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的垄断时代向列强的竞争时代过渡。具体到中国问题或者远东问题上,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一直稳居列强在华势力的霸主地位。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德国占领胶州湾,引发了1897~1898年的远东危机,宣告列强在华竞争时代来临。在“争夺海军基地” [1] 这一竞争中,为抗衡德占胶州、俄租旅大,英国租占了威海卫作为抵制。对英国政府租占威海卫这一举动及该举动背后的思想,西方学界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尼什的论文《皇家海军与占领威海卫(1898~1905)》、 [2] 杨国伦的著作《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 克拉伦斯·B.戴维斯与罗伯特·J.高尔的论文《英国人在威海卫:帝国非理性之例研究》、 [3] 奥托的论文《“Wee-ah-wee”?:英国人在威海卫(1898~1930)》 [4] 以及著作《中国问题:列强竞争与英国孤立》。 [5] 毋庸置疑,这些成果已经将英国政府在租占威海卫一事上的作为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杨国伦的著作及奥托的论文和著作,对英国政府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都呈现得非常细致。然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上述成果大多忽视了甲午战后列强在华势力从英国的垄断时代向列强竞争时代过渡这一事实。随着时代的变化,英国不可避免地需要让出某些权益,英国政府的政策不得不做出改变。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是否切合竞争时代来临这一现实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但是上述学者的评价标准仍停留在垄断时代,对该事件的认识趋于一致,多将英国的政策界定为“保守”“非理性”“无能”“脆弱”。
笔者之所以愿意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是因为远东危机下的威海卫问题对英国政府的特殊性。这是英国第一次在远东面对列强的竞争,它将如何在竞争时代捍卫垄断时代得到的东西?又将如何取舍其利益?通过英国政府在威海卫问题上的反应和分歧,我们如何认识它在与列强竞争中的作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对华政策和远东国际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以威海卫为抓手,揭示竞争时代下英国远东政策的调整以及地区性危机与英国外交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