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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堪称乱世，经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晋王室东迁，以及十六国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乱和割据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流离失所和祸福无常。然而，当政者对扩充势力或完成统一的强烈渴望，又促使部分思想较为先进的君主积极地招聚文士、延揽人才，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汉族士人的重视，使得东北地区，特别是辽河流域涌现出了一批才学卓识之士，对推动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句丽作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属国，在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全面汉化的同时，也创作出一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诗歌创作、神话传说、碑刻文学等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前燕君主慕容廆、慕容皝，后燕君主慕容垂、慕容盛，西燕君主慕容冲、北燕的创建者冯跋等人都是汉族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都曾有作品传世，多为政令奏议文章。如冯跋所作《下书令境内不改葬》为政令文体，从统治者的立场反对厚葬、倡导节俭，其文为：“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于亡者，有损于生。”
通篇皆为对人之生死问题的议论，具有较为浓重的哲学意味，其对死亡问题所持的无神论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魏晋时期有关东北地区的奏议、檄文较多，如北魏诸臣中辽东人高道悦
、孙绍
、韩秀
都曾上表言事：高道悦曾上《谏水路幸邺表》，旨在劝谏君王停止从水路往邺城；孙绍的《陈军国利害文表》作于孙绍为徐兖和籴使还朝之后，上表陈说军国利害；韩秀曾作《敦煌移就凉州议》逐条列举反对迁镇敦煌之理由；韩麒麟
、韩显宗
父子，以及高谦之均为辽东人氏，所谓“韩麒麟《陈时事表》，及其子韩显宗《上时事书》皆切于事理，而文则超然入古，高谦之《请复县令面陈旧制疏》足使豪贵敛手，亦为政要务也”
。此外还有何曾的《上魏明帝疏请选征辽东副将》、虞松的《檄告公孙渊》、毋丘俭的《上疏请定辽东》、尔休的《遗公孙渊书》、司马懿的《原公孙渊党属令》都与辽东有关。这些公文和书信的内容，对于理解魏晋时期辽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态度，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活跃的文人诗歌创作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以鲜卑贵族和高句丽贵族为主的本土少数民族诗人群，以北方士人为主的本土汉族诗人群，以及由于诸种原因羁留或游历东北的南方诗人群，共同构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诗歌创作格局。
早期鲜卑贵族通诗文者较少，多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主要有《阿干之歌》、《真人代歌》和《簸逻回歌》。阿干是鲜卑语，哥哥之意。说起《阿干之歌》，还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据《晋书·吐谷浑》记载，前燕开国皇帝慕容槐和吐谷浑本为兄弟，吐谷浑是慕容槐的庶长兄，其父将部落中的一千七百家分给吐谷浑。一次吐谷浑部落与慕容槐部落的马匹相斗，慕容槐一怒之下说：“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说：“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万里之外矣。”于是吐谷浑率众向西迁徙到阴山一带定居。慕容槐后来后悔，遣人欲追回兄长，吐谷浑说：“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
可是无论他们怎样驱马向东，这些马匹在东向几百步后都悲鸣西走。无奈之下，认为是天意如此，只得作罢。慕容槐追悔莫及，思兄日切，于是创作了一首《阿干之歌》，常常“岁暮穷思”，击节自歌，泪流满面，抒发自己对兄长的无限思念。慕容槐与兄长吐谷浑分手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289年之前，至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共存国300余年。
除《晋书》外，《阿干之歌》在《魏书》《宋书》《北史》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可惜都没有记载其歌词内容。直到1948年，陈澄之所著的《伊犁烟云录》里记载：甘肃兰州阿干镇附近曾流行过一首《阿干之歌》，作者自称是前燕慕容鲜卑的后人，据分析，这首歌很可能就是前燕皇帝慕容槐的原作。歌中唱道：“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寒苦，辞我大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这首《阿干之歌》诗风质朴，虽无华丽辞藻，但读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为一篇纪念兄弟之情的绝美佳作。
此外，鲜卑族诗歌作品见之于史书的还有《魏书·乐志》所记北魏时掖庭歌《真人代歌》，以及《隋书·音乐志》所载《簸逻回歌》等。《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中记载：“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
可见魏晋时期，有鲜卑族民歌传世，因多是用其本民族语传唱，其义不可知晓。据《魏书·乐志》说，拓跋珪“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兴废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
。可见鲜卑族亦曾有叙写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传世，规模很大，有150章之多，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只可惜已经失传。
除鲜卑族外，高句丽诗歌留存下来的有著名的诗僧定法禅师所作《咏孤石》一诗：
回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
偃流还清影，侵霞更上红；
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
这首诗描述了孤石“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的特立独行的品格，自有一种睥睨流俗、孤芳自赏的气度，与其作为僧人的身份颇为相配，别有一种清幽深邃的境界在其中。
此外，中原文人也写了不少与高句丽相关的诗歌，如北周王褒曾有一首名为《高句丽》的诗：
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
倾杯覆盌漼漼，垂手奋袖娑娑。
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
这首诗与唐代李白的同题为《高句丽》的诗“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
，同为咏高句丽人的名篇，皆被收入《乐府诗集》中。诗中盛赞了高句丽人喜欢饮酒，长袖善舞，舞姿翩翩，似海东飞来的飞鸟，还写出了高句丽人性格豪爽，一掷千金，所谓“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将高句丽人的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还有一首反映曹操北征乌桓军事行动的诗歌：缪袭的《屠柳城》。《晋书·乐志》记载“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
柳城在今辽宁省境内，当时乌桓首领蹋顿及袁绍残余势力盘踞在柳城。其文为：“屠柳城，攻诚难，度越陇塞，路漫漫。北踰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
海外，永无北顾患。”
战争胜利本应充满昂扬的战斗精神，然而诗中略带感伤色彩，一个“酸”字已然折射出北风萧瑟，征途漫长的艰辛与悲凉以及战争过程的惨烈。
此外，《晋书·乐志》中还记载了一首《征辽东》的曲词：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辽东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诗中有“公孙既授首”之句，题目又为《征辽东》，应是写曹魏征服辽东公孙氏政权之作。同是征战题材，同前面的《屠柳城》一诗相比，此诗对战争的残酷性没有足够的描写，却颇多歌功颂德的色彩，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表现力。
这一时期留存至今的汉语文学出现了新的体裁——碑刻文学，主要有《好太王碑》和《毋丘俭纪功碑》
，尤其是《好太王碑》篇幅较长，内容完整，因而有“辽东石刻之冠”之称。《好太王碑》又名《广开土王碑》。据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记载，好太王碑（见图1-1）在清光绪六年（1880）于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十里左右的大王公社大碑街出土，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九月，由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为纪念其先王而建。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上下宽窄不整，碑角不齐，碑文四面环刻，文字体为隶书，计44行，行41字，共计1700余字，其中141字已脱落无法辨识。其上记载的高句丽神话和碑文形制是研究东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料。
图1-1 好太王碑
图片来源：马克主编《走遍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第248页。
好太王即广开土王，为东晋时期高句丽第十九代王高谈德（374～413），是高句丽历史上杰出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曾北伐契丹和后燕，南侵百济，全盛时期疆域南抵汉江，北至第二松花江，西到辽河，东临大海。《好太王碑》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的起源神话以及前三代王邹牟王、儒留王和大朱留王间的承袭关系，简要介绍了好太王生平；第二部分记述了好太王一生的攻伐战绩，主要记载了好太王在倭人侵犯百残和新罗时，出兵讨伐，使得百残和新罗臣服，夺取了很多城池的功绩；第三部分介绍了守陵人员的来源和数目。引述如下：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邹牟王奉母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逮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不□，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昊天不吊，卅有九，晏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后世焉。其词曰：
永乐五年，岁在乙未，王以碑丽不归□人，躬率往讨。过富山负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于是旋驾，因过襄平道，东来□城，力城，北丰，王备猎游观土境，田猎而还。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随破新罗，以为臣民。
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军窠，南攻取宁八城……残不服义，敢出百战。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刾迫城。残兵归穴，就便围城。而残主困逼，献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细布千匹。归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先迷之愆，录其后顺之诚。于是得五十八城，村七百。将残主弟并大臣十人，旋师还都。
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
《好太王碑》开篇以“惟昔”起笔，追述先祖创业开基之事，带出历史的纵深感，中间碑文以四字句居多，语言明白晓畅，风格典雅庄重，碑文中评价好太王为“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显示了高句丽国势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记载了辽东人丁令威升仙的传说：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自此，辽海鹤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常见意象，为文人学士广泛用于作品中，其意义内涵也在历代诗人的创作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延展。特别是宋代诗人陆游对辽海鹤的典故颇为偏爱，其诗词创作中提及“鹤归华表”故事者多达七十余处。
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东北歌谣颇多，如《北史·契丹传》中收录的契丹族收葬父母尸骨时的祝歌：“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富于生活气息，反映了契丹族的祖先崇拜思想，同时也是契丹族狩猎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
《旧唐书·乐志》所载的北魏乐府中的北朝民歌和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的“燕魏之际鲜卑歌”是南北朝时期东北歌谣文学的代表作。由于时局不稳，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这一时期的歌谣多以隐晦的形式反映民众的政治诉求，表达对统治者的昏聩统治的不满与怨愤情绪。如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与慕容冲在关中展开大战，造成“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喂妻子”的惨烈状况。时人多通过歌谣的形式，表达对挑起战争者的痛恨。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八》所载歌谣《幽州垂》：“幽州垂，丕当灭；若不灭，百姓绝。”此处的“垂”是指慕容垂，十六国时期后燕
政权的建立者。这首短小的歌谣，充分表达了百姓的悲哀和愤怒，将民众希望慕容垂灭亡苻丕，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描写慕容垂的歌谣还有收入《乐府诗集》中“梁横吹曲辞”的《慕容垂歌辞》。歌中以秦人的口吻叙述慕容垂战败经过，颇含嘲讽意味：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从诸佐，此事可惋叹。
诗歌以连章体形式嘲讽了战争中的慕容垂栖栖惶惶、忧虑不安的惨状。第一行诗歌描写慕容氏向城外观望时的情景，在忧虑敌军人数众多的同时，也庆幸所杀均为汉人；第二行表述慕容垂被围困城内，希望通过向神灵烧香祈祷得以脱困，恨不能变作燕子，飞出墙外，逃离敌人的包围，烘托出当时他焦虑不安、极度恐惧的心境；第三行描述慕容垂焦急之下攀墙眺望，晋军将城池围困得如同铁桶，慕容垂只能转而斥责部下，发出凄凉的惋叹之声，其绝望无奈的情绪暴露无遗。
还有一首鲜卑族情歌《慕容家自鲁企由谷
歌》也收入《乐府诗集》的“梁横吹曲辞”中：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
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
诗歌以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以及浓郁的抒情意味，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望，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诗歌以鹞鹰和云雀的自由翱翔，反衬出现实生活中青年恋爱受到的诸多束缚，由“十重楼”和“九重阁”构成的距离和隔阂残酷地将一对恋人分隔，然而这并不能阻隔他们对自由婚恋的向往和追求，恨不得化作飞鸟飞到恋人身边。北朝时连年战乱，大批青年男性被征召入伍，以至战死沙场，因此女子恨嫁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与《捉搦歌》、《折杨柳枝歌》、《地驱歌乐辞》等北朝民歌都表达了“老女求嫁”的主题，都表现了鲜卑族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向往以及在现实中遇到的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