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的意见分歧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前，国内就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内阁中表现为“威海卫派”和“反对威海卫派”的争论。租占威海卫的决定出台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和社会舆论对这一决议的议论颇多，赞誉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为其未来发展者出谋划策者亦有之。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有人作诗如下：

沙文主义者为你的胜利欢呼，

爱抱怨的人也停止了哭泣；

东方人被西方人征服了，

我们占领了威海卫。

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

但我们没有理由

感受不到

占领威海卫的英勇热情。

乔治寇松曾到过那里，

他动作敏捷，

宣称必须得到它——

我们必须得到威海卫。

德国和俄国的舰队，哈哈！

谁在乎你们？小苍蝇。

鄙视你们那战争式的表演，

我们在威海卫很安全。

——Sir Wilfrid Lawson，1898年复活节 ^[1]

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了对英国占领威海卫的欣喜，同时也表达了对德国和俄国的不满。显然，这位作者支持占领威海卫。不管他属于哪一政治派别，出于何种政治考虑，其观点有多大的代表性，不可否认的是，其乐观情绪显而易见。持有乐观情绪的还有教会方面的人士。如查尔斯·斯科特（Charles Scott）就认为政府的做法有利于他们在中国传教，这会使他们的布道事业取得好的结果。 ^[2]

对占领威海卫持赞赏态度的还有以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为代表的英国商人。远东危机中，商界担心的是英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在日益丧失”，3月25日，也就是窦纳乐得到租占威海卫命令的当天，在上海的英商向中国协会发电报，称“鉴于俄国的要求得到了允许，即允许在旅顺口设防和俄国人建筑铁路，中国是完全不能遵守条约的。除非大不列颠立即出面干涉，（它的）势力和威望便将完全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协会内部大多数人对政府占领威海卫的行动非常支持。中国协会内部认为：占领威海卫就意味着“恢复我们在北京的威望”，而且并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赞同政府的行为，认为“租借威海卫是一个明智的行动，目的在于重新建立英国的威望”。

反对者亦有之。在租占威海卫之时，伦敦的政治反对派就嘲笑租借地是“Wee-hy-Wee”，“Wee-ah-Wee”或者“Why-oh-Why”，意在质疑为何要租占威海卫。 ^[3] 中国通、前香港总督德辅爵士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借着占领威海卫而实行的均势政策，是一个‘失败的纪念碑’。关于这件事，已经太晚而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们不反对俄国占有旅顺口，那么最好根本不用反对。不打算以武力来支持的那种反对，最好不必提出’。” 另外，海军部的詹姆斯·布鲁士（James Bruce）少将在1899年冬接任了中国北方海域的指挥官后，也坚持认为“占领威海卫是一个错误，他们犯了判断错误的罪责，需要对此负责”。 ^[4]

前任殖民地防御委员会秘书和帝国防御委员会秘书、日后担任伍尔维奇皇家兵工厂（Royal Arsenal Woolwich）主管的克拉克上校（Colonel G.S.Clarke）以军人“MILES”为笔名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发文，认为在威海卫修建防御工事意味着大量的工程；保卫这一要塞需要大概一万名士兵驻防。至于制衡德俄之说，鉴于俄国和德国能够带动租借地的内陆地区，而英国在威海卫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威海卫抗衡旅顺港的想法是完全无用的。即便英国也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很强大，事实无情地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华北的决定力量。威海卫将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开支和帝国的弱点。今天的步骤只能是我们无力面对现实的另一个例子，我们想要抓住影子，却忽视了实际利益。毫无疑问，挽回颜面的做法导致了可笑的结果，不止对中国，在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如此”。 ^[5] 一周后，他再次发文，反对汉密尔顿（Sir V.Hamilton）所说的威海卫能够“很容易改造成一个初级基地”。他重申：“作为一个如此孤立和暴露的地方，除非有一支舰队长期呆在华北海域，否则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大批驻军才能守住此地。如果威海卫只被用作短暂出现在北直隶湾的一支舰队的临时口岸，那就不必去说对旅顺的对抗，除非国家荣誉要求所有英国租借地抵抗。否则，威海卫很可能只是提供了一块危险的磁石，吸引着它自己，并吸引我们在并不重要的地方保持海军力量，削弱了我们在至关重要的地方的力量。” ^[6] 一年后，他又一次发声，强调“某个阶层非常热衷的‘一个要塞制衡另一个要塞的理论’‘是没有依据的’”，认为占领威海卫就是“这一理论最赤裸裸的表现”。 ^[7] 对于MILES的意见，《泰晤士报》有文章指出：“如果说租占威海卫是最近中英谈判的唯一成果，这种观点很可能来自反对派议员”；对于威海卫需要一万名士兵，将会成为帝国军防的巨大开支这些反对租占威海卫的说法，该文认为：“如果能证明租占威海卫仅仅是一项宏大特权的一部分，这些反对将会无力得多。” ^[8]

也有些部门和个人在威海卫租占前后，改变了对威海卫的认识，海军部是其中的代表。通过尼什的研究可知，在租占威海卫之前，“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威海卫都是不顾海军的观点而占领的”，因为“海军司令和海军部都不愿把威海卫作为一个砝码”。 ^[9]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军部不认同威海卫的战略价值。海军部的担心在于：

威海卫是一个很大的开放海湾，缺点是大部区域对战舰来说太浅。另外，北风能从入口处吹进海湾，在冬天这会频繁发生。然而，海湾入口处的岛屿提供了一些面对洋面的保护，却也只适合有限船只抛锚，也就是说，3艘战舰，3艘大型驱逐舰和一些吃水不超过18英尺的船只。 ^[10]

在他们看来，威海卫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存储地、维修地和海军士兵的疗养胜地，但是军事条件上，威海卫无法与旅顺港抗衡。

英国海军真正占领威海卫之后，海军方面对威海卫的认识更为客观。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其1899年的远东之行中盛赞威海卫，将其描述成英国在中国海增强海军力量的重要所得。此前认为占领威海卫毫无价值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少将最终也高度评价了这一港湾。此外，曾公开宣称个人对此地不感兴趣、海军也不会高度评价威海卫战略价值的西摩尔上将（Admiral Seymour），后来在自传中承认说：在他到过威海卫之后，“发现威海卫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海军作战指挥部、海军兵站、军事仓库、医院和疗养院的巨大价值”。 ^[11] 据此可知，即便是海军部官员，在没有实地抵达威海卫考察之前，对威海卫战略价值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其实，直至英国正式占领威海卫之时，海军部对威海卫的情况也并未了解多少，整个海军部甚至没有一张威海卫的最新海图。

鉴于有些议员和报纸在威海卫问题上的激烈言论，在4月29日的下议院会议上，贝尔福（Balfour）为内阁的行为做了辩护。有言论说，占领威海卫的面积太小，占领时间也太晚。对此，贝尔福回应道，英国租占之后，对和平时期的北京来说，它具有外交价值；对战时北京来说，它具有战略价值。有人指责英国正在放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以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作为德国默认英国租占威海卫的条件），贝尔福解释说，“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一种正当权利。关于给予德国的保证，他表示：自从以单纯军事目的占领威海卫以来，给德国的保证就变成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了。同时，他也坦承租借地将会展现和平时期“我们在北京外交上的最大价值”，并且除了“一个二流的海军基地”，它不可能提供更多。 ^[12]

其实，在租占威海卫之后，无论在政府，还是在舆论界，相较于租占威海卫的对错来说，讨论更多的是威海卫的战略价值和未来发展。

6月20日，《泰晤士报》刊发了一位署名“NAVALIS”的文章，该文从财政方面表达了对威海卫发展前景的不乐观。文章称：“威海卫的位置这一问题在帝国的防御体系中，如果能称得上体系的话，似乎非常重要。但有些奇怪的事实是，直到北京政府殷勤地暗示说威海卫适合我们占领之前，没有人关注到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口岸’。……从政治方面来说，把威海卫建设成另一个直布罗陀，我只能说，花的钱越多，建设得越完备，潜在的敌人就越多，敌人必然就越高兴。……我真诚地希望没有任何资金花在威海卫的防御上，这样政府在将来就不会放弃其支持专家制定政策的功能。” ^[13]

在华英商注意到了威海卫不会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天津某洋行主”认为“威海虽不及旅顺，然于英水师大有益处，将来可与高丽商务，复从前与高丽交易之事，此地夙为沙船萃集之所，与高丽济物浦往来，直达汉江，除此利益外，实不逮天津”。他建议在威海卫“吾英只可作军港，然大可推广烟台商务。人或问威海通商，与邻近商埠是否相关，曰，天津、牛庄并不相关，烟台虽近，亦不相关，如日后烟台更变，此系后事，本难预料，但以山东产煤观之，实近烟台，不近威海也”。

海军方面的建议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泰晤士报》刊登了对皇家工程部队的路易斯（J.F.Lewis）上校的采访。路易斯在夏天被派往威海卫进行调查，并向海军部汇报了威海卫的情况，包括该地的战略价值、港口条件、建筑和防御、风土人情、气候环境，等等。他在采访中说：“我的报告是机密性的，我不能透露关于威海卫未来可能性的细节，但是我可以说，曾到过那里的人普遍认为，不管从海军还是陆军观点来看，威海卫非常特殊，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战略价值。”他对舆论质疑“政府自从租占威海卫以来，并无任何举动”做出了回应，称“在占领后不长时间内，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以为该地的更好发展做准备。海军部已经准备了新的海图，陆地上的调查也推进顺利”。他指出刘公岛能够很好地保护港口不受台风侵袭，“大型战舰根本不受影响，小船尽管有些摇晃，但是没有损失。一旦做出决定，威海卫将会矗立起很多必要的建筑和一所造船厂”。他还提到可能会在当地建立华勇营，但是说“目前一切都未决定，但如果想要坚守威海卫，显然需要一支带有些欧洲色彩的部队。但不管是这件事还是威海卫的管理问题，都还没有确定”。 ^[14]

他并未公开谈论的内容更为重要。在报告中他认为，战争时期威海卫作为对俄国的制衡“没有价值”，因此建议将防御计划降低为海军设施的防御。即以刘公岛为中心，防御该岛及其背风处的海域不受军舰袭击。他提议“在海湾入口建立防浪堤”，装备电子岗哨、探照灯和12门12磅的速射炮，6座炮台和20处机关炮炮位——这足够防护海军设置；至于陆地上，则不需要任何防御工事，所有的戍守部队，包括步兵营、炮兵连和皇家工程兵的一部分，无须多于1000人。 对此，一位长期在中国舰队服役的海军军官约克（R.S.Yorke）回应称：“建立必要的防浪堤将会大大增加将该港变成合适的海军基地的开支”，考虑到俄国在亚洲的陆上优势，威海卫永远不会成为“在北京还原外交均势”的砝码。俄国在那里占有“完全优势”，“我们毫无办法阻止其完成”。因此，希望英国能“忽视它，尽可能地减少开支”。 ^[15]

也有论者并不只是观察威海卫的战略价值或经济价值，而是从远东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威海卫对英国远东外交和欧洲外交的意义。

“MILES”从英俄在华关系的角度看待威海卫问题，他批评了英国外交部政策的无目的性。他认为，在“中国的旧体系已经崩溃”的情况下，英国外交部却“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自从德国取得胶州，一个新的时代就到来了”。“很显然俄国和德国占领的区域将很可能会限制英国的企业。通过对德国在山东建立势力范围的默许，外交部放弃了对俄国在满洲类似进展的抗议。从此之后，维护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以及机会平等——几乎完全是理论上——的原则，都只能在实际政治活动之外通过，或者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实行。”他认为，当局宣称“威海卫几乎是旅顺港的唯一抗衡地”，那么“占领威海卫这样一个并不理想的位置，很显然会被俄国视作不友好的威胁行动”。鉴于英国“和法国在西非已经面临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怎样才能阻止与俄国在远东面临同样问题”，作者强调：“第一步，外交部需要决定，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6]

也有议者将英国租占威海卫放在当时英国对华一系列政策中看待，认为，“尽管谴责保守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激进党从未提出任何替代政策，也从无任何机会在议会中有勇气提出这一问题。”文章称：“我们得到了威海卫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的、一直受到关注的海军基地。此外，我们还拓展了香港殖民地，得到了一大块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地方。有哪个明智的人会拒绝政府现在一直推行的处理中国事务的合适政策（即门户开放——引者）吗？我们是唯一与中国有绝对商贸优势的欧洲国家，因此维持中国现状和门户开放符合我们的利益。他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但是当中国政府不帮助我们维护门户开放时，看到英国在华商业重要性并未消失是我们的责任，政府已经做到了。” ^[17]

英国政府租占威海卫之后，公开宣称威海卫是英国制衡俄国的工具。奥托的研究指出：“英国舆论中强烈的反俄情绪解释了为什么议会中的贝尔福和寇松以及与中国谈判的窦纳乐在证明其租借威海正当时，只是提到了制衡俄国的需要。” ^[18] 贝尔福承认，威海卫终究不是平衡俄国占领旅顺的合适地点。中国舰队的军官更愿意在旅顺港封锁俄国，并且占领中国内地的任何地方，海军部也警告了威海卫的战略不足。 陆军部和海军部很快就决定放弃在该处修建工事的计划，他们普遍承认，如果与俄国和法国发生战争，不应做任何尝试保住威海卫的努力。威海卫只会“在和平时期或者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中，而不是与俄国的战争中对海军”有用。 陆军和海军当局认为“从战略上讲，在与某个海军强国发生战争时，威海卫过于孤立，不符合军事堡垒的要求”。尤其是考虑到俄国，“威海卫的前途不可预料”。如果要使其有战略价值，就需要在威海卫永久驻军，并且要保证海军实力强于这一区域的任何其他海洋强国。永久防御最重要的就是代价高昂。

由此可知，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欣喜赞誉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以致贝尔福需要在下议院公开答疑；关心威海卫前途、出谋划策者亦有之。然，以上各种声音，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却无详细比重可考。另外，关心威海卫前途、出谋划策者，似乎对威海卫的前景并不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赞赏政府占领威海卫的言论少或者比例低，尽管在政府做出占领决定之前，在议员、舆论和商界中，有很多人呼吁政府采取积极政策对抗俄德在华北的占领。政府最终决定的做出，也是对公众的“领土安慰”或者说“地图慰藉”。当时形势使这成了政府“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19] 但似乎政府占领威海卫后，民众并不满意，用金登干的话说：“十个人中有九个人认为，英国对华政策的效果是任凭中国处于危难境地，使中国人认为英国害怕俄国。” prLjld/uVdBX2nr15EGwmgteuQZZvNv3EdMksBxNhQmcg1+T7HrbwGO+qkHn1a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