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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占威海卫之后，英国政府各部门对威海卫的未来战略定位，发表过不同的看法。1898年4月12日军事情报部门总管（the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约翰·阿尔达上校（Colonel Sir John Ardagh）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备忘录从“租借地的缺陷”“获取威海卫的目的”“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工事、装备和营房”“海军设施”“行政管理”六方面对这块新租借地的管理做了详细的规划。他认为，在威海卫建立一个加固的海军基地将会有效地制衡俄、德两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他说，只要英国舰队在中国海域比潜在的任何敌人的联合占有数量优势，加固基地在面对海军袭击时就是安全的。这样，威海卫“将不会面临大规模暴露在敌人舰队或海路攻击或炮击下的严重威胁”。关于租借地的驻防，他建议在刘公岛上安排1500人，其中的精锐500人是英国士兵，另外印度兵和中国本地士兵各500人。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在租借地的驻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1898年10月11日，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致电驻华公使窦纳乐，询问他“是否反对陆军部立即派一名军官前往香港，为威海卫招募一营中国士兵？” [16] 得到窦纳乐回复称对这一建议“没有人提出异议”之后， [17] 12月15日，索尔兹伯里致电窦纳乐称，“已指令现在香港的包尔少校，在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和士官，然后去威海卫，在租借地内征募士兵，以供该地区拟成立的一营军队所需”。 [18] 在殖民地、租借地招募当地人成立军队，向来是英国的殖民政策，军队招募和训练工作由殖民防御委员会负责。
殖民防御委员会自从1880年代末期成立以来，就习惯于更多地关心帝国防御的程序和组织问题，而不关心更宽泛的战略问题。在威海卫一事上也不例外。殖民防御委员会没有关注防御工事的问题，反而审查了戍守兵力的强弱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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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建议在中国南方说粤语的地方招募6个中国步兵连，在威海卫接受训练，与两个英国步兵连合组。计划中的卫戍部队的总人数将会略多于九百人。
这一建议遭到了陆军部的抵制，陆军部在整个1890年代都试图绕开委员会，他们现在希望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在随后发生的白厅部门间的竞争中，陆军部得到了海军部的支持。
两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决定在刘公岛建立一个海军部控制的海军仓库，岛上的其他东西由陆军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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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1899年10月1日，冈特将威海卫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陆军部的铎沃德（Arthur Robert Ford Dorward），铎沃德正式担任威海卫军政长官（Military Commissioner，Wei-hai-Wei）。 [21] 同时，他给西摩尔写信，建议由冈特担任“兵营地方官”（Cantonment Magistrate）一职，以管理“刘公岛事务和陆地上威海卫附近的海军和陆军设备”。 [22] 1899年底或1900年初，西摩尔同意了这一提议。 [23] 在两人交接时，冈特将威海卫的行政和军事管理开支详情交接给铎沃德，10月份，铎沃德将威海卫行政和军事管理的每一笔开支都向陆军次官做了详细汇报。 [24]
陆军部管理威海卫时期，完成了对威海卫的勘界，作为军政长官的铎沃德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项重要权力——直接与山东巡抚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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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陆军部在威海卫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组建了华勇营，人数在一千人左右。陆军部在威海卫实行军事化统治，与当地百姓和中国官员发生了较多的矛盾。
这也成为威海卫流转到殖民部的原因之一。具有丰富殖民统治经验的殖民部官员，更善于处理与当地百姓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
其实早在1898年6月份，军事情报部门主管阿尔达就确信“不管目前威海卫暂时归哪一部门管辖，它迟早将会归殖民部管理”。 [26] 1900年1月4日，陆军部致信殖民部，将铎沃德所汇报的威海卫各项开支告知，并询问殖民大臣张伯伦是否同意接管威海卫的行政管理。 [27] 7日，殖民部复信称，“政府已经决定将威海卫的行政管理归殖民部”，同时殖民部希望陆军部能指派熟悉威海卫情况的人，与殖民部一起商量威海卫的未来管理。 [28] 同日，殖民部致信外交部、海军部，通报已经决定将威海卫的行政管理权尽快移交给殖民部。 [29]
殖民部同意接收威海卫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调查该租借地。陆军部应殖民部之请，向其推荐了负责威海卫调查的路易斯上校。1900年3月9日，路易斯向殖民部提交了一份威海卫备忘录。 [30] 3月14日，殖民部指派在马来亚政府的马来亚事务大臣、拥有丰富殖民管理经验的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前往威海卫，“以考虑和报告该地的治理”。 [31] 陆军部也将其掌握的信息转交给殖民部。 [32]
在瑞天咸的调查报告出台之前，殖民部虽然同意了接管威海卫，但实际事务仍由陆军部负责。1900年5月份，英国人面临接管威海卫以来的最大危机：勘界纠纷。当时由铎沃德和华勇营军官负责处理。其实陆军部对威海卫并无指示，基本上都是威海卫长官拥有决策权，事后向陆军部报告。作为陆军部国务秘书的布罗德里克（St John Brodrick）承认：对威海卫，陆军部“没有任何政策；海军部和殖民部也都没有”。 [33] 殖民部接管之后，很多事情需要殖民部决策。然而，因为瑞天咸的报告并未出台，所以，面对陆军部提出的冈特中校担任“兵营地方官”、 [34] 海军部提出的在海港入口安装航灯、 [35] 外交部提出的驻威帮助处理事务的外交人员薪水从威海卫管理经费中支出 [36] 等要求，殖民部的答复都是“等瑞天咸的报告出台、威海卫的管理确定之后”再解决。 [37] 7月16日，瑞天咸上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对威海卫的概况、管理预算、未来前景等诸方面做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并提议将英镑作为威海卫的合法流通货币，修订《威海卫法令》作为宪法性质的威海卫管理基本法。 [38] 随后，殖民部将这一报告送至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 [39]
1900年12月，殖民部和陆军部商量管理权移交问题。12月18日，殖民部致信陆军部，请其致电铎沃德，“从明年1月1日起，威海卫的行政管理正式移交殖民部，从那天起，你需要将所有事情直接向殖民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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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01年1月1日，租借地被移交给殖民部进行民政管理。
7月24日，《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颁布实施。9月4日，“根据《1901枢密院威海卫法令》，国王很高兴地任命铎沃德爵士担任威海卫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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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02年1月20日陆军部、海军部、殖民部、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召开之前，殖民部在威海卫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对威海卫的防御和未来做出规划。
自从1898年租占威海卫以来，远东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899年英俄协定签署，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联军驻扎天津，1902年英日同盟马上要达成。与1897～1898年远东危机时各国的紧张气氛不同，此时列强在华更多的是采取合作态势。
除了远东形势的变化，还有英国财政负担的加重。当时英国陷于与法俄的军备竞赛，在南非战争和中国义和团战争中的开支也不断增长，所以海军部和陆军部都深受财政问题的困扰，他们都希望放弃对威海卫的义务。当初租占威海卫是将其作为海军要塞，可新任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Lord Selborne）的观点却是：
我们想要的是更多船只，已经花在砖头、灰泥、陆地要塞上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更多的船只上，而不是不必要的糟蹋。每一处距离我们这个国家成千成万英里的要塞都是恶魔，通常是必需的恶魔，但是应该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42]
显然，在伯爵眼中，威海卫这样的要塞就是“恶魔”。因此，当1902年英日结盟、香港成为一个可靠的强化基地之后，伯爵直言，威海卫在海军战略中不重要，是浪费的。因为中国舰队的开支大大超出了海军部的预算比例，威海卫成为海军部愿意放弃的一个财政麻烦。 [43] 他们很高兴在1901年将其转给殖民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威海卫的未来防御似乎命运已定。支持对威海卫进行工事加固和大规模驻守的仍然是中国舰队，中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及其继任者布里奇上将（Admiral Sir Cyprian Bridge）都持有这一观点。布里奇认为，考虑到将来中国发生任何冲突时，威海卫与可能采取行动的地点位置相近，因此建立“一支有相当数量的戍守部队是完全必要的”，他敦促海军部考虑修建一些工事，以便创建一个防卫完备的抛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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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反对意见相比，这一意见的声音太过微弱。新任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便不同意这一意见，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舰队的开支大大超出了海军部的预算比例，威海卫是个财政负担。陆军部也认为不该加固威海卫，曾坦承各部门对威海卫都无明确政策的陆军部国务秘书布罗德里克就说，威海卫只需保持“海军飞地……以便在与中国或其他没有海军的国家作战时使用”。万一与拥有海军的国家发生了战争，就将威海卫放弃。戍守部队削减到3个步兵连，足以执行海军仓库和医院的放哨职责。此外，他还下令停止威海卫防御工事的所有工程。
更有甚者，宣称不应该在威海卫投入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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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10日，海军部、陆军部、殖民部对威海卫的防御进行会商，讨论结果是：“第一，刘公岛现在不需要任何防御部队；第二，维护岛上和陆上治安的责任在殖民部；第三，在殖民部组织起维持治安的当地力量之前，陆军部应在未来12个月保持不少于300人的兵力，但一旦上述治安力量组织完毕，威海卫将不再需要任何军队；第四，陆军部的土地和建筑都转交给殖民部。”
陆军部占有的土地和建筑将移交给新的行政长官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他将在1902年5月3日正式上任。
对海军部而言，他们赞同对威海卫未来的建议，也就是说英国应该保留它，但并不需要在该岛出于防御目的的卫戍。也就是说，海军部可以不作为威海卫的管理主体，但是只要英国人仍在那里，他们仍然有责任防御威海卫。不过，将威海卫加固成军港的需要完全不存在了。
这次会议标志着将威海卫变为合适的海军基地的计划全部泡汤。对此，有人评论说，“我们已犯了错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超过两年）决定这儿不适合海军用途”。
如果说，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同时向德国保证不修建铁路，基本扼杀了威海卫成为经济中心的可能性。那么这次联席会议最终决定了威海卫的命运。陆军部停止在威海卫修建工事和海军部关于一旦开战就立刻放弃威海卫的决定，意味着威海卫的价值大大降低。现在，把威海卫当成是对抗俄国的“战略地点”是一个幻想；它距离北京太远，将其看成“就英国利益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据点”也不现实。如果俄国威胁中国的完整，威海卫与北京间的遥远距离减弱了英国与日本联合舰队游行示威对俄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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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威海卫助理行政管理专员赫尔（George Thompson Hare）所言，威海卫或许将成为“欢迎中国舰队避暑的口岸、是一个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在炎热的夏天的两三个月中前来休闲的口岸”，此外，将是“国库的一个小负担”。因此他建议将此地作为一个海军休养所，并将管理开支缩减到最小，以便英国威海卫管理公署自给。
威海卫，最终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
在英国租占威海卫的最初3年里，不管是海军部、陆军部还是殖民部，对威海卫的未来和战略定位都没有详细的政策。
威海卫很平静，但档案里的威海卫乱成一团。
威海卫的平静反映出远东局势的稳定，这种稳定在于英俄协定的签订、庚子之后英国在华北的驻军以及1902年英日同盟的签订。
档案里威海卫此时的混乱表明了英国政府在1898年租占威海卫时的被动。形势的变化和对威海卫前途的不明朗，更反映出英国政府面对列强竞争时代来临的准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