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取引所是适应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些交易所在促进货物流通、平准市价、充当经济的“晴雨表”、引导和便利产业投融资、维持财政、繁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一 稳定米价和社会，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近代日本的取引所以物品取引所尤其是米谷取引所为主，主要交易对象是大米等食粮。这些交易所依法设立在商业繁盛、交通便利的商埠，其营业区域多限定为市以及郡（与市平级）下的若干个町（镇）、村。这些米谷取引所连结着乡村粮食产地和城镇粮食消费地。行走于乡村的中小商贩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米谷收购上来后转卖给当地的大批发商，再由这些大批发商直接（有经纪人或会员资格）或委托交易所的经纪人或会员在交易所将大米等食粮销售给外地的经销商，最后由外地的经销商利用日渐发达的交通网络将粮食分销到各地。

“殖产兴业”和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米谷取引所买卖大米等食粮的规模可以从此类交易所取得的溢利去大体推测。交易所的溢利就是交易所的税后利润 ，其高低与交易所营业收入有关，而股份制交易所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其从本所的交易额中征收的手续费。1877～1892年间日本的米谷取引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从1148日元增至3670日元。1893～1896年股份制交易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在2887日元至1017日元之间，营利可观，而其中多数交易所是米谷取引所。这表明米谷取引所的食粮交易活跃而且买卖规模不小，因此获得的手续费收入和溢利也就较多。

米谷取引所的交易方式分为直接交易（即现货交易）、延期交易（即远期交易）和定期交易（即期货交易）。定期交易属于标准化的农产品远期交易，在合约到期前允许买方转售期货，也允许卖方回购已售出的期货，使得交易商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从事巨额的农产品交易，具有杠杆交易的功能，但是投机性也较高。日本的米谷取引所多为营利性的股份制交易所，为增加交易手续费的收入而利用定期交易来扩大场内的农产品交易规模。以1913～1917年为例，日本37家米谷取引所的大米定期交易成交量从8406万5800石增加到3亿6108万9150石，其中株式会社东京米谷商品取引所和株式会社大阪堂岛米谷取引所两家的交易量最大，前者的大米定期交易成交量从2566万1400石增加到9936万8800石，后者大米交易量从1621万4130石增加到9640万5600石。不过，这段时间37家米谷取引所的大米定期交易交割量仅从127万685石增加到185万9400石成交量（见表1-11），平均交割量占平均成交量的比例只有0.6%，表明大米定期交易中买空卖空的投机现象很严重。尽管如此，定期交易因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可以降低“发散型蛛网理论”描述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市场风险，所以有助于稳定大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并引导其现货交易的价格，对大米的直接交易和延期交易也有引领作用，而后两种交易方式下的米谷交割量占成交量的比例则要高很多，其交易中的投机性相对较低。可以说，米谷取引所在调剂日本各地米谷供求、平抑食粮市价、安定社会、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控制工资水平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垄断资本利润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二 便利企业融资，支持产业经济发展

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富国强兵而决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殖产兴业”。日本政府不仅率先示范，将公债发行收入纳入政府预算，由财政注资创办国营企业；而且鼓励民间以股份公司组织来动员社会资本，创办新式企业，以致1872年第一国立银行成立后日本“所发行之公债证书其额渐多，银行会社设立益众。其株式从之增加……”，而东京和大阪证券“取引所之创立，可谓适时矣”。 此后，日本的证券或物券交易所继续发展，1879年增至4家，1887年上升至5家 ，1894年至少有6家，1915～1920年有10家，1925年有11家，1936年仍有9家。

日本的证券交易所最初买卖的证券主要是公债，后来随着“殖产兴业”的发展，公司证券上市交易增多，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活动逐渐走上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正轨。1907年在东京株式取引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债券总额还不过5亿日元，而到1929年已跃升至93亿日元，30年间增加了大约20倍。1897年至1929年间，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交易量从500万股增至5100万股；债券交易量从200万日元增至8亿4000万日元。到1931年，东京株式取引所上市的股票，远期、近期及现货，合计有1052种，股票数量达到1亿888万5376股，债券有476种，故交易所的账簿多至120种 。从“殖产兴业”和产业革命时期日本证券交易所的溢利表也可以推测其买卖股票、公司债和公债的大体规模。1878～1892年间日本的证券交易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从310日元增至1995日元，1893～1896年股份制交易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在2887日元至1017日元之间，盈利可观，其中部分交易所是证券交易所（见表1-12）。

日本人就此评论说：“取引所如此其多……然其利益尚如此其多，则富民买卖之额必为数甚巨。可推而知。” 对于日本证券交易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及其作用，学步日本的中国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古所谓一日千里者，谅亦如是而已。更对比国家财政统计与一般经济统计，益证市场发达，与产业经济之发展及国家财源之增大，关系密切而不可须臾离焉。”

日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先是分为直接交易、延期交易和定期交易，后来改为实物交易、近期交易和远期交易。定期交易和远期交易属于证券衍生工具的交易，具有跨期交易、杠杆交易的功能，投资者可以之投机牟利。以营利为目的的股份制交易所为增加交易手续费的收入而引入定期交易和远期交易，从而活跃了场内的交易，扩大了交易的规模。以1913～1917年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定期交易为例，股票成交量从18095568股增至59337660股，交割量从1323821股上升至5015760股 ，平均交割量占平均成交量的比例只有约0.1%，表明交易所内证券定期、远期交易中空买空卖的投机现象很盛行。虽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证券定期、远期交易本身也具有避险的功能，如果交易者将证券的直接交易、实物交易与定期交易、远期交易套做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或降低现货交易的风险，而这又能促进股票等证券现货交易发展。以1937～1941年日本所有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买卖为例，股票交易量虽然从3亿7771万4284股降至2亿6716万6462股，但其中的股票实物交易量从1564万2144股上升至3077万762股，实物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从4.1%提高到了11.5%（见表1-13）。

1933～1942年间，规模最大的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近期与远期交易总量从1亿1142万5260股增至1亿3827万5400股，其中股票近期交易量占股票交易总量的比例从54.3%降至49.8%，表明该时期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实物交易与远期交易总量占股票成交总量的比例从42.7%上升到了69.5%（见表1-14）。

证券交易所兼有证券一、二级市场的功能，二级市场的作用在于流转一级市场投资者手中的证券，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便利新的证券发行。近代日本取引所内产业证券交易的活跃，为更多的公司利用股票和债券融资来改善经营条件提供了便利。实际上日本企业的股票不仅在国内交易所上市，而且还在中国上海、沈阳等地的日资交易所上市，例如1937年5月至1938年5月东京证券交易所、大阪证券交易所、钟渊纺织的股票不仅在东京和大阪股市交易，而且还在中国沈阳的满洲取引所和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上市交易。可以这么说，近代日本的取引所是产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便利了日本国内商品和资金的流转，推动了日本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

三 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近代日本产业经济的兴起，促进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的证券化。据日本内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14～1929年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法定资本金及债券发行总额从59亿5947万日元增至316亿1674万日元。当时日本国民财富为1023亿日元，1929年日本的有价证券总额约为320亿日元，即日本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已经有价证券化。

交易所是流转有价证券和商品的经济机关，与国民经济及国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交易所内有价证券的市价和交易氛围受交易商对经济政治形势及其走向做出的预期的影响，日本取引所“所负使命，不啻为财界之晴雨表耳” 。日俄战争胜利之初，日本并没有从强硬的俄国那里获得战争赔款，这严重挫伤了日本国内投资者高涨起来的投资热情，以致1905年9月以后日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纷纷下跌。例如东京股份的股价下跌了26%，日本精制糖和日本邮船的股价下跌了大约16%，钟渊纺织的股价下挫了14%。不过，日本从沙俄手中承继了在华的部分利权，又使得其国内在1906年再度出现了兴办企业的热潮，企业利润显著增长并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因此上涨。1905年7月至1907年1月，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东京股份的股价从50日元/股飙升至780日元/股，钟渊纺织的股价则从50日元/股飙升至将近300日元/股。1907年1月19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买卖极其旺盛，一场的交易量就达到了14万股。此后，随着企业兴办热潮终结、经济危机爆发和大隈重信等政界人士发表经济悲观论，日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又在1907年1月21日之后出现暴跌，在交易所上市的东京地区的公司股价从1月份780日元/股的最高价跌至91.6日元/股 。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国内投资者认为战争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景气，预期企业利润及分配的股息红利会增加，因而纷纷入市购买股票，致使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不断上涨。1914年8月中旬，股价最高涨至130.4日元/股，已接近战前7月中旬的130.55日元/股的最高价 。1930年“昭和经济危机”降临时，日本投资者的信心受到重创，也导致交易所的股价暴跌 。

日本在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日本投资者的信心大受打击又引起东京、大阪证券交易所证券市价暴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袭来，导致金本位制瓦解，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日本国内投资者信心下挫又使得东京和大阪证券交易所再次陷入混乱并停业。日本因为国联拒绝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出该组织以示抗议，投资者因担心日本国际关系恶化会冲击其经济，遂抛售股票，导致1933年2月15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午前暴跌并在午后停止营业 ^[2] 。

日本取引所扮演的经济“晴雨表”角色，不仅可以引导日本民间投资，而且可以为政府出台政策、整顿经济和金融、维持经济稳定和发展提供依据。

四 支持和服务财政

近代日本的取引所对财政的贡献较大，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证券及物券交易所买卖公债，消化吸收了日本政府在一级市场发行的大量公债，为日本银行等公债投资者持续认购政府公债提供流动性支持。1878～1883年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的公债定期交易成交额从17873200日元增至53580300日元，其中1881年的成交额高达217909300日元；株式会社大阪株式取引所的公债定期交易成交额从5378300日元增至23538400日元，其中1881年的成交额最高，达到87521600日元（见表1-15）。

1916年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达到4566万2200日元，株式会社大阪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为136万6000日元。到1921年时，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增至2亿1320万6175日元，株式会社大阪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则增至8477万2900日元 。如果算上这两家交易所的其他交易方式的成交额，再加上其他交易所的交易额，可以推测此时日本国内证券及物券交易所流转的公债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是交易所在日本已成为一个行业。交易所的数量众多而且多为股份组织的交易所，以营利为目的，引入定期、远期交易，利用其杠杆交易的功能来扩大交易规模，增加手续费等营业收入。由于盈利颇多，所以交易所本身上缴财政的税收也不少。1913～1917年日本42家交易所的手续费收入从6119574日元增至9380562日元，各年平均的手续费收入为6596693日元，纳税额虽然从3726861日元减少到2293074日元，但是各年平均的纳税额仍达到2220499日元。1935年日本11家证券和物券交易所的营业收入为17173000日元，其中买卖手续费收入为13177000日元；纯收益为9825000日元，其上缴财政的各项税金为2864000日元。如果算上物品交易所，则交易所上缴财政的税金更多。

再次是股份制交易所为本所的交易负担保责任，其采用的定期、远期交易方式具有跨期交易、杠杆交易、投机套利和避险等功能，可以调动经纪人交易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交易。1913～1917年日本42家交易所的股息率为0.24%～3.00%，平均股息率为1.18% 。1935年11家证券和物券交易所分配的股息为7312000日元 ，算上物品交易所，则交易所分配的股息总额还要提高。交易所的股东、经纪人、会员及交易委托人从交易和股利分配中获得收入，也向政府纳税。

最后是交易所流转货物，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场所与服务，保证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促进“殖产兴业”向纵深发展。企业的发达和盈利的增加，又可以为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 fW8qbLZehK5Yf/Y8l5Rwc7Gfk8r0qV1o9c+0c2kip4e6Ni7RZhZK3q5NeNkOGm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