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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东北南部属幽州管辖，先后设辽东、辽西、右北平、沧海、乐浪、玄菟、真蕃、临屯等郡，并将北部的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汉政权的统治之下。东汉政权建立后，虽然大体恢复了西汉时期在东北的统治格局，但势力大不如前，乌桓、鲜卑、高句丽等族趁势崛起，成为影响东北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中原政权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管辖，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思想文化素养的士人到东北担任官职或流寓至此，使得东北文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汉族文化的泽被，对东北地区的文学发展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了以“辽东三杰”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文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存在时间、势力范围和文明程度上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成为这一时期东北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夫余建国神话。
在东北地区发现的铜镜铭文，对于留存资料极少的汉代东北诗歌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吉林省东辽县石驿公社彩岚大队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精白镜”上有阳铸的铭文：
恐浮云兮蔽白日，
复清美兮冥素质。
行精白兮光运明，
谤言众兮有何伤。
这是一首咏物诗，“清美”“精白”既是对镜子物理特征的描述，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浮云蔽日、谤言难止的现实的愤懑和不满，表达了作者对高洁美好的品行的向往与推崇。这首诗接近骚体诗，铭文中的诗句“谤言众兮有何伤”与《离骚》中“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颇有相似的意境，但情感境界上更为超脱和旷达，而以镜子的明亮光洁堪比日月，来衬托抒情主人公的志向高远、品行严整，则与《离骚》“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一致的。
后汉“细线兽带镜”制作工艺精湛，中央主区外部是阳线禽兽纹，中心是高浮雕海兽纹，外缘围以卷叶、锯齿和绳纹之平雕作饰，内有铭文：“青盖作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相较于西汉“精白镜”，“细线兽带镜”是典型的七言诗，并且通体叶韵，形制上更为成熟。铜镜是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具，汉代铜镜上常见的有“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常乐富贵”等带有美好祝愿的铭文，这篇铭文也不例外，一句“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表达了作者对铜镜拥有者长寿富贵的美好祝愿。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公孙度建立的辽东政权政治相对稳定，是较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公孙度本人又有礼贤下士的声名，因此一些中原名士纷纷选择避乱辽东。汉末三国时期的“辽东三杰”：管宁、邴原、王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辽东地区。尽管这些士人大多清高自视，不受征召，多以讲学、经商为业，但他们在辽东地区的文化活动，对传播礼乐文化仍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宁（158～241），字幼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是春秋名臣管仲的后人。《三国志·华歆传》注释中说，汉灵帝时“（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时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又说“丙根矩之微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后也”
，可见管宁与当时的名士华歆、邴原齐名，被同时代的人号为“一龙”，管宁被喻为龙尾。另有一段关于管宁和华歆“割席断交”的典故，“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可见管宁虽被喻为龙尾，但德行操守之严，更胜于被喻为龙头的华歆。
后天下大乱，管宁听说公孙度令行于海外，于是与友人一起，来到辽东投奔公孙度。公孙度对他十分礼遇，“虚馆而候之”，数次征召他为官，但管宁均婉辞不受，在拜见公孙度时只谈学问，不涉政事，在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附近一处山谷之中筑庐而居四十年，虽生活清贫，仍不改志节，“讲《诗》《书》，陈俎豆，饬威仪，明礼让，非学者不见”
，于辽阳一带教授生徒，宣讲儒学，影响深远。
史载，管宁曾著有《姓氏论》
一书，今已亡佚，流传下来的文章有《辞疾上书》《辞征命上疏》《辞辟别驾文》《答桓范书》四篇，其中可确定管宁作于辽东时期的是《辞辟别驾文》：“州民管诞，燕雀之贱，栖朝桐之华。夫别驾者，明使君之羽翼，显化之鹰扬，宜得英儒，非诞暗昧所可私者。”
文中用委婉的方式来拒绝官府的征召，颇有自谦之意，又见孤高之气，文辞典丽，颇见才情。
《辞征命上疏》也是一篇请辞之文：
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
，而蒙玺封之宠；楶棁
驽下，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
之位，惧有朱博
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不任扶舆进路以塞元责。望慕阊阖
，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恩听放，无令骸骨填于衢路。
此文用多重排比的手法，引经据典，表达了自己能力有限，又年老多病，不能接受皇帝的征召之意，语气谦和，迂曲宛转，文采斐然。
邴原，字根矩，与管宁同为北海朱虚人，也曾因避黄巾之乱而隐居辽东。《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正因为邴原清正廉洁，在辽东声名颇为卓著，“在辽东一年往归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
。
邴原在避居辽东前，曾于北海太守孔融处为官，后邴原曾有意返归故里，公孙度不许，邴原就设计离开，《世说新语·赏誉》中说，“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认为邴原才高志大，不是自己能留得住的，于是予以放行。然而邴原途经三山（今辽宁旅顺、大连附近）时，接到孔融所作《遣问邴原书》，告知中原形势，仍然是“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
。邴原见信，知中原不可回，不得不返回辽东，十余年后方归故土。
邴原与当世大儒郑玄齐名，称为郑邴之学。邴原所著文章至今仅见《驳郑玄〈皇后敬父母议〉》一文，为对郑玄所作《皇后敬父母议》一文的驳论之文。对于贵为皇后的女儿是否应以家礼来恭敬父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文为：
《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陈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妇人外成，不能二统耳。《春秋左氏传》曰：“纪裂繻；来逆女。”列国尊同，逆者谦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辞言之，礼敌必三让之义也。祭公逆王后于纪者，至尊以无外，辞无所屈，成言曰王后。纪季姜归于京师，尊已成，称季姜，从礼子尊不加于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于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独拜，违古之道，斯义何施？汉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讥子道不尽，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拥警却行称臣。虽去圣久远，礼文阙然，父子之义，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宁为公私易节？公庭则为臣，在家则为父，是违礼而无常也。言子事父无贵贱，又云子不爵父。
王烈（142～219），字彦方，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人，亦因避董卓之乱来到辽东襄平。为辞公孙度政权的征召，自贬身份，从事商贾。
王烈此后世代留居辽东，亲耕陇亩，布衣蔬食，仍不改其乐，辽东之人对他甚为敬重，《三国志》记述了他在辽东时的行为风范和对辽东风气产生的影响：“东域之人，奉之若君。时衰世弊，识真者少，朋党之人，互相谗谤。自避世在东国者，多为人所害，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
后人中有金代著名的文学家王庭筠，可见其家风不堕，世代相传。
《三国志·王烈传》记载其“以德感人”
的故事：有盗牛者被捕，向牛主请罪说，愿意接受惩戒，只希望此事不要传到王烈处。王烈得知此事，向盗牛者赠送布匹。有人问王烈何故？王烈答，偷盗者畏惧其过为人所知，说明他尚有耻恶之心，还能够改过从善，因而赠送布匹。事后有一老人丢失了佩剑，有路人看到，守候在一旁，直至日暮，老人返回找到佩剑后问拾得者的姓名，并将此事告知王烈，此拾得者即之前的盗牛者。
夫余属秽貊族系，为高句丽和百济先祖。西汉初年，夫余以现吉林市为中心建国，隶属于中原王朝，全盛时期辖民八万余户，疆域“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
。夫余族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汉王充《论衡·吉验篇》所记，描写了夫余王东明从出生到建国的传奇经历，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东明建国的神话，《后汉书·夫余传》和《三国志·东夷传》等书也有记载，与《论衡·吉验篇》大致相同。传说讲述了东明的神异出生和建国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从其中“有气大如鸡子”的描述来看，与商朝初祖的玄鸟生商的神话以及高句丽时期的朱蒙神话都属于卵生神话。东明诞生的神话也体现了自然天命论的思想观念，如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所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
，神奇的诞生方式暗示了东明是天帝之子。
这一时期有关夫余的神话传说还见于西汉刘向所撰《列仙传》中关于瑕丘仲的记载：
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谪仙人焉。
高句丽神话则与夫余神话有诸多相似之处，有较多太阳崇拜和鸟图腾的文化色彩。高句丽始祖朱蒙的传说，在《好太王碑》《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朝鲜实录本纪》等文中均有记载。相较而言，《好太王碑》的记述简略，叙事平直，情节删削较多，关于朱蒙出生神异色彩的描述较少，叙述的重点在对朱蒙“皇天之子”身份的强调，体现了碑文典雅庄重风格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邹牟王奉母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
高句丽和夫余同属于古之秽貊语族，史书中称高句丽为“夫余别种”，二者的族源神话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剖卵而生”和“连葭浮龟”两处关键情节上是基本一致的。此外，“母河伯女郎”和“黄龙”并非东北民族宗教信仰中本有之物，也未见于夫余神话传说中，当是中原文化的影响。
《魏书·高句丽传》中的相关记载则带有明显的感生神话色彩，详尽描写了朱蒙母亲受孕过程及朱蒙生下后的神奇经历：“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主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又弃之于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
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中故事内容有所扩充，增添了更为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亦作蜗）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
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类利写于公元前17年的《黄鸟歌》，是高句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四言诗，此诗收录于《三国史记·琉璃明王纪》中，为类利怀念其逃亡的汉妾雉姬所作。史载，琉璃王类利在其妃松氏死后，继娶妃子二人，一为高句丽人禾姬，一为汉人雉姬。二女不和，类利于是在凉谷分别建造两个宫室安置二人。后来类利外出田猎七天，其间，禾姬辱骂雉姬：“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雉姬不堪其辱，惭恨而去。类利得知后策马追赶，然而雉姬怒而不返，类利途中歇于树下，见到黄鸟飞集于树上，有感而作此诗。诗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黄鸟歌》在创作风格上颇类《诗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不但其四言诗的形式、比兴的手法与诗经相似，《黄鸟歌》中的“黄鸟”的意象也是《诗经》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诗经·小雅·黄鸟》中有“黄鸟黄鸟，无集于毂，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之句，描述的是流落异乡之游子思乡之苦。类利的《黄鸟歌》也没有直接沿用《诗经》中“黄鸟”意象的原意，而以本是“雌雄相依”的黄鸟却落得形单影只的孤独和苦闷，来表现自己痛失佳偶的哀怨，抒发自己对雉姬的思念之情，用语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反映了高句丽上层贵族在汉文方面的造诣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