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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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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业务外包是指企业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将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
企业组织业务外包服务主要出于三个目的。一是降低业务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集聚效应，其发展趋向于规模经济，承包方在资源、设备、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外包服务相对专业化。二是提升竞争力，一种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诸多环节是一个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必须和其他部门单位合作和取得支持，企业资源的有效性促使企业开展外包服务，但同时也需要集中精力，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优势产品。三是分散经营风险，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快，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今，产品的更新换代频率非常快，这就要求企业及时追踪，把握市场需求动向。然而企业自身能力有限，要想适应市场环境的千变万化，必须调整生产结构，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以降低风险，提高经营的灵活性。
企业外包服务是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对生产环节中产品价值增值的正确把握。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环节在外包服务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人们熟知的耐克、惠普、苹果等一些知名公司，都是通过外包加工而成长起来的。外包服务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从而对就业产生拉动作用，因此说外包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就业能力的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进步，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中剥离。分工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专业劳动部门人数或组织的增加，生产链和经济服务网络更加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属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对就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分工专业化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中解脱，向服务业转移。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成本更低，效益更高，因此制造业就业人数会明显下降，大量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就业结构优化。二是专业化分工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扩张，引致需求增加。所谓引致需求是指厂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又叫派生需求，它是厂商为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为了厂商自己的消费。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市场化的深入和我国各经济部门联系的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需求逐渐扩大，但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并没有达到社会各部门生产发展的要求。因此，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的内在潜力，使供求达到有效均衡，将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高。
基于以上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的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较为复杂，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体制机制、市场化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规模、专业化分工程度的高低。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总体衡量，既包括总量上的大小、发展速度的快慢，还蕴含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层次的高低。生产性服务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作为市场化的中间投入，与其他产业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依据市场经济理论，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只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情况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潜力才能得以挖掘。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则是由各主要产业的产出、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决定。
第一，来自制造业的影响。工业的发展一般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展。新的工业发展阶段催生出新的生产性服务行业，而新生的生产性服务分工又反过来作用于工业生产，这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中。欠发达地区制造业大多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缺乏专业的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的支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潜在的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没有有效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必受到阻碍。
第二，来自农业、服务业方面的影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大多采用分散的个体经营模式，并未形成规模效应。农业生产的过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基本上采用自给模式，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在生产方式上，对科技设备、科学知识的运用依然不足，这与农民的自身素质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大部分农业人手处于初中及以下的知识水平，既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影响了农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服务业自身也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国内外经验数据表明，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占生产性服务业总需求的三分之一左右。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之所以受政策因素的影响，是由其本身的产业特点决定的。作为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高溢出效应的产业，该领域的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孕育和保护。发达国家意识到这一点，都是通过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以促进有效竞争，设立产业扶持政策等。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自然特性，诸如电信、民航、运输、电力等领域都具有垄断性质，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这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造成的影响，从体制机制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管制限制了投资主体的进入，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政府的垄断经营使得民间资本难以平等地进入这些领域，这显然对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造成了限制；二是政企合一现象普遍，体制不活容易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过多的政府干预使得服务外包严重不足，生产性服务业中新兴行业市场化程度难以提高，造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生产率水平低，抑制了生产服务的供给；三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无法形成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法制环境，法律层面缺乏可操作性制约了产业向更高级化方向发展。
本书主要从企业外包服务、专业化分工和引致需求三个方面来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因，这对市场竞争环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公平竞争、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诚信环境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目前的外部大环境来看，市场秩序混乱，外包行业制度不规范、社会信用缺失等因素，使得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交易成本提高，向更高层次发展举步维艰。徐学军（2008）通过调研发现，恶性竞争、信用体制缺乏、市场交易标准不明晰、不规范是造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程度低、结构低度化的主要原因。杨玉英（2008）在浙江温岭对当地物流服务企业调研显示，个别企业由于缺少自律规范，客户托运贵重物品时，常发生员工携款潜逃、贵重物品损坏理赔等现象，这些恶性行为严重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只有人口集聚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对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从而拉动供给。城市是资源、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也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的规模直接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尤其是为高附加值部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契机。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生活在城镇的人口约为1.7亿。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4.77%，有将近7.5亿人生活在城镇（见表5-1）。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得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也带来了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我国城市化率与GDP以及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3和0.94。
表5-1 2011～2014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依托高知识水平和高技术人才。无论是从国际视角还是国内视角来看，高素质人才通常流向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地区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企业竞争力严重不足，落后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陷入恶性循环。
2013年河南省科研和技术服务单位的区域分布中超过1/3的科研单位集中在郑州，形成这样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省会城市汇聚了绝大部分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等，这也与政策的支持、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可分割。郑州、洛阳、南阳等市通信、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是信息技术开发的必要条件，因此完备的基础设施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现代化信息使得部分服务的储备和运输成为可能，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此外，技术创新的关键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科技信息人才、金融保险人才、商务服务人才等，他们承担着生产知识、创新知识的重要功能。科研技术机构的主体由院校、研究所、大型企业和政府构成，“产学研”结合的良好机制使得知识资源得以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反之则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层次的提高，因而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