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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构建有许多条道路，查尔斯·蒂利讨论问题的起点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成长和特征，战争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战争促进了现代官僚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国家的能力。美国国家构建过程就不同于西欧，中国的国家构建过程更是与西欧大相径庭。国内一些学者把西欧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强调的国家能力当作国家构建的唯一因素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吉登斯把西欧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产生的国家称为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不断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对公民社会不断加强监控的过程。前者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后者则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蚀和损害。吉登斯认为与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相伴随的是不断的战争，战争内在要求动员国家整体力量，激发全体国民参与战争。国家对国民的高度依赖，提高了欧洲国家劳动阶级的国内政治地位，推动欧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同时，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具有很多弊端，首先，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监控能力，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伤害。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如今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日益深入最为私密的个人行动和人际关系。信息储存、核计和传播的电子方式，已越来越侵入这个时代”。其次，民族-国家具有极权主义倾向、具有军事扩张的倾向。民族-国家为“监控与治安的结合为政治迫害开了绿灯，这又再次回到极权主义的老路上来”。
现代国家构建事实上包含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要加强国家能力，为广大人民提供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这两者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缺一不可，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不能垄断暴力，没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国家可能会陷入内战，秩序混乱。就如今天的叙利亚，正是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才导致了国家陷入内战，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境况十分悲惨。同样，如果国家不能驯化暴力，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不能够建立稳定有序有效的合法性制度，国家就可能会陷入威权甚至滑向专制，国家也将无法长治久安。同样以今天的叙利亚为例，叙利亚陷入内战，遭到西方国家的打击与其政府本身合法性不够，随意使用暴力对待民众也是不无关系的。
概而言之，“现代国家理论表现出对无政府状态和极权主义状态的双向戒惧，既要避免陷入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又要避免走向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这种追求所导出的必然是一个‘强大法治国家’的概念。”
中国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深入推进政府改革，理清政府职能，保证国家能够强有力地推进富国富民政策，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另一方面，也要约束政府权力，推进法治政府、责任制政府建设，建立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
当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尊重现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首要的作用也承担着首要的责任，只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首要的分析位置，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和政府的运作过程。事实上，西方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时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于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于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于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怀视为己任。”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了推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元治理的关系。在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这是中国政党制度以及政治运作的最大特征。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渠道、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以及生活方式，都在社会转型中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变动的中国以多元发展显现了活力。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除传统的党和政府组织类型外，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改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各种经济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现代国家构建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重视国家能力建设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职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此，必须重视和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政府要发挥的作用；第二，简政放权与政府能力，主要探讨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我国当前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第四，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政府职能转变涉及政府管理的范围和政府的能力问题，弗兰西斯·福山在《国家构建》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政治改革中走向了国家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在缩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政府的能力也削弱了，国家构建就是要在缩小政府职能的同时，增强政府力量的强度。
尽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发展情况，但是，人类社会发展也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否则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其他国家的发展作为镜子，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少走弯路。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很多陷入了混乱，亨廷顿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参与要求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而用福山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就是说，这些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在缩减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当前，我们国家新一轮的政府改革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谨记福山的教导，要在缩小政府职能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治理能力。
重视国家能力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无所不管的政府效率一定较差，有能力的政府一定是有限的政府，因此，重视国家能力建设必须鼓励协同治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有效的社会治理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行动，要加强党委的领导作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
尽管在国家构建的初期，国家能力和民主建设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但是，从长远来看，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国家能力的基础。今天，民主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民主的深入推进，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的那一起，民主就是其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2013年12月23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从理论上争论发展民主是不是我们国家政治建设的目标可能已经不是紧迫的问题了。当前，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把我们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权利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我国民主的质量，让民主造福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