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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摘要： 边疆学原理研究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性工作，其前提是将研究工作做恰当的设置。所谓原理研究，不是边疆学原理的完成式而是进行式，即使是一般性地名词以及词组的阐释，也不等于边疆学学科的原理研究。原理应该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得出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在实践中反复得到了证实，才为规律性的认识；研究学科的原理，是为了找出原理或提出原理的一种门径方法论。边疆学原理与其原理研究，应该是先有大量的研究，其后才有原理的提出，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学术过程。
关键词： 边疆 边疆研究 边疆学原理 边疆学学科
作者简介： 孙勇（1956～）：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狮子山路3号四川师范大学，邮编610066。
从学术史看，一门有待于“整形”而趋于完善的学科，只有具备学理的完整性，在学术基础上建立其逻辑演绎和知识理论体系，才能根据其知识理性，在一定时间内产生超过早先观点的解释作用和引导作用，也才能与各个不同方面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对话，得到合乎理性的认知。所谓原理研究，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实践，来自于对实践发展历程的本质性理解，提出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边疆学相对于已有边疆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把边疆学作为对学理逻辑与历史实践逻辑统一起来的学术建设，对其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本身找到符合学术逻辑内在自洽的榫卯，实现边疆研究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一致性的跨通，才可能做好多学科有机的交叉研究，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边疆学。
通观边疆研究在国内外的历史与现实，学术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研究概念和思想见解，在新的理念产生之后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再扩展边疆理论框架和丰富理论观点，最终建构出有别于前人的新理论与新的知识框架。笔者不揣简陋，提出一己孔见，请教于方家。
国内的边疆理论现今存在着大致两分的情况。即随着近年来边疆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国内确实存在着“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仅仅从学理分析的角度看，这两者有着一定的共性，即对人类获取生存资源体现在地理因素上的现象都予以关注，同时对如何划分地理疆域与边疆的历史因素做出分析，而且都试图回答边疆形成的规律性问题；而两者的个性在于：“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排斥或缺乏哲学的思辨，不能自觉地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研究。而囿于各个学科背景研究者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研究，恪守着单个学科自身的逻辑演绎，使得边疆学抑或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未能得到长足进展。
由此，基于长期以来以人文地理内涵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边政等视域，将众多分散的单项研究依照原样归置起来，反复在原地深掘，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尽管邢玉林、马大正、周伟洲、方铁等多个学者早就提出了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倡议，但后来因为缺乏相应的方法论，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能解决如何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跨通问题，至今都很难推动跨通研究，也难以形成学科体系，明显靠分科分头组合的现象更加突出。
笔者认为，任何建构边疆学欲在学理上达于可靠程度的学者，必须认识并解决了“源理论”—“流理论”—“库理论”这个符合“形而上学”形成过程的问题
，才有可能真正地意识到仅仅靠着编排几个术语将文字串联后的办法，例如“边疆是对称的”“边疆是互动的”“边疆是生长的”，等等，其实是不能将边疆学原理确立起来的，甚至有可能对边疆学的原理研究形成扰动。纵观国内近二十年的建构“中国边疆学”活动，一直徘徊在单科门见里，未达于在综合（跨学科）的学理层次研究高度的症结，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分别列出，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人们依赖于自己学术研究起步的学科背景，取其某个时段的研究成果的结论，覆盖在一个命题上，试图论证出中国边疆学已经有原理的做法。这种局限在某个时段的边疆现象去探寻边疆学原理的做法，很有可能是难以实现真的突破的主要原因。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对于建构边疆学的学科体系是不能成立的。
无论是边疆史地研究，还是边疆政治研究，或者是边疆经济发展研究，乃至引入国外学界的边疆研究理论的观点，都很难做到将一个学术平台整合出能够跨通的边疆学科体系。这是需要在原理研究之中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在边疆学原理研究暨边疆学建构之中，可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在于需要对学术含义做具象与抽象的理解。而进一步抽象边疆研究的学术含义，其所包含的意义在于，边疆就是人类对各自划分疆域的认定与保有以及同时可以交互作用的边缘空间；换言之，“边疆”来自于人类群体活动疆域的（无论是陆疆海疆的还是天空太空的，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分割和再分割，即“疆域边缘”的划分与划定，在划分之中产生了“边疆”博弈的介入与反介入、认定与反认定等活动，在划定之后又产生了扩张与收缩、整固与分离等活动。这些活动即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治、社会治理等国家主体（乃至国际体系组织）的一系列行为。所谓边疆、边疆战略、边疆理论包括边疆学等概念，都来自于人类的这种实践活动。
这个实践活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亦即我们在研究之中包括对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边疆现象都要有研究，才能真正建构出边疆学的学科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边疆理论研究各个学派或者各个不同倾向性的研究者，如何拓展边疆学学术研究空间的问题已经浮出。
在此之中，确实存在着理性认识的划分与演进问题，即不同的理论或者各个研究者有着自己的问题域和靶域；将新旧边疆理论的问题域和靶域作对比研究，其实可以发现两者的通约性包容与不可通约的范围，即新的边疆理论可以涵盖旧的边疆理论体系所有涉及的研究范畴，而旧的边疆理论不能对新的边疆理论做出超过自己学科范式的学理阐释。这个现象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无须视而不见或予以否认。边疆研究的学术空间实际上有着对应和包容现象，关于新旧边疆理论研究的对应与包容性关系，笔者曾经发文做过如下总结（见图1）。
图1 新旧边疆理论的问题域与靶域
图1的内涵，既是归纳的也是演绎的。其归纳在于可以简略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在边疆研究或广义边疆学的基本内容，其演绎在于也可以简略地看到在旧边疆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新边疆理论的研究趋势。归纳，包含了这个研究最基本的各种形式和形态；演绎，包含了这个研究中各种形式和形态今后的取向。换言之，图1中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建构边疆学的学术空间对于旧的边疆理论来说难以有更大的拓展，而建构边疆学体系的学术空间须在新边疆理论研究今后的发展中加以拓展。看到边疆学研究的这一前提，有助于我们今后在建构边疆学上做取舍。
进行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首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疆域和边疆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学说之中，有对国家领土的形成和边界的产生、对早先形形色色疆界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国家、民族发展内在原因导致疆域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思考，并没有过时，对我们今天认识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对国家边疆边界等客观事物的理解，包括在历史进程中如何进行边疆学的构建，都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分析，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
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包括对建构边疆学，绝不能忽视在世界体系（包括国际体系）分析之中具有大历史观的理论指导意义。
世界体系是指人类社会的国家组织形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诸多结构单位的最大聚合体。作为人类历史上产生的社会组织，会随着人的繁衍和社会的组织化一直不断变化着，产生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行为，并通过国家疆域和疆域边缘的变化，体现为国家的边疆现象；与此同时，在各国相互的关系之中体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心的转移，彼此影响各国的地位发生变化。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项社科理论成果。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相吻合，这使得我们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视域进行边疆研究，从构成国际关系的无数事件中抽取揭示体系存在的结构模式和变迁机制，以及看待这个体系对各国边疆实践活动的巨大影响。由于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和国家学说有着理论的同源性
，可以揭示国家边疆与国家形态作为客观事物，都必然有着产生、成长、式微、消解、衰亡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的边疆时空构成上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由此，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边疆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还必须具有时间性。这对于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包括原理研究，构成了一个指导性的前提。
提出边疆学的原理研究，无疑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性工作。如何将原理研究做出恰当的设置，是一个不可不提的前提。原理研究不等于已经分析出什么是边疆学的原理，而阐释原理也不等于学科的原理研究，前者为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得出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在实践中反复得到证实，乃为规律性的认识；后者是为了找出原理或提出原理的一种门径方法论，甚或是依靠理性认知为今后提出原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再回到理论上进行修正和完善的前置性工作。犹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段与形态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系列学理研究、对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发展认识等基础研究上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原理又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成为规律性认识，人们才谓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量的研究，其基本原理是不能被后人认识并提出的。以此类推，边疆学原理与其原理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应该是先有大量的研究，其后才有原理的提出。在边疆学的建构上，必须体现规律性的认识，边疆学的原理研究和原理阐释应当符合学科建设的规律。
退一步讲，即使是从学科建构的角度看，原理与原理研究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一个是成熟状态或至少是趋于成熟的理论，一个是对事物的原理如何分析和构建的进行时态的工作。在未完成原理研究并通过实践检验之前，就提出一个“边疆学原理”或“中国边疆学原理”的主观行为，即使是仅从学理检验的角度看，也是不恰当的。这需要我们在研究前、研究中和研究之后，都要有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和符合规范的学术道德约束力。
随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推进，中国大陆的边疆研究重新起步并不断扩大和深入，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民族研究、边疆社会研究、边疆文化研究、边疆战略研究、边疆安全研究、边疆经济研究、边疆发展研究、边疆地缘政治研究、边疆政策及制度供给研究乃至中外边疆学术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著述迭出，刊物数量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与日俱增，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邢玉林于1992年即发文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并陆续得到学界研究人员的响应，马大正、周伟洲、厉声、方铁、邢广程、李国强等多次发文，倡议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边疆学，并在前期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构筑“中国边疆学”，随之一些中青年学者吴楚克、周平、孙宏年、杨明洪、王春焕、袁剑、朱金春等在不同的论文中认为构建边疆学应该加快步伐，注重从学科体系上进行建构。近年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边疆现象（边疆问题）的论文逐渐增多，由于这个角度有亲缘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以及政策学乃至国防学、边防学等作支撑，目前，在国内学界这个方面的探讨似较为成熟，2006年出版的《中国边政学新论》（罗崇敏著），其内容对边政学的框架多有替换，但仍然推崇边政学的理念；2012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学概论》（郑汕著）可视为新时期边疆政治学即新边政学的集大成者，名曰“中国边疆学概论”，实为边政学新解，从主线与框架都可以看出边政学的学术基因；吴楚克2005年和周平2015年出版的前后两部《中国边疆政治学》，显示出以边政学即边疆政治学为载体的学科建设有着合理性与可行性，吴楚克与周平近年来在多篇论文中也强调了建构“中国边疆学”的重要性并提出这个学科的内容与方法，周平对“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特地做了阐述。于沛、孙宏年、董杰欣、张世明、冯建勇、方盛举、杨明洪、王春焕、王鹏辉、段金生、汪洪亮、王欣、朱碧波、周卫平等近些年对中国边疆学（包含边疆理论史）做过介评或讨论，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上存在改进与提升的空间。还有一些未能枚举的学者，近一年来已经加入对边疆学的研究之中。新时代对边疆理论的呼唤，更是对学界建构“中国边疆学”产生了紧迫感与责任感。
国内学界、军界、政界都深入进行边疆战略研究，对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有推动作用，边疆战略研究领军或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者有：张文木、王仲春、乔良、徐光裕、时殷弘、王缉思、温铁军、何新、张瑞、石家铸、于逢春、肖自强、王鼎杰、张世平、李国强、刘从德、丁力、杨恕、朱听昌、李星、胡波、余潇枫、徐黎丽、林利民等。从他们研究的领域看，几乎覆盖了边疆理论所述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军事、社会、法制、公共事务管理、边疆治理、边疆安全、国外边疆理论以及国际边疆战略的各个方面。这显示在边疆学科研究上，专家们有较大比例的人数倾向于以“国家急需”为导向，提供决策层面临新问题所需的边疆理论。其中，张文木近些年所出版的数本从战略角度研究边疆问题的专著，影响很大，为决策层和同行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时殷弘在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研究之中，注重借鉴历史经验，将国家战略与边疆战略进行了贯通研究。余潇枫和徐黎丽在非传统安全的视域下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以及边疆治理方略的研究独树一帜，很有决策的借鉴意义。于逢春在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海疆管理与海洋战略等领域的研究上，纵横捭阖，多有值得重视的意见，可为国家决策的参考。邢广程与李国强在国家安全与边疆战略的合作研究，堪称重大前瞻，二人的新作围绕“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中国战略定位”展开，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借鉴意义。笔者主编出版的《国家战略下的大边疆战略研究》，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历时5年终于在2017年年底面世。
1986年徐晓光发表了边疆经济学初探，对定语“边疆”语焉不详，很难将为什么要建立边疆经济学的对象说透，1987年，有人附议，发表了《建立边疆经济学刍议》，其后，提议学科创立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寂静状态，但相关的一般基础研究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人将大量的边疆经济论文包括论著称之为“边疆经济学研究”。西部省区还有一些学校编写边疆经济研究的教材，也冠上“边疆经济学”字样。内容涉及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人类学田野调查、政策制定的验证报告、民族学的经济研究分支、制度学、政治学对边疆地区发展的阐释，以及更多的工作报告似的文章，不少人认为这些材料构成了边疆经济学。有学校开设经济学课程时，编辑很多材料就冠名为“边疆经济学”。1994年牛德林发表了《边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意义》，认为边疆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学科。199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黑龙江边疆经济学研究会等有关单位召开的边疆经济理论研讨会，对当时边疆经济的几个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唯独没有谈到建立边疆经济学的问题。2009年，梁双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边疆经济学专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次将边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著书立说。严格地讲，该书未达于学科的范畴。近30年来，对边疆地区经济研究的著述不少，但是有着十分明确指向的在边疆经济学上的几乎没有。检索学刊，研究具体领域实践问题的较多，而研究建立边疆经济学科问题的则很少。杨明洪近两年一直在学术圈子内试图推动创建边疆经济学
，并且已经形成了可供讨论的基础稿，但完善边疆经济学或者说真正建立边疆经济学，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尚未建构起边疆学学科，所谓边疆经济学缺乏比较完备的学术平台和上一级的学科。
在建构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探讨上，马大正的影响首屈一指，在邢玉林1992年倡议进行中国边疆学研究之后，马大正先生多次言明要“构筑中国边疆学”，2003年发表了《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2007年明确表态“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并在前后发表的论文和采访录中，多次就“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在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边疆研究1949—2014》一书中，按照其提出的“学科门类研究古今贯穿、边疆理论研究先导、基础研究与现实的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三原则”，将“中国边疆学”分为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七大部分。该书出版之后，这种“七大部分结构”的建议，基本上得到了国内倾向于传承百十年边疆研究传统的学者的赞同，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希望与时俱进进行学术创新的中青年学者的存疑，尤其是朱碧波、周卫平、朱金春等认为须突破此类研究模式。然而，在边疆理论研究高潮迭起之中，对建构边疆学的原理研究比较沉寂，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关于对边疆学原理进行探讨的正式论文尚付阙如，相关论文所关注的视域基本上在如何建构中国边疆学或边疆学。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在2017年项目指南之中，列出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一题，开启了此等研究之门隙，使得国内在这个方面的探讨有快速起步的可能。
在国外，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尚未见到文献翻译或资料介绍。但从已知的资料看，与边疆学研究相关的国外理论研究，对国内的影响大体上有几大源流：一是以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学说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二是以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内亚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形成的影响；三是在边疆战略上对日本近代山县有朋等人的生命线边疆理论的分析；四是对印度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边疆观的研究；五是目前对世界边疆研究学协会（ABS）有关边疆现实问题和理论的追踪研究；六是沙俄—苏俄—苏联：疆土变动与边疆理论、政策的探讨；七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之中有关边疆的理论的研究；八是对美国近些年新出现的边疆（高边疆、外太空边疆）理论的引用和研究，并挖掘未来的走向和趋势。
对以上引入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国内边疆学研究的影响简略归纳如下。
（1）对特纳的边疆理论及其学派研究由来已久，已经比较成熟，但看法多样，笔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特纳突破了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囹圄，将美国的国史与边疆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得出美国的国家价值观是国运昌盛并不断走向辉煌的结论，结合当时“命运天定于美国”的思潮，特纳边疆学派对美国学界、政界、军界有着深远影响，也对后来美国不断开拓各种类型的边疆具有极大的影响。国内学者多在介绍和研究之中，受到特纳边疆学的影响，关注欧美的边疆理论源头和内涵以及发展。国内较多的边疆学研究者，对特纳理论的关注度很高，直接纳入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2）对拉铁摩尔的研究是近十几年国内边疆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有多种看法，笔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拉铁摩尔从另一个角度翻版了特纳的理论，认为地理边疆也可以成为国家崛起的中心之一，大国中心区域与边疆互动是内亚国家发展的一大动力。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中国成型，成为内亚政治地理研究的典范，较好地说明了近几百年中国王朝更迭的地缘变动的原因。随后拉铁摩尔翻版特纳的边疆运动论，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近些年更是从中受到启发，开启人文地理、民族志、边疆形态乃至所谓新清史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介入到国内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3）对近代日本山县有朋的边疆观点的研究范围较小，山县有朋的边疆观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不大，但也有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主要观点是日本山县有朋的边疆观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东亚地缘政治造成了极大影响。随着日本的扩张，严重侵犯了亚洲各国的利益，而且其理论至今还在影响日本的国策，也从理论上对中国的边疆造成很大的危害。对其研究的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边疆战略的学术圈内，也涉及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学术圈的研究之中，以中国本国史地研究、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为视域的研究者，几乎不关心日本曾经盛行的边疆理论及其影响，因而总体上看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研究的影响不大。
（4）对尼赫鲁边疆观研究主要以介绍为主，附带对中印关系的历史症结做出分析，多数论文的观点认为其主要危害在于按照同心圆理论提出大印度联邦计划，造成南亚局势长期不稳，也对中国西部边疆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对西藏、新疆的边境造成不小的威胁。国内对尼赫鲁边疆观研究学者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外交专项、南亚方面、西藏地方史等学术圈内，极少深入研究尼赫鲁的国家疆域包括边疆观。而值得提到的是英印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其参加过侵略中国西藏的军事活动，又做国家边疆研究，以国界画线理论而立足学界（1907年任牛津大学校长），著有《边疆线》一书，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以维护英属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其边疆理论成为尼赫鲁疆域观的源头之一。但国内对印度边疆理论的方面的研究极少，因此，也没有被引入国内的边疆学研究之中。
（5）国内学界对世界边疆学协会（ABS-Association for Borderlands Studies）的追踪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其年会的动态，目前所知的情况是，该协会最初定位于研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疆问题，后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延伸。该协会声称涉足研究的是当代边疆问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近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冲突的培植、边疆开放与安全以及跨境问题管理制度化的需求（包括了从移民到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再到公共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其中，对边疆理论的研究也占有一定比例——例如“Epistemology of border”（边疆认识论）透露出国外的边疆学在建构理论体系之一斑。由于未知的原因，这方面的文献与资料介评极少，对国内边疆学研究目前的影响还不大。
（6）对沙俄-苏俄-苏联：疆土变动与边疆理论、政策的研究，国内目前在对外边疆理论研究之中属于比较薄弱的部分，其研究分散在各个专著与期刊，其主要特点是研究俄罗斯尤其是苏联地理边疆的民族问题，国内专门就俄罗斯边疆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所翻译的资料也不多，尚未见引入建构边疆学问题的研究之中，以致在某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断然认为俄罗斯没有边疆学，讨论者因没有文献作支撑也只好无言以对。这种情况较为常见，使得俄罗斯边疆理论未被引入国内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7）西方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被介绍到国内的时间不短，国内学界对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和美国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以及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还有意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等理论，都对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变化有经典的论述，能够解释百十年来国家疆域争夺的地缘形成的机理之所在，也对研究边疆战略有着指导或引导作用，从一些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学与关于边疆学的探讨，都大量借鉴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笔者在某高校开设《地缘政治学》课的时候，曾与校内外几位教授探讨这门学科与边疆学的关系，得到的反馈意见多半都认为地缘政治学基本上就是边疆学，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应当构建一门边疆学的学科来。
（8）国内中青年学者近些年相当关注国外边疆理论动态，认为美国格雷厄姆（Graham）的高边疆、外太空边疆理论蕴含了特纳边疆学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政治说的内涵，经过对美国边疆活动新的实践研究，可以观察出其领先于世界的边疆理论的前沿问题，也可以看到美国边疆理论的脉络走向和新趋势。这个理论在国内较早就受到关注，不少学者从介绍到评价再到深入研究，并且引入新的边疆理论研究范围，开启了国内边疆研究的思路，也对建构边疆学有一定的影响。
对国外的边疆理论对中国大陆学界影响进行综述，正面的评价有：一是较早从各个学科介入国家疆域和边疆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经典著作；二是学术方法全面且与时俱进，对重大前瞻问题及时跟进，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三是整体研究层次较高，一直处于学术领先低位。负面的评价有：一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疆域观占据主流地位，内含其“丛林生存法则”的大量阐释；二是过分强调西方社会价值理念对边疆理论引导作用，鼓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贬低世界其他文明；三是以学术研究为手段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利益，体现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疆域理念。两面地、综合地看，就是国外一百多年来在这个方面的多学科研究，推动形成了西方学界边疆理论的话语体系，并对其他国家学界（包括对中国学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边疆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丰硕的。但仅就“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的命题本身看，国内学界关于边疆学学科以及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最主要的短板在于已有的著述其学术的逻辑难以与事实逻辑统一起来，即从各个学科背景出发研究者提出的建构边疆学的范式在本学科中都看似可以成立，但应用到对长时段的边疆现象研究时，却揭示不了超出本学科视角的边疆现象。例如，比较完整的民族志建构边疆学的假说难以揭示海疆问题，相当完备的以史地研究来构筑边疆学的倡议难以揭示高边疆理论的出现，较为系统的政治边疆学成果难以揭示现实中虚拟边疆出现的机理，等等。在此之中，“中国边疆学”的概念与内涵直到外延，都还在辨析之中，比如，是理解为中国特有的国别边疆学还是理解为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边疆学，抑或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还是中国边疆理论的总称，乃至是中国人自己定义的边疆学，还是能够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一般边疆学等，都还有待于厘定。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角度看，上述这些建构边疆学的范式已经被“证伪”
，换言之这些学科范式一旦超出其单科的范围，便不能被丰富的边疆现象所实证。但是，由于研究范式的进展有着交替性和兼容性，这些研究范式依旧在学界存续。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研究局面，我们前些年提出并着手开展一般边疆学的建议
，似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即使是从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般边疆学也可以纳入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之中。
对中国边疆学抑或是边疆学原理研究的出发点，即在这个知识领域中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理性的联系纽带，承载着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底蕴，对外宣示着一国的学术话语权。
在建构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学上，需要探讨学科原理，而提出话语体系问题，关键在于中国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的内容尤其是原理性的阐释，要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系统理论，承担起中国理论界与中国历史使命相符合的创新任务，以中国学术研究的概念、范畴，以及新的表述，在新的高度上总结实践经验，以中国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人自己高度的文明自觉与文化自信。毋庸讳言，学术话语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往往代表着某个话语人或某个话语体系国的价值立场与话语利益诉求，成功的学术话语体系标志着一国占有某个理论领域的话语资源，意味着拥有学术的话语权。
中国边疆学或是一般边疆学，需要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系统理论为目标
，阐释边疆现象和运动的规律，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已从世界体系的外围走到了中心，已经从服从旧国际体系走向了改建现有国际体系，在自身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的基础上倡议全球的治理
，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话语是不行的！亦即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新形势，迫切需要我国实施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创新工程之中有边疆学的一席之地，由此需要学界转变或改建以往的边疆话语体系，以支撑国家的对外话语的丰富内涵，承担起时代与国家赋予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在边疆学原理的研究上体现和实现对规律性的认识，并对未来的走向做出预测，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智力成果支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对重构现有的国际体系，创建新的国际秩序，创造新的世界图景予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阐释。有了这个出发点，学者才能摒弃成见和私利，以学为国，消除壁垒以广泛合作，形成新时代的边疆学术共同体，将原理研究和对原理的阐释推向深入。
近些年在国内多次有关边疆学的论坛上，学者们的交谈与听会者的意见，其中多有应着眼于现实的需求来做好建构“中国边疆学”具体工作的意见。所谓的现实需求既有一般性的也有学术外在要求的，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兼顾建构“中国边疆学”现实需求与理论发展的两个方面，形成既面对现实，又具有创新内容的国家所需的边疆理论，要形成普及型的读本，亦即当“中国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成为教科书后，可为学界、政界、军界提供用于教学和培训的学科读本。二是解决好交叉学科，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问题，实现“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的多学科跨通，摒弃堆积资料和学科搭积木的套路，在多学科之间达成有机连接。三是如何对“中国边疆学”所蕴含的科学哲学问题做贯穿始终的解题，避免早先已经形成的学术“路径依赖”
，对旧的研究“证伪”后，提升并赋予边疆学在学科体系上的丰富性。四是在边疆学上体现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再拘泥于过去欧美学界地缘政治学视域的每个观点的规例，以学界曾经讨论过的“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治学思想
来建构中国特色与气派的边疆理论。
边疆学在本质上是为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制订边疆战略服务的动态扩展的一种理论体系。理论建设的目的在于运用，即使是纯学术的研究，绝大多数都具有价值和目标的功利性。所谓的学术没有国界研究者却有祖国，一语道破了很多研究的出发点。建构中国的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进行包括边疆学的原理研究的所有边疆理论研究，最终能够为国家服务，为民族的最高利益服务。面对边疆理论丰厚的历史积淀与国内外边疆现实与未来走向的需要，各界尤其是政界和智库对边疆的认知，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论如何深入探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界一旦产生能够对边疆问题的科学认知原理，出版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论著，必将对各级决策以及相关教育培训提供智力支撑。由此引出的相关话题是，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生态环境建设十分重要
，只有树立“学为国用”的理念，才能营造一个好的学术生态环境，重视人才，人尽其才，搭建学术团队，形成边疆学术共同体，避免内耗，摒弃门见，尽力减少为一己私利不顾学术道德的种种不端行为。
边疆学应该是人类在数千年对疆域认识达到较高层次的产物，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疆域及其边缘成为国与国之间很重要的关联形式，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世界体系、国际体系产生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与合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需要人们对疆域包括疆域边缘的这一问题进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
人类对疆域的边疆认识，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再到更高级的认识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包含了生物性（动物性）到逐步理性的人类理智进化的因素。人类对疆域的边疆认识进化，早期是较为模糊的——在人类早期，群体很小且很少，广袤的地球环境所提供的活动空间相对很大，加之人类生产力还很初级，获取生存资源的疆域是可以模糊化的；而人类越是进化群体数量越大且越多，生产力也随之发展，其获取生存资源的地球疆域逐渐变得狭窄甚至不够，模糊的疆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随之边疆包括边界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产生了疆域与边疆的固守与争夺的现象，由陆疆向海疆扩张，为了争夺疆域又产生空疆、外空疆，以及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将虚拟化社会领域例如互联网也视作一种疆域，产生了新的边疆理念。这一系列的认识过程是伴随人类历史在时空统一的进程中产生的，也是伴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成长而产生的，将这两个“伴随”的实践与思维进化进行解构，找出“边疆存在的时空统一性、边疆演化的内在同质性、边疆形态的外在异构性、边疆建构的主观能动性、边疆现象的客观实在性、边疆理论的学理系统性以及对边疆认知的决策实用性”的机理，这是笔者曾经在申请课题中奔向“原理”之所在，即揭示边疆学科中应该具有的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规律。
人类社会国家政治实体在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的形态与活动，以及由这些形态活动演化出来的实体边疆与虚拟边疆及其运行的规律，即边疆学原理研究。研究对象范畴的规定性，决定了将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和可预见未来时段所有国家政治实体的疆域现象都在研究的视域之中，并且经过发生学
的认识赋予研究以学理的解析，总结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适用于边疆学学科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原理。
边疆词汇和语境的产生以及逐步丰富起来的边疆研究，理性地衍生出不少概念、理念以及学说。这些概念、理念和学说，最终是为各国获取资源的活动服务的。阐释这些概念、理念和学说的最高体现即具有学理性的边疆学。因此，从一般性的边疆研究史实入手→对其所发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再顺延到新形势下的新命题→总结出已有的基本方法（包括范式）→对比在不同国家例如大、中、小、微国家，陆海复合与单纯内陆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外国在边疆研究需要突破和创新的问题→最终将边疆学所要揭示的边疆机理归总出规律性的阐释，即在边疆理论领域中所谓的原理研究。
由此，符合理性思维面对超常复杂系统的认知规律，在对研究对象作分层之后，我们认为，提出边疆学原理要体现的七大要素是：
边疆存在的时空统一性；
边疆演化的内在同质性；
边疆形态的外在异构性；
边疆建构的主观能动性；
边疆现象的客观实在性；
边疆理论的学理系统性；
边疆认知的决策实用性。
在研究之中体现出这七大性的前六个形而上的有机结构，可以从学理上导引出基本的边疆学原理，建立起中国最新边疆观的学术话语体系，最终以边疆认知的决策实用性体现出为国家的决策服务。需要确定的是在六个形而上的研究之后，所谓的第七个决策实用性研究，是不能没有的，因为这恰恰涉及原理研究之中对反馈机制的研究。有没有对边疆认知的决策性研究，体现了边疆原理研究一开始是否就重视要不要实践检验这一环节的思考。毋庸讳言，缺少边疆决策过程的体验，在原理研究中忽视和缺少“边疆认知的决策实用性”的环节，往往是纯粹经院象牙塔似研究的普遍现象，学界当中这样行事的学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起步阶段就缺少决策的实用性研究，这直接影响了对边疆学原理研究十分重要环节的质量，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1）无论各国的何种边疆都是时空统一的体现，而不仅是“地理空间”这样的存在物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物质的本质认识上，时空统一是物质运动的一个基本范畴。而这个基本的范畴，经过人们的科学研究，经过无数次科学的验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国家的边疆，从一开始就作为人地关系所体现的陆疆划分而存在，随之延伸到海疆、空疆等领域，进而拓展至外太空、互联网、国际金融等，从古到今逐渐产生出的诸多形态，其实都是物质运动的体现，即边疆不仅仅是静态的空间，也体现出动态的时间过程，因而建构边疆学，进行其原理研究和做出阐释，在最基础的认识上，坚持物质运动的时空统一性，是原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具体到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从实体的陆疆、海疆、空疆、外空疆等到虚拟的互联网、国际金融、信息安全等疆域，乃至今后人工智能介入人类生活所形成新维度疆域的边疆，都是在历史的时点与国度的空间中交互产生并在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存在的，都具有物质运动在统一时空的基本属性。
（2）从古到今国家政治实体对所有边疆的认识与争斗以及合作，导致了国家边疆从形态到类型的演化。其演化的同质性在于中心与边缘自始至终存在，即使是依托于不同的物质形态而显现，都具有划定疆域之后确定边疆之所在的物质属性，其中，对于各国最直观的同质性在于，立国方现其边疆，国存即有其边疆，国强则边疆盈，国弱则边疆危，国辱则边疆乱，国灭则边疆消失并导致疆域的重划。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各国，实在与虚拟的边疆都是如此。可以说，人们的主观努力构成了边疆现象的内在因素，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边疆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各种边疆都是建构的。
然而，人类社会对活动疆域的边疆建构行为，在不同阶段始终不可能颠倒中心与边缘的位次，所谓互动是建构边疆活动的互动，不是中心与边缘位次的互换。大国边疆演化的过程，都具有“中心—边缘结构”这种内在的同质性。
（3）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家边疆从实体到虚拟，抑或是两者同在，都因时而成形，即每个历史阶段的国家边疆各有形成的原因；因术而产生，即人类的政治（外交）手段、技术能力、军事活动、文化影响等造就了客观形式的边疆。因此，到了现代，所谓边疆在一定的物质空间之中呈现出多样性，尤其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疆域和疆域的边缘部分呈现出多种形态，从陆疆、海疆、空疆等地理边疆的多形态发展到超出陆、海、空的边疆形态，甚至进入到非可见的边疆形态，这些形形色色的边疆，是在边疆同质性下异构性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现有的各种边疆都是实在的。
当然，实在的边疆不能离开主客观的相互作用，由于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边疆形态的建构呈现出多种样式，同质异构成为实在边疆的依据，是本体范畴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4）人类社会由原始部落到国家出现的阶段，与人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动物界由本能所产生的资源区域争夺行为，到了人类国家便演化为政治操控划定疆域的活动，疆域边缘成为人类划出边界，确保边疆属地主权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国家政治行为，如国家治理中的边疆治理，由此而体现出国家疆域的边疆建构，进而体现为实在。到了近现代，实体的边疆和虚拟的边疆也都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学界中不同学派推出的不同视角下的结论，诸如地理边疆互动的形态、史地考证的研判、族群行为的政治或文化属性划分、地缘分割的边地形式辨析、边界产生的法理规则等阶段性认知，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其认识之中都没有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研究者普遍认可；但这些阶段性认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仅就其对主观能动性的拓展而言，都是不够的。如果仅仅从阶段性的成果之中，提出单科平台可以完成边疆学的建构，其局限是比较明显的——犹如整象分解，有机断裂，不成其为象；早先破碎之象，全无有机可循，亦不成其为象——因而难以挖掘出新时代的边疆学原理。只有系统性的学理逻辑利器，将被割裂的与早先破裂的“象体”重组，边疆学的原理方有可能被认识清楚。
（5）国家边疆一旦产生，无论是哪种类型和形态，即成为客观存在，实体的边疆如此，虚拟的边疆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仔细地考察，又能够看出人的意志力在其中的作用。当今世界存在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边疆，已经在不断的建构中成为实在的边疆，与此相关的各种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通过边疆而展现出来，成为人类社会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的边疆现象，也成为各个大国理论视野中必须关注的实在的现象和实在的问题。边疆实际存在的研究，是对边疆建构认识的补充。在此之后，对边疆学的原理研究，应该回答全球国家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仅有中国的边疆现实需要回答，同时也要回答中国学界在边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其中还要有预见性地对国外学界边疆理论的问题做出回答。实在性研究具有实践的检验意义，应摒弃那种从前人玄奇的唯心主义哲学之中剥取术语，将那些一维或二维视域的知识，运用到原理范畴的研究之弊端；一二维度的视域是平直的，看不到立体事物的框架，而欲咀嚼前人余留的某个概念，不足以做好边疆学原理研究。从创新角度进行多维度探讨的原理研究，是建构边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6）迄今为止人们所推出的所有边疆理论，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其价值，但在科学哲学的视域之中，都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都将在新时代有着学术范式转换的需要。人类理性对终极探究的动力，使得研究者对理论的学理系统性产生一种追求，中国边疆学抑或是一般边疆学原理研究，其实是这种对系统性追求的体现，而边疆学正是在对原理研究的过程中，以学理系统性为载体，才能实现原理的阐释。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这句话其中的含义即方法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中国边疆学”要跨学科研究的提法是正确的，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跨通的方法，如何才能达到有机的跨通。从已知的研究现状设想，能够渡过“跨学科研究之河”的桥或船，在于能够推进系统性的场理论。由于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在国家形态所存在的边疆现象，现已朝着“统一场”的方向发展，这是原理研究的高端视点，也是有的边疆理论被证伪之后，旧的边疆理论必须做范式转换的必然取向。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在边疆学的学理逻辑探究走向深入，运用跨学科方法实现跨通之后，边疆“统一场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在我们的边疆学原理研究的管见之中，这极有可能是超越目前所有提出原理研究方案的殊胜处。尽管在目前还得不到高见者的理解而予以否定，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新理论猜想与假说的工作。
哲学科学的经典作家认为，人们在科研中发现原有的理论无法解释所遇到的事实时，特别是发现与原有理论相违的反常事实出现时，意味着旧的理论面临疑难问题，这时必须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给予回答。但人们对于同样的事实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所以任何新理论的最初提出都具有假定性，其真理性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人文科学界，都认可“猜想与假说是人类对事物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猜想与假说，是新知识的逻辑或者用这个逻辑构建新的知识”。笔者在近年撰写专著和连续写作并发表若干有关边疆学的论文期间，产生了一个与边疆学原理研究有关的理论猜想（假说），即人类国家的边疆现象朝着“统一场”的方向发展。经过对已有史实的总结和对最新现实情况的观察，边疆的内涵与外延都在扩展，构成了实际存在的时间向度、空间分布、力学运动、框架搭建这样的四维结构，而支撑四维结构，必然有符合超三维之力的存在，这超三维之力如何能够达于自洽的程度，需要做深度的研究。可以预见的是，经得起逻辑检验的超三维之力使得国家边疆的演进具有“场效应”，在这个效应中，人工智能加快了对人类疆域的介入，由此国家边疆现象的互均化可得以实现。
由于目前的聚类研究还不充分，这个猜想与假说逻辑的阶梯性搭建还未成形，笔者尚不能在给出能够自洽的具体和现成的论证过程。如果能够得到有关层面的项目资助，展开相关研究之后，可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支撑理论猜想（假说）的论据与论证；即使是没得到项目资助，我们也要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奋斗目标，抛开狭隘功利，竭尽心力，最终完成作为一家之言的边疆原理的阐释。
建构一般边疆学的命题，来自当年诸多学人所提出“建立”“构筑”“构建”“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倡议，几十年来，遂成为一个具有考量性接力的命题。从首倡建立中国边疆学到探讨如何建构中国边疆学，再到出现百花齐放的中国边疆学形式，探讨出了学术的国别边疆学可被质疑须另辟蹊径的认识，多年来学界各个观点的涌现符合学术发展规律。进行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建设，从1992年有学者首倡以来，已有27年了。时至今日，这个倡议之中呼声最高的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观点，被学界名宿提出也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学界在边疆史地、边疆治理、边疆经济结构与发展、边疆民族宗教研究、边疆对外关系现实问题、不同边疆形态等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而在边疆理论发展、边疆学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边疆学原理研究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著述，但究其水平的提升与研究深度，进展极其缓慢，可谓蹒跚迟滞。诚然，这两个方面须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夯实基础，而后者是对前者总结提高，只是相比之下，后者的进展显得相对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讲，“形而上”的研究比“形而下”的研究确实要困难一些。而在研究之中，由于各地不同的学术生态环境，又导致了各个研究的进度有前有后，尤其是边疆学研究与其他研究的进度差别较大。
建构“中国边疆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离不开原理研究，而原理研究的对象、过程结论不同于原理阐释，但二者也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好原理研究，是边疆学能够学位国用的前提，也是建构边疆学本身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办公室对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立项支持，表明较高层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做好原理研究，需要有在边疆实地工作、生活的体验，需要在此领域之中长期学术浸润的经历，在参差不齐的学术生态环境之中，更需要研究者潜心于学问，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得出符合规律的认识，由此而上升到学理性的分析，形成研究的逻辑自洽，才有可能提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原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