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尹岚宁
内容摘要 ：本文记载了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的几件轶事。
关键词 ：王卡 敦煌文献
作者简介 ：尹岚宁，王卡夫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王卡生前多次提示我：“以后要为我写回忆录哦。”我想借此文，说几件王卡在搜集整理敦煌道经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的事情，也算是回忆录中的小片段吧。
王卡作为专门研究道教文献的学者，研究课题中包括敦煌道教文献。在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曾受方广锠先生之托，帮助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记得王卡当时说过，方先生在国图担任善本部副主任期间，在任继愈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直接促成了修复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工作的开展。
王卡去国图帮助鉴定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至2004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王卡那时的兴奋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卡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国图给他的条件就是让他能接触敦煌原件，没有一分钱报酬。那时我笑说，社会上的鉴宝专家们都赚得盆满钵溢的，你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就只讲奉献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我亲眼看见敦煌卷子的原件，我就求之不得了。要不然，我哪能进到国图深藏的善本库啊！”他说，方广锠先生当初就是为了能查阅国图珍藏的善本资料，不惜辞掉社科院的工作，调至国图善本部任副主任，把国图的宝贝都寻到了，真的是聪明之举。
事实上，王卡在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期间，并没能看到国图藏的完整敦煌道教经卷，因为比较完整的敦煌经卷都已入藏，他看到的仅是一些破碎的残片。他说那些残片污秽不堪，虫蛀、鸟屎，什么污渍都有，甚至粘连在一起，是国图工作人员无法辨识的小残片才让他辨认鉴定。王卡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经验，协助国图鉴定了道经残片，有的只有几个字的残片他都找到出处并给以还原。他回家非常得意：“啊哈，什么叫专家，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不仅如此，他在鉴定残片时还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论题，写出了新的论文。他说，“我就像个拓荒者，开荒时突然挖到一宝贝，那种感觉奇妙无穷。我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我真的感受到了马斯洛所说的那种忘我的高峰体验，这就足够了”。
前几日，我联系到了方广锠先生，想求证当年王卡为国图整理敦煌残片的具体情况，方先生立刻给予了回复。据他回忆，王卡大约是1998年至2004年间，国图整理敦煌遗书的基础著录工作做完后，处理疑难问题时到国图去鉴定道经残片的。因此间方先生已调离国图好几年了，王卡具体哪年去的他也记不清了。老方在给我的回信中说：“王卡是一流的学者。当年的确没有给报酬，中午在职工餐厅吃顿饭，如此而已，算是友情演出。实际上，我们这些所有参加北图这项工作的人，都没有拿过报酬。说起来挺好玩。不过我们的那个工作班子，的确不讲名、不讲利，只讲工作。我很感谢他们。”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我认为，王卡也是这学术新潮流中翻起的一朵浪花吧。
我还记得，方广锠先生调离国图之后，国图的领导曾经也征求过王卡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调去国图善本部工作。王卡为此问过方先生，老方说他任善本部副主任时，可接触珍贵的文献资料，虽然收获不小，但行政事务太繁杂，不适合做学问。王卡一听，立马断了动意。他是一个连一天吃三顿饭都嫌浪费时间的人（他一直认为一天最多吃两顿饭足矣），最害怕杂事干扰他，于是果断婉拒了。
1998年，王卡申领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当时曾得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帮助，得以顺利完成。2006年，王卡又申报了一个后续项目《敦煌道教文献——图录·释文》，即目前道教研究室及王卡的学生们正在继续努力要完成的《敦煌道教文献合集》。王卡的意图是，在前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目前已公开出版的中、英、法、俄等国所藏敦煌文献图册，搜集其中的道教文献图片；重新剪裁、拼缀后，按唐代道教经书原有的分类体系编辑成一个敦煌道教文献专题图册，并附加释文。这个工作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大渊曾经做过，但很不完备。主要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敦煌图片资料有限，摄影制图技术也不行。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已公开出版许多敦煌文献的大型影印图册（包括目前正在整理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国图善本部的敦煌组，是目前收藏敦煌图册最多的单位之一。由于王卡这个项目的资金不多，不敢奢望搜集敦煌遗书原件的影片，只能利用图册影版来扫描复制。据他估算，其中的道教影版约占全部敦煌文献的2%，因此课题费勉强够用。在我的印象中，这个项目申请时，他申报的10万元，最终获批15万元，这已令他喜出望外。
开始搜集敦煌道教文献图片时，王卡认为，他曾与国图善本部一直以来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搜集敦煌道经资料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2007年，他让我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使用敦煌组收藏的图书（不是用原件，而是公开出版的敦煌文献图册）在馆内扫描。我根据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目录，从敦煌文献阅览室查找并借出在馆内扫描复制，我记得当时查找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图录》。图书版本基本还原了敦煌卷子的色彩原貌，并且清晰完整。可是刚做了两三天，善本部工作人员告知，称敦煌图册不许借出阅览室，只能由善本部制作，理由是怕扫描毁坏了图册。实际上那些敦煌图册每本都以佛教内容为多，道经只占很少比例，一册图书中也就只有一两篇，根本不会造成图书被毁的情况。我回家与王卡说，善本部为了保护图书，提出由他们代做扫描，图书不让借出了。当时王卡还挺高兴，说那也成啊，他们也许会更专业，做得更好。于是王卡答应了由善本部来接着代查和扫描复制，并按要求预交了4000元扫描费，签了工作协议，我也把《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目录复印给了善本部。
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事与愿违。取回的光盘中只得到部分黑白照片，并且这些照片存在以下问题。
1.照片来历不明，不是用已公开出版的敦煌图册扫描，而是从国图的旧照片中筛选的。经王卡推测，其中法藏文献的照片，可能是王重民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质量很差，模糊不清，无法按现代技术标准制图。
2.没有按照提供的目录制作完整的影印版资料。由于制作者不熟悉敦煌文献，因此选择的照片出现错误，有些图片不是我们索要的。据王卡估计，国图并没有收藏全套敦煌文献的旧照片，因此仍将有部分图片需要从已经公开出版的图册资料转引（如俄藏、散藏文献图册）。这与上述旧照片的颜色字迹不配套，造成拼版困难。
3.已给的照片中有些将原件裁成多幅短片，每幅只相当于图册影版一页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不仅给将来重新拼版制图造成麻烦，而且每幅影片按10元计算收费，大大增加了成本。
王卡见状，捶胸顿足，愤怒至极，在家仰天悲呼：“中国知识分子太可怜啦，做点学问真特么难，叫人欲哭无泪啊！”
王卡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也不顾正值国庆节放假之时，给国图副馆长陈力写了一封邮件。信中说：
我和您夫人一样，是社科院的一名清贫学者。搜集资料只为完成国家科研项目，没有商业用途，做这种死学问也没有大名利可图。因此我希望您能给予帮助，让国图有关部门给予方便，允许我们做以下工作：
1.用国图收藏的已公开出版的图册，从中选择需要的图片扫描，或至少用相机拍摄清晰的整幅图片。
2.委托国图熟悉敦煌文献的人员制图。如善本部人员没时间，也可让尹岚宁或我的学生来帮忙，以免耽误工期。
3.我们可以按馆里规定缴纳部分资料工本费，但希望尽量减少些费用，多了我们负担不起。
4.如果以上三条都无法做到，请退还已缴的费用，我另外再找合作单位。
国图是我国重要的学术机构，与学术界历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我相信以上小要求应该能够满足。节日期间，给您添麻烦了。
谨祝节日愉快。
王卡 2007年10月2日
王卡特别强调需要的是已公开出版的敦煌文献图册复印件，而不是更早时期的零碎残片。后经陈力副馆长的协调，得以基本完成，向国图付了几万元的资料费。虽基本搜集到了，但仍不尽如人意，有的图片扫得不全，有的也不是王卡所需要的。无奈，后来又让学生刘志多次去国图补遗。
这是王卡在搜集敦煌道教文献时的一段痛心事。
事后，我从善本部的工作人员处得知，当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国图各部门都有创收指标，他们也是为完成创收而迫不得已。但这种以次充好，以残代全，多收费用的做法实在令人气愤！加之国图历来有以国家总书库为名，而对馆藏尤其是善本文献资料有着“重藏轻用”的倾向，由此一来，无端地给研究者造成时间上、经济上的损失，甚至精神上的伤害。
2011年，王卡受到日本名古屋大学神塚淑子教授的邀请，拟定2012年访日进行学术交流。王卡欣然接受了邀请，立刻给神塚教授复信：
最近数年，我正在编撰敦煌道教文献的图片及释文集，希望能够做出比大渊忍尔教授《敦煌道经图录篇》更完整的数据库。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日本收藏的一些敦煌写本图片很难见到，希望能得到日本学界同行的帮助。明年三月赴日是一个极好的考察机会。我最希望考察的敦煌文献如下：
1.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藏WB32（3） 灵宝金录斋忏方仪抄本；WB32（30） 不知名道教类书抄本。
2.京都博物馆藏252号太上业报因缘经卷八抄本；253号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抄本。
3.奈良县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十抄本。
4.原东京文求堂书店藏《抱朴子内篇》，该卷原件为田中庆太郎藏，原件已毁，但有一个大正十二年影写本，在中国国内找不到。
5.日本武田财团杏羽书屋藏羽田亨《敦煌祕笈》，该书正在出版中（最新消息已出到第六册），但中国仅有极少学者得到。在七百多件图版中有十多件道经，是尚未公布敦煌遗书中最后的大藏品。
6.大阪县四天王寺所藏吐鲁番出土写本，已有藤枝晃教授《高昌残影》刊布。但此书在中国也难找到。
除上所述，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品，已出版图集，我有光盘版，已搜索过。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品，已全部在网络上公布，也搜索过了。这两处可看可不看。最想看的还是国会图书馆、京都博物馆、天理图书馆三处。从您安排的日程看，三月二十三日在名古屋室内的观光，能否改去奈良天理大学考察，敬请您斟酌。
再次感谢您的邀请和安排，祝您新年快乐，家人康健。
王卡，2011年12月31夜，敬启
2012年3月，我与王卡同行赴日。神塚教授事先已按照王卡需查的敦煌道经一事，与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和京都龙谷大学都预约好了时间。
去日本国会图书馆那天，我们先办理了读者卡，随后神塚教授带我们去了古籍阅览室。图书馆员亲和的告知，已去库里取敦煌卷子，让我们先看缩微胶片和电子版。过了不多久，一位馆员捧出两个精美的木盒，戴上白手套，缓缓展示出整卷的敦煌道经卷子，王卡当时眼睛一亮，惊讶：“保存得这么完好！”
王卡仔细观看了一阵，确认正是自己要找的经卷，问询能否提供复印件，图书馆员答复，可以复制。就在我们等候复印的时候，当天与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位接待我们的田中老师，她跟王卡反复强调说，国会图书馆不可以复制整个卷子，一次最多只能复制一半。王卡问，“那我们明天再来复制另一半，可以吗？”田中老师笑答，当然可以。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我们的运气真不错，没有遇到一点麻烦，居然获得了整个卷子的全部复印件。并且当时由于图书馆收费的电脑出了点问题，工作人员不停地向我们致歉，生怕复制数量与价格出现差错，让我们反复仔细核对。最终，王卡为自己的收获满意而归，我也体验了日本图书馆优质的服务水平。
在回酒店的途中，我对王卡感叹，中国的敦煌卷子流落在国外，就像咱们到别人家看到自己家的宝贝，心里总归不是滋味。王卡却说：“这就是历史，只能责怪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争气。而且，现如今敦煌遗书已成为世界瑰宝，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了。看见这些卷子在国外保存得这么好，我能看到真品，也是一件幸事啊！”
王卡在国家图书馆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由于有新的发现引发了他的深入研究。2006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敦煌本〈升玄内教经〉残卷校读记》的研究论文，总共有2.2万多字。文中提及他受方广锠先生委托，考察其中3件未公布的道经抄本时，意外发现一件《升玄经》的残抄本。因是国图藏本，他做了缀合考证。论文完成后，王卡欲将此文交付国图的学术期刊《文献》上发表。我当时在国图上班，与《文献》的主编王菡关系较好，就把文章发给了她。
王菡读了王卡的文章，打电话给我，表示内容没有问题，就是文章较长，提出本刊规定文章字数最多不超过8000字，要求王卡将字数压缩后可以刊登。我当时将电话递给王卡，让他们俩直接沟通。没想到王卡接过电话，劈头就冲着对方吼叫：“你懂不懂什么是研究？我的文章全是干货，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没法压缩！你要我压缩到8000字，那还是我的文章吗？就因为这篇文章里有关国图馆藏的内容，我才首先想到给你们《文献》刊登。既然这样，那好吧，没商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完怒气冲冲地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见此状，再次跟王菡沟通，想协调一下，可否分期连载。王菡答最多连载两期，还是需要压缩文字。她也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家先生怎么这么怪啊，压缩文字对作者来说是常事，他怎么就发这么大的火呢？”我说我可以理解你作为主编的责任和原则，但王卡的文章确实没有水分，他不肯压缩也有他的道理。正如他常说的，“写文章就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有多难，只有自己知道”。
后来，王卡将文章发表在《敦煌吐鲁番研究》上了。
几十年来，王卡始终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作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使命。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他一生做学问始终不渝坚持的原则。
王卡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三十年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做学问的良好大环境，盛世修史，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算是很幸运的了。所以他认为不应辜负这大好时光，应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增强“文化自信”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卡离开我们一年了。他未能在生前完成《敦煌道教文献图录》这部心血之作，固然遗憾。如今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许是给道教室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们留下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在此，我由衷地感谢马西沙先生、卓新平所长对王卡这个项目的积极推荐和鼎力支持，终获得了社科院的出版项目经费。我也非常感谢研究室的同事们以及王卡的学生们，为继续完成王卡先生的遗作所做出的许多努力。我想，他在冥冥天国也一定会感知并向大家表以衷心的谢意。
期盼《敦煌道教文献合集》能保证质量，早日出版，为道教界与学术界的研究和利用提供更多的方便。
这也是王卡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