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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界对英国租占威海卫问题已有不少关注和讨论，这里对其进行介绍和分析，以说明前人研究的价值，并彰显本书的侧重方向。
关于英租威海卫总体研究的最早成果是庄士敦（R.F.Johnston）的《狮龙共舞》，该书出版于1910年。 [1] 庄士敦曾先后担任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政府秘书、正华务司、行政长官，在威海卫居住生活长达18年。他精通中文，利用其身份优势并参考大量地方志，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威海卫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也记录了英国的统治并预测了威海卫及中国的未来发展。
朱世全编著的《威海问题》是一本关于英租威海卫的资料性著作，也是第一本关于英租威海卫的中文专著。
朱世全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筹办接收威海卫事宜办事处调查主任，后任威海卫管理公署秘书科长，因此有接触相关资料的便利条件。该书分为“租借及收回之经过”和“英国管理时期之地方情形”两编，上编介绍了英租过程、收回理由及过程等，下编包括政府组织、人口风土、财政金融、商业物产、教育、交通港务、公安、司法、工务卫生与地产等内容。书中包含大量资料、表格、数据，详尽准确，可以作为资料使用。
较早展开英租威海卫史研究的是国外学者。旅美英籍学者帕梅拉·艾特威尔（Pamela Atwell）于1985年出版的《致英国统治者与中国改革者：英租威海卫及归还始末（1898～1930）》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英租威海卫史研究专著。 [2] 她首次系统运用了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大批英租威海卫档案史料，论述了英国租占及归还威海卫的概况，叙述了1898～1930年英国在威海卫的统治，并且对中国收回威海卫后的统治与英国人的统治进行对比，认为中国的改革者较为激进。
威海当地人士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可观。威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威海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三辑、第六辑、第十辑（《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专辑）中收录了关于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文章19篇，
包括前人文章、学者论文、当事人回忆等。文章内容涉及威海卫的租占归还、英人统治、民众反应、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系国内英租威海卫研究的一批较早成果。
因部分作者为该时代的亲历者，所以文章具有重要价值。威海市档案馆利用英文资料编撰的《米字旗下的威海卫》一书，图文并茂，通过大量档案史料与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英租时期威海卫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直观而翔实地呈现出该时期威海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迁。
2005年，张建国、张军勇编撰的英文版出版，相较中文版，英文版添加了注释，增加了文本内容的准确性与可信度，书后附有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说明，利用更为方便。威海民间研究者梁月昌著有《英舰驶进刘公岛——英租威海卫解读》一书。
该书属于通俗读物，但作者曾历时十几年，收集了大量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口述史料，在这一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吴霭宸在《华北国际五大问题》第五篇“威海卫问题”中对英租威海卫的过程、英国治理下的威海卫形势、兵力、警察、行政、财政、户口、教育、交通、商业、收回进行了探讨；
王守中、郭大松在《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中有对英国租占威海卫始末以及英国统治下威海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介绍；
郭志强曾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威海卫（1898～1930）》为题撰写出硕士论文；
《威海市志》中也有相关记载。
威海卫的租借及交还是英租威海卫史的研究重点，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属于英租威海卫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领域。下面选择价值较高的成果，按发表时间先后进行介绍。
参与1923年威案调查的陈干于1925年编成《威案》一书，收录了1923年办理威案调查的有关文件。作者介绍了他参与调查协调中英交收威海卫交涉的经过。他认为梁如浩与英使协定的《接收威海卫意见书》“好处在能守定范围，不好处在措词含混”，大体无伤，建议“得了则了”。鉴于当时国势呈分崩离析之状，如错失机会，则徒增英人借口拖延，得以从容开拓，对中国无一好处，所以他反对山东国民代表的起哄，坚持英国无条件归还，否则宁作悬案的主张。
该书的价值更多体现在资料的保存方面。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首任威海卫行政管理专员徐祖善编有《威海收回周年纪念·敬告地方父老书》
与《威海卫筹收、接管、行政工作报告书》
两书。前书介绍了威海卫收回一年后的经济、实业、财政、民政、社会风气情况，其后附有财政收支及公共事业报告表8幅；后书对威海卫租借和筹收之经过、英管时代地方情形之调查、筹收情节及礼节等有所介绍。威海卫接收专使王家桢在《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一文中简单介绍了自己接收威海卫时的见闻，其描述较为直观。因为作者的当事人身份，这些论著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50年，孙任以都发表了《租占威海卫》一文。在文中，作者追查威海卫何以成为英国租占的目标，其缘起在哪里。她敏锐地捕捉到威海卫可能是中国政府主动让予英国的，并将其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联英之议联系起来。她所关心的是谁向赫德透露了让予威海的消息。她认为盛宣怀的可能性最大。
[3]
在文中她引用了盛宣怀于1898年4月1日（即窦纳乐第二次赴总理衙门提出租占威海卫的次日）给张之洞的电报，内有“鄙见莫如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已预下密著，未知应否”之语。
她发问“预下密著”是一天前，两周前，还是一月前？当然，她未能给出答案。
1968年，英国学者尼什的《皇家海军与租占威海卫（1898～1905）》一文将英国租占威海卫放在20世纪初英国海军部在远东战略和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讨论海军部在租占威海卫问题中的角色”。他得出了“占领威海卫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海军圈的决定”的结论，注意到了英国政府不同部门间在威海卫问题上的分歧。 [4]
1970年，英国学者杨国伦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一书第三章“第三次战争赔款与攫取中国北部港口”论述了德俄租占胶州、旅顺之后英国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从起初的反应温和，到试图采取“积极政策”，再到最后选择占领威海卫这一决策出台的过程，文中都有详细论述。作者认为英国采取了“守势”，与前文相同，作者也关注内阁中的不同意见，并将其作为论述的重点之一。
台湾学者李恩涵在其论文《中英收交威海卫租借地的交涉（1921～1930）》中，运用英国外交档案，从英租威海卫的原委及1921年前英国在威海卫的统治、1921～1924年中英交收威海卫谈判、1929～1930年中英交收谈判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英间交收威海卫的概况，认为这是中英间的一项“政治性决定”，说明该事件与中英两国的内政关系密切。
该文资料丰富，论述翔实，是首次使用中英文档案对照研究的成果。
美国学者克拉伦斯·B.戴维斯（Clarence B.Davis）与罗伯特·J.高尔（Robert J.Gowen）的论文《英国人在威海：帝国非理性之例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英租威海卫。该文认为1898年英国决策者无明确理由占领威海卫、其后30年拒绝归还是一种非理性举动，以此为例表明帝国非理性现象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政府内部非常流行，这种非理性动机成为大多数帝国确立其政治经济政策的刺激力量。
2005年，奥托的论文《“Wee-ah-wee”？：英国人在威海卫（1898～1930）》将威海卫作为研究英国的区域政治势力以及英国政策运作与列强关系的对象。作者认为，英国占领期间威海卫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身份”，并因“战略过于孤立”导致发展受限，“威海卫突出了英国的无能”，威海卫的发展表明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上和体系上的限制”。作者将“这一租借地放在20世纪初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和政策下”进行研究，并认识到“占领威海卫证明了地方危机和作为帝国扩张机制之一的大国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 [5] 2007年，奥托的著作《中国问题：列强竞争与英国孤立》以1894～1905年的“中国问题”为背景，探讨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竞争以及英国的孤立政策，作者重视的是中国问题对国际政治，尤其是对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意义。在第三章（“地图慰藉”：列强和中国问题，1895～1898）中，他详细论述了英租威海卫作为英国远东“地图慰藉”这一政策出台的始末，他认为“德国和俄国掠取中国北方的胶州和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增强了英国政府的脆弱感”，他强调了内阁中的分歧，并“揭示了首相兼外交部长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的努力：与俄国谈判达成一个影响深远的英俄同盟方案。当这一尝试失败后，英国寻求了一种与德俄两国占领海军基地对应的方法——占领威海卫”。作者关注这一时期大国在华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6]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关于威海卫交涉的研究成果中，宋协生、刘德煜的《英国租借威海卫始末》从英国强租、威海人民反抗、英人统治、中国收回四个方面叙述了该时期威海卫的历史；戚圭瑨的《英国强租威海卫始末》、
董进一的《英国强租威海卫始末》
脉络也大致如此；牛淑萍的《艰难的回归之路：中国收回威海卫始末》对威海卫的租借、收回过程及收回背景作了叙述和分析；
李月华的《中英收交威海卫租借地交涉之探析》分析了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英收交威海卫的谈判，认为威海卫是在中国做出妥协的基础上收回的。
这些成果的资料以中文为主。另外，李文杰的《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收回威海卫的尝试与曲折》利用大量中英文资料，探讨了中国外交官在日俄战争后收回威海卫交涉中的努力和作用。
此外，还有对群众反对划界、开展抗英斗争的讨论，如赵泮馨的短文《英租威海划界惨案纪略》
介绍了反对划界中民众的领导、伤亡情况、官员态度等；李宏生、崔瑞华的《威海人民反对英国强租威海卫的斗争》、戚其章的《抗英划区埋界》和《一八九九年威海人民抗英斗争》
、张学诗的《英人强租威海卫群众反对埋界纪略》介绍了威海卫人民反对划界的经过，但因其写作时代的缘故，参考时需谨慎。
关于英国人在威海卫的遭遇和作为，目前学界也有一定数量的成果涌现。其中，法制史、社会文化史和相关人物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英租威海卫法制史研究是目前关于英国人在威海卫研究的最成熟部分。英国统治威海卫时期，威海卫行政公署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威海市档案馆搜寻到资料之后，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为主的一批研究者撰写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并与国内外学者有所交流。
马来西亚籍华人学者陈玉心（Tan，Carol G.S）是目前英租威海卫法制史研究的第一人。2008年，她出版了专著《英国人在中国的统治：1898～1930年威海卫的诉讼与审判》一书。
[7]
作者利用官方档案，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威海卫的法制史，对租借地的法律、法庭、法官、刑罚、警察以及当地人民的反应进行了贴切的描述，她认为威海卫的法律及其实践符合威海卫实际。此外，陈玉心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如《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
[8]
《英租威海卫的刑事审判》
[9]
《威海卫的法院和法律——一种变相的外国法》
[10]
《英租威海卫的法律和文化间的纽带》
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国内较早进行威海卫法制史研究的学者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王强（笔名“王一强”）。2006年，他主持的“英租威海卫法律史比较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此前，他已有部分研究成果：《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札记》
介绍了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的有关问题以及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分布情况；《“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的法文化解读》
通过解读庄士敦临别演说词来了解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存在的法文化环境，认为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的核心是“儒家化”，这是英国统治获得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租威海卫专条〉的几个问题》
与《〈租威海卫专条〉研究》
两文分析认为该条约是在英方强迫下签订的、初期的抗英活动与中国官方有关、英租威海卫的性质并非“租借地”而是“割据地”、合法租期应当是七年；《法律文本的矛盾——从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一份鞭刑文件说起》
对英租威海卫《1903年鞭笞规定法令》表达出的矛盾及文本背后的“二元法律”进行了分析；《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认为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用“民间法”对其加以概括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王强还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一批硕士论文：刘娜的《英租威海卫法律文化解读——基于女性保护的视角》
，在《1905年妇女和女孩保护条例》的基础上对英租威海卫婚姻中的女性保护、女性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袁理想的《英租威海卫土地法律制度与秩序研究》
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土地法律制度和土地法律秩序的形成做了梳理；娄雪梅的《论司法权威的建立——英租威海卫司法特点及运行研究》
对英租威海卫司法的特点和运行情况、英租威海卫司法权威的建立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这一主题的主要研究者还有邵宗日和王娆。邵宗日的博士论文《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司法制度等几个方面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并探讨了其特点与成因。
该文系国内首次系统运用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完成之论著。邵宗日还编译了资料集《英国租借期间威海卫法令汇编》，收录了115项条例及多项规章。
另外，威海市档案馆也整理出版了英文版《威海卫法令》
。这本资料集收录了英租时期威海卫行政公署出台的法令约120件。王娆的《英租威海卫司法体制初探》
以司法体制为切入点，分析其法律规定，阐述其具体建制过程及运行状况；《英租威海卫司法殖民之特性分析》
一文分析了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司法拥有司法不独立、法权外来和受限控、吸收中国传统的调解制等三个特点；《〈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与英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
则认为《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是英国统治威海卫的根本大法，确定了威海卫的政治结构及运行方式。
除此之外，王昌民的《英租威海卫期间的司法机构及其制度》是一篇时间上相对较早、研究内容相对丰富的论文。该文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警察机构、诉讼制度等做了详细介绍，文后附有表格，对当时警察机构的构成、兵力分配问题有所体现。
程妍冰的《英租威海卫时期的监狱制度》利用一手档案，从监狱设置、刑罚制度、监狱特点等方面归纳了英租威海卫时期的监狱制度；
杨立民的《英租威海卫时期的警察制度研究》利用英租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对英威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的警察系统设置、纪律、职责规定、监察制度、工薪待遇进行了梳理；
张洁的博士论文以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政权组织及相关法律、民事、刑事和司法制度四项内容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分析的方法，展现中西法律文化在威海卫租借地碰撞与结合的过程，探求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她的《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二元化”特性之分析——以土地法律制度为基点》则以土地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该地区这一时间段内法律制度二元化特点，提出“法律混血”的概念。
王琴从《威海午报》报道过的几则案例入手，结合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法律制度，对英租威海卫后期的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相关法律适用以及法律特点进行了分析。
苏亦工梳理了英租威海卫法律研究的概况，并阐释了其意义。
解锟考察了胶澳与威海卫租借地的法制实践，认为这是“西法东渐之殊途”。
另外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刘贵山在该领域也有多篇研究成果，其关注焦点集中在英租威海卫时期的民事制度、乡村秩序等，然而其成果未能以本人名义公开发表。
关于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乡村秩序与社会文化研究，目前涌现出一批学科背景各异、研究方法多样、论著数量丰富的成果，已经形成了英租威海卫史又一个研究热点，且有日趋壮大的趋势。
乡村秩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英国的社会控制和乡村治理上。最早的研究成果是王昌民的《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的“总董制”概况》，该文对威海卫各区历任总董有简要介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章再彬的《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的制度演进》将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乡村治理制度分为传统的宗族治理阶段、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及总董制治理阶段、地方自治及村董选举改革阶段三个阶段，认为这对理解英租时期威海卫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瑞艳在其论文《基于SWOT分析的英租威海卫时期治理模式研究》
中利用强弱危机综合分析法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英租政府自治模式值得借鉴。丛晓丹对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英国人“在保留威海卫乡村自我管理传统的基础上，融合英国的法治观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
王艳舞则介绍了英租时期威海卫政府在乡村的治理措施和效果。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张铭指导几位学生以威海卫的社会控制和乡村秩序为主题完成了一些硕博士论文。刘琼的博士论文《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传统的接续与现代性的生发》通过对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这一个案的研究，探讨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性接续的可能与路径问题。
张庄庄的《村民自治导向下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研究》对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乡村精英自治模式的基本概况及其优势进行了分析；
张永强的《社会现实·秩序·价值理念——以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乡村治理为个案》结合传统中国乡村的乡绅自治与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及其殖民特征，对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发展演变进行了勾勒，并对治理效果进行了评估；
高雪的《威英政府与威海地方精英间互动之研究》认为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当地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传统，积极发展地方自治，实现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温和变革，也得以用较低成本实现其管理目标；
李君的《英租威海卫时期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则对英租威海卫时期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和特色进行了分析。
从社会文化领域对英租时期威海卫进行研究的较早成果是张瑞符的《威海卫的烟毒泛滥和禁烟措施》。该文系作者根据时人口述整理而成，介绍了英租时期威海卫人们吸食鸦片的情况及收回后的禁烟措施。
李伟的《德占胶澳与英占威海卫文化政策之比较》一文分析了德国、英国分别在青岛和威海的租借地内实行了包括教育、文艺、出版等一系列文化政策及异同。
他的硕士生郭晓在其论文《英租时期威海卫社会文化研究》中主要从英国对威海卫的社会文化政策、威海卫乡村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变动、民众价值观的因循与变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公共事业发展、社会风俗的变化、民众心态变化等方面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社会文化进行了研究。
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还涉及报纸和体育方面。董文娜在其硕士论文《英租时期威海卫报纸研究（1898～1930）》中从新闻学的角度对《威海卫琴报》《威海午报》两份报纸进行了分析，其中包含对社会文化的介绍和评价，文章参考大量史料，内容翔实。
王晓光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威海午报》对现存的《威海午报》复印件进行研究，对其内容、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归纳。
袁云冰以《威海卫天琴鸟报》为例，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英租威海卫时期英语语言软环境进行了研究。
周怡在《威海早期报业史（1900～1949）》一书中对英租时期的英文报《威海卫琴报》《威海卫公报》和中文报《威海午报》《威海日报》进行了介绍。
孙玉燕、徐立和的《英租威海卫期间的近代体育》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现代体育的传入、普及、发展和影响做了介绍。
张剑主编《走过百年的威海体育》对英租时期的球类运动、休闲健身运动、俱乐部等有所关注。
关于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人物研究，最突出的成果集中在两任行政长官骆任廷和庄士敦身上。骆任廷（J.H.Stewart Lockhart）曾撰写了《1903年山东之行的密报》
[11]
，详细记录了他拜访济南、胶州的状况。关于骆任廷的研究，最全面的是史奥娜（Shiona Airlie）的《蓟与竹：骆任廷传》，该书共分12章，第2至6章记录骆任廷在香港殖民政府时期的活动，第7至11章讲述骆任廷在威期间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部骆任廷在华人生传记，揭示了其治理殖民地的理念及治理实践。
[12]
詹姆斯·亨利的《骆任廷：一位殖民官员和学者》
[13]
对骆任廷在香港和威海卫的政治生涯及其学术交往和爱好进行了介绍。国内研究中，张建国、张军勇二人的文章《骆克哈特与威海卫》介绍了骆任廷在威期间的建设及其与中国名流的交往情况。
庄士敦为国人所知，更多因其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帝师的身份，其相关研究主要是史奥娜的两本书，一为《回望庄士敦》，该书分为四章，分别为：来自苏格兰的青年（1874～1903）、在中国工作和旅行（1904～1918）、与末代皇帝在一起（1919～1926）、中国及更遥远的地方（1927～1938）。
[14]
另一本为《来自苏格兰的中国高官：庄士敦传》，该书共14章，其中第3至8章讲述了他在威海卫担任华务司时的贡献、努力和低落心情，第12章讲述其在威海卫担任行政长官时期的事情。
[15]
另外，关于庄士敦的其他研究也有很多，如雷蒙德·布朗的《中国帝师：庄士敦的一生》关注庄士敦作为帝师的活动；
[16]
潘崇《1933年庄士敦的儒学演讲及其对儒学的认识》一文则关注庄士敦的儒学思想，
周永坤的硕士论文则关注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学界对英租时期的威海卫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部分研究成果。
一是华勇营。英租期间英国人在威海卫招募并成立了华勇营（Chinese Regiment），现多译为“中国军团”，该部曾作为英军一部参加八国联军的侵华活动。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巴恩斯（A.A.S.Barnes）的《华勇营出军志》，
[17]
巴恩斯是华勇营的军官，他根据所见所闻对华勇营在划界斗争、参与八国联军天津北京之战的情况做了详细描述，书中附有当时报刊的摘录等，不过因该书完成于1901年，缺乏华勇营后来的情况；艾伦·哈菲尔德（Alan Harfield）的《中国海岸的英国和印度军队（1785～1985）》一书介绍了华勇营的概况及受表彰状况；
[18]
卡门·威廉（Carman William）的《威海卫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也对华勇营的成立等概况进行了介绍。
[19]
张建国、张军勇的《八国联军中的“华人雇佣军”》
和《八国联军原有1300名中国兵》
，系国内首次介绍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情况的文章。花玲的硕士论文《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英租时期威海卫华勇营研究》对英租时期威海卫华勇营的组建、活动与解散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是出国华工。一战期间，英法曾将威海卫作为输出基地，在山东招募赴法华工。华工问题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此处仅简略提及以威海卫为主的部分成果。张建国、张军勇编著的《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
以英汉对照的编排方式系统讲述了一战华工从招收、赴欧做工到回国或留在法国的完整经历；二人的文章《悠悠岁月话一战华工》
重点介绍了威海卫华工招募待发的情况；张岩关注了山东籍华工的应募动机；
高锡玉的论文《英法在威招募华工见闻点滴》根据时人口述整理而成，对设在威海卫的待发处有较详细的介绍；
山东师范大学丛爱娟的硕士论文《参加一战的华工与威海卫》也介绍并分析了华工在威海卫培训待发的情况。
此外，其他领域还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如：军事方面有杨震的论文《英舰在刘公岛的四十二年》，田荣的《威海军民反侵略斗争史》
和《威海军事史（1200～1949.10）》
涉及威海人民抗英斗争；其他还有鞠红旗和郭思远对英租时期威海卫建筑的关注
，以及李良玉的考证性研究《对〈外交部关于收回威海卫租借地案报告〉形成时间的考订》。
在前文中，笔者几乎罗列了所有关于英租威海卫研究的公开出版的学术性论著。综观目前英租威海卫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特点有二：其一，各领域均有一定的成果涌现，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的研究也比较多，其中关于威海卫的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两任行政长官骆任廷和庄士敦的研究，成果丰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二，研究者涵盖古今中外，利用的资料非常丰富，时人记述、中外文史料、口述史料都囊括其中。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在研究范围上已经涉及英租威海卫的方方面面，研究内容也已经有较深的挖掘。然而，英租威海卫的档案史料非常丰富，英租威海卫史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进一步补充的必要。
第一，档案的发掘、翻译与整理。英国国家档案馆等处所藏的英租威海卫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中英文兼备，目前利用率并不高，已有研究的中英文史料印证工作也还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该部分档案藏于英国，以英文为主，且手写体占30%～40%，常人难以获得并辨识。此外，当时在威英人的论著也是难得的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档案资料的翻译整理工作至关重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已经翻译了庄士敦的《狮龙共舞》、巴恩斯的《华勇营出军志》，并正在翻译英租30年间威海卫行政公署给殖民部的《威海卫年度报告》，以期进行研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表史料，为该领域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第二，外交层面上英国租占威海卫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尽管以孙任以都和奥托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中英威海卫交涉问题已经有不错的成果，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英国租占与归还威海卫的政策考量、这一行为与国际局势变化的关系，还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审视；从具体层面来看，租借与归还谈判的具体过程、中方的反应等细节也需要进一步理清。
第三，如何看待英国人在威海卫的遭遇和作为，需要再思考。英国人在威海卫与百姓发生过冲突，在其管理下，威海卫有了近代化的某些发展，也有传统的延续。对其中的细节需要进一步发掘和考证，根据档案中的数据对威海卫的发展做定量分析，还原英国人在威海卫到底遭遇了什么，为威海卫的发展所做的投入占到总收支的多大比重，才能准确地认识和评价在威海卫的英国人及其作为。英租威海卫的历史，不管是侵略史、殖民史，还是近代化史，都需要具体的量化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