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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滢 秘丛丛 王笑璇
摘要： 2010年6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本文选取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多伦多星报》这三家媒体，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三家媒体的报道从报道态势、报道类型、议题选择、消息来源、报道视角、报道立场、话语分析等方面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三家媒体在对G20峰会进行报道时，有基本的共性，包括报道态势相同、力求报道的均衡性以及报道的可读性等，同时各家媒体根据自身定位也有不同的报道特点。
关键词： G20多伦多峰会 加拿大媒体 媒体报道
2010年6月26日至27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大都市会议中心举行，这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第四次峰会，也是继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确定二十国集团为世界经济合作首要论坛以来的首次会议。除二十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的21个国家外，六名受邀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峰会。
2008年11月，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举行，集团领导人对当时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做出了商讨和应对，通过了应对危机的《华盛顿共识》；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这些措施继续得到扩充；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后，持续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得到缓解，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好转，各国合作的意愿逐渐减弱，此时欧元区又爆发了债务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复苏与新开始”（Recovery and New Beginnings）
为主题的G20多伦多峰会如约召开。
这次会议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构建平衡、可持续增长框架；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进程；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市场；
征收全球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等等。
会议达成了发达经济体减债以及减少债务国的债务与国内总产值比率的坚定目标，到2013年将赤字削减一半，在2016年前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应至少稳定或呈下降趋势。
会议还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宣言》，在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基础上，会议决定下一步采取的措施是以优质的工作确保经济全面恢复增长，改革并且加强金融体系，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宣言称，二十国集团迄今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果，但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当前的经济复苏是不平衡且脆弱的，尤其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威胁。
会议期间，美欧两方关于银行税收和是否退出刺激计划的分歧和争议成为关注焦点。欧洲方面由于担心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迅速将经济刺激政策转为削减赤字。相反，面对高失业率和持续的经济低迷，美国方面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刺激经济，不要执行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1]
在银行税收问题上，欧洲方面表示支持，但美国不希望对金融部门收取过多的新税。这一问题在峰会上并未达成统一，会议宣言中也没有提及征税的内容。
这次会议也引发了多伦多为期一周的游行抗议。这次抗议于G20峰会开幕前一周开始，并在6月26日会议开始当天举行大规模游行。有1100多名游行者被关押进临时拘留中心，超过2万名警察、军事和安全人员参与到了此次行动中，这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有军事人员参与的最大规模的警务行动。
加拿大政府举办G8和G20峰会的费用接近10亿美元，这其中包含高昂的安保费用。相比之下，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的成本为1800万美元，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成本为3000万美元。
G20多伦多峰会高昂的举办费用成为会后被诟病和讨论的重要话题。
本文样本选取自加拿大三家媒体机构，分别为《环球邮报》（ The Global and Mail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和《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在搜索资料时，利用LexisNexis数据库进行检索，界定检索的关键词是“G20 Toronto summit”，检索范围是2010年6月19日至2010年7月4日的所有报道，据此分别获得《环球邮报》119篇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66篇报道，《多伦多星报》86篇报道。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三家媒体的报道从报道态势、报道类型、议题选择、消息来源、报道视角、报道立场、话语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分析的具体过程中，将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按照会议的进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会议召开前的2010年6月19日至25日，会议召开期间的2010年6月26日至27日，以及会议结束后的201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并根据这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其中，报道类型分为新闻消息、商业新闻、专题报道或特稿、社论或评论四类；各家媒体的议题选择分为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科技、社会民生四类；消息来源分为政府机构或官员、专家学者、区域或国际组织、媒体以及一般民众或民间团体五类。另外，本文话语分析的部分使用Wordsmith语料库对各家媒体的报道进行高频词分析，并对相关高频词进行检索定位。
图1 加拿大三家媒体对G20多伦多峰会报道态势
通过对G20多伦多峰会报道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环球邮报》的报道总量为119篇，其中会前刊发报道48篇，会议期间刊发报道28篇，会议结束后刊发报道43篇。《多伦多星报》的报道总量为86篇，其中会前刊发报道36篇，会议期间刊发报道25篇，会议结束后刊发报道25篇。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总量为66篇，其中会前刊发报道36篇，会议期间刊发报道8篇，会议结束后刊发报道22篇。
这三家媒体在这三个阶段的报道态势基本相同，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结束后的发稿量都高于会议召开期间的发稿量，且会前高于会后。其中，《多伦多星报》的态势相较另外二者更加稳定，《环球邮报》发稿量最多，加拿大广播公司发稿量最少。
从表1可以看出，在《环球邮报》刊发的119篇报道中，新闻消息共20篇（约占16.8%）、商业新闻27篇（约占22.7%）、专题报道或特稿37篇（约占31.1%）、社论或评论35篇（约占29.4%）。其中，专题报道或特稿以及社论或评论作为主要新闻体裁在报道中占有重要位置，超过总报道量的一半。
这一点说明《环球邮报》在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过程中，不仅重视传播此次会议的具体相关内容，而且将关注点转向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挖掘，包括对与会人员背景的补充、会议内容的探讨、会议结果的分析、对G20未来发展的预测等。这些信息的挖掘和观点的探讨将G20多伦多峰会更深层次的内涵传递给受众，符合受众的期待。
另外，由于G20峰会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环球邮报》也使用了大量笔墨集中对商业新闻进行报道，突出G20峰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表1 《环球邮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类型
图2 《环球邮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会
图3 《环球邮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会
图4 《环球邮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会
如图2、图3、图4所示，本文将《环球邮报》在会前、会中和会后三个阶段的报道进行了分别整理。会前报道中，经济议题报道有18篇（占37.5%），政治外交议题有12篇（占25%），社会民生议题有18篇（占37.5%），没有关于文化科技议题的报道。会中，经济议题报道有8篇（约占28.6%），政治外交议题有1篇（约占3.6%），文化科技议题有6篇（约占21.4%），社会民生议题有13篇（约占46.4%）。会后报道中，经济议题报道有17篇（约占39.5%），政治外交议题有3篇（约占7%），文化科技议题有2篇（约占4.7%），社会民生议题有21篇（约占48.8%）。
通过比较会前、会中、会后三个阶段的议题选择，可以发现不同阶段《环球邮报》对议题的关注焦点是不断变化的。会前，没有关于文化科技的议题报道，而在会中该议题的报道量约占该阶段报道的21.4%；随着会议的推进，政治外交议题的报道数量呈减少趋势，由会前的25%降到会后的7%；另外，社会民生和经济议题的报道一直保持较高数量，持稳定态势。
如图5所示，《环球邮报》的所有报道中，关注最多的是社会民生议题，主要包括G20多伦多峰会期间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多伦多举办此次会议的高额开销等问题；经济议题是其关注的重点，其一在于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性质，其二在于此次多伦多峰会恰逢全球经济复苏和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的关键时期，所以对经济的关注度自然不容小觑。
图5 《环球邮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议
消息来源的选择，往往能够体现媒体报道的价值选择和倾向性。
由表2可以看出，在《环球邮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119篇报道中，政府机构和官员是其中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共出现148次（约占39.36%）。来自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消息具有权威性。另外，专家学者这一消息来源出现136次（约占36.17%），这一比例几乎持平于政府机构和官员这一消息来源。G20多伦多峰会讨论的议题种类丰富，且多为重大国际问题，记者在获取消息来源时大多需借专家学者之口进行分析和报道。此外，《环球邮报》的119篇报道中涉及很多社会议题，因此，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也作为主要消息来源多次出现，这其中包括多伦多普通市民、游行者以及民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等。
表2 《环球邮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消息来源
《环球邮报》在报道G20多伦多峰会时，运用这些不同消息来源，结合官方与非官方消息来源，使新闻报道呈现多元化态势，增强了报道的可读性；但其最主要的消息来源依然为官方。
《环球邮报》在报道G20多伦多峰会时，分别使用了政府、专业和平民这三种视角。
在其报道中，有多篇将笔墨和镜头对准各国国家领导人，报道全球经济政策、各国外交关系、G20峰会议题等。通过这一视角，向受众传播重大议题、讲解G20峰会具体内容。《环球邮报》2010年6月25日刊发的题为《中国的访问是加强两国关系的乐观信号》（China’s visit a hopeful sign for strained Canadian relationship）一文主要就是从政府视角进行报道：
加拿大希望中国能够签署协议，将加拿大纳入经批准的旅游目的国，以求为加拿大大量未开发的旅游市场敞开大门。胡锦涛主席在星期四和哈珀总理会面时同意签署这样的协议。
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重新开放中国的加拿大牛肉和牛肉产品市场的合作协议，组建环境与清洁能源部门的商业合作工作组谅解备忘录，以及合作打击犯罪谅解备忘录。
在报道G20峰会经济议题时，《环球邮报》在新闻和评论中经常将专家、学者作为消息来源来分析当前国际重大经济话题，一方面通过专家视角来传递权威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的解读来帮助读者理解和思考当前亟须解决的国际经济问题。《环球邮报》在2010年6月29日刊发的题为《G20峰会计划的困境：以紧缩财政促增长》（G20 plan’s dilemma：Boosting growth with less spending）的报道中，通过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加拿大贸易部门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和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玛丽恩（Stéfane Marion）等专家的采访，分析报道了G20峰会的经济决策。
《环球邮报》在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中也采用了大量的平民视角，将关注对象、关注层面转向普通的多伦多市民，报道能够反映普通民众需求并被其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内容，使报道与受众更接近，与受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环球邮报》2010年6月28日题为《四名被捕人员的特写：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厨房帮工》（Profiles of four arrests：from an anarchist to a kitchen worker）的报道中，记者从四名被捕的普通加拿大公民的角度入手，报道了G20峰会期间发生的游行和警务行动。
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不可避免地有其报道的倾向性，媒体的立场选择对报道结果甚至事件本身都会产生影响。本文通过G20多伦多峰会会前、会中、会后三个阶段分别分析《环球邮报》在报道此次峰会时的立场。
（1）G20峰会会前
《环球邮报》2010年6月25日刊登的报道《商界领袖认为加拿大将成为世界焦点，值得投资》（Canada’s turn in the world’s spotlight is worth the investment，business leaders say）中，首先肯定了G20峰会能够为加拿大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又提到在峰会召开期间多伦多同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
加拿大一些顶级的CEO认为加拿大人应该期待从G20峰会中获取长期的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展示加拿大并且和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以及印度开展高层次接触的机会。
加思·怀特是加拿大餐饮以及食品服务协会的主席。他并不怀疑G20会带来长远的收益，但是他认为多伦多周边地区的餐厅在整整两周内可能会损失4500万美元。
《环球邮报》在2010年6月21日刊登的报道《即使20个国家可能还不够》（Even 20 might not be enough）中表达了其对G20效果的怀疑：
法国部长自相矛盾的回答说明了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的一个现实，即随着八国集团明显的衰退，二十国集团能否有效地取代它仍然不确定。
《环球邮报》在2010年6月24日刊登的报道《为什么一些G20的抗议者不谴责暴力行为？》（Why some G20 protesters won’t condemn violence）中谴责了暴力示威者的行为：
在峰会前夕，G20的抗议者们愤愤不平地抱怨所有的安保措施——直升机、水炮、丑陋的围栏以及不计其数的警力。他们不愿承认的是，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同意放弃暴力（而这正是他们一直拒绝做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安保措施都会变得不重要。
……
事实上，激进分子发现暴力是有用的。暴力能够吸引摄像机，摄像机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激进分子的领导人可能不会扔砖块，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乐意看到其他人这样做。
当发生暴力事件时，你可以确定他们会将其全部归咎于警方。
（2）G20峰会会中
《环球邮报》在其2010年6月26日一篇题为《其他成本》（The other cost）的文章中批评了政府在多伦多暴力游行事件中对公民自由的破坏：
政府没有建立对公民自由的监督机制，不过，政府有义务按照《权利和自由宪章》行事。如果逮捕行为与日俱增，那么政府的行为在法庭上将受到挑战。但是在这次时间这么短的事件中，集会和表达的自由已经被破坏。政府自身有责任保持警惕，但这不应只是对激进的抗议者们的警惕，更应是对其自身破坏个人自由的企图的警惕。
《环球邮报》在2010年6月27日刊登的报道《G20峰会的底线？好的意图》（The G20 summit’s bottom line？Good intentions）中否认了暴力游行的效果：
任何峰会都会引出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面对电视，吸引警察，不时引起警察的过度反应，用打破窗户、点燃汽车等其他策略来吸引媒体对自己的关注。
他们可能会在24小时内获得成效，但在这之后完全被人们遗忘。
（3）G20峰会会后
《环球邮报》在2010年6月28日刊登的报道《迈向新世界平衡的历史性一步》（A historic step toward a new world balance）中肯定了G20多伦多峰会取得的成功：
G20正在逐渐接近其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目标……
这次的承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现在，问责机制达到了其最高水平……
现在，逐渐提高的透明度甚至能够鼓励成员国之间开展讨好投资者政策的竞争。
在其2010年6月28日刊登的报道《〈多伦多共识〉：共赢下的最大赢家哈珀》（The Toronto Consensus：Everybody wins-and Harper wins the most）中也有同样的评价：
虽然关于G20峰会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对人工湖、十亿美元预算以及燃烧的警车这些问题，但是更主要的现实是在史蒂芬·哈珀的带领下世界上最大的以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多伦多共识》，这一点也使领导人自己感到惊讶。
而在《环球邮报》2010年6月29日刊登的报道《G20峰会计划的困境：以紧缩财政促增长》中对G20峰会的结果表达了怀疑态度：
同时，G20如何履行紧缩政策仍然是不清楚的……
这些评论使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对G20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产生怀疑。
尽管他们细心地制定出了宣言草案，但这个统一体正呈现下滑的趋势。
《环球邮报》2010年6月29日刊登的报道《愤怒爆发后，生活归于平静》（An outburst of rage，then life goes on）认为G20峰会期间采取的安保措施是可行的：
过去的一周，我们总结的一条经验是像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是很脆弱的。另一条是这些大城市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安保费用是巨大的，但是，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还会有人仍然认为官方派出太多警务人员吗？还会有人仍然认为政府撤走街道上所有的垃圾箱以及公共汽车候车亭的行为是过于小心甚至有些偏执吗？这些令人心烦甚至是造成侵扰的安保措施现在看来仅仅只能称为谨慎。
（1）标题拟定
新闻标题是以最精练的文字将新闻中最重要、最新鲜的内容提示给读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凝练但又吸引人的标题更显得至关重要。综观《环球邮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119篇报道，其所采用的标题大多言简意赅，采取“主语+谓语+宾语”的形式表达，很少甚至不用抽象的词，经常运用具体的词指出新闻事件的重点和关键。例如新闻标题《欧洲债务危机在G20引发分歧》（Europe debt crisis opens rifts in G20），《政府加强警务力量》（Government expands police powers），《G20领导人夫人的首要职责：不要犯错》（Primary job for wives of G20 leaders：Do no harm），仅一句话，没有多余的词语就表达了一个新闻主题，尤其是“rifts”、“expands”等词，分别具体指出了G20峰会上关于欧洲债务危机观点的分歧和加拿大政府警务人员的扩充事实。
（2）用具体数据说话
由于G20峰会涉及很多经济议题，在解释这些问题时，《环球邮报》的报道擅长运用数据说话，直接具体，易于受众阅读。例如在2010年6月30日刊发的题为《鉴于日本的困境，G20的目标对其毫无意义》（Given its woes，G20 targets meaningless for Japan）中，用一系列的数据解释了日本为降低官方失业率定下的目标：
政府也希望将官方失业率从现阶段的5.2%的水平在2011年降低到3%～4%。对于日本来说，失业率仍然很高。但是如果用加拿大的标准去衡量，这一数据将会翻倍。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人是临时工。
（3）运用细节描写展现时间全貌
《环球邮报》在报道中也常常使用细节描写，将事件或人物最直观的状态展现出来，使其报道具有现场感，吸引读者。例如，在《多伦多：从好梦中醒来抚慰伤口》（Toronto：the Good awakes to lick its wounds）这篇报道中，记者用“至少八家商店”、“在商店前”、“融化”等细节词语描述了游行现场的混乱及其带来的危害：
至少八家商店在周六的破坏行动中遭受损失并已开始提交保险索赔。
标志性的史蒂夫音乐厅的遮檐因为其门前遭受烈火灼烧的警车热量而融化。
（4）语言风格
通过对《环球邮报》关于G20多伦多峰会的119篇报道进行高频词分析，发现在表达“说”这一意义时，其使用最多的是“say”这一英语单词，其中“said”出现557次，“says”出现104次，“say”出现54次。在英语中“say”和“claim”、“condemn”存在明显差别，“say”相比较更不带情绪，更显客观、公正。
如表3所示，在高频词前100名中，只出现了七个形容词，且这几个词都为中性词，均不存在价值判断、情感判断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环球邮报》在报道G20峰会时力求客观和公正。
表3 《环球邮报》对G20多伦多峰会报道的高频词语分析（部分）
（5）多方消息来源以及不同观点的平衡
《环球邮报》在对G20多伦多峰会的119篇报道中用到了370多个消息来源，有各国政府机构和官员，有经济、社会活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有各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有其他媒体，以及加拿大普通民众和民间团体。消息来源不仅数量多，种类也丰富，使得其报道显得较为全面且权威性强。
在讲述一个事件时，《环球邮报》也善于运用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进行平衡报道，体现其报道的真实、公正和客观。例如在《G20峰会计划的困境：以紧缩财政促增长》这篇报道中，记者就利用了多方观点表达了对G20峰会决定紧缩财政政策的看法：
克鲁格曼先生称这一结果“非常令人沮丧”，认为紧缩政策会加剧大萧条，现在的政策制定者有可能将世界置于和现在相同的糟糕状态。
加拿大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玛丽恩指出，美国微不足道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于大萧条时的状况，这表明紧缩政策并不是克鲁格曼先生所认为的威胁。
在2010年6月19日至7月4日，加拿大广播公司关于G20多伦多峰会会议前后的报道共66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从表4可以看出，其中新闻消息共50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75.76%；商业新闻共8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12.12%；专题报道或特稿共6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9.09%；社论或评论共2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3.03%。由此可见，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新闻报道中采用以新闻消息的报道类型为主，以商业新闻、特稿和评论报道类型为辅的方式。
新闻消息具有及时迅速的特点，用概括的叙述方式，比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受众最关心的事实。专题报道或特稿多采用故事性的新闻叙述方式，更能吸引读者，从而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社论或评论能更加鲜明地展现事件的意义，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特稿和评论报道延展了事件的意义层次，它们与新闻消息这种报道类型合理结合，会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全貌，形成张弛有度的事件叙述。
加拿大广播公司采写了大量G20峰会的新闻消息，占总报道数量的75.76%，新闻消息能够迅速及时地更新会议相关的内容，将会议的最新进展展现在受众面前。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还有一些特稿和评论的报道类型，所占比重略少，两种报道类型共占总新闻数量的12.12%，它们丰富了峰会报道的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G20峰会的报道。
表4 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类型
在会前阶段（2010年6月19日至25日），如图6所示，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19%，社会民生议题占59%，政治外交议题占11%，文化科技议题占11%。
图6 加拿大广播公司G20多伦多峰会报道
在会中阶段（2010年6月26日至27日），如图7所示，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12%，社会民生议题占75%，政治外交议题占13%，文化科技议题几乎没有涉及。
图7 加拿大广播公司G20多伦多峰会报道
在会后阶段（201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如图8所示，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10%，社会民生议题占46%，政治外交议题占27%，文化科技议题占17%。
图8 加拿大广播公司G20多伦多峰会报道
总体来看，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比14%，社会民生议题占55%，政治外交议题占19%，文化科技议题占12%。从图9可以看出，社会民生议题占比最大。另外，在此次G20峰会召开期间，多伦多爆发了民众示威游行，并发生了警察和民众的暴力冲突事件。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于这一事件及其后续延伸事件的报道共计26篇，占总报道数量的39.4%。抗议示威是近年来国际大型会议召开时常遇到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对会议的顺利召开造成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并没有避讳报道这一事件，这也说明该媒体注重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
图9 加拿大广播公司G20多伦多峰会报道
下面将举例分析加拿大广播公司对几个重要议题的报道。
（1）经济议题
“聚焦经济的发展”是G20峰会的重要主题，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峰会的报道中，共有10篇文章涉及了这一议题，占总报道量的14%，这也显示出了这家媒体对经济议题的重视。
例1：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周二呼吁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将他们对银行税的改革提议纳入G20峰会的议事日程。该峰会将于6月26日在多伦多召开。
——《法德意欲G20峰会讨论银行税的改革》
例2：
周二在中国宣布允许更大范围的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之后，人民币的币值与周一相比有所回落。周一，人民币币值达到了新高峰。
相较于周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971元，周二午后不久，现货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达到了6.82元。
——《人民币币值较昨天有所回落》
在第一个新闻实例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西方国家对于G20峰会经济议题的关注点，以及它们对此次峰会的态度和希冀。在第二个新闻实例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中国人民币币值的变化情况，这说明加拿大广播公司对中国在G20峰会期间的货币动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注。这两则新闻报道，都引用了较多的数字，以及多方的消息来源，包括官方、专家等的看法，报道立场都较为客观。
（2）社会民生议题
在此次G20峰会召开期间，多伦多爆发了民众示威游行，并发生了警察和民众的暴力冲突事件。加拿大广播公司对此事件也进行了多方报道。
例1：
6月26日晚上，总理和他的妻子劳伦在著名的皇家约克酒店接待了G20的各国领导人及他们的夫人，随后邀请他们参加工作晚宴。
就在离皇家约克酒店不远的几个街区外，这里是路障设置的安全区域。尽管政府投入了10亿美元资金保障峰会区域的安全，数千名警察也随时待命，但是抗议者前不久在这个安全区域焚烧了警车并打碎了商店前面的玻璃。
——《总理接待G20国家元首，游行示威人群在街上》
例2：
多伦多市警察局局长今天表示，警察内部对于周末G20峰会的暴力游行事件进行反省，将会检验执法策略的合理性。
——《多伦多警察回顾G20峰会时期的执法策略》
对于示威游行事件，加拿大广播公司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在《总理接待G20国家元首，游行示威人群在街上》（PM greets G20 leaders amid protests）这篇报道中，加拿大广播公司主要展现了“峰会”和“游行”事件的对比。在《多伦多警察回顾G20峰会时期的执法策略》（Toronto police to review G20 tactics）一文中，加拿大广播公司主要报道了警察对游行事件执法行为的反思。
从表5可见，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多伦多峰会的66篇报道中，政府机构和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共出现67次（约占36.81%），专家学者作为消息来源，共出现41次（约占22.53%）。这两大消息来源共出现108次（约占59.34%），这说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比较注重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中，社会民生方面的新闻议题占了不小比重，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作为消息来源共出现45次（约占24.73%），说明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也是重要的消息来源。
总体来看，加拿大广播公司将各种消息来源相结合，从而能够让报道更显全面、客观、均衡。
表5 加拿大广播公司G20多伦多峰会报道消息来源
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同样采用了多种视角，下文主要从平民、专家和政府三个视角举例分析。
（1）平民视角
加拿大广播公司对游行事件主要是从平民的视角进行报道的。
例1：
一个多伦多的兽医说，周六早上警察闯进他家抓捕反G20的游行者，警察拿枪指着他并给他戴上了手铐。当警察意识到他并没有牵涉到游行事件中时，才释放了他。
——《家被强闯：警察搜捕游行示威者反应过度》
在《家被强闯：警察搜捕游行示威者反应过度》（Family hit by G20 raid say police overreached）这一新闻中，加拿大广播公司以“被误抓的人”的角度来展现警察在搜捕游行示威者方面的反应欠妥。加拿大广播公司从平民的视角出发，以具体的人或事实来加以说明验证。
（2）专家视角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很多评论、经济报道中采用了专家视角，多次引用专家消息来源。
例2：
国际商会向G20峰会强调伪造和偷窃知识产权会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国际商会会长让·罗兹瓦多夫斯基（Jean Rozwadowski）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知识产权受侵和伪造，会造成就业机会流失，这样不利于形成一个全面的全球经济。”
——《商会提醒G20峰会：假的商品有害于经济》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这篇新闻报道中主要引用了国际商会会长让·罗兹瓦多夫斯基这一消息来源，以经济专家的视角介绍了当前加拿大知识产权的保护现状以及知识产权被侵害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这样的专家视角有更大的说服力，利于增强新闻事件报道的专业度和影响力。
（3）政府视角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中也采用了政府的视角，特别是以高级官员为主要消息来源的方式来进行报道。政府视角多为政党媒体所使用，能够体现出权威性，缺点是不够亲民。
例3：
在多伦多峰会的最后阶段，总理史蒂芬·哈珀对G20领导人共同达成的协议表示赞赏。该协议以加拿大为主导，G20的这些工业国家计划在未来的3年内，使自己的财政赤字减半。
星期日，在G20发布了最后的峰会公报后，总理史蒂芬·哈珀接受采访说，他希望加拿大将自己的财政赤字减少一半，并在明年将债务带入稳定的轨道或者使债务逐渐减少。
——《总理赞赏G20峰会制定的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G20峰会会前、会中以及会后阶段的新闻报道中，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了该媒体的一些立场和观点。
（1）G20峰会会前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G20峰会召开之前关注了民众游行示威活动，在《第一轮G20游行活动和平进行》（First Nations’ G20 protest peaceful）一文中，引用了活动组织者的话：“我们国内仍有很多需要解决但未解决的问题，史蒂文·哈珀还谈什么应对海外的发展。”报道称这些游行示威者“强调”（highlight）一些民间诉求和待定案件。这里显示出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倾向游行示威群众，并向政府反映民众诉求的立场。
（2）G20峰会会中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总理接待G20国家元首，游行示威人群在街上》这篇新闻报道中称，“尽管政府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保障峰会区域的安全，数千名警察也随时待命，但是抗议者前不久在这个安全区域焚烧了警车并打碎了商店前面的玻璃”。加拿大广播公司使用了“尽管”（despite）这个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媒体对警察执法策略、政府安保资金运用欠妥的不满。
（3）G20峰会会后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报告：警察殴打了一名报道G20的记者》（Police beat journalist covering G20：report）中引用了大量被殴打的记者的话，如“从这件事情上看，这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夜晚”，并指出被殴打的记者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表现了这家媒体对受害者的同情，也从侧面流露出对警方做法的谴责。
（1）标题
好的标题可以迅速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标题一般用形象生动的词，以精练的语言突出新闻事件中的某一重点或某一方面。以《游行示威群众让多伦多尝到了未来的滋味》（Protesters give Toronto taste of future）为例，该报道使用生动的词语，形象地描绘出了游行示威事件的社会影响、令人担忧的发展图景。
（2）运用数字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经济类的新闻中最常使用数字，以凸显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况及细节。如在《人民币币值较昨天有所回落》（Yuan retreats from Monday’s high）这一新闻中，加拿大广播公司列举出了具体数字，表现人民币币值的详细回落情况。如：“相较于周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971元，周二午后不久，现货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达到了6.82元。”
（3）多运用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十分突出。直接引语的使用既可使行文错落有致，摆脱流水账式的讲述，使报道富有节奏感，同时也增加了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感觉。以《第一轮G20游行活动和平进行》一文为例，游行示威活动者的引语共有6处，其中4处是采用直接引语。
（4）语言风格
本文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文本进行高频词用语分析，主要分析了与“说”相关的词语的使用，参见表6。
表6 加拿大广播公司对G20多伦多峰会报道的高频词语分析（部分）
由表6可知文中共出现466次和“说”有关的词语，其中“say”、“state”、“note”、“add”、“speak”等中性词占比99.57%，尤其是“say”（包含其他形式）占比达到93.13%。“say”是西方新闻写作中的常用词，它表现了媒体的客观中立的立场。“claim”（宣称）的意思是声称某件事情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有反对意见的时候，暗指所说的话不一定对，所以该词有着明显的倾向性。“claim”在新闻文本中仅出现了2次。
在统计的时间段内，《多伦多星报》关于G20多伦多峰会会议前后的报道共计86篇，其中新闻消息共13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15.12%；商业新闻共19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22.09%；专题报道或特稿共23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26.74%；社论或评论共31篇，占总新闻报道数量的36.05%。由此可见，《多伦多星报》在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新闻报道中以评论类和特稿类报道为主。
表7 《多伦多星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类型
在会前阶段（2010年6月19日至25日），如图10所示，在《多伦多星报》对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比30%，社会民生议题占比50%，政治外交议题占比14%，文化科技议题占比6%。
图10 《多伦多星报》G20多伦多峰会报
在会中阶段（2010年6月26日至27日），如图11所示，在《多伦多星报》对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比37%，社会民生议题占比51%，政治外交议题占比5%，文化科技议题占比7%。
图11 《多伦多星报》G20多伦多峰会报
在会后阶段（201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如图12所示，在《多伦多星报》对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比30%，社会民生议题占比50%，政治外交议题占比14%，文化科技议题占比6%。
图12 《多伦多星报》G20多伦多峰会报
总体来看，在《多伦多星报》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中，经济议题占比25%，社会民生议题占比50%，政治外交议题占比9%，文化科技议题占比16%（见图13），社会民生议题占比最大。《多伦多星报》对于示威游行及其后续延伸事件的报道共计52篇，占社会民生议题报道数量的60.5%。
图13 《多伦多星报》G20多伦多峰会报
下面本文将举例分析《多伦多星报》对几个重要议题的报道。
（1）经济议题
“聚焦经济的发展”是G20峰会的重要主题，《多伦多星报》对G20峰会的报道中，共有22篇文章涉及了这一议题，显示出该报对经济议题的重视。
例：
“银行关门，每个人都早早收工，生意不得不停下来。”詹森担心安全问题，估计不会有很多顾客，所以她打算从周四到周日都停止营业。这意味着她将损失15000美元或15%的月营业额。
——《G20峰会最大的输家》
在这个新闻实例中，《多伦多星报》报道了G20峰会对个体户（店家）的具体影响，从侧面反映了G20峰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
（2）社会民生议题
在此次G20峰会召开期间，多伦多爆发了民众示威游行，并发生了警察和民众的暴力冲突事件。《多伦多星报》对此事件也进行了报道。
例：
他们首先冲破了大门，占领了埃索石油公司，接着游行分散了。欢迎来到G20风格的游行示威活动。
周一下午，大约100人短暂占领了埃索石油公司的加油站以及邓达斯和贾维斯的便利店。这是针对G20峰会发起的第一次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
——《第一次游行示威》
从表8中可以看出，《多伦多星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86篇报道中，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作为消息来源共出现115次（约占43.4%），政府机构和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共出现53次（约占20%）。上文提到社会民生方面的新闻议题占50%，这与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的消息来源的比重基本一致。
表8 《多伦多星报》G20多伦多峰会报道消息来源
《多伦多星报》对G20多伦多峰会的报道同样采用了多种视角，下文主要从平民、专家和政府三个视角举例分析。
（1）平民视角
《多伦多星报》对游行事件主要是从平民视角进行报道。
例：
我仍然没有决定是否在这周带上自制的防毒面罩参加游行，我曾在魁北克中过毒气，我记得毒气刺痛我眼睛、灼烧我肺的感觉。但是带着战争武器去游行让我胆寒。我是一个游行示威者，而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我是游行示威者，不是恐怖分子》
在《我是游行示威者，不是恐怖分子》（I am a protester，not a terrorist）这一新闻中，《多伦多星报》主要是从“示威者”的角度即平民视角出发，反映平民的心声。
（2）专家视角
《多伦多星报》在很多评论类报道和商业新闻中采用了专家视角，引用了很多专家或专业媒体机构作为消息来源。
例：
哈珀“已经成为建造人工湖的笑柄，人工湖里面有假的独木舟以及录制的潜鸟的叫声，因为G20峰会的媒体中心就坐落在一个真实湖泊——安大略湖的不远处”，享有国际盛誉的《经济学人》杂志这样报道。
——《PMO坚持认为：G20峰会平均每分钟花费百万美元是值得的》
（3）政府视角
《多伦多星报》的新闻报道中，也采用了政府的视角。
例：
在风能、电力公交和垃圾转换能源之中，渥太华希望G8和G20峰会留下绿色的遗产。
周五，政府表示会尽量减少即将到来的峰会对环境的有害影响。
——《渥太华致力于办成绿色G8和G20峰会》
《多伦多星报》在G20峰会会前、会中以及会后阶段的新闻报道中，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该报的立场和观点。
（1）G20峰会会前
《多伦多星报》在G20峰会召开前关注了“政府筹备会议的资金”问题，在《十亿并不仅仅是个麻木的数字》（Billion not only a numbing number）一文中写道：“十亿，最终不仅仅是个数字。当首相及其朋党都忘记像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一样花每一美元的公共资金的时候，这也是对后果的令人不安的精确衡量。”从中可以看出该报对政府资金使用合理性的质疑。
《游行者和警察进入，市区工人搬出》（As protesters and police move in，downtown workers move out）这篇报道称，一旦G20峰会召开，多伦多就会变成一座“鬼城”（ghost town），从这里的用词可以看出《多伦多星报》对于G20给多伦多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有着消极的看法。
（2）G20峰会会中
《多伦多星报》在《慈善组织在峰会期间受到媒体冷遇》（Charities feeling cut off from media at summit）这篇稿件中提到，慈善组织不被允许召开大型的记者招待会，文中出现很多带有转折意味的连词，如“but”和“although”，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伦多星报》对慈善组织的同情，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3）G20峰会会后
《多伦多星报》在《保护新闻自由》（Protect freedom of the press）这篇社论文章中指出，虽然召开G20峰会需要保证非常安全，但是现在似乎已经“越线”（crossed a line），表达了对警方做法的谴责，表明自己坚持新闻自由的立场。
（1）标题
《多伦多星报》的标题匠心独运，常常言简意赅，抓人眼球。如《十亿并不仅仅是个麻木的数字》、《游行者和警察进入，市区工人搬出》、《从布满恐惧的眼睛看到的城市》（The city，through frightened eyes）等，这些标题使用生动的词语，形象地描绘了G20峰会的社会影响。
（2）运用细节和数字
以《慈善组织在峰会期间受到媒体冷遇》这篇新闻为例，文章指出“慈善组织只有诱使主流媒体经过安全检查后才能接受采访，并且场地非常小，时间必须在20分钟以内”。这些细节表现出政府对慈善组织接受新闻采访的严格要求。
（3）多运用直接引语
以《两个游行者的故事》（A tale of two protests）这篇报道为例，对于游行示威活动者的引语共有18处，其中11处是采用直接引语。
（4）多方消息来源和不同观点是否平衡
新闻报道是否做到了多方消息来源和不同观点的平衡，是衡量一篇报道是否全面客观的重要标准之一。以《中国放弃与美元挂钩，力保人民币弹性》（China kills dollar peg，vows yuan flexibility）一文为例，文章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政策，使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多伦多星报》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多方消息来源，如中国政府、中国银行、美国总统、美国财政部长等，多方面的引语均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从形式上基本保持着客观立场。
综合以上对三家加拿大媒体G20多伦多峰会报道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启示，并提出建议。
第一，在报道大型会议时，应坚持“以受众为本”的新闻导向，多运用平民视角，使会议报道更贴近群众，同时结合政府视角和专家视角进行全方位报道。
第二，选取消息来源时，应注意类型的多元化，以丰富、平衡报道，力求客观公正。
第三，在报道大型会议时，可将关注焦点转向某个特定的事件或关键人物，以小见大，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抽象的议题，增加趣味性。
第四，如果在大型会议召开期间出现了抗议示威等突发事件，要掌握好报道此类事件的分寸，稍有不慎，就会对会议的顺利召开造成影响，但是也不应完全避讳报道，在反映游行示威人群等普通民众的心声的同时，也要注重维护国家形象。
A Study on Canadian Media’s Coverage of G20 Toronto Summit
LIU Ying，BI Congcong and WANG Xiaoxua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verage of three Canadian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on the G20 Toronto Summit held in June 2010 in Canada. The selected media include The Global and Mail，CBC and The Toronto Star . Tex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adopted in the paper.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the reports of the three media outlets are concentrated on almost the same news events；the sources of news are similar；and each media has different reporting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its own positioning.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how to better organize a large-scale coverage on a major event.
Keywords： G20 Toronto Summit；Canadian Media；Media’s Coverage
[1] Les Whittington and Bruce Campion-Smith，G20 set to tackle sharp differences over economic policy， Toronto Star ，June 25，2010，https：//www.thestar.com/news/gta/g20/2010/06/25/g20_set_to_tackle_sharp_differences_over_economic_polic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