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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租占威海卫之事，始于德占胶州湾和俄据旅大，而德、俄之事又缘于三国干涉还辽，还辽又缘于甲午战争。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对此有正确认识，张之洞认为1897～1898年远东危机中，“中国受害之深，实缘日本。近以德事，各国环伺，机局危迫，东方太平之局，几不可保”。
而德、俄两国在割占之初已达成共识，盛宣怀“深虑俄、德暗合，则武侯复生亦无法”之说，
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不可依靠俄国解决胶州之事。德、俄两国的行动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尤其是商务利益，因此，在华的英国“中国通”们有人提出了联盟中国的主张。
这是远东危机发生后，笔者所见最早的联英之议。
关于1897～1898年的“联英之议”，学界已有论述，其中孙昉的博士论文《从联俄拒日到联盟日英——甲午战后中国外交（1895～1898）》之第五章《地方督抚与联盟日英的启动》对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发起联英之议有较为详细的梳理。
他认为刘坤一、张之洞先后在1897年12月2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1898年1月21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对联英采取“消极态度”“放弃了联英主张”，总署也“未采纳联合日英之议”。
笔者也认可这一判断。不过，笔者认为，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的联英之议对清中央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影响了英国租占威海卫。
1897年12月14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电告总理衙门，称蔡钧来电曰日本政府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将到湖北与其商议要事，
“闻英、倭有合保东南商务之说”，张认为“所谓保商务者，恐是英、倭合谋借口欲以兵力踞长江险要耳”。
显然，对于联盟之说，张之洞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英、日欲借口以兵力踞长江险要的一个阴谋。此后不久，12月19日，刘坤一首倡借英国调停德占胶州事，“近阅新闻等报，胶澳之事，各国多抱不平，……为今计，惟有迅速集商各国公使，示以断难将胶与德之意，并告以德人此举，实违公法，与各国联以情，动之以义。推诚相告，浼为调停。在中国既免失地之虞，在各国仍可获通商之益……”
从事后刘坤一给张之洞的电报可知，就在当天或稍早，刘还致电总理衙门，称“英将与沈敦和言……英恃商为国，今见南北商权顿失，岂能隐忍，倘中、英、日亦联盟，中、日保疆土，英保东方商务。惜华计不出此，英惟有力保长江商务，断不扰乱如海寇”。
结合两电可知，刘坤一联英之意明显，其实质在于以夷制夷。翁同龢看过该电后，便在日记中写道：“南洋论各国情形，意在联英。”
同日，总理衙门给刘坤一、张之洞和王文韶三人转来谕旨称：
刘坤一电悉。英将之言虽未可尽信，然联盟分占之说，朝廷亦早有所闻。此时机括全在胶澳，胶澳不退，则各国蜂起，现在只可稳住各国，虚与委蛇，候海靖回电到后再与商办。若能将胶澳开作通商口岸，而令给澳中租界为德国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暂息纷争。若仅联一二国，此轻彼重，适启争局，恐非长策。著该督等从长计较，各抒所见，切实电奏，以备采择。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于联英之议持谨慎态度，认为“仅联一二国，此轻彼重，适启争局，恐非长策”。数月后，翁同龢对英使窦纳乐所建议的“吾联数大国立约为大和会，三事为纲，一不占中国之地，一不坏各国商务，一不侵中国政权”代表了总理衙门的看法。
总理衙门似乎更愿意接受一种“门户开放”式的列强“共保东方大局”
之策，这与英国的政策相符。
刘坤一所称“英将”究竟是何人，目前笔者无法做出回答。查此时英国政府档案，也并无任何联盟日本或中国的讨论。前文已提，这一说法来自在华的中国通。在1897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国协会政策讨论会上，协会会长“洛奇勋爵再一次劝告和日本联盟，他说‘我们的利益和日本的相类似，我们不应失去和日本合作的任何机会’。他提出的另一办法是英中同盟，以期保卫扬子江流域”。
由此可见，在上海非常活跃的中国通们，确有联盟中国或日本的考虑，“英将之言”并非空穴来风。
12月21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电旨到达后的第三天，张之洞查勘堤工归来，看到电旨。次日，他立刻给刘坤一发电，告知：“倭将神尾来鄂，弟适出省，关道接见。伊谆谆以派员往倭观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为此联交入手处。余无他语。”
并询问“英将之言”的相关情况，在接下来的四天内，他与刘坤一、沈敦和、蔡钧电文来往，详细了解该事经过、交换意见。
12月27日（十二月初四），了解英日态度之后的张之洞，迅速展开了联盟英日的操作。他先是致电上海道蔡钧，内附致神尾光臣的电报，希望神尾能再次赴鄂，“亟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
随后又致电刘坤一，称“昨由盛京卿转示尊电，嘱弟助联英、倭之说……惟尊意拟如何联法，外国联盟必有实际，断非空言所能联络也”。
很显然，张之洞意识到，依中国现在的地位，与外国联盟仅有“空言”是不足为据的，必须给予列强以“实际”利益。次日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称：
英深忌俄，如中国予俄以权，英必力保长江商务，或云踞吴淞口，或云英拟在吴淞自建炮台，或云踞舟山及吴淞口外各岛，或云入江直至重庆一带。说虽异，意则同。据上海蔡道电称，英领事告该道，请准其兵船人等每日往游炮台，已婉却之等语。是各传说却非无因。……若俄有明利，英必不甘，大局无从维持矣。俄、德系通谋，英、俄系仇敌，而其为效尤图我则一。
从英国的资料来看，当时确以“力保长江商务”为宗旨，各说也都有所流布。张之洞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张之洞对“俄、德系通谋”“英、俄系仇敌”的判断略显简单。外交中并无固定的通谋或仇敌。在远东危机中，德、俄在胶州问题上有嫌隙，英、俄也谋求过合作，不过这些，张之洞不可能知道。
然而此时，刘坤一已经对联英之策不再热心，他回电称：
联交之说，因利害兼权，又证以英、倭将领之言，较合情势，甘将鄙见电署，冀仗鼎言，俾坚内意。英、倭将领亦只纵论大势，及彼国愿联之意，未能道其实在办法。我宜如何联法，权操于内，枢纽又在使述之相机斟事，非外间所能悬拟，公谓何如？
他认为如何联法“权操于内”，“非外间所能悬拟”。他的态度转变原因在于清廷对于该策的不热心。在这封电报中，他说明了自己之所以提出联英之议的原因，“因利害兼权”。
不过，盛宣怀对联英之议较为积极，并且提出了具体做法。12月30日（十二月初七日），他致电刘坤一：“今若联日，空言则彼不信，实做则先失俄欢，英亦不肯为我得罪于德。盖利可同沾，地可分割，则牵制之法不行。”他更看重联英，认为应该“就商务结英，抵借国债，造路开矿，并求其加税”。
1898年1月2日（十二月初十日），张之洞连发三电，陈述其对联盟英、日的看法。兹节录如下：
窃揆今日情事，必须将英国安顿妥帖，善为羁縻，不然必有急祸。英久擅东方海面利商，此时深忌俄德法而联倭。英东方兵船最多，彼一面逞忿于俄，一面将肆毒于我。英水师将向自强军总办沈道言“欲入长江，自吴淞至重庆，以护商”。势恐不免，川楚或未必，吴淞、镇江危矣。……我若联英，尚可与商和缓办法，我不联英，彼自用兵力强占矣。英船入江，将沿江炮台占踞，于口岸处所陆兵登岸屯扎，腹心已溃。……今日急著，约有四端，首在迅速兼联英、倭，英既联则倭附之。至联英之法……似可切询总税司赫德，英国意拟如何联法，即可与英公使密商，告以专使前往太迟，恐来不及，即电驻罗使，令速商外部，仍恳发国电径致英主切商。
该电中，张之洞因为担心英国会“肆毒于我”，所以明确表示要“将英国安顿妥帖，善为羁縻”，意即联英，“不然必有急祸”。在他看来，联英的目的是在英国提出要求时，“与商和缓办法”。他已经深信英国愿意联华，因此，将联英的办法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赫德知晓英国“意拟如何联法”；第二步，与英国公使密商。通过电报还可明显看出，张之洞不愿英国占领长江流域，要保全“腹心”，其所谓“和缓办法”，言下之意是英国只要不占长江流域，其他地方都可以商量。随后的两电中，张之洞汇报了日本派员到鄂相商联盟之事，称：
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踵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彼既愿助，我落得用之。盖倭不能抗俄德，英水师则能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纽也。倭恳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倭人此举，厉害甚明，于我似甚有益。
第三封电报中，张之洞又说：“（日本参谋）劝我联英。力谏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颇有办法。”
通观以上三电，可知张之洞已经笃信英国欲联日联中，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意欲收到以夷制夷之效。然而，从此时英国官方档案来看，英政府并无联盟日本或中国之议。张之洞轻信了联盟之说，其想法似乎略显简单。
对于张之洞这三份电报，总理衙门两日后复电如下：
奉旨：张之洞三电均悉。中日修好之后，本无不洽，若遽联连横，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将所请断勿轻允，是为至要。钦此。文。
其所持态度比较谨慎，实际上是一种否定。
1月16日，张之洞再次连发三电，主题分别为“英欲借款与我必居奇要挟请勿允”“英警频闻筹策抵制”“借联倭以联英者，乃可托倭居间婉商减英贪焰”。
在第一份电报中，张之洞解释了他联英的目的：“洞前请联英者，欲预防而羁縻之，免其硬占横行，非以英为可恃也。伏望从长计议，勿受彼乘危之挟，大局幸甚。”
结合前文中刘坤一“因利害兼权”而倡联英之说，可知东南督抚之所以联英，有“羁縻”英国、“以夷制夷”的两层意思。
21日，总理衙门奉旨后，复电张之洞。该电可洞悉清廷之考量：
……查敬电，英忌俄、德占地，我不联英，英必自图占，诚确论。日、英自联已久，欧洲人论东方局势，俄、法为一局，英、日为一局，信不谬。德本势孤，近与俄联甚固。胶澳之役，日本谓德为俄前驱，情词毕见。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借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于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俄地接壤，且有归辽之助，今又联日、英而拒之，前后三年，矛盾若此，恐环球各国皆不直也。忆壬辰、癸巳之间，英以帕米尔事密议相联拒俄，我如其意，不遗余力。拒英自规利益，潜与俄盟，割什克、南罗善两部落畀俄而订界约，曾不告我一言，约成而悉其诈，此联英之前车也。……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统俟筹定，请旨遵行。
显然，清政府认识到，如果不联英，英国会仿效各国占地，但是英国联中，目的并不在帮助中国，而在于“借我为屏蔽”。清政府强调了联英的困难，一是不能保密，怕中俄绝交，德法趁机为祸；二是英国性狡诈，有联英的前车之鉴；三是公使等从未露出联合的端倪。因此，希望维持“不联之联”的局面。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于张之洞的联英之议所持态度非常慎重。
此后的一个月，清与各国致力于德占胶州与第三次借款事。在资料中，笔者没有发现对联英之策的讨论。但是，从已发现资料的蛛丝马迹可知，清政府就此事已做出举动试探英国态度。
首先是2月25日窦纳乐给首相索尔兹伯里密电：
赫德爵士告诉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的要求将会得到友善的回应，他们愿意将威海卫租让给英国政府。绝密。 [12]
不过，在密电到达两天前，英国内阁开会讨论，接受俄国强索旅大的事实，决定“尝试英美协议‘阻止其他列强割占中国沿海’的可能性，或者这一协议失败的话，保护现有的商业权利”。
[13]
因此，索尔兹伯里拒绝了中国政府这一提议，称“目前讨论租占威海卫时机不成熟”。
[14]
查赫德日记，2月24日，日记中有“询问窦纳乐先生，如果提供威海卫，他是否会租占”之记载，
25日有“访窦纳乐谈威海卫”之记载。
赫德日记这两条记载的价值在于：第一，证实窦纳乐所言属实；第二，可知赫德在此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第三，这与张之洞奏电中提出的联英渠道相同。不过，赫德在日记中并未透露他的消息来源。
不久后，军机处便私下询问窦纳乐对中英联盟之事的看法。3月15日，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里，称：“军机处间接且秘密询问我，英国如何看待中英日联盟？我说我不敢冒险回答这一问题。”
军机处的这一举动，表明清政府中枢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英之议的影响，因此做出了试探。3月16日，索尔兹伯里致电驻日公使，称：“中国政府已经暗示在日本撤离之后，我们应该租占威海卫。我们应该马上知道日本是否同意，如果从一般来看，这将对英国有利。据称，我们如果放弃的话，德国将会非常愿意跟进。”
不知“暗示”之说源于2月25日窦纳乐的电报，还是另有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在2月底至3月中多次提威海卫问题，与当时的一大背景有关。进入1898年春，清政府即将向日本交付第四笔也是最后一笔战争赔款。根据《马关条约》之规定，最后一笔赔款交清后，日军应撤离威海卫（撤离的其他条件清政府都已履行）。然而，当时坊间传闻日本不欲归还威海卫。如《申报》称“迩日本以传言，日本人见他国欲割据我华土宇，遂不免有所觊觎，拟租住威海卫，以九十九年为期”。
《时务报》称“日人索威海卫”，“日昨传言日本已向中国具文，需索威海卫地方，大约亦系以租赁九十九年为词”。
而据驻日公使裕庚电称：“（日本也）朝野纷传，将借此久据威海。”
在给裕庚的电报中，清政府已经在考虑“设（在威日军）竟不退，另筹办法”。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推测赫德之说属实的可能性更大些。
中文资料中对此也有隐讳记载。3月25日，翁同龢日记中载：“梁震东来见，嘱告英使暗助。”
梁震东，即梁诚，广东番禺人，第四批留美幼童，当时在总理衙门做事，后曾出任驻美公使。需要指出的是，梁诚与赫德以及英国关系匪浅。1897年夏，梁随张荫桓出使英国，在赫德的斡旋下，他与张荫桓都被授予勋章。对于一个无功名的随员，这令人惊讶。英方当时为此费了不少劲。
翁同龢所指似为列强“共保东方大局”之事。
“共保东方大局”符合当时英国政府的政策，远东危机发生后，英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可以同意德国、俄国占领胶州和旅大，默许他们将其作为势力范围，但是不能当作封闭军港，而是要依照《烟台条约》，维持其开放和列强权利平等。
由以上论述可知，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在提联英之议的时候，对英方对华政策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猜测对方的意图，更多地表现出某种一厢情愿。对清中央政府而言，在日本可能继续占领威海卫的恐慌中，采取让威海予英的策略，似乎是一种被迫的主动让予，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策。此外，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条运转有效的中英非正常外交渠道：地方督抚形成想法之后，上奏朝廷，内外讨论之后，在不了解英国态度的情况下，借助与赫德的私交，通过驻华公使，试探英方态度，然后再开展正式外交活动。赫德，显然成为中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