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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文研究成果都对英租威海的来龙去脉泛泛而谈，将租占威海卫视为英国在俄占旅大之后，不甘落后，强租威海卫以制衡俄国的举措。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二。
一为台湾学者李恩涵于1992年发表的专论《中英交收威海卫租借地的交涉（1921～1930）》。文中有如下论述：
1898年英国之强迫租借威海卫，其主要动机是对抗俄国之强租旅顺、大连。……当俄国军舰于1897年12月15日强行驶入，侵占旅顺、大连之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MacDonald）即迅速警告总理衙门，如中国允以租借该港权让予他国，则英国亦将有所要求。英外务次官（undersecretary）寇松勋爵（Lord Curzon）则要求在中国强占一地，英首相沙力斯堡勋爵（Lord Salisbury）也赞成支持之。1898年1月29日，英外务部已与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谈判租占威海卫之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认为中国当乐于同意英国租占威海卫，以抵制俄国的压力；窦纳乐也确认此点。……最后，外相兼代首相包思福（Lord A.D.Balfour）乃于1898年3月7日训令窦纳乐租借威海卫，3月25日，英舰受命前往该港（当时威海卫尚在日军占领之下）。窦纳乐并威胁中国，如中国不允租借威海卫，他当交由英海军以武力处理。
由此，可知李恩涵先生认为双方最早就威海卫展开交涉始于1898年1月29日英外务部与罗丰禄谈判租威海卫之事。据注释可知，该说出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查郭廷以该书中第986页载有：“1.29（一，八）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电总署报告与英谈威海卫租借事。”
经查，该条来源似为《使英罗丰禄致总署英外部云威海租界专归英管募兵在所不禁电》，原文为“敬支两电悉，外部云威海租界说明专归英管，募华民为兵固所不禁，告以英如作俑，他国效尤，华固大碍，英亦不利。沙云熟商再复（正月初八）”。
《清季外交史料》将该电归入“卷一二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二月上）”，
但根据该电关于在威海募华兵的内容可知，该电的发送日期应为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八，即1899年2月17日。由此可以推断，在《清季外交史料》的辑录者犯错之后，郭廷以与李恩涵受其误导，相继犯了错误。当然，也不排除郭廷以先生有其他资料来源，但笔者遍寻中英资料，未见相关记载。就目前资料来看，1898年3月之前，英国政府从未主动与中方（包括驻英公使罗丰禄）谈起过租占威海卫。
一为王绍坊先生1988年的《中国外交史（1840～1911）》，书中有如下相关论述：
1897年12月28日，当德国和清政府交涉租借胶州湾的时候，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即上书首相索士伯里，主张夺取威海卫。英国侵略者的这种意图后来为清政府所知悉，所以在1898年2月，当沙俄侵占旅顺的野心已很明显的时候，清政府对沙俄感到失望，又产生了以英制俄的幻想，于是竟通过赫德无耻地主动向英国表示，愿将威海卫租给英国。……
……清政府本即有意出卖威海卫，亲英派官僚趁机又极力怂恿，如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即公然主张“莫若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也都做着“联英”的梦。所以，4月2日总理衙门即迅速地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但提出三项条件……
王绍坊先生的研究值得尊敬，若忽略行文中的感情色彩，他的论述基本符合事实。然，在最为重要的“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即上书首相索士伯里，主张夺取威海卫”上，笔者据原注追查到《英国远东政策》一书，发现该书有如下叙述：
1897年12月28日，他（寇松）致信索尔兹伯里侯爵，建议占领威海卫，并表达了英国应该“在他国有所举动时立刻行动”的观点。 [2]
此处，书中有注释“ Ibid .，p.279”，前揭书指的是《寇松勋爵传》（ The Life of Lord Curzon ），查《寇松勋爵传》一书，有如下记载：
（在1897年的最后几周），德国一队海军陆战兵在胶州登陆，支持其提出的赔偿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要求；俄国也随后派遣一支舰队去旅顺港过冬。 [3]
……
回到这一紧急问题上，他（寇松）坦率地陈述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处于优势的中国舰队应该马上派往威海卫，作为对俄国派遣舰队到旅顺过冬的示威，同时作为我们不准备默认其任何侵略性行动的象征。 [4]
以上两段分别为寇松1897年12月29日致索尔兹伯里信件的原话和《寇松勋爵传》作者的转述。原信藏于何处，笔者没有找到。
若将这番话放到当时情境中理解则可知，寇松的意思是军舰到威海卫向俄国施压，阻止其占领旅顺（最终两艘战舰直接在旅顺停靠并进行示威）。 [5] 《英国远东政策》的作者理解有误，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占领威海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远东形势发展变化非常快，加之涉及国家过多，消息不确定性强，各国频繁调整政策。威海卫直到1898年3月7日前，从未成为英内阁的讨论话题。寇松对索尔兹伯里的提议，似乎很快就被遗忘了。由此可知，王绍坊先生是受了《英国远东政策》一书的误导。
尽管王绍坊、李恩涵两位先生的研究存在个别瑕疵，但仍不可抹杀其贡献。他们是中文研究者中较早看到清政府向赫德表示让予威海卫的学者。尤其是王绍坊先生，在一本并非专论该题的著作中，其研究距离真相非常近，令人钦佩。
国外学者对英租威海卫问题的关注更多也更深。据目前笔者所见，外文研究中至少有5篇非常有价值的英租威海卫研究成果。下面笔者按照论文发表时间顺序逐一介绍：
（1）1950年，孙任以都发表了《租占威海卫》一文。在文中，作者追查威海卫何以成为英国租占的目标，其缘起在哪里。她敏锐地捕捉到威海卫是中国政府主动让予英国的，并将其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联英之议联系起来。她所关心的是谁向赫德透露了让予威海的消息。她认为盛宣怀的可能性最大。
[6]
在文中她引用了盛宣怀于1898年4月1日（即窦纳乐第二次赴总理衙门提出租占威海卫的次日）给张之洞的电报，内有“鄙见莫如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已预下密著，未知应否”之语。
她发问“预下密著”是一天前，两周前，还是一月前？当然，她未能给出答案。
（2）1968年，尼什发表了《皇家海军与租占威海卫（1898～1905）》。该文将英国租占威海卫放在20世纪初英国海军部在远东战略和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他的目的是“讨论海军部在租占威海卫问题中的角色”。其结论是“占领威海卫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海军圈的决定”。 [7] 他注意到了英国各部门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3）1985年，帕梅拉·艾特威尔出版了《致英国统治者和中国改革者：英国治理下的威海卫及其归还（1898～1930）》。该书是学界第一本关于英租威海卫的学术专著，作者首次利用了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大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将威海卫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案例进行考察。作者主要关注英国的殖民管理以及威海卫的经济和社会近代化， [8] 对租占威海卫的来龙去脉关注较少。
（4）2000年，克拉伦斯·B.戴维斯与罗伯特·J.高尔发表了《英国人在威海卫：帝国非理性之例研究》一文。该文将威海卫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大英帝国非理性政策的个案进行讨论，认为1898年英国决策者无明确理由占领威海卫、其后30年拒绝归还是一种非理性举动，以此为例表明帝国非理性现象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政府内部非常流行，这种非理性动机成为大多数帝国确立其政治经济政策的刺激力量。 [9]
（5）2005年，奥托的论文《“Wee-ah-wee”？：英国人在威海卫（1898～1930）》一文将威海卫作为研究英国的区域政治势力以及英国政策运作与列强关系的对象。作者指出“占领威海卫证明了地方危机和作为帝国扩张机制之一的大国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威海卫突出了英国的无能，尽管它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处理与俄国和德日这种新兴强国的所有威胁”。英国在威海卫30多年的发展，表明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上和体系上的限制”。 [10] 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奥托《中国问题：列强竞争与英国孤立》一书中的这一看法体现得更为明显。该书详细论述了英租威海卫作为英国远东“地图慰藉”这一政策出台的始末。 [11]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英国租占威海卫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具备非常丰硕的成果，他们从大英帝国的政策、殖民统治、远东战略、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也关注到清政府让予威海卫的动机。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在这所有成果中，中英交涉威海卫的细节还很不清楚，将英租威海卫放在1897～1898年的清政府对外政策研究上也不够深入。实际上，中英交涉威海卫的缘起和经过为研究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出炉过程、当时的中英关系以及当时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极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