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东危机与英国的反应

1897年11月1日，山东境内发生巨野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对胶州湾觊觎已久的德国政府立刻采取行动。6日，德皇威廉二世谕令外交部“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并令位于吴淞的德国舰队司令狄特利克斯（Diederichs）“立刻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与村镇，并用您认为任何合适的方法勒取完全赎罪”，同时强调“极端的努力是必要的，航行目的地严守秘密”。 德皇的这一决定拉开了远东危机的序幕。

同日，德国首相何伦洛熙（Hohenlohe）电奏威廉，询问“是否应向圣彼得堡征求同意占领胶州”；次日，威廉称已“私电询问沙皇”，“他刚才答复，说他既不能赞成，亦不能不赞成”，因为“他近来才知道该港仅于一八九五、六年间暂时地属于他们”。 其实，威廉二世在8月7日至11日访俄期间，曾与俄皇达成一致：俄国在胶州湾“撤退完成后”，“愿将胶州湾移交给我们（指德国——引者注），俾英国不得染指”。 然而，此时俄国新任外交部长穆拉维夫（Muravev）表达了与沙皇不一样的意见，称俄国在胶州有“投锚优先权”，“只要德船进港，也就立即派俄船到该港”。 德皇对此置之不理，仍派舰队前往胶州。14日，“德舰队占领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 两日后，总理衙门向德使抗议胶州德兵登岸，穆拉维夫也“训令柏林俄使，反对德占胶州湾”。 面对俄国的态度，德国首相何伦洛熙认为，这是因为俄国考虑到“我们与英国的恶劣邦交”，于是他于11月13日电询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Hatzfeldt）：如果德皇“并不欲为了此事与俄国冲突”，“我们被逼退出胶州”，“选择更接近英国利益范围”的地点（例如舟山或长涂），英国“将怎样反应”。 16日，哈慈菲尔德复电，称舟山、长涂或吴淞，都会遭到英国抵制，建议占领厦门，并称，明天见到索尔兹伯里侯爵，会“装作是个人的意见向他提出此事”。

11月17日，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接见哈慈菲尔德。这是英国第一次表达对德占胶州事件的态度。他并未表示对德国占据中国沿海某地的反对，但是清楚地告诉哈慈菲尔德：“该地点愈靠北，对于英国即愈少可以反对或不利之处”，并且强调舟山“无论如何必须除外，因为英国在此有特殊权利”。索尔兹伯里给德国大使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完全了解德国占据胶州不仅不违反英国的利益，反而会促进其利益；因为他相信，这样会使俄国独霸中国北部海岸的局面受到障碍。倘使他对今日所表示的意见能够坚持不变，则说服他做一个同意我们永久占领胶州的宣言，我觉得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索尔兹伯里在德占胶州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非对抗的、安抚性的态度，其依据在于这有利于打破俄国独霸北中国的局面。

索尔兹伯里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原因有三：第一，英国在胶州问题上的不干涉是对德国在非洲对英国让步的一种“补偿”，也是缓和英德关系的一种尝试。而德国大使的话中有话，即俄国人希望他们占领南方的舟山等地，这是英国坚决抵制的，因此也就默认了德国对胶州的占领。 很显然，远东危机一开始就和列强在欧洲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第二，在远东外交中，索尔兹伯里常会采取“聪明的不作为”态度。 ^[6] 胶州问题上，英国并不清楚德国是否真要占领胶州，因为德国宣称只是武力示威。况且俄国对德国的行动反应强烈，两国的僵持有助于动摇俄德同盟的牢固性，并降低可能存在的反英姿态， 这是索尔兹伯里侯爵乐见其成的。第三，英国担心过早介入会引起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因为德国大使说，如果德国不这么做的话，“俄国肯定迟早会开始争夺”。 瓜分中国是作为在华最大利益国的英国不愿看到的，英国财政大臣在报纸上说“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不是领土方面的，而是商业方面的”，英国希望维持中国的完整和开放，这样才“不会阻碍外国的贸易”。 ^[7]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采取了安抚德国、静观事态发展的态度。

在事情发生后的最初两个月，也就是1897年的最后两个月，索尔兹伯里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举动。11月19日，清政府驻英公使罗丰禄拜会索尔兹伯里，专门通报德国侵占胶州湾一事，索尔兹伯里将驻英公使的通报转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MacDonald），但电文中并无任何指示与表态。 ^[8] 同日，索尔兹伯里在助理外交次官伯蒂（Bertie）的备忘录上有这样的批注：“我倾向于这样想，如果他们（指德国）留在目前所在地，会对俄国起到刺激作用，但不会伤害我们，但是如果他们到福州去，我们就应该在舟山取得补偿。” 另外，在22日窦纳乐汇报德国提出的五条要求（为遇难传教士立碑、惩凶、山东巡抚免职、支付德占胶州的费用、德人在山东有筑路开矿优先权）后， ^[9] 索尔兹伯里做出如下指示：

如果中国政府征求你的建议，你可以建议他们接受前四条要求。至于第五条要求，我认为英国人已经得到了筑路和开矿的特许权。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通报中国政府，根据最惠国条款，这一特权是难以允许的，除了这一条之外，英国不能同意废除享有其他国家得到的特许权。 ^[10]

此外，对窦纳乐先后多次致电汇报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情况，索尔兹伯里都没有回复或表态。 ^[11] 直到12月6日窦纳乐报告称总理衙门已经与德国公使海靖展开谈判，索尔兹伯里才于8日再次强调其关注点所在，并训令窦纳乐“通知中国政府，如果他们同意了第五条，英国将不得不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同等待遇”， ^[12] 第五条即德国在山东筑路、开矿的特权。

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上述表现，即11月17日对德国驻英大使的表态、19日的批注以及22日和12月8日给窦纳乐的回复，我们可以得知，在胶州问题发生不久之后，以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为首的英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态度，即：第一，英国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作为出煤港或军港，也不向中国提出补偿要求，但坚决不同意德国占据长江口附近的舟山等地；第二，德国若想得到在整个山东的筑路开矿优先权，英国将不会同意，而会要求同等待遇。这一表态似乎表明，直到这一时期（1897年冬），英国政府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列强所追求的政策包含着对于英国优越地位的威胁”，而身处中国的英商，在1897年中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威胁，于是商人们“对于中英关系的看法整个改观了”。 事后证明，中国通的认识是敏锐的，正如俄国报纸所预料的，德国占领胶州的行动定会“构成决定远东问题的起点”。 ^[13]

随后，俄国人态度的变化使英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11月30日俄国驻德大使向德国外交大臣表示，胶州问题是个“误会”，“迫切地希望德俄两国能继续靠在一起”。 面对这一变化，英国仍未轻举妄动。不过，英国政府一直怀疑德国在占领胶州前与俄国有沟通，也毫不怀疑俄国会紧跟德国之后，“只要俄国在那里寻求商业优势，我们就不应干涉；但是如果他们有任何军事举动，我们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14]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列强将会展开在远东争夺海军基地和商业特权的行动，这或许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崩溃。 中国早已意识到这一点，而同在远东的日本也表示“占据如此重要的战略点将危及远东和平”。 英国方面，负责远东外交的助理外交次官伯蒂有更为准确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目前很可能试图得到大连湾或者其他不冻港，作为德国港口的抗衡，或者帮助德国人帮中国防御英国的贪婪。”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方面通过驻华公使对胶州问题施压（窦纳乐于12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总理衙门，称“德有利益，英当均沾”，“如在南方让地，于英不利，山东办铁路亦损英利益” ）；另一方面特别提防俄国的行动。12月7日，中国舰队总司令布勒海军上将（Admiral Sir Alexander Buller）报告称有俄国舰队在华北海域活动，其中仁川港有9艘俄舰（后证明此报告不实）。索尔兹伯里以为俄国会有所行动，立刻命令同等力量的英国海军前往仁川，以示俄国在此并无特权。接下来的十多天内，有10艘英舰在华北海域活动，但发现仁川只有3艘俄国军舰，索尔兹伯里为此大发雷霆。 俄国也观察到英国军舰的行动：“英国提督及一部分舰队在胶州。有一艘英国船到了旅顺口，对驻军长官说，奉命亲自来观察，旅顺口是否被俄人占领，然后折返烟台。” 对此，俄国反应迅速，“由于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显然是想无定期地留驻海湾中，皇帝认为必须命令我国太平洋舰队开去，暂时驻在旅顺口，此事已得中国政府方面的同意”。 12月15日，俄国军舰以助中抗德为名驶入旅顺。 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是由于害怕英国在旅顺口捷足先登。 在政治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双方的相互提防和猜疑加剧了事态的发展。

12月20～22日，窦纳乐连续报告了三个不太好的消息：第一，英舰侦查得知，旅顺口内有4艘俄舰，口外有3艘。 ^[15] 第二，“根据可靠来源”，德国会把胶州湾“建设成出煤站和码头，并且作为一个军港”。 ^[16] 第三，21日他到总理衙门询问6月份的英德借款条款一事，总理衙门拒绝外国人控制盐税和厘金的要求，并希望窦纳乐4日内回复，经过窦纳乐争取，同意7日内回复。他同时得到情报，俄国提供了一份“年息四厘、九三扣，以田赋和厘金作保的1600万镑贷款”，为此，俄国可以得到“在东北和华北投资、修建和控制铁路的权利以及下一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 ^[17]

这些消息的传来，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尽快做出决断。贷款本身并不重要，但背后的政治利益是列强争夺的焦点。索尔兹伯里对这一新情况的反应速度远远超出胶州问题，因为这对英国利益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俄国得到这一贷款及附加条件，将会“严重地损害”英国在华贸易和地位。 ^[18] 贷款谈判问题迫使索尔兹伯里考虑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胶州和旅顺问题，不然，英国可能会失去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而同样迫使索尔兹伯里尽快做出决定的还有乱哄哄的国内建议。大选即将到来，国内民众的意见不得不考虑。

自从胶州事件发生后，英国舆论界对此事的态度有很大分歧，其态度可以分为三派：“一方面是保守倾向的代表，似乎在鼓励德国，表示英国对于中国这一部分土地之被占领是完全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指出俄国干涉的可能，似乎在挑唆后者作强烈抗议；自由派色彩的报纸所采取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是公开的敌视立场。”

舆论界的分歧同样出现在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甚至是同一部门内部，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海军方面，曾在远东服役的皇家海军学院校长特雷西（Vice-Admiral Sir Richard Tracey）认为，德国占领一个就像对马海峡中的汉密尔顿港（Port Hamilton）一样的港口，会是“一头白象（无用而又累赘的东西）”，德国在胶州的基地对英国利益没有丝毫严重损害，因为德国人并没有全球范围的出煤港网络，在胶州设防代价高昂，“在与我们的战争中，这将会是一个弱点而非长处，因为德国必须试图防御它”。 ^[19] 而中国舰队的首席司令官布勒则持有不同意见。当驻华公使窦纳乐询问他，“在如下两种可能性（第一，德国人仍留在胶州；第二，德国人放弃胶州而在福州附近获得出煤港）”发生后，英国是否应该占领除香港外的另一个海军基地时，布勒建议效仿德国，在中国北方占领一个有驻防工事的出煤港。

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协会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协会前主席史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认为德国占据胶州不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因为胶州作为一个“兵器广场”，虽然会加强德国在对付中国时的力量，但“会成为对付欧洲国家或列强联盟时的弱点”；而面对已不可逆转的俄国在旅顺的经营，英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有效地维持这样一个港口，并且我们的舰队越分散，在进攻战斗中就会越弱”，因此建议不要效仿俄国人和德国人的行动。 ^[20] 但中国协会伦敦委员会却意见相左，他们敦促外交部回应德国的行动，理由是：一个北直隶湾入口处的海港，加上在山东的排他性铁路特权，将“从政治和经济上对北京施加主导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严重损害英国利益”，并导致“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的离开远东的门槛上，这种离开包括重要的政治后果”。 甚至有人提到了俄、法、德吞并中国大部的计划的可能性，建议“英国政府就长江流域各省向中国出价，以便保证在相关区域的影响力”。

外交部中，前后两任驻华公使意见也略有不同。时任公使窦纳乐认为，“如果德国人的目标是在其赔偿要求下攫取胶州作为军港，毫无疑问他们的获取将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他建议在华北建一个军事化的出煤港。索尔兹伯里并未同意，他说“这意味着还需要40000英镑”。 前驻华公使、时驻俄大使欧格讷（O'Conor）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声明其在华利益，“实际上明确其势力范围”。 他主要关心的是英俄两国在整个亚洲的博弈。后来，对英俄在亚洲的博弈他曾经解释说，“每年都会看见俄国进一步向南推进，直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最终下降以及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件最终完成”，“相应的，如果我们在华北反对他们，他们将会在中国、在印度边界、在波斯湾袭击我们。如果我们在华北压迫他们，他们将会随时咬我们一口，其他列强只会乐得其观”。 ^[21]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他目光长远地看到了英俄在中东、远东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的博弈。

这些意见的分歧充分表明，在已经到来的竞争时代面前，英国人对如何维护在垄断时代获得的利益很彷徨。有些人希望延续旧传统，有些人希望采取新的积极的措施。当然，舆论界的分歧和各种各样的私人建议，并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内阁一直没有讨论，也未做出公开的决定和行动，这表现出政府的权衡和谨慎。显然，对英国政府来说，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会引发列强的反应，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拥有最大利益的英国，需要的是远东局势的保持稳定，而新兴列强希望在改变中获得更多利益。无论是制止德俄还是效仿德俄，英国都会面临一定的利益取舍。

12月22日，在这种内外交织的压力下，索尔兹伯里同外交部常务次官桑德森、助理常务次官伯蒂就占领中国北部港口一事进行讨论。23日又邀请欧格讷加入讨论，并咨询了海军部、陆军部的意见，就此形成了基本看法。在当日的备忘录中，谈及胶州问题和旅顺问题时，索尔兹伯里表达了以下想法：

1.此举（指德俄两国的行动——引者）是否会改变战略形势以使我们占据新的地点，如果是，那占据哪儿。

2.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否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声望，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头等强国的地位比列强在该海域的贸易更重要。

3.德国和俄国所拥有的地位是否会使他们对北京施加政治压力，以提出一些对抗我们在那些对保障商业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的影响力的赔偿，比如说挑选海关总税务司等。

最后，会议认为英国的“首要利益是在所有地方自由贸易”，因此不能效仿俄国向中国北方近海派遣舰队去过冬，这很可能鼓励法国向中国南部的海南和北海派遣舰队。如果瓜分不可避免，英国的最后一招只能是“当发现在中国其他地区处于劣势或者法国在四处活动谋求利益时，英国在长江流域保持部分控制权”。 因此，索尔兹伯里认为，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在烟台附近建立一个“过冬港”，“或者我们的舰队经常在那里出现”。 从事后租占威海卫来看，英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军舰也经常出现在威海卫。只不过，过冬港变成了避暑港和疗养院。

索尔兹伯里认为，在危机中“为了维持我们的地位，我们在与巨大的困难做斗争”，他已经意识到了英国在华地位的降低。他将这种降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没有从我们在战争中支持日本的愤怒中恢复过来”。 ^[22] 不过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因为此时中国政府存在联英的倾向。实际上，英国在华地位的降低应该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考察，那便是列强竞争时代的来临，英国独霸的局面已经开始动摇。

由此可知，促使英国政府真正采取积极政策应对远东危机的刺激物并不是德国占领胶州，也不是俄国占领旅顺，而是俄国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即华北和东北铁路特权及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再联系到对11月19日不同意德国在山东享有筑路开矿优先权的指示，可以明确得知：索尔兹伯里更重视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重视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 而北方沿海个别港口的领土特权，并不是他最为关切的。索尔兹伯里已经认识到英国面临的困难，他的决策切合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局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随着俄国的介入，民众中的激进情绪越来越强烈，索尔兹伯里担心激进百姓手中的选票，“作为我们不得不怀着纯粹的感情去做的一件事，‘公众’需要在华的一些领土安慰”。 ^[23] 也就是说，在1897年12月30日，索尔兹伯里已经做好了向中国索取港湾以给民众“领土安慰”的心理准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显然这一决定的做出，考虑国内政治利益的因素更多，而远东的外交和军事意义相对较少。这也几乎注定了这一将要被占领地区的命运（无论是威海卫还是其他地区），其价值在于占领决定的做出和公布本身，而非实际占领之后。 77Xowjit79+po/nEMDa1OJke6KlwzbhVlDCgdQKB7FbYEArPj+R3VcZVdWktD0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