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隋唐时期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御驾亲征，对辽东地区的高句丽政权进行过征讨战争，如《隋书》曰：“大业八年，炀帝伐高丽，度辽水，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
数次征伐，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诗篇。虽然唐太宗和隋炀帝并非东北人，但他们都曾因亲征高句丽而来到东北地区，并写下了描写东北战事的诗作，因此亦可算作东北文学之一部分。这些诗歌大多以渲染武功为主，表现诗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抱负，充溢着积极进取、自信昂扬的时代精神，整体格调浪漫乐观，其中尤以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
二首写得最为气势不凡，第一首为：
辽东海北翦长鲸，
风云万里清。
方当销锋散马牛，
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
饮至解戎衣。
判不徒行万里去，
空道五原归。
其第二首云：
秉旄仗节定辽东，
俘馘
变异风。
清歌凯捷丸都水，
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
全军借智谋。
讵似南宫复道上，
先封雍齿侯。
描写这次征辽之战的诗还有唐代王建的两篇同名诗作，和《辽东行》《渡辽水》等诗。与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夸耀武功不同，王建的《辽东行》《渡辽水》从战士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残酷，充满悲悯和同情，哀叹长年战乱中众多生命的无端葬送，透露出对生命无常的悲凉情绪，反思战争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辽东行》中感叹道：“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渡辽水》更写道：“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旁。”
战争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剥离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后，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离乱和忧患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承受的痛苦，也在消解和磨蚀着战争自身的意义。
唐太宗也曾三次出征辽东，讨伐高句丽。也留下了不少描写辽东战事及风景的诗。描写战事的诗为《伤辽东战亡》：
凿门
初奉律，仗战始临戎。
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
防身岂乏智，殉命有余忠。
这首诗应该作于征辽失败，无奈退兵之时，风格质朴刚健，既对伤亡战士表示哀悼，又对阵亡将士忠心为国、不怕牺牲的精神赞叹有加。
渤海国是唐代东北地区的重要地方政权。从公元698年，大祚荣建都于敖东城（今吉林敦化境内），公元713年改国号“渤海”，到公元926年，渤海国为契丹人所建的辽政权所灭，历十五世，存国228年。渤海国曾盛极一时，全盛时占有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部分，以及辽宁省部分地区，辖地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史称“海东盛国”。渤海国受封、臣属于唐王朝，并长期同唐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文学创作上也受唐朝文化影响颇深。
渤海国文士与唐朝诗人间赠答所作诗作，《全唐诗》中收录了几篇。其中最著名的是温庭筠所作《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此诗盛赞唐王朝与渤海国之间的交流密切，所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写出了二者之间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虽未见渤海国王子的诗作，但从诗中“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之句，可以看出渤海王子亦是文学之士，也曾在唐朝留下自己的诗作，其中也不乏佳句。
另外一篇是韩翃的《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王诞是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时期的官员，奉使朝唐，路经青州，将赴徐州李太守行营，平卢节度使掌书记韩翃送以诗：
少年结客散黄金，
中岁连兵扫绿林。
渤海名王曾折首，
汉家诸将尽倾心。
行人去指徐州近，
饮马回看泗水深。
喜见明时钟太尉，
功名一似旧淮阴。
此诗作者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年进士，为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以赠别诗见长。诗作大部分篇幅皆盛赞李太守的豪侠之气和赫赫武功，只有其中第三句“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一句，蕴藉含蓄，颇见送别之意，为送别诗中的佳句。
还有一首是唐代诗人徐夤所作《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诗云：
折桂何年下月中，
闽山来问我雕虫。
肯销金翠书屏上，
谁把刍荛过日东。
郯子昔时遭孔圣，
繇余往代讽秦宫。
嗟嗟大国金门士，
几个人能振素风。
从诗题可知，渤海国贵族文士高元固曾慕名拜访诗人徐夤，并对其描述了渤海国贵族曾把徐夤的几首诗歌书于屏风之上，可见其喜欢之情。侧面反映出渤海国贵族文人研习中原文化典籍，吟诵唐人名诗佳句的风气已经相当浓厚。诗中徐夤以“雕虫”“刍荛”代指自己的诗作，有自谦之意。
第四首为李白的《送王孝廉觐省》：
彭蠡将天合，姑苏在日边。
宁亲候海色，欲动孝廉船。
窈窕晴江转，参差远岫连。
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
其中的“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一句，生动地写出了李白与渤海人王孝廉之间的深厚友谊。
第五首为刘禹锡的《酬杨司业巨源见寄》：
辟雍流水近灵台，
中有诗篇绝世才。
渤海归人将集去，
梨园弟子请词来。
琼枝未识魂空断，
宝匣初临手自开。
莫道专城管云雨，
其如心似不然灰。
第六首为贯休的《送人之渤海》：
国之东北角，有国每朝天。
海力浸不尽，夷风常宛然。
山藏罗刹宅，水杂巨鳌涎。
好去吴乡子，归来莫隔年。
渤海国与日本往来密切，曾派遣使者出访日本多达三十余次，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兼具外交功能和文学性的散文、诗歌等，也是这一时期东北文学十分重要的收获。渤海国文人诗作多已散失，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存的诗作主要保存在日本平安朝嵯峨天皇、淳和天皇时期编辑的汉文古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中，其中留下了不少渤海文人与日本友人之间的唱和诗。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日本派正使小野田守、副使高桥老麻吕到渤海访问，归国时，渤海国派遣辅国大将军杨承庆为正使、杨泰师为副使的二十三人使团回访。杨泰师在日本期间所创作的诗歌，有两首留存至今，一首为《夜听捣衣诗》，从诗歌中所描写的季节景物以及思想情绪来看，此作应为其随使团到达日本时在客馆中所作，诗人于夜半不寐时，突闻邻女捣衣之声，不禁涌起深深的思乡怀人之情，便作诗一首：
霜天月照夜河明，
客子思归别有情。
厌坐长宵愁欲死，
忽闻邻女捣衣声。
声来断续因风至，
夜久星低无暂止。
自从别国不相闻，
今在他乡听相似。
不知彩杵重将轻，
不悉青砧平不平！
遥怜体弱多香汗，
预识更深劳玉腕。
为当欲救客衣单，
为复先愁闺阁寒。
虽忘容仪难可问，
不知遥意怨无端。
寄异土兮无新识，
想同心兮长叹息。
此时独自闺中闻，
此夜谁知明眸缩。
忆忆兮心已悬，
重闻兮不可穿。
即将因梦寻声去，
只为愁多不得眠。
此诗从题材来看无甚新意，但在艺术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意境优美，文辞雅洁，不失为一首思归怀人的佳作。
另一首为《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应作于出访结束，归国之前，据《续日本纪》载，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正月，日本名士大保藤原、朝臣惠美押胜等设宴为杨泰师等人践行，筵席上文士纷纷赋诗酬唱，杨泰师亦作诗和之：
昨夜龙云上，今朝鹤雪新。
怪看花发树，不听鸟惊春。
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
幽兰难可继，更欲效而颦。
此诗为奉和之作，对仗工稳，语词精警。前四句描绘雪景，诗人以龙之曲折变化的形态比喻雪前的云色，以鹤之洁白莹润之毛羽比喻新雪的颜色形态，想象奇特，富于新意，接着以“花发树”来形容树上积雪之美，堪比花发，唯一遗憾的是听不到鸟鸣之声，不然真以为是春已经到来，以动写静，以虚写实，平添意趣。后四句扣题中“奉和”之意，分别用阳春白雪和东施效颦的典故，称赞对方人才诗品，如高歌阳春白雪之郢人，自谦文采远远不及，如东施效颦，用典精当得体，足见其文学素养之深。
王孝廉为渤海国中期著名诗人，僖王大言义时期任太守，朱雀二年（814）秋作为正使出使日本，次年（815）正月得日本嵯峨天皇召见并设宴款待，同席赋诗。五月王孝廉率使团返国，无奈途中遇到风暴未得成行，滞留期间因病于六月在日本病逝。王孝廉在日期间所作诗存于日本古诗集《文华秀丽集》上卷中，包括四首七绝和一首五律。多为奉制之作和唱和之作，如《奉敕陪内宴》是一首典型的应制诗，表达自己远道来朝的欣喜与敬意：“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日官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为与日本诗人坂上今继唱和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
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
谁言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诗作采用代言体形式，以思妇口吻，传递出诗人的思乡之情，诗句对仗工整，意境优美，精致典雅，款款动人，颇具杜甫《鄜州望月》一诗的情韵，其中尤以“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堪称写景佳句，即便置于唐人诗集中亦必不见疑，可见王孝廉近体诗造诣之深。
释仁贞，僧也，亦随王孝廉使团来到日本，任录事。仁贞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释仁贞的诗作今仅存一首，即《七日禁中陪宴酒》：
入朝贵国惭下客，
七日承恩作上宾。
更见凰声无妓态，
风流变动一国春。
从诗题来看，释仁贞此作应当是与上引王孝廉所作《奉敕陪内宴诗》，为同一事件的题作，诗歌是对宴会上所见情景的描述，抒发自己得到日本天皇接见并赐宴飨的愉悦心情。
这一时期渤海国叙事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红罗女的传奇故事。其主要流传于历史上渤海国都城附近，即今吉林敦化、珲春和黑龙江省宁安一带。红罗女的传说流传久远，且以口头方式传承，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受民间审美价值观的影响，产生了多个版本的异文，形成了一个较为庞杂的故事体系。围绕着红罗女这一人物，产生了众多优美动人的传说，其中尤以关墨卿和傅英仁两位先生所传讲的满族说部作品《比剑联姻》和《红罗女三打契丹》（见图1-2）内容最为完整，并且从人物设置和故事的主线内容来看，较少民间文学的色彩，更接近说部“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特征。
图1-2 满族说部之《红罗女三打契丹》《比剑联姻》封面
图片来源：杨春风摄。
关墨卿和傅英仁两位先生传讲的红罗女故事又有所区别，有所谓南派和北派之分，二者在题材和叙述方式上都有一定区别，傅英仁先生曾说道：“《红罗女》的流传分南北派，老关家（指关墨卿）传的《红罗女》，是说书式的，有《红罗女比剑联姻》等情节，分红罗、绿罗。到唐朝与十三太子成亲，又到西凉，与契丹交战，后战死。南派就是我三爷传的，即《三打契丹》。”
《比剑联姻》篇幅较长，主要叙述了红罗女等人充任遣唐使，保护贡品前往朝唐的经历，并在长安女扮男装参加科举，与晋王比剑联姻，并沉重打击了朝中以杨国忠等人为首的恶势力。《红罗女三打契丹》篇幅较短，讲述的是武艺出众的红罗女三次攻打契丹，保卫家国，铲除奸相大英士，却因爱侣乌巴图被奸相所害，最终投湖殉情。就故事内容而言，《红罗女三打契丹》偏重于历史叙述，《比剑联姻》则显然受到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因此有研究者评论说，“傅老的卫国女将的红罗女形象更接近原始形态”。
这些红罗女传奇故事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渤海国女英雄的形象，更在于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唐代渤海国的独特民风民俗和文化观念，尤其是其鲜明的萨满教文化色彩是中原传奇故事中所没有的。向红罗女传授武艺的白山圣母（或称长白圣母）的形象，实际上就是长白山人格化的产物，与满族部分姓氏所尊崇的长白山战神有着密切联系，也是东北世代相传的氏族女萨满的变形。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充当与神灵交往的媒介，往往具有超自然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被人间化和世俗化以后，就塑造出了红罗女这样的女性英雄形象。因而红罗女的形象上自然带有东北部族传统神话传说中女神形象的影子。如《红罗女三打契丹》中讲述红罗女从小跟从白山圣母修行，掌握了高明的医药知识和治疗术。红罗女第三回下山探母，正遇到石头山城内暴发瘟疫，红罗女凭借长白山的仙药和自己的医术救治病患，药到病除，声名远扬，“时日一久，越传越神，不少地方的靺鞨人，都把她（红罗女）当神一样供奉。这种习俗，在靺鞨人的后裔——满族人中，还能看到这种信仰”。红罗女在萨满教神谕中又被称为敖东格格，至今满族先民的萨满神谕中仍有祭祀敖东妈妈的请神歌和送神歌，可见对红罗女的祭祀和信仰古已有之且流传很久。
唐代渤海国的散文，主要是国书、牒文、状、笺、书、表和墓志铭等应用文体，多载录于日本的史籍和宋人笔记中。渤海国受唐文化影响，公务文书绝大部分都是骈文形式，无论是呈递唐王朝的贺表，还是致日本的国书，以至于带有更多个人色彩的文人所作诗序、状笺和墓志铭等也是如此。渤海国给日本政府的文书构成了渤海国时期散文的主体，计有国书十七篇，官牒七篇，状二篇，笺一篇，代表作有《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史都蒙等上光仁天皇笺》等。《贺正表》是迄今可见的渤海国呈送唐朝的唯一表文，最早为北宋末年洪皓收录于《松漠纪闻》卷下，后又被金毓黻先生收进《渤海国志长篇》。今存渤海国时期文牍多载录于日本史籍之中。
代表了渤海国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的是碑文《贞惠公主墓志铭》和《贞孝公主墓志铭》。其中《贞惠公主墓志铭》作于渤海国文王宝历七年（780）
，文21行，序13行，铭6行，共计725字，1949年出土于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贞惠公主墓（见图1-3）中甬道，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中。《贞孝公主墓志铭》碑文作于渤海国文王大兴五十六年（793），其内容与《贞惠公主墓志铭》大致相同，于1980年出土于吉林省和龙县海乡龙头山的贞孝公主墓的甬道内，现存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图1-3 贞惠公主墓
图片来源：由马克主编《走遍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编委会友情提供。
《贞孝公主墓志铭》描述了墓主贞孝公主的出身、生平、容貌和品行，对其中年丧偶和过早亡故表现出惋惜和哀痛之情，并极力赞赏其忠贞守节、矢志不渝的美好品质。在形式上与唐代中原地区墓志铭的通行体例一致，即志用散文，是四六句为主的骈体文；而铭用韵文，均为四言，共分六章，每章八句。全文辞藻华美、声律和谐、引经据典、古朴典雅，深具情韵，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气势与文风。如文中以“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描写公主姿色之美、气质之佳；用“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描写贞孝公主与夫婿之间恩爱有加、鸾凤和鸣的婚姻生活；用“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
来比喻世事无常，公主命运多舛……
从墓志铭引用的典籍来看，其显示了撰写碑文者对儒家典籍之熟悉，碑文中所引典故出于《尚书》《礼记》《易经》《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十数种之多，如“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则见于《易经·系辞》，“妫汭降帝女”典出《尚书·尧典》，“鲁馆王姬”出自《春秋》《左传》和《诗经》等，足见渤海国对儒家文化的看重和吸纳。墓志铭中赞美贞孝公主“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又言其遵伦守礼，“六行孔备，三从是亮”，以“洵美”“柔顺”“居贞”等赞颂贞孝公主品性，说明渤海国时期的女性观念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完全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女性自身的言行，并以此为女性德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