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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史料缺乏，有关东北的史料记载就更加稀有，但从这些星星点点的史料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东北文学文化的历史遗存。先秦时期的东北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史书中有关东北的描写；二是历史典籍中残留下来的东北文人文学作品，以箕子的《麦秀之诗》和伯夷、叔齐的《采薇歌》为代表；三是神话作品，以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为主。
东北地区的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尚书·舜典》中提到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注疏中说：“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肇始十二州。”
营州即指辽东地区。可见尧舜时期东北的辽东地区已列入中原版图，成为十二州中的一州。燕国是西周时期第一个在东北南部设郡的中原政权，设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在东北北部生活的肃慎等古民族，也很早就同中原建立了联系。《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描写：“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这是最早对东北自然风貌的记载。汉刘向《说苑·修文》中记载：“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尧之功。”
可见，早在虞舜时期，东北北部的古民族就同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的关系。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一只掉落到陈国宫廷中的隼，身上带着一支比较奇特的箭，有人去问孔子，而孔子一见就认出这是一只来自东北肃慎地区的楛矢石砮，还道出了周武王时期大会诸侯将肃慎进贡的楛矢石砮分封给陈国的历史掌故，陈湣公命人到府库中去查找，果然找到了。这则故事颇有传奇色彩，既写出了孔子学识渊博，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东北肃慎族同中原的交往源远流长，友谊地久天长。
先秦东北文人文学中最有成就的是“殷末三仁”
之一的箕子。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为商朝末年箕族的首领。商朝灭亡后，箕子率其族众受封于辽西孤竹之地，隶属燕侯管辖。其后由于山戎的侵扰，箕族的主要部分则由箕子率领，东迁至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箕氏朝鲜。据《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三国志·东夷传》“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道”
可见，箕子来到东北地区后，制八条之教，对推动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箕子的作品今存有散文《尚书·洪范》和《麦秀之诗》《箕子吟》等。史载，商朝末期，纣王无道，箕子谏而不听，佯狂为奴，武王灭商后，“释箕子之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见周天子，经过故国，“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箕子的这首《麦秀之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很多诗作都借用箕子《麦秀之诗》的典故，以“黍离麦秀”作为亡国之痛的感叹。
《麦秀之诗》偏于哀婉幽怨，《箕子吟》则更为激切愤慨。《箕子吟》又名《箕子操》，《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述了此诗的创作因由：“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箕子操》在《乐府诗集》卷57中收录，全文为：“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
身当末世，作为忠臣，箕子自然免不了遭遇苦厄穷迫，但他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宗庙社稷，个体遭际的悲剧与家国宗庙的不幸交织在一起，对无道昏君不听忠言直谏的愤慨，面对商朝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甚至想要投河自杀的心情，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尚书·洪范》（简称《洪范》）为箕子朝见时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主要反映了箕子的理政思想，阐述了“洪范九畴”的治国方略，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是提出了“五行”说，即“水、火、木、金、土”五行，水代表润下、火代表炎上、金代表收敛、木代表伸展、土代表中和，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开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先河；第二是“敬用五事”，五事指五种应该注意的方面，“一曰貌”，指态度要恭谨，“二曰言”，指说话要和顺，“三曰视”，指明察秋毫，“四曰听”，指听事要聪敏，“五曰思”，指思虑通达才能圣明；第三是农用“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也就是管理民食、财货、祭祀、建筑、教育、司法、外交和军务；第四是“协用五纪”，就是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第五是“建用皇极”，即树立准则，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对那些“有猷、有为、有守”者，就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人要宽容待之，赐给他们五福，就是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善终，宣扬“无虐茕独而畏高明”“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
的公平正义理念；第六是“乂用三德”，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即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又要刚柔并用，所谓“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就是说对那些强硬不友好的人用刚克之；对和平安顺的人，用柔和的办法，且强调只有君王才有作威作福的权力，为臣子的不能拥有这种权力，否则就会僭越君权；第七是“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第八是“念用庶征”，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第九是“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来劝导人们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这“六极”警戒、阻止人们作恶。箕子的《洪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行”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其次是其“念用庶征”说，认为君王施政善恶可引致天象变化，成为汉代公羊学派“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韩非子·喻老》和《韩非子·说林上》中还有一则名为《纣为象箸》的寓言与箕子有关：“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这则寓言生动有趣，文学色彩很浓，不仅写明了见微知著的道理，也写出了作为仁人的箕子“善谏”的品质和过人的智慧。
除箕子外，历史上著名的品德高尚的君子和隐士伯夷和叔齐也是来自东北地区，且也有文学作品传世。伯夷、叔齐为商朝孤竹国国君之子，商亡之后，隐居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载：“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
孤竹为古商族在辽西地区的一支，是商初至春秋时代燕山北麓至辽西地区的小诸侯国，共传国九代，伯夷和叔齐为孤竹国第八代国君亚微之子。亚微有三子，伯夷为长子，名久，字公启；二子名凭，继承亚微之位为孤竹国国君，在殷王朝中任亚卿；三子名致，字公达，谥号齐，因此又称为叔齐。
伯夷、叔齐的故事和其《采薇歌》见于《史记·伯夷列传》：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歌词为：“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首阳山。
伯夷、叔齐所作《采薇歌》否定了周武王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推翻殷商统治，表现了作者对神农、虞夏时代的淳朴生活的向往与礼赞，更突出了他们孑然不群、忠贞不渝的品格。伯夷和叔齐作为隐逸之士的代表，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儒家和道家更是对伯夷、叔齐的隐逸行为予以极高的评价，这首《采薇歌》也因作者的品格高尚而受到封建士大夫的极力推崇。
据《尚书·尧典》记述，唐尧时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至四境，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派往东方的羲仲为东方之官。“（尧）分命羲仲，宅隅夷，曰旸谷。”
羲仲所居之旸谷在神话传说中演变为日出之地，有神鸟居之。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
的神话，《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说：“日出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日入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传说汤谷中有神树名曰扶桑，上面栖息着十只金乌，这十只金乌背负着十个太阳，清晨时自汤谷出发，黄昏时行至虞渊，这是古人对于日出日落的神奇想象，很有文学色彩。古人的诗文中常以金乌代指太阳，即与此传说有关。这一传说中的汤谷虽然不能明确是否指古代东北地区的某一地名，但从其所处的方位来看，或许与古代的东北地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古代东北的独特风物，在历史传说中亦偶有所见，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提及：“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亦蛇类也。”
吴士鉴《晋书斠注》：“不咸山即长白山。”其中提及的蜚蛭、琴虫等奇异形象应该是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遗存，其中提到的大人国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诗经》中的《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商族的起源神话，其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之句。据考证，“殷土”即今之东北渤海地区
。玄鸟实际上是商民族的图腾，而鸟崇拜普遍存在于东方民族神话中，亦可证殷商与东北之关系。这一神话既是殷人神巫思想在历史阐释中的反映，更是渲染商有天下乃是天命得之，这就为诗中商王武丁的文治武功做了很好的铺垫，说明武丁的功业同样是天命在商的体现。
与《山海经》和《诗经》中片断式的记载相比，世代生活在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先民们，通过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原始神话，创造出了更为宏阔瑰丽的神话世界，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东北地区流传下来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神话作为文学的源头，其产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然而由于是口头传承，在长期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异，部分羼入了外来神话传说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后人加工和改造的痕迹，因而流传至今的原始神话和英雄史诗已经很难判定其具体产生的时期，只能根据其中反映的思想内容，大致推定其为非常古老时期的作品。东北地区原始神话和英雄史诗大部分是萨满教流行时期的产物，主要是通过萨满之间“秘传”的形式传承，在萨满祭祀时讲唱，而且只有德高望重的萨满或者氏族部落首领才可传讲，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与神秘性。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神话和史诗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神话和史诗的传播和影响。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学者发掘整理，逐渐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代表作《天宫大战》属于“窝车库乌勒本”，即“神龛上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满族先民对宇宙创生和人类起源的奇特想象。
《天宫大战》中提及的原始神祇多达数百位，是萨满教神系中世代崇祭的诸神灵，包括与天地共生的三位女主神，即天神阿布卡赫赫，地神巴那姆赫赫，光明之神卧勒多赫赫，还有众多自然神、始祖神、萨满神，以及司掌自然界百兽、植物、山川的众多神灵。从中可以看出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思想的明显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天宫大战》中除了极少数的恶神为男女同体之外，所有的善神都是女神，这反映出《天宫大战》的形成时期非常古老，当时的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极高。阿布卡赫赫有超凡的生殖能力和创造万物的能力，实际上是始祖神、母神、自然神三者身份的统一，以阿布卡赫赫为核心人物的《天宫大战》神话是萨满教女神崇拜的集中体现，这同中原地区和西方神话中以男权为中心的神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