖，从其留下的诏告文字来看，不但用典精当、文笔斐然，而且气势逼人、自信满满、傲气十足，充满帝王之气，读来豪迈之气油然而生。甚至连亡国之君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和只做了几天皇帝的北辽宣宗皇帝耶律淳，单从其留下来的有限作品来看，依然可以看出其文采斐然，不逊于其祖辈。
除了辽代帝王以外，辽代有很多契丹大臣都能诗能文。如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等，都是契丹文学的重要作家，在《辽史》中对他们在朝会、宴饮、射猎后的文学活动多有记载。还有不少契丹贵族一生诗文颇丰，甚至有诗文集问世。如萧柳的《岁寒集》、萧孝穆的《宝老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萧韩家奴的《六义集》等。只可惜这些诗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好在《辽史》等典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这些契丹贵族所写的奏议策论，如萧韩家奴的策论文章，以及耶律昭的《答萧挞凛书》、耶律石柳的《谏治乙辛党书》等；碑刻文物中也有一些契丹贵族所写的墓志铭和佛寺碑文留传下来，墓志铭文学如《耶律仁先墓志铭》《耶律宗政墓志铭》《耶律宗允墓志铭》《萧裕鲁墓志铭》等；佛寺碑铭文学有耶律兴公咸雍八年所题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耶律劭乾统八年所题的《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等，让我们能约略感受一下这些辽代契丹族文学家的文笔风流。
契丹女性作家的创作较多，萧观音、萧瑟瑟等契丹族贵族妇女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她们的作品没有中原小女子的多愁善感和柔媚之态，更多忧患意识和浩然之气，不但才华出众而且胆魄过人，显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北辽萧太后，也就是宣宗耶律淳的德妃萧普贤女，虽然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太后，就被天祚帝杀死，但其所写的《遣使诣宋纳款称臣表》，言简意赅，文辞雅洁，用典颇丰，语意连贯，入情入理，可以看出其亦有相当的文学水平，称其为才女亦当之无愧。此外，《辽史》“烈女传”里记载的耶律常哥和萧意辛也都是很有文采的才女，秦晋王妃亦是文武全才，有匡国致君之术的奇女子。
《辽史》中常有某某工辽、汉文字或文章的记载，说明辽代契丹族文人多擅长用契丹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来写作，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寺公大师等契丹贵族都是著名的契丹文作家。只是由于后来辽国灭亡后契丹文停止使用，以契丹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耶律倍的契丹文作品，最著名的是其因逃亡海上而作的《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是一首汉语与契丹语的双语诗；寺公大师的契丹文长诗《醉义歌》，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珍贵结晶，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陶然自乐中自然地带出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底蕴来；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奇幻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
《契丹风土歌》是辽代萧总管所写的一首描写契丹人春捺钵时用海东青捕鹅情景的诗作，辽代留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契丹人创作的直接反映契丹人的民族生活，且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契丹风土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其可贵之处，是非常生动地写出了契丹人的风俗习性、民族特色，不但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比一下历史上记载的春捺钵时捕鹅的情节，与诗中所写的细节，可以看出是大体上吻合的，只是更多了文学色彩，细节上也更真实生动了。
辽代东北地区除契丹人在文学水平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外，辽宁籍汉人中著名的文士颇多。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汉人的籍贯已经无所考证，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据都兴智先生《论辽宁地区辽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成就》
一文考证，有辽一代，辽宁境内著名的文学方面成就突出的人物很多，其中汉族文学家主要有：梁援及其家族成员（其兄梁揀、弟梁汴等）、张孝杰、姚景行、马人望、张琳，还有辽兴宗师事的僧人“海山大师”——郎思孝。《全辽文》中收入了张琳、张孝杰和海云大师的作品，张琳所作的《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张孝杰的《仁懿皇后哀册》《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引文》，郎思孝作为辽兴宗的佛学老师，与辽兴宗之间的诗歌唱和。
东北佛教圣地辽宁朝阳凤凰山天庆寺为辽代遗址，寺中立有一石碑，是大辽寿昌五年（1099）九月二十六日建碑，上面刻有辽代文人咏玉石观音的诗。碑文记载，辽寿昌五年（1099），该寺住持僧智述造玉石观音像一尊，像高七尺；并作了两首《玉石观音像》诗，一时和者云集，有二十四人，诗韵偕同。和诗24首分别为郑若愚、韩资让、赵庭睦、梁援、赵长敬、马元俊、刘环、史仲爱、曲正夫、王执中、于复先、王仲华、孟初、张识、杨涤瑕、李师范、张墧、韩汝砺、沙门性连、沙门性鉴等人所作。诗中有“山卷碧云呈玉骨，水摇白月晃珠胎”“身披雪氎凝山骨，眉放虹光剖月胎”“琳琅光彩院内满，冰雪威仪天上来”“妙相化身从地出，慈尊移步下天来”等句子，皆盛赞玉石观音像之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又有“潜救众生烦恼去，默传诸佛心印来”“绍名早授昔师记，救苦分临末世来”“救难龙鱼鬼与火，度生卵湿化兼胎”等句子，盛赞观音大士救苦救难、功德圆满，显示出对佛教的虔诚敬仰之心。
对于辽诗来说《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它至少证明辽代东北地区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性诗歌创作活动。碑上所提诗句之水平姑且不论，单就辽代诗风之盛，一人题咏，竟然能召至二十四位文人雅士提笔唱和，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而且其24首和诗要“次韵”，既要同原作者的“唱诗”有所关照，还要依同样的韵脚，且都是严格的律诗，中间的两句必须严格对仗，这是相当有难度的，需要相当高的水平，这标志着辽代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辽代的东北也是文人辈出，有才华的诗人也不少，诗歌创作也颇兴盛。
契丹族是崛起于塞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其民间文学十分发达。但由于长期没有文字，缺乏记录，这些珍贵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湮没失传。从现存的散见于史籍中的零星材料看，辽代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民歌谣谚等，神话传说主要有契丹族源神话：青牛和白马的传说以及迺呵、喎呵、昼里昏呵三位君主的神话传说。契丹族的民间歌谣也十分丰富。张舜民《使北记》称：“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契丹人可以吹叶成曲，并用番歌来与其相和，可惜无人记录，任其自生自灭。契丹的民间歌谣史籍的记载，有《焚骨咒》，另有《寄夫诗》《国人彦》《臻蓬蓬歌》等，曾在当时广为流传，亦仅其零星半点而已！
金灭亡北宋以后，占据了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比辽代疆域扩大很多，而其所占领的地区，正是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带，其郁郁文风与女真等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质朴浑厚、丰富多彩的金代文化，涌现出不少文学家，其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南人物。
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的不下百余人，仅就《中州集》中所记录的有诗集传世的就有上百卷之多。只是由于金末战乱，大部分文献都已经丧失殆尽。据周惠泉《金代文学论》一书统计，金代作家的文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之后，到了元代流传已非常少，加上其后又经元明两代的歧视，金人文集多无所传。存留至今者，“仅有蔡松年《明秀集》（原本六卷，今存三卷）、王寂《拙轩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段成己《二妙集》，不足已知金代文集的十几分之一”
。多亏有元好问的《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等，收集并保存了一些金代诗歌。金代的诗歌以及金代的文人的籍贯生平等重要史料，多赖这两部著作得以保存，连《金史》中的很多资料都是源自这两本书。
从家世背景来看，金代东北籍作家以女真族、契丹族、汉族的世家大族居多，或为辽代就已经颇为兴旺的契丹族世家大族的后裔，或为女真族兴起后的新贵，其汉族诗人也大多家世显贵，世代为官，且大多联络有亲，父子诗人、兄弟诗人不在少数。这些诗人一般都是进士出身，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个别未中进士的，也都曾为太学生。如耶律履，契丹族，为东丹王的七世孙，在金代入仕为官，官至参知政事；石抹世绩，亦为契丹人，金末官至礼部尚书；完颜璹，是金世宗的孙子，越王长子，封密国公；李献可，渤海人，是太师、金源郡王李石之子，其父李石为辽末状元，金朝贞懿皇后
李氏之弟，其妹李元妃，为金世宗之元妃；王庭筠的父亲王遵古为翰林直学士，亦为名士、诗人，其外祖父张浩进拜太师，封南阳郡王，其舅张汝霖亦为《中州集》中收录的东北诗人，官至平章政事。据《中州集》记载，诗人高宪为王庭筠的外甥，且“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诗人边元鼎的两个兄弟元勳、元恕，俱有时名，号三边，《中州集》中收录了边元鼎、边元勋两兄弟的诗作。术虎邃士玄、乌林答爽皆为女真世袭的猛安和谋克；庞铸，亦身世显贵，还“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因为与显贵的亲戚来往，而被贬官外任。
金代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金代初期，金世祖、金太祖、金熙宗统治时期，直到海陵王迁都燕京以前，正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史》中所说，金代立国初期“统治者忙于灭辽攻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的汉语文学主要是‘借才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
。金初的文学大抵是借才异代，其大文学家多是由辽入金或是由宋入金，并在金朝中央政府任职的文人，女真人自己的文学并不发达。其中尤其以由宋入金的文人文学成就更为突出，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高士谈等，都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由辽入金的文学家如韩昉、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人。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贬谪或是流放到东北的外来作家，如刘著就是由宋入金的诗人，大宋“宣政末登进士第”，宣政指大宋的宣和、政和年间，即1111～1125年，相当于金太祖或金太宗年间，迫于战火，流落东北地区。再如李之瀚，亦是宋朝的官员，金灭北宋的过程中被俘，慷慨不屈，后被录用，在金朝为官，后来陷于熙宗皇统七年（1147年）发生的田瑴党狱中，被流放到上京；当然东北籍的作家也有，如邢具瞻和边元勋是东北土生土长的诗人，且都是天会年间的进士，但其留下的作品较少，在文坛的地位也远不如由宋入金的外来作家。
第二个时期是金代中期，也就是海陵王、金世宗和金章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士子生活安定，文人也有较大的发挥才能的空间。因而这一时候东北本土的诗人成长起来，除帝王诗人完颜亮、金章宗等人外，大多为读书仕宦子弟，幼承家学，在大定或明昌年间进士及第，开始做官，代表诗人有王庭筠、周昂等，所作的诗多或优游于风景名胜之间，出现了一批写景与咏物的名作，其文友间的唱和之作亦颇多，多抒发儒者之襟怀与隐者的情愫，书卷气息与闲适的情调颇浓，受佛家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描写佛寺风光，或是化入些佛家名词，乃至融佛家精神入诗的作品也不少。
从创作风格看，尽管如《归潜志》中所说“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但东北诗人中却很少这种尖新浮华的风气，相对质直尚古，多学习唐代诗风。如周昂的诗显然有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多写实之作，但与杜甫不同的是稍多些幽默调侃的意趣；而庞铸、高庭玉则有些诗仙李白的况味，想象奇绝，具浪漫主义风格；李经则是师法晚唐李贺的诗风，瘦硬奇绝，多用古语奇字；王庭筠诗风与他们相比显得纤弱些，但含蓄委婉，唯美典雅，意境不俗，画面感与动态感都很强，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时期是南渡后，随着国事日益局促，内忧外患使得金末文士多摒弃了浮华与尖新的文字追求，追求平直、实用的质直淳朴雄健的文风，多有反映金末战乱与民生之诗作出现。这一时期的东北作家则以鲜卑族作家元好问为代表，创作出了不少反映金末战乱与民生多艰的现实主义诗歌。此外，南渡后，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汉文化的熏习感染，东北女真族、契丹族作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除当时文坛颇有威望的密国公完颜璹外，“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尝送舍弟以诗，亦可喜”。
金代的东北散文在元代中叶以来散失颇多，已无法观其全貌。幸有清代学者张金吾搜集整理，著《金文最》一书，集金代作家的各类散文创作120卷，千余篇，可以作为研究者参考的重要文献。《金文最》中，除元好问的散文创作尉为大观，有250余篇之外，所收的其他东北汉族作家的散文作品并不多，仅有王寂作品20篇，蔡松年序跋13篇，王庭筠作品4篇，宇文虚中和蔡珪各1篇，其余皆零星收录1～3篇，且水平一般。此外，《金文最》中收集了女真族作家的作品百余篇，其中大多数为皇帝或显贵所写的书、奏议之类的文字，应制与官家的色彩浓厚，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加以研究，文学色彩较淡，唯有完颜璹的两篇碑文、昭德皇后《上世宗书》、完颜（名阙）的《拟江楼记》和蒲查孟里的《染庄社记》文学色彩较浓，尤其是昭德皇后的《上世宗书》，不但表现了女主人公不畏强暴、忠贞不贰的品格，而且文笔流畅，文采斐然，文字也优美动人，可以说是金代东北女性文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