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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海卫的地理空间与历史沿革

(一)地理空间

当时的威海卫已经发展成了今天的威海市。它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其中的成山头有“天尽头”之称。威海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及东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西与烟台市接壤。

当时的威海卫,位置就是现在山东省威海市的市中心。城西北角的名胜环翠楼,经过修整后,仍矗立在原地。环翠楼东边距离海岸不足千米,西边紧靠着山。古人对威海卫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称其“卫治极山东之东,三面环海,一城负山”。 旧《威海卫志》记载称,该地“山厉土斥,实濒海堧,隐然为东陲一阨塞。北古陌,南仙阜,龙盘虎踞。东面刘公岛,疏峰拱秀,砥柱中流。刘公岛北通朝鲜、旅顺,东接日本、琉球,南望崇明、台湾,西达天津直沽。轴舻相接,间藏不轨,惟恃文武兼资可以兴屯御侮,为东隅屏藩。地环渤海,壤接扶桑”。

威海卫的确值得时人如此称道,因为它的确是海防重地,并且海路交通便利。“威海卫东至海一里,至刘公岛水面十里,南至文登县九十里,西至宁海州一百二十里,北至海十里,至登州府三百三十里。” “从成山过刘公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转过成山,望正西行使,前有鸡鸣屿,内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屿,不可在内使船,收到刘公岛西小门,也可进庙前,抛泊刘公岛。开洋正北行使,好风一日到芝罘岛。” 也就是说一天就能到达今天的烟台。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可见当时在这里设立卫所是必要的。

至于陆路交通,威海卫就不占优势了。大多数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依靠步行。因为这一地区多山,所以马车等轮式交通工具就无法发挥作用,当地有钱人出远门时,有时骑骡子或者乘坐“苫子”。 如果不负重还可以,如果要进行货物运输,那就受到很大的制约了。因此,英国占领威海卫时期,交通运输一直是主要问题,容待后述。

不过威海卫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优点:它是一处天然良港,能停巨船;它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尤其是夏天十分清爽,是避暑胜地。正是这两个优点,成就了威海卫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角色。

先说海港。威海卫的海岸类型属于港湾海岸,海岸线曲折。港内水深,并且终年不冻,“在卫东水面十里” 有刘公岛,“刘公岛悬处海中,东西长二十里,广六里,东北有二海口,水面宽阔,舟楫俱可往来,隔水两旁皆有高山环映。正东临大海,有礁石,出海里许。正西乃威海卫城,有巡检司驻扎。(光绪初年)岛上有新垦地三顷,居民三十余户。岛下水深四丈,黑泥,底可容百余艘避正北东北风”。 此外,“在卫东北三里海际”还有一处庙前海口,“山麓弯环曲抱,善避飓风”, 能停百十艘船。还有一点尤为关键:港湾里很少有暴风。

再说环境和气候。威海的海岸并不是沙滩,而是山水相间,沿海就是山,可以称得上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威海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就温度来说,根据日本威海卫占领军在威海卫的调查,明治二十九年(1896),威海卫的最高气温出现在8月,为25.70℃,最低气温出现在1月,为0.045℃;明治三十年(1897),最高和最低气温分别为25.6℃和0.09℃。 相较同纬度地区,可以说是冬暖夏凉。威海的夏天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没有大雾弥漫,因此不潮湿,所以是一个避暑胜地。2003年威海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被认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可以作为例证。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渔业是当地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山多,所以当地的耕地比较少,因此百姓的收入并不多。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也都不发达,总体来说经济绝对称不上富裕。有很多人因为在当地没有活路,而选择了闯关东。 优美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除了给当地人带来较低的发病率之外,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

(二)历史沿革

威海卫能够建置设卫,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海洋时代的到来。在东亚,海洋时代大体始于元、明时期,尤其是明朝时倭寇侵扰,使得“形胜险要甲于天下”、身为“海防一重地”的威海卫得以设立。 另一个是定都北京带来的拉动效应。元朝定都大都,明朝也定都北京。海运通行时,威海卫的海湾有“粮艘兵船数百艘杂泊”, 这成就了威海卫的繁荣。

威海卫正式设卫是在明朝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1398年。明朝的军事制度是“都司卫所制”。中央设有五军都督府,分别为左、右、中、前、后。其中左军都督府在京领有数卫,在外辖山东都司、辽东都司与浙江都司。都司的最高军事长官叫作都指挥使司。都司之下设有卫和所。

都司卫所制建立之初,山东都司设下并无威海卫。到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因为“倭寇不息”, 于是“析文登县辛汪都三里立威海卫”, 当时的登州府“专城有四,威海系首卫,据上游而居要地,东省之屏藩寄焉”。 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7),又在威海卫附近设立了百尺崖后千户所、寻山后千户所、海阳千户所。卫、所都隶属于山东都指挥使司。

起初,威海卫有防无城,到了永乐元年(1403),威海卫指挥佥事陶钺奉命建城。威海卫城“砖石相见,高三丈,阔二丈,周六里一十八步,动宁海、文登夫役军三民七修之,门四,楼铺二十,池阔一丈五尺,深八尺”。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整,但是城的规模一直没有变化。 威海卫的衙门设在城内的东街上,“衙署大堂三,各三间,堂前廊房各五间,牢役房各一间,仪门三间,角门各一间,宾馆三间,土地祠一间,大门三间”。 威海卫城“领左、前、后三所,总部系山东都司兼辖,属宁海州”。 后所就是前面提到的百尺崖所,位于威海卫南面四十里。 当时百尺崖后所是直属都司的千户所。威海卫下设“墩九座”“堡四座”,百尺崖所下设“墩六座”“堡三座”。

明朝时候,威海卫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堡垒,这通过当时的兵力部署就能看出来。当时的威海卫,“设指挥二十员,镇抚二员,左前二所千户十员,百户二十员。京操,春戍七百八十四名,秋戍五百八十四名;捕倭军,登州营一百二十六名,文登营一百五十九名;守城军七十五名;种屯军二百二十四名;守墩军二十四名;守堡军一十四名”。 百尺崖所虽然没有威海卫规模大,但是也有“千户五员、百户十员,守城军三十五名,守墩军一十八名,守堡军六名”。 根据这个规模推算,如果是平均分配的,每个墩由三人守卫,每个堡由两人守卫。至于威海卫,或许也是如此,因为左、前两所的情况不得而知,根据上面的表述,可能是和威海卫的兵力计算在一起了。

明朝时,威海卫的军事指挥机构是指挥使司。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他们的任务是治军理屯,也就是说战时防倭守土、平时组织耕种; 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是镇抚司,设有镇抚(从五品)二人,任务是处理刑事案件、管理监狱;此外还设有经历司,内设经历(从七品)一人,职责是管理文牍和军民词讼;又设儒学教授(正七品)一人,负责学校和教化。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镇抚、经历以及下面的千户、百户等职务一般都是世袭,比如威海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是刘得,自他之后,子孙九代世袭该职。

明崇祯十六年(1643),清兵由辽东海道攻入,破宁海州。威海卫随之易手。

到了清代之后,清朝“对于明代已经逐渐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采取了暂时维持现状的办法。因此,卫所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管辖单位在清代大约存在了80多年,在此期间,都司、卫、所经历了一个轨迹鲜明的变化过程。其特点是:一、都司、卫、所官员由世袭制改为任命制;二、卫所内部的‘民化’、辖地的‘行政化’过程加速;三、最后以并入或改为州县使卫所制度化作历史陈迹,从而完成了全国地方体制的基本划一”。

清朝对卫所的“民化”和裁撤步骤非常清晰,威海卫的命运也非常清晰。

清朝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裁撤指挥等卫所武官和将各地卫所“民化”。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多尔衮发出指示:“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 顺治三年(1646),清廷批准了兵部的意见:“指挥千百户名色,既已尽裁,而卫所必不可裁,应每卫设掌印官一员,兼理屯事,改为卫守备;千户改为卫千总,每所设一员,俱由部推。百户改为卫百总,每所设一员,由督抚选委。其不属于卫之所,俱给关防,卫军改为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漕运造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宜照旧。” 这是卫所“民化”的政策根源。在此情况下,威海卫“改设守备一员,左前二所该设千总一员,后所改设千总一员”。 原威海卫指挥使司掌印指挥陈万言被拣选为署理守备,职责和明代的时候相同。

随之而来的是,卫所官员的职责已经和州县官员越来越相似了。顺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朝廷批准了兵部的建议:“凡掌印都司、行掌印都司、屯局都司佥书、卫守备、守御所千总、卫千总,虽系武官,不管兵马,止司钱谷,仍照旧听巡抚统辖,撰入巡抚敕内。” 就威海卫而言,由卫守备“管理庶务,兼理屯政,与州县平行。守备之下,仅设经历司(经历一人)掌理文牍与军民词讼,儒学教授(一人)掌理学校与教化”。 这一时期,清廷也裁并了一些卫所。就威海卫而言,“顺治十二年裁左、前二所,归并威海卫,百尺崖后所系专城,仍旧隶焉。康熙四十一年,后所亦归并威海卫”。

大规模的卫所裁撤是在清世宗也就是雍正朝的时候。

雍正二年(1724),清廷决定裁并卫所归于州县管辖,令兵部等衙门议复。对此,兵部奏称:“查得各处军民户役不同,未便归并。且武官科甲出身人员、专选卫所守备、千总。若尽裁卫所,必致选法壅滞。” 结果皇帝不同意兵部的意见,下旨说:“此事部议所见甚小。滇蜀两省,曾经裁减卫所,未闻不便。今除边卫无州县可归,与漕运之卫所、民军各有徭役,仍旧分隶外,其余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 于是各地都开始裁撤卫所,雍正三年(1725),“山东都司缺裁”,威海卫“改属登州府”。

不过在雍正四年(1726),山东巡抚陈世倌上奏称:“卫所归并州县,原为便于地方起见。东省安东等七卫,及已裁之雄崖、浮山二所,俱系海疆重地,形势险要,请将该卫所照旧存留,无庸裁并。其济南卫所,与海疆不同,请裁归附近州县管理”,清廷接受了他的意见,称“均应如所请。从之”。 威海卫就是这七卫之一,因此得以保存,并未裁撤。

然而,威海卫还是没能逃脱被裁撤的命运。雍正十二年(1734),朝廷中有人奏请山东一些地区裁卫设县,皇帝命兵部议复。十一月,兵部议复:

河东总督王士俊疏奏东省裁卫设县事宜。一、大嵩、成山二卫,请改为二县。裁卫守备、教授各一员。设知县、典史、教谕各一员。一、靖海、威海二卫。请裁卫守备、教授各一员。添设巡检各一员。靖海卫,即以宁海州议裁之乳山寨巡检移驻。威海卫,即以文登县原属之温泉寨巡检移驻。均归并文登县管辖。一、莱阳县行村乡巡检,请改隶大嵩新县。文登县赤山寨巡检,改隶成山新县。一、大嵩、成山,既改卫为县,其考试生童额数,应行酌定。请将靖海卫附大嵩,威海卫附成山,各取进生童十六名,增设廪生二十名,均应如所请,从之。寻定大嵩改设县曰海阳,成山改设县曰荣成。

这一大段文字,包含的信息很多,其中和威海卫有关的主要有三:第一,威海卫裁撤后,设巡检 ;第二,威海卫的巡检由原驻文登县温泉寨的巡检移驻,威海卫归文登县管辖;第三,威海卫的学额并不归文登,而归新设的荣成县。

《威海卫志》也记载说:“雍正十三年,裁卫十八屯,已垦未垦地俱归并宁海州、文登县并新分海阳县。”

至此,威海卫城里除了一名巡检外,还有“经制把总一员,调拨马兵五名,步兵二十五名,字职一名”,这些人都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登州镇总兵奏请移驻到威海卫的。

威海卫真正成了一座小城。

威海卫虽然城小,但自从建城之日起,兵事就多。《威海卫志》中记载了七次比较大的兵事。

永乐四年,倭寇扬帆于刘公岛,声言攻百尺崖而卒击威海,几无噍类。掌印指挥扈督率世职及春秋两班操军乡城门夫壮丁力死堵截。三日后都督徐国公朱统兵援战,倭寇始息。六年,始置登州备倭都司,以节镇沿海诸军。

正德六年三月,刘六刘七等寇,文登威城戒严,指挥刘平督理城操团练军马,贼闻炮声远遁。

嘉靖二十三年,倭寇自胶抵威海栲栳岛洋,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

嘉靖间,海贼王宪五据刘公岛,造房五十三座,御史蓝玉率汛兵逐之,兼火其庐。

顺治十八年秋,栖霞于七倡乱,遣常和尚等寇,文登威海掌印守备徐宏谟招集乡勇八百余名,部署千把总,刻期操演,捐俸犒谕,居城头六月,城赖以安。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初六日,贼船四只自东来,袭二商船。商船泊教场头,贼船泊刘公岛,相持二日。初九日贼扬帆放炮,商人急遽奔岸,贼遂攫货物,牵船于刘公岛前焚之,火光烛天,卫守备费允伦率城内居民严加防守,御文登营副将张陈武、宁福营守备马明礼、登镇总兵王文雄领兵先后倶集,民赖无恐。副将张陈武欲调水师营船,用火攻占,文雄不可,登州大炮击之。贼遒不敢近岸,各将旋营。留游击守备等官防守。至八月中旬,贼始扬去。先是贼泊岛前,掠取一空,胁岛中愚民送伪牒赴城内,僭称建飞六年,营将责其通贼,械至省巡抚,两司原情宥释,岛民得之。

五十一年八月,贼船掳刘公岛张、于、马三姓幼童三名,十月十七日水师营游击滕国祥率舟师捕海贼陈尚义于鸡鸣岛前,贼船围攻纵火,国祥力战死之,鸡鸣岛与刘公岛相隔六十余里,卫守备韩公远率汛兵居民,昼夜巡城,贼去始解散。

这七次兵事,两次是倭寇侵扰,三次是百姓起事,最后两次,史志中只说是“贼”,但根据他们自立年号(“僭称建飞六年”)、有“伪牒”,可知“作乱”者有一定的组织,或为反清复明的起义军。可惜具体情况已经不得而知。

另外,威海卫还是“海运必由之路”。元朝时,通过海运将南方的贡品运到北京,明初也以海运接济辽东。当时,每到冬日,威海湾内避风等待冰封开启的船只,动辄数百。威海卫城也热闹非凡。到了“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海运始废”,威海卫一下就冷清了下来。后来,海运之事常被朝中官员提及,其中“万历间侍郎王宗沐谓以海运供燕都,如以右手取物左腋下,其言尤为恺切”。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海运复兴,刘公岛三官营庙前口,具为舶船之所避风守冻,至数百艘行之”,威海卫又一次热闹起来。但这次海运只持续了这一年,到了第二年,因为海运“利害参半,仍专由漕运”。 威海卫再次归于沉寂。

除此之外,威海卫在元、明和清朝中前期,几乎一直都安静地待在那里,籍籍无名。

(三)威海卫成为北洋舰队基地

打破威海卫宁静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因创建淮军镇压太平军起家,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筹办洋务、创办北洋海军,兼理外交,是晚清重臣。

正是李鸿章,一手将威海卫打造成北洋水师的基地。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这是他首次完整地陈述自己的海防主张,他说: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

在这一大段话里,李鸿章强调了两点:第一是守,第二是以京畿为最要。另外,他还透露出一点:清政府没有足够的钱。

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议,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谕旨,“著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清政府决定筹办海防,很多人都在谋划拱卫京畿的海军该如何建设,有些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威海卫。1874年,郑观应提出的主意是:“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接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 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提出在威海建设水师基地,并派道员张荫桓前去考察。张荫桓经过考察后,认为“威海卫岛屿环拱,天然一水寨也”。 于是丁宝桢奏称:“威海地势较烟似为紧束,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刘公岛北、东两面为二口门:岛东口门虽宽,水势尚浅,可以置一浮铁炮台于刘公岛之东,而于内面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闭此一门,但留岛北口门为我船出入;其北口门亦有山环合,可以建立炮台,计有三砂土炮台于内,有二浮铁炮台于外,则威海一口可以为轮船水寨。” 然而,因为清政府财力有限,如果让山东一省举办,则“山东独力难支”,李鸿章决定“候北洋饷力既裕乃办”。

这一候就是近十年。幸运的是,这十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外敌侵扰京畿。十年间,威海卫也曾与北洋水师有过一些关联,如1881年,北洋水师有12艘舰船曾在威海暂时停泊;1883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在威海金线顶建立鱼雷营。

这十年,北洋海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李鸿章将重心放在了天津和旅顺,他认为:“窃维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臣历年经营海防,先治大沽北塘炮台,以固隩区;复筑新城,以为后拒。而海防经费各省关历届短解,习以为常,以致购器、筑台规模遽难远拓。”

这一时期李鸿章对威海卫的海防建设不够重视,原因有二:一是经费紧张,前期建设以天津、旅顺为主;二是李鸿章没有充分认识到威海卫的优越条件,之前他一直认为烟台和旅顺是京畿的“锁钥”,其看法的改变发生在1884年。

1884年6月,李鸿章出洋巡阅,曾先后抵达烟台和威海卫,随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先是在出洋巡阅结束后(6月29日)的奏片中,他认为:“(威海卫)濒海,南北两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耳。” 接着,在9月12日《呈海防图说折》中,李鸿章称:“山东之烟台,濒临大海,有山无险,有市无城,虽筑有通伸冈炮台一座,形势太孤,现亦未安巨炮……登州府城露立海崖之上……” 李鸿章以他的亲身经历认识到,威海卫比烟台更适合作为海军基地。

然而,威海卫的问题在于需要耗费巨资。

1886年,李鸿章已经认识到“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但是“威海卫工巨费烦,故先经营旅顺,以为战舰收宿重地,兼以屏蔽奉省,控制大沽”。 醇亲王奕譞视察后也认为:“威海卫亦海滨奥区,适当烟台来路,水师屯操皆宜。惟南北两口宽各数里,筑台布雷,需费颇巨,仍须量力次第经营”。

不过,将威海卫建成军港已经成为清廷要臣的共识。1887年,李鸿章在回复总理衙门时说:“先戍威海以固户庭,次则大连湾以蔽陪都,实则紧要久远之计。查北洋海岸可以收泊兵船者有四,除胶州澳地偏于南姑不论外,惟威海卫、旅顺口、大连湾三处为敌所必争”,前些年因为“财力不及,仅布置旅顺一处”,尽管建设威海、大连湾“共需八百万两矣。此时焉有如许财力?”但是“势不能遗威、大不防,使我兵船失此要害而让敌船以屯宿之区”,因此,李鸿章请“于洋药厘捐并征款内岁拨的饷三十万,作为威、大两处购买巨炮、鱼雷、水雷、电灯、铁道及筑台、设栈、工程等用,先以十年为度,庶几逐岁经营,威势渐振”。

至此,威海卫军事基地的建设终于提上日程。幸运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史也留给了李鸿章七年的时间经营威海卫。

威海卫的确是极佳的军事基地,西方人也有这样的认识。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记载:“近闻西人谈及,旅顺口形势不及威海卫之扼要,将来北洋似应以威海为战舰屯泊之区,而以旅顺为修船之所,较为合宜。”

威海卫是一处良港,单就地理形胜而言,李鸿章的选择没有问题。从拱卫京畿的战略目标来看,建港威海卫的选择也非常正确。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状似一双有力的臂膀,环抱渤海,威海卫的军港建设相当于手里多了武器。何况,威海卫的军港建设起步较晚,晚也有晚的好处:相较于旅顺军港,威海卫具有更多的近代化特征,并且有更为优良的配套设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财力,是值得肯定的。

正是因为威海卫是北洋水师的重镇,所以它成为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海军基地”中争相觊觎的良港。


[1] Michael Edwardes, Asia in the European Age .London:Thames & Hudson,1961,p.180.

[2]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2.

[3] C.F.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3,pp.340,353.

[4] 这一短语是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于1898年5月4日在Albert Hall发表讲话时使用的。见 The Times, 5 May,1898。

[5]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London:The Times,1947,Vol.3,p.204.关于危机,参见T.G.Otte,“Great Britain,Germany,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897-8,” English History Review ,110 (1995),pp.1157-1179。 1PV8E4fpxShQq76iWPr1B85SBSK2/qap7JSz/iMu2/hddHUF57mQPWlMpQ6lCp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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