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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98年2月之后，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迫使索尔兹伯里政府必须尽快做出应对远东危机的决定。
第一个变化来自国内政治方面的危机。1月至2月，在朝党失去了“原以为安全的议会选举中的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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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演说中，索尔兹伯里“软弱的”外交政策成为“每一个激进的演说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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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反对派，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政府外交政策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指责，即便是有保守倾向的舆论也对“阁员们的踌躇、摇摆、胆怯”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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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格讷在圣彼得堡和俄国谈判时，曾提到索尔兹伯里政府面临的困境：“伦敦非常重视中国借款问题，主要因为许多英国小资本家已经准备把自己不多的资本投入到这项由于俄国的坚决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业；另一方面，地方报刊也利用这种情况，把单纯的财政挫折归咎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各家报纸纷纷评论英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并以俄国对远东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来说明这一点，从而愈来愈刺激英国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情况可能使……英国政府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因此，欧格讷吁请俄国政府“协助英国政府以某种方式消除英国国内对政府的这种不良印象，帮助索尔兹伯里摆脱目前的困境”。
但是，英俄的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在这种形势下，索尔兹伯里政府决定采取积极政策，平息民众的不满。
第二个变化是远东外交出现的新局面。进入2月，德国和俄国长期占领胶州和旅大基本已成定局，中国获得贷款后也即将偿清对日本的战争赔款。鉴于日本从威海撤军的其他前提都已达成，一旦偿款交清，日本应按照《马关条约》第八款之规定撤出威海卫。
日军撤出后，威海卫就会成为德国觊觎的目标。德国完全占领山东，是日本和中国都不愿看到的。因为担心德国“已经觊觎此地”，日本政府表态说，一旦日本占领军退出之后，欢迎英国占领威海卫。
2月2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报告称，中国方面愿意主动“将威海卫让予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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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接电后的索尔兹伯里在给窦纳乐的回复中称“此时租占威海卫的时机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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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尔福和窦纳乐都认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俄国租占旅顺、大连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德、俄两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剧增，对英国不利。这似乎值得我们采取相应行动”。窦纳乐更是认为：“通过占领威海卫，我们应该对德国控制山东进行致命一击，并刺激其敌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北方得到一个立足点，几乎没有疑问，如果日本撤离后，德国试图占据这一唯一保留下来的——从海军观点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港口。”
窦纳乐此言打动了索尔兹伯里。3月12日，索尔兹伯里电告窦纳乐，“我们认为德国占领威海卫的影响将会非常糟糕”。
此时，影响华北局势的还有俄国的挑衅态度。对英国而言，他不反对俄国获得一个不冻商港以推进其西伯利亚铁路计划，甚至不反对其势力扩大到南满，但是该地区要保持国际贸易的开放。因为旅顺、大连都不是条约口岸，所以保持其开放的方法是根据《天津条约》获得最惠国待遇。3月11日，英国根据《天津条约》向俄国要求在旅大的权利平等，借此试探俄国的态度。
然而，俄国并未答复。这表明，俄国不同意开放旅顺、大连两地。
在这种情况下，在华北寻找一处军港作为对德、俄两国的制衡，终于提上了英国政府的议程。位于胶州与旅大之间，且“从海军观点看，不次于其他任何港口”
的威海卫成为英国政府的首选。不过，最终的决定还需要经过内阁讨论后做出。在接下来的12天内，内阁先后三次开会，讨论租占威海卫的问题。
3月14日，关于威海卫问题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召开，索尔兹伯里因病缺席。此时，阁员们认识到如果不占领威海卫，华北将会暴露在俄国和德国之下，英国的利益将会受损。然而，如果英国真的占领了威海卫，没有人能预言德国的反应。贝尔福提出：“新政策对德国的影响会是什么？这是否会激起一个在远东反对我们的三国联盟？没有日本，我们能够抵抗这样一个联盟的力量吗？这种竞争会仅仅局限在远东吗？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一场全面战争？代价会是什么？威海卫对我们的军事价值是什么？”另外，考虑到俄国会将这一行为视为对抗，他认为，“这一政策应该在中俄协定出台前确定。这使得做出一个及时决定完全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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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的态度也需要考虑。因此，尽管事态紧急，此次会议却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后次日，英国政府指示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就日本撤离后英国占领威海卫非正式地咨询了东京的态度。
日本称得到战争赔款后，军队将会撤离，为防止威海卫落入俄国或德国之手，欢迎英国租占威海卫。
内阁会议之后不久，寇松和伯蒂分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在内阁中传阅，两份备忘录都建议占领威海卫。寇松指出，俄国在东北修建铁路和占领旅顺港“都是俄国对满洲和盛京最终控制的活动之一，这使得俄国占领了这些海域最重要的海港”，英国将被迫“取得一个相应的位置”，他坚称“我们不能将中国北方的土地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50] 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其他人摘下它，为什么不自己摘下？而不是咬它一口却仍将它放在盘子里刺激其他人”。允许英国“被从中国北部排挤出来”将会形成一种软弱的印象，这样“我们在北京和整个中国的声望将会彻底丧失”。 [51] 伯蒂表示英国需要一个在中国北方对抗俄国和德国的战略点，“在威海卫我们应该面对俄国，也将会对德国的扩张有所控制。德国显然想垄断山东的一切”。他担心德国占领威海卫后，法国和俄国将会占领其他地方作为补偿，而“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满足于长江流域，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贸易被排挤出中国南部和北部”。因此他建议英国“必须要与德租胶州和俄租旅大同时期内以租借的方式得到它（威海卫）”。 [52] 总之，寇松和伯蒂都坚称要取得威海卫。
然而，英国的首选并不是租占威海卫，而是阻止俄国占领旅顺。3月18日，索尔兹伯里再次致电欧格讷，进一步明确表示：“俄国可以租占大连湾并将铁路延伸到该港，只是它得同意不夺取在商业上没有用途的旅顺口。作为交换，英国保证不进行报复而去占领某个北部港口，只要它的条约权利受到尊重，也不去干涉满洲的事情。”
俄国仍然没有回应，这表明俄国肯定会占领旅顺，并且将其用作封闭的、设防的港口。
面对俄国的这种态度，暂代首相之职的贝尔福考虑了两种选择：
一种是同意俄国租借旅顺口，保证保留现有的条约权利，并不在旅顺口设防（虽然未必能实现），同时我们租借威海卫来作为补偿。
另一种是要求俄国人不要租借旅顺口，同时我们保证不在北直隶湾占领港口，并且不在满洲进行干涉。 [53]
很显然，贝尔福的两个选择方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外交方式。
前者是一个被迫选择，如果英国不进行干涉，俄国租借旅顺口并将其作为封闭港似乎已成定局。租借威海卫作为补偿并不是英国的最佳选择。因为英国方面对威海卫的价值还持保留意见：海军部认为该港不够深，不能满足近代海军的需要；贝尔福则认为：“要是占领威海卫，将需要太大一支军队对此进行防御。如果设防，除外观之外，对我们几乎毫无价值；如果不设防，价值会更小，因而不能与旅顺口抗衡。” [54] 但是如果不租占威海卫，中国北方再无更合适的港口，此外，如果英国不租占，德国就很可能进占。威海卫成为一个鸡肋。更何况，英国一旦默认俄国租占旅大的行为，这本身就是对其在远东“声望”的巨大打击。其“声望”和“面子”的挽回与否，并不在于是否租占威海卫的行动，而在于是否同意俄国租占旅大。
后者是一个主动选择，暗含使用武力的意思。这也是“反对威海卫派”的措施之一。贝尔福认为，这是唯一能够遏制俄国和防止中国被瓜分的方案，但这可能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此前一天，他曾给驻俄大使欧格讷发电，询问俄国是否会“作战而不让步”，欧格讷认为俄国不会选择作战，不过局势将会非常紧张。
3月22日，内阁会议再次召开。此次会议的议题超出了租借威海卫问题。大臣们就国家外交政策总方针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争论。争论反映了一大批阁员对英国所谓的“孤立政策”的不安。
内阁中对是否占领威海卫分成两派：“威海卫派”与“反对威海卫派”。“威海卫派”的主要成员是索尔兹伯里和寇松（破格参加内阁会议）。他们认为俄国租占旅顺已经不可避免，英国没有能力阻止它，但是可以通过占领威海卫与其抗衡。
他们“看起来并非不喜欢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这肯定会对列强开放更多的中国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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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租占威海卫是在继续索尔兹伯里的联俄尝试，也就是与俄国达成关于中国问题的临时协定。因为如果不租占威海卫，就意味着反对俄国租占旅顺，这几乎等同于宣战。
“反对威海卫派”的核心成员是殖民大臣张伯伦（Chamberlain）、索尔兹伯里的副手贝尔福、海军部的戈申（Goschen）和陆军部的兰斯多恩侯爵（Lord Lansdowne）。他们将俄国看成是英国在亚洲的主要对手，认为俄国不该在中国取得领土，英国也不该在中国取得领土，以维持中国的完整。张伯伦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一个，他认为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失败是英国商业衰退的主要因素，主张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面对俄国在中国华北的扩张；如果俄国拒绝追随“门户开放”政策，“必要的话，我们应该将其舰队驱离旅顺，让俄国人离开”。贝尔福支持张伯伦的意见。海军大臣戈申认为，从战略观点看，占领一个中国海军基地将给原本紧张的资源增加额外负担，他坚持英国的“传统政策”——维护英国在华自由贸易和中国领土完整，这是索尔兹伯里提议放弃的一个政策。财政部长比奇（Hicks Beach）急于节约，或者至少保证不再增加开支。因此他反对占领额外的海军基地，也成为“反对威海卫派”的成员之一。 [56] 地方管理委员会主席开普林（Henry Chaplin）“赞成向大连湾派舰队，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将使用武力抵抗俄国对该地和旅顺港的占领。俄国貌似正变得日渐强大，我们必须在抵抗和使国家蒙羞之间做出选择，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 [57] 由此可见，“反对威海卫派”只能称作一个“杂乱的团体”，“其成员也没有严格的或者一致的对外政策观点”， [58] 他们只是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而暂时站到了同一阵营。同时，“反对威海卫派”认为英国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一起反俄。因此，他们赞同反对孤立主义派的主张，支持与欧洲大陆的某个强国联盟，德国是首选。 [59] 这已经超出威海问题本身，涉及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即是否放弃孤立主义。
会议上，内阁大臣和海军部专家首先讨论了伯蒂和寇松的备忘录。根据寇松的记录，大臣们“在战略依据上有所犹豫，但是很清楚在政治依据上的明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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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索尔兹伯里、寇松和伯蒂努力协调之后，改变了平衡态势。寇松在扭转内阁中一些反对索尔兹伯里观点的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寇松后来说：“威海卫尤其是我本人的产儿，因为是我第一个去找贝尔福和张伯伦建议获取这个地方，并且在海军部的一个秘密委员会上同戈申、贝尔福、德文希尔、兰斯多恩及海军上将们一起，努力陈述过获取该地的理由，最后，您（汉密尔顿）可能还记得，在允许我参加的为此目的而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我也曾力劝过获取该地……”
最终，“威海卫派”战胜了反孤立主义者。在只有张伯伦不同意的情况下，内阁会议决定租占威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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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全体内阁会议召开。租占威海卫的决定正式通过。内阁会议一结束，窦纳乐就得到指示：
由于总理衙门接受了俄国租借旅顺口的要求，渤海湾内的均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必须用你认为最有效和最迅速的办法，取得在日军撤退后占领威海卫的优先权。占领条件必须和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条件相同。英国舰队已经从香港出发，开往渤海湾。 [62]
随后，英国的要求在4月2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5月24日，威海卫正式转交给英国。
需要指出，英国内阁中对是否租占威海卫的分歧，并不在威海卫本身的价值，而是已经深入涉及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显然，主张租占威海卫的索尔兹伯里等人，不愿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乃至战争，也不愿将华北的利益拱手让给俄国或德国，他们曾尝试与俄国达成暂时的协定，其外交政策的本质，仍然是奉行传统的“孤立主义”，不愿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而以张伯伦为首的“反对威海卫派”，仍秉承传统的英俄对抗的思想，不过他们尝试打破“孤立主义”，希望与德国结盟。从外交上看，两种观点都有对传统外交思想的继承，也都有新的开拓。内阁做出的最终决定表明，尽管索尔兹伯里的政策被冠以“保守”，但相较而言更符合国际大势。列强竞争时代已经到来，英国不可能“不惜一战”保存整个中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各国势力注定会进一步涉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英国而言，适时调整政策，做出取舍，保障最大利益，才是顺势而为的正确外交策略。当然，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正确，将意味着其对中国加害的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