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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1898年，德俄两国在远东的配合更为默契。1月1日，“俄要求德军勿进入直隶、满洲（俄可不反对德占胶澳）”；1月4日，恭亲王奕、张荫桓、翁同龢与德使海靖在总理衙门晤谈，同意了德国租占胶州湾的要求；1月7日，俄署使巴布洛夫晤李鸿章等，“索黄海口岸屯煤，并造铁路通之”。
而英国方面也开始寻找“作为平衡德国占据胶州”的小海港。新年前一天，索尔兹伯里询问窦纳乐北直隶湾是否有合适的港口，并指示说，如果中国政府向德国割让领土，英国将会要求“相应特权”。
1月2日，索尔兹伯里会见了英国海军大臣戈申（George Joachim Goschen），“商讨中国多个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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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并未立刻做出占领的决定，究其原因，或有以下两点：第一，德俄胶州旅顺问题都正在进行中，还并未真正确定，英国占据海港抗衡只是预案之一；第二，索尔兹伯里仍在权衡占领哪里。1月份，烟台领事艾伦（Clement F.R.Allen）递交了一份关于胶州和旅顺的备忘录，他与史密斯、特雷西的认识相同：在华北的外国海军基地是潜在的弱点，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经费以构建工事，并且在商业上不会有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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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在租地问题上的犹豫，索尔兹伯里在贷款问题上的作风堪称雷厉风行。自从12月22日窦纳乐报告俄国人希望对华贷款之后，贷款成为英国政府最为重视的问题。索尔兹伯里和财政大臣比奇（Sir Michael Hicks Beach）迅速达成共识并采取措施。比奇认为贷款是“一项更为确定和有力的对华政策”，不过他建议贷款活动“与俄国一起，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我怀疑我们是否足够强大，能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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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的建议正中索尔兹伯里下怀，早在1896年索尔兹伯里就认为有必要改善对俄关系，“但这只是时机恰当时希望达成或为之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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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内阁时，索尔兹伯里以“如果我们成功地与俄国合作，将会使欧洲的列强集团发生变化”为由，赢得了内阁的支持。他同时指出，英国对俄国占领旅顺港的默许是实现合作“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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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窦纳乐也持赞同意见，不过他的观点更为激进一些。他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与俄国在总的对华政策上达成谅解，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如果我们能够合作，那将更好，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不可行，我们就相应地改变政策”。
寻求英俄合作的同时，英国对华借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月8日，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提供借款1200万镑，以关税、盐税、厘金担保，由英人管理，并提出：“一英国建筑自缅甸至长江铁路，二长江流域不划让予他国，三开南宁、湘潭、大连口岸（法反对开南宁，俄反对开大连），四开放内河，五永久任用英人为总税务司。”
与此同时，英国在国内大造舆论，内阁成员公开表态保护英国在华商业利益，一则安抚民众，二则警告俄、法等国。财政大臣比奇声明不许他国关闭中国门户，他公开宣称：
我们没有把中国看作欧洲的或其他列强的征服地或获得物。我们把它看成我国商业和世界商业的将来最有希望的地方，我国政府抱着坚定的决心……必要时不惜一战，决不允许那个门户对我们关闭起来。 [29]
英国政府的借款行为遭到了俄国的抵制，得知消息后的俄国公使于15日警告李鸿章，“如开大连为口岸，即与华绝交”。
借款问题成为双方胶着的焦点，因为借款所附带的政治条件是双方都不愿退让的基本利益。接下来的半个月，双方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施压，警告不得借对方之款，另一方面展开合作谈判，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月17日，索尔兹伯里正式指示驻俄英使欧格讷展开对俄谈判。
如果可行的话，可就英俄能否在中国合作询问维特（Witt，时任俄国财政大臣——引者）先生。我们的目的不是严重敌对，如果那样做，双方都会遭到很大损失。因此，我们最好是达成一项谅解。如果俄国乐意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会进一步促进俄国在华北的商业目标。 [30]
两日后，驻俄英使欧格讷与俄国外交部长穆拉维夫商讨对华合作问题。穆拉维夫赞同“将各自利益扩展到一般区域”这一合作意见，欢迎“与英国达成进一步谅解的所有提议”。不过，他更关心确定俄国在华北势力范围的问题。 [31] 22日，欧格讷与维特再商对华合作，维特主张“英俄同盟瓜分中国，长江流域归英，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归俄”，同时他就“如果俄国永久占据旅顺，相关军队将会为长时间的持续做暂时占领”试探英国的态度。 [32]
俄方显然误解了索尔兹伯里的意思，索尔兹伯里指的是“商业目标”，而不是政治瓜分。1月25日，索尔兹伯里致电欧格讷，称：
我们期望不要违反现有的权利。我们不会容许侵犯现有的任何条约，或者损害中国和土耳其的完整。这两个条件至关重要。我们的目标不是分裂其领土，而是划分势力范围。 [33]
但是，两国根本诉求的不同导致了双方的谈判并不怎么愉快。
另外，借款问题上的争执给双方的商谈带来了阻力。1月20日，“俄外部训令俄使，勿令中俄借款谈判破裂，并订立租借旅大协定”。
24日，俄署使巴布洛夫“到总署晤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荣禄等，声言如不借俄款而借英，将破坏均势，俄必问罪”。同日，“英使窦纳乐到总署，坚争借英款，否则将取必要行动，并责中国何以不敢诘俄”。
25日，“俄户部尚书维特电李鸿章，如不借俄款，即失和。俄署使亦函恭亲王，坚请许景澄到俄京商谈。法署使吕班（Dubail）到总署，阻借英款（是日李鸿章商翁同龢主借俄款，以缓英款）”。
26日，俄亲王吴克托穆电李鸿章，劝速借俄款，否则不能为中国出力（李主借半数）。
28日，窦纳乐奉命警告总理衙门说，如果他们同意俄国的要求，英国将会要求其他的特权。
双方寸步不让。实际上，自从德国占领胶州和俄国处心积虑占领旅顺港之后，远东的形势就已经发生变化。第三笔赔款借款拥有的几乎是一个象征功能。英国人意识到借款“不是一笔金融交易”，而纯粹是“政治问题”，如果俄国借款成功，“这将会被看作是对我们的外交压制”，而如果英国借款成功，“将会严重刺激俄国和法国，他们的回应很可能是占领旅顺或海南，或者其他中国无力抵抗的武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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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国拒绝英国的贷款提议，而接受了更为不利的俄国借款，“在俄国看来，我们（指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将会完全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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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月，在俄国首都进行的最新一轮谈判中，穆拉维夫装作没有看到贷款细节。他的副手拉姆斯多夫（Lamsdorff）随后建议英俄两国分担借款。而穆拉维夫则暗示说，俄国的利益是在波斯和中国划定俄国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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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总署与英使商谈停止任何国借款，并由出使大臣杨儒照会俄外部。”
压力之下的中国政府做出了争取缓偿对日赔款、谁都不借的决定，暂时舒缓了来自双方的压力，也让英俄两国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在政府借款问题结束之后，英国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继续向清政府施压，款可以不借，但是借款附加的政治要求必须答应。2月5日，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长江流域不许别国占有，内河航行，南宁、湘潭开口岸”四项要求。
9日，英使窦纳乐与翁同龢、张荫桓晤谈，“请总署重申赫德留任总税务司，以后仍用英人（昨总署已有照会），并须正式照复长江不让他国、内河行轮、开岳州口岸（代湘潭）”。这全部得到了清政府的答允：11日，“总署照会英使，允不以长江流域割让或租借他国”；13日，“总署照会英使，允永任英人为总税务司（将来他国对华贸易如超过英国，则不必定用英人）”。
据此，英国得到了保全长江流域、赫德之后的总税务司职位、内河航行、开放口岸等诸多权利，这些是英国最在意的在华利益。
第二，采取暗度陈仓之策，仍然向清政府提供借款。不过提供借款的并非英国政府，而是汇丰银行。2月7日，赫德告翁同龢，日使不许缓期偿款，劝借汇丰银行款。
16日，英以对华借款条件通知俄国。
19日，总署与汇丰德华银行商定1600万镑借款草合同。
英方之所以重视这笔贷款，主要价值并不是伴生的让予权，而在于英国能够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机关，并进行财政改革。
不过，英俄两国对对方在贷款问题上制造困难的做法都不太满意。索尔兹伯里对俄国人破坏窦纳乐与李鸿章贷款谈判的行为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敌意，非常侮辱人的”。 [37] 19日，英国得知俄国“打算不惜一切保住”原借款条件中的“租借旅顺、大连20年”的实现，俄方表示如果英国不反对俄国租占旅顺、大连，将会同意英国的借款。 [38] 俄国虽然不再反对中英借款，但是对英国的举动非常不满。3月3日，俄国外交副大臣拉姆斯多夫通知欧格讷说，英德的私下贷款和李鸿章就长江流域和赫德继任者的保障这一结果“让沙皇很不高兴”，因此，“更广范围的讨论”暂时搁置。 [39] 这也就意味着英俄合作谈判的失败，英国虽然保住了长江流域和赫德继任者的职位，但是未能成功劝使俄国放弃对旅顺、大连的占领。
其实，英国政府内部对于寻求与俄国合作一直存有不同意见。奥托在其研究中指出，进入1898年，“索尔兹伯里面前有三条路：他可以采取窦纳乐的建议，向中国要求领土补偿，巴结国内满怀期待的民众；他可以与俄国达成谅解，以一个东亚临时协定为基础，但是充分理解更广阔的各国差异；他可以选择与美国一起进行‘门户开放’政策”。 [40] 也就是说，在1898年之初，除了领土安慰和联合俄国之外，政府内部还有人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人便是殖民大臣张伯伦。他于1月11日提出英美联合“阻止其他列强割占中国沿海”的想法，2月初，他再次阐述说，“如果我们在中国问题上不采取一种更为坚决的态度，政府即将会面临艰巨的困难”“如果事情继续发展，我们的声誉将会受损，我们的贸易将会跌落”，因此要与美国和德国协商，强行将各国在华所占口岸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强迫中国开放南京和其他口岸，在内河自由航行，并且强硬地表示“如果俄国拒绝这些条款，我们在必要情况下，应该将其舰队驱离旅顺港”。 [41] 张伯伦的提议显然有联合美国、德国之意，这将会动摇英国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
当2月19日俄国明确表示会“不惜一切保住”原来借款条件中“租借旅顺、大连20年”的规定之后， [42] 23日的内阁会议上，英国决定尝试张伯伦的联美提议。此时，英俄谈判还没有完全破裂，因此索尔兹伯里的副手贝尔福（Balfour）并未认真实施内阁的决定（索尔兹伯里生病，即将出国休养，贝尔福代其处理事务），索尔兹伯里对此也持犹豫态度。当英俄谈判彻底失败之后，贝尔福于3月7日致电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特（Pauncefote），指示其就门户开放政策争取美国总统麦金农（McKinley）的支持。然而，直到一周之后，麦金农才在15日给出了模糊的答复。对此，庞斯福特做出如下报告：
目前，封闭文明世界在华贸易或获取商业特权的意图尚未出现。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美国的外交传统：尽量避免同列强结盟、干涉欧洲纠纷。
可见美国并未同意英国的请求。对于英国而言，门户开放提议的尝试浪费了3月前半月的时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国人的野心并不局限于胶州湾，而是扩展到整个山东省。3月初，德国公使海靖向窦纳乐表示，“从商业上来说，德国想把山东变成他们的一个省”，两人就山东省的铁路特权问题发生争论。德国人在签署胶州协议的谈判上施加压力，使英国外交官确信柏林将山东变成专属区域的意图。北京公使馆的首席秘书爱恩赛道（Henry Bax-Ironside）预计，德国人“将会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这同样也是寇松（Curzon）的观点：“德国人现在宣称完全垄断山东”；他预计胶州将会关闭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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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伦敦，伯蒂说：
我确信，如果我们表明我们在乎的是商业利益，我们可能几乎遇不到欧洲各国的任何麻烦。不幸的是，法国、俄国和德国已经抢先一步，我们永远不能对抗一个或者两个或三个一流强国，即便我们有弱小的日本帮忙。这一想法很难消除，尤其是当我们尽量怂恿它时。
英国在乎的是商业利益。但是获得商业利益的前提是中国的独立和完整。显然，德国“垄断山东”的做法是对英国在华建立的“一体均沾”秩序的极大挑战。英国已经意识到，为了维持商业利益，必须阻止德国的这一野心。阻止的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对抗，因为对方有三个一流强国。英国能采取的办法寥寥无几。
以上是英国政策的第二阶段，主要以借款为媒介，据此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一阶段英国通过借款获得了很多政治利益：总税务司继承人、长江流域、内河行轮、开口通商。但是必须认识到，英国虽然获得了这些利益，但是英国的政策已经从开放中国变成防御外国侵略英国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