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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德国占领胶州，掀起列强在中国北方“争夺海军基地”的序幕。 [2] 随后，俄国租占旅顺。英国在尝试将以上两口辟为商埠无果后，以“列强在北直隶湾的均势原则被打破”为由，租占威海卫作为“抗衡”。 [3] 尽管占领决定“并不是海军圈做出的”， [4] 但英国政府选择威海卫是因为它是中国北方仅剩的能与胶州、旅顺抗衡的军港。英国政府看重的是其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力，因此，租占之后的交接和占领均由海军部完成。
租占威海卫的谈判结束后，1898年5月11日，英国负责远东外交的外交部副大臣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致信海军部，称：“驻日公使说日本很可能在5月最后一周就能撤离完毕，最晚不会迟于6月3日。威海卫将会移交给中国的交收委员。如果你能将远东舰队关于从中国政府手中接收威海卫的安排告知索尔兹伯里侯爵，他将会非常高兴。” [5] 对此，海军部回应称“5月9日已给西摩尔中将发电，做出指示”，同时附上了该电。 [6] 该电称：
中国已将最后一笔战争赔款支付给日本，预计日本将在本月底撤离威海卫，至时你可带上所需舰船前往，从中国交收委员手中接收威海卫。
同时，你可与驻华公使安排接收方式，包括任命从中方接收租借地的官员、安排这些官员的赴威交通，以及设计接收仪式。在运送日军的舰船驶离威海卫之前，最好不要有任何行动。直接与中国交涉。公使很可能会确认是否需要与日本政府交涉。 [7]
由此可知，接收威海卫的任务由海军部负责、由中国舰队与驻华公使协议处理。该电中，海军部明确指示西摩尔带船前往威海卫，接收该租借地。西摩尔，1852年加入皇家海军，后加入中国舰队，曾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1897～1901年任中国舰队总司令。其最广为人知的行动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进犯北京，遭重创（西方将这次行动称为“Seymour Expedition”）。
西摩尔和窦纳乐商量之后，任命了“Narcissus”号舰长庆郝（Captain King Hall）和烟台领事金璋（Hopkins）作为接收委员，于5月24日从中方接收委员处接收威海卫。 [8] 此时，英方还并未明确由谁负责威海卫的管辖问题。不过，根据西摩尔的信件发出地可知当时他驻在威海卫，相应事务的最终决定应由他决定。
接收威海卫之后，英国军舰停在威海卫海湾内，舰队人员驻扎在刘公岛，禁止登陆。为宣示英国人对威海卫陆上的拥有权，6月份，由军乐队开道，800名英国水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拉着两门野战炮，在威海卫城附近的村庄转了一圈，以显示其武力的优越性。随后就回到刘公岛上。 [9]
在指示西摩尔接收威海卫的同时，海军部和陆军部开展了对威海卫的调查。5月13日，海军部致信西摩尔，称迨海军部所派“Waterwitch”号抵达之后，归其管辖。该舰主要任务是“调查海湾及其附近的水文测量”，“该调查是与陆军部官员合作进行的，他们将由陆军部选派，从陆军观点调查和勘测租借地”。海军部希望西摩尔能够“挑选能力和智力俱佳之人”，对“陆地和岛上的防御工事情况、原来的工事和储煤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就“目前状况下威海卫用作海军基地的价值、如何能尽快提升、最可能受到攻击之处、怎样防御能最好保护该港”等问题做出报告。 [10] 同时，陆军部要求军事调查团（Military Survey Party）完成以下调查：“使政府能够确定租借地的边界，包括势力范围和实际占领区；使海军部能够对留给海军工事的用地做出估计；使陆军和海军当局能明白哪些是保护该军港的必需防御”等。 [11] 6月3日，调查团一行8人启程，包括皇家工程部队的2名军官和6名士官和工兵。25日，陆军部告知外交部“调查人员预计7月9日抵达香港，已请海军部把他们从香港运送到威海卫”。 [12] 调查团的负责人是路易斯上校（Colonel O.F.Lewis），他是英国的军事防御专家。
西摩尔和路易斯的调查报告分别于6月和9月出台。西摩尔很看好威海卫的战略潜力，向海军部提出三个方案：其一，最庞大的计划，“以大量海军设施和相应要塞全面加固刘公岛和陆地”；其二，中等规模的计划，“加固陆上并且修建适宜水域和船厂”；其三，最有限的解决，“仅仅整修现有建筑和设施，驻防部队不超过150人”。
9月份，他提出威海卫在战时有战略价值，“必须进行充分加固，以能在一小段时期（或许是几周）内抵抗突然的舰队攻击”，应该把它建成“实用的海军基地，可以抵御舰队的袭击”，当然他承认建设威海卫的前提是英国保有在中国海域的主导权，如果英国丧失了这一优势，“我们对威海卫进行孤立地占有，将不会有什么回报”。
路易斯的调查结论却认为威海卫在战争时期对俄国的制衡“没有价值”。他建议将防御计划降低为海军设施的防御：即以刘公岛为中心，防御该岛及其背风处的海域不受军舰袭击。这将通过在海湾入口建立防浪堤而实现——这也是抵抗炮舰和鱼雷的有效手段，装备电子岗哨、探照灯和12门12磅的速射炮，6座炮台和20处机关炮炮位，足够防护海军设置。陆地上不需要任何防御工事。所有的戍守部队，包括步兵营、炮兵连和皇家工程部队的一部分，不必多于1000人。
两份报告的意见并不一致。中国舰队希望强化英国在中国海域的力量，他们强调建设威海卫，显然对中国舰队有利。对路易斯来说，他认为一个在北方的孤立据点无法对抗俄国，也是实情。不过，报告上交之后，英国内阁并未立刻进行讨论。
在调查期间，1898年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签署，英国管辖威海卫在法理上已无障碍。7日，窦纳乐致信西摩尔，建议在威海卫成立临时政府，由“一位海军官员担任租借地的临时行政长官，由舰队司令任命并对其负责，这一临时行政长官在与中方交涉时应有较大的权限，应在具体事务商谈中享有完全自由裁量权”，领事金璋可以返回烟台。 [13] 对此，西摩尔表示赞同，不过他同时强调需要“就这里的事情，随时向领事咨询，如果刘公岛有什么突发事件迫切需要他的帮助，他应该根据刘公岛海军军官的要求，亲自前来”。 [14] 窦纳乐的提议与西摩尔的答复，决定了接下来一年多威海卫的管理形式，即由中国舰队任命一位海军官员担任临时行政长官。
根据目前的资料，大致可以确定西摩尔任命的“委员和管理者”（Commissioner and Administrator）是冈特中校（E.T.A.Gaunt），他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中校，当时在中国舰队服役。关于他担任此职是否有任命文件，目前笔者尚未发现资料，他一直担任此职至1899年10月1日。在这一期间，能够发现他作为租借地长官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勘界问题上的来往信件。
尽管海军部认为该基地的位置“就好像是处在敌国的一个有利位置一样”，很有价值，
但从1898年7月到1899年9月，海军部在威海卫做的事情并不多，其中有记录的只有海道疏浚工程。
甚至连“海军部一直关注的威海卫电报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香港和威海卫之间仍然没有电报线路。
海军部在威海卫的安静引起了国内议员的不满。1899年2月，有议员就威海卫事发出质询，称“想知道政府是否已经收到派往威海卫的军官的调查报告，是否能够就此给出一些信息，尤其是政府是否提议加固或防卫该口岸，政府是否打算与议会协商所有处理威海卫决策的计划”。对此，海军大臣回应说：“报告已经收到。该岛的防御和必要的驻军问题就在眼前，做出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需要某种形式的必要财政支出，所以政府的提议肯定会提交到议院，在海军预算中也会包括一些威海卫的条款。”
这是比较明显的官方语言。
就这样，无论是威海卫的管理，还是威海卫在远东的未来战略角色问题，都悬而未决。英国租占威海卫已经一年有余，边界尚未勘定，管辖更是无从说起，租借地内百姓的赋税仍然交给中国官员。至于威海卫的未来，尽管在报刊中和议会里能够不时听到各种讨论：1898～1899年远东形势下的威海卫，在时人看来“并不是一个重建的堡垒，也不是一门安装好的火炮”，也称不上一个“二流的海军基地”，而是“较浅的海湾尽头的一个悲惨的、颓坏的、六流的小城”；因为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可以“变成天堂、疗养院和强化的港湾”。 [15] 然而，关于威海卫的定位，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指示，也无实际举动。
威海卫安静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安静反映了1899年远东事务的相对平静。对英国来说，这一平静源于正在谈判、马上签署的英俄协定。英俄协定名义上是对中国铁路范围的划分，实际上是英、俄两国对各自势力范围的认可。双方达成和解有助于安定中国的形势。
1899年4月19日，索尔兹伯里侯爵公开说：“我们同俄国政府达成了满意的协定。我希望协定起良好的作用；我不愿意大谈特谈协定能够带来怎样广泛的成果，但是，鉴于最近五十年来我们和这个伟大帝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关系，现在能够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我认为是值得庆贺的，我有几分把握认为，这个协定必能防止我们今后在利益和目的方面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
英俄达成协议之后，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骤降，英国政府如何定义威海卫在英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显得不再迫切。威海卫的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