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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固盛
内容摘要 ：王卡先生是当代道教学术研究的大家，不仅在道教文献学领域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对道教思想与义理的阐发也见识高超，令人信服。敦煌道经是王卡先生用力极勤的领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和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敦煌《老子》文献是敦煌道经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卡先生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而且考释疑难，提出新见，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 ：王卡 敦煌道经 老子
作者简介 ：刘固盛，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王卡先生是当代道教学术研究的大家，不仅在道教文献学领域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对道教思想与义理的阐发也见识高超，令人信服。敦煌道经是王卡先生用力极勤的领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和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敦煌《老子》文献是敦煌道经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卡先生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而且考释疑难，提出新见，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对此，笔者拟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并以此文表达对王卡先生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在《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书中，王卡先生对敦煌《老子》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其中包括《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甲、乙两种）、《老子道德经》白文本、《太上玄元道德经》等经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顾欢注》《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宋文明道德义渊》等注疏本以及《老子道德经序诀》等其他重要文本。
上述著录的《老子》经文及注疏本，大都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如《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又分为有字数注记抄本（甲本）和无字数注记抄本（乙本），《正统道藏》未收，是早期道教的重要传本。王卡先生指出：
相传东汉末五斗米道係天师张鲁在巴蜀汉中地区教化信徒，使传习《老子五千文》。其所用《老子道德经》文本，是据《河上公章句》本删定为五千字（实存4999字），故称“五千文”，或称“係师定本”。张鲁后降曹操，朝廷封为镇南将军，故此本又称“张镇南古本”。相传东吴道士葛玄（葛仙公）所撰《老子道德经序诀》，加于《五千文》本之前，故此本又称“葛本”。魏晋南北朝以来，《五千文》是道教徒传习《道德经》的主要文本。隋唐道士入道门后，皆须从师受度《五千文》及《十戒经》。故敦煌遗书中多有葛玄《序诀》与《五千文》《十戒经》的合抄本。
这段论述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五千文》本与河上本及《老子序诀》的关系、《五千文》本与五斗米道的渊源及其在魏晋隋唐道教传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等诸多问题。特别是《五千文》本与河上本的关系尤其值得重视。在道教发展的早期，《河上注》便是道士必读之经典。《老君传授经戒仪注诀》云：“读河上真人一章，则彻太上玉京，诸天仙人，叉手称善。”确实，《河上注》与道教教义是十分相符的，随着道教的发展，《河上注》的影响不断扩大。王卡先生进而指出：“南北朝以至隋唐之际，以《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为主，加上一些有关的符图、仪式书和神仙传记，组成了道教经典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太玄部道经。”
可见，老子《五千文》本不仅是道教徒诵读的文本，而且在道教太玄部道经中也居于极重要的位置。
在注疏本中，《老子道德经节解》残片不见于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为王卡先生首次发现。《老子道德经论》，由王卡先生将编号BD14649和BD14738的两件残卷缀合而成，《老子道德经义疏》亦由他将编号S.6044和BD14677的两件残卷缀合而成，这是他关于敦煌《老子》文献整理的重要贡献，充分显示出先生精深的文献学功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宋文明道德义渊》，由BD6097和S.1438两件残卷组成，此经大渊忍尔虽有注意，但没有识出经名，故假定为《道德义》，王卡先生采纳卢国龙教授的观点，论定其为宋文明所撰《道德义渊》。《老子道德经李荣注》为唐高宗时期道士李荣所撰，是研究唐代道教重玄学的重要资料，《正统道藏》收录该注，但仅存前两卷即道经1～36章，蒙文通据敦煌写本恰好补上缺失的德经注文，堪称文献辑轶之佳话。王卡先生通过细心整理发现，P.2594、2864、S.2060、P.3237、2577、3277六件敦煌卷子缀合后即为李荣《老子注》之德经注文，起39章“神得一以灵”句，至81章末，后又接抄第37章经文及注文，可知李荣所用《老子》的分章为道经36章，德经为45章。而据S.4681V与P.2639两件缀合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同样是道经36章，德经45章。可见，唐代的《老子》注本，除了道经37章、德经44章这种通行的分章方式外，还有道经36章、德经45章（将道经第37章移到德经第81章后）这种特殊的分章形式，对此，王卡先生进行了解释：
据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卷三称：“《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之极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而葛洪等不能改此本章，遂减道经‘常无为’一章，继德经之末。乃曰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上下经以应九九之数。”今考敦煌S.4681V+P.2639抄本，当即葛洪本。
《老子》葛洪本在唐代的传播，对了解道教老学在魏晋隋唐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而关于敦煌本李荣《老子注》的价值，王卡先生指出：“敦煌本李荣注《德经》几近完足，甚可珍贵。唯卷首尚缺38章及39章部分文字，可据《道藏》所收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引文补足。”
通过王卡先生的校理和补充，《道藏》本残缺的李荣《老子注》已成完璧。
除了对敦煌本《老子》文献进行详细的著录，王卡先生还对《老子道德经序诀》以及四种注疏本即《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顾欢注》《老子道德经义疏》《宋文明道德义渊》进行了标点整理，收入《老子集成》
第一卷，为《老子集成》的编纂提供了珍贵文献。
王卡先生不仅对敦煌本《老子》文献进行了著录和整理，而且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考释，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错讹进行纠正，其研究之深，见识之精，令人敬佩。
关于敦煌本《太上玄元道德经》，《正统道藏》未收，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后有题记：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紞写已。此卷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已质疑其可信性，但亦有学者坚持其为真本。王卡先生指出：
敦煌道经抄写年代最早在六朝末（六世纪中叶），此卷题东吴建衡二年（270）。当时东吴郡在西晋治下，不可能用孙吴年号。据唐玄嶷《甄正论》云，天师道传入江东在280年晋武帝平吴之后。此前江东流行的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均不奉老君。三国时道教经书存世者极少。早期天师道经书亦不称老君或道君为“太上玄元”，而称“泰清玄元”。此卷显然是近世无知之人伪造。
通过王卡先生的考辨，《太上玄元道德经》为伪作可成定谳。
关于《老子道德经论》，此卷不见大渊目录，正统《道藏》也未收，原无题名，《老子道德经论》为王卡先生所加。此卷由BD14649卷子和BD14738卷子缀合而成。其中BD14649卷原由罗振玉收藏，现藏国家图书馆。该卷起第38章注文“以会通也”，止第41章注文“道之小成也能”。罗振玉疑此卷即梁武帝《老子讲义》，并注意到卷末有新割裂之迹，由此推断被割下的部分应该尚存于世，只是不知存于何处，故他发出“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的感叹。
大渊忍尔目录收录了BD14649卷，依罗振玉观点，拟名《梁武帝老子讲义》。BD14738卷起第41章注“具修之则身安”，止第45章注“心若死灰”。该卷亦藏于国家图书馆，罗振玉和大渊忍尔均未见，但为王卡先生所注意。先生发现此卷即罗振玉所收BD14649卷被割去之后半截，两卷缀合，天衣无缝，遂成完卷。经王卡先生的慧识，罗振玉“延津之合”的愿望终于达成，诚为幸事。先生进而指出，罗振玉判断此卷为梁武帝《老子讲疏》，证据不足，大渊沿袭罗氏之论，亦不可信。他说：
按梁武帝撰《老子讲疏》，见于《隋志》及《新唐书》著录，其书亡佚已久。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称：“梁武帝萧衍道德经四卷，证以因果为义。”今考此残卷中注文旨要，合于儒家经学而未见佛家教义，与杜氏所述梁武讲义不符。疑此卷应为曹魏玄学宗师何晏《老子道德论》之残篇。参见笔者待刊论文《敦煌本何晏注老子道德论考释》。
这是王卡先生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他的论文《敦煌本何晏注老子道德论考释》收入2003年在北京举行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的会议论文集（打印稿）中。虽然《老子道德经论》是否为何晏所作还需进一步确证，
但该书非梁武帝《老子讲疏》则无疑义。
与《老子道德经论》类似的精彩缀合还有一例，即《老子道德经义疏》。该卷由S.6044卷子和BD14677卷子缀合组成，不见于《正统道藏》，为海内外孤本，书名由王卡先生所加。S.6044残卷藏于大英图书馆，大渊忍尔著录，拟名《道德经开题书》。BD14677卷子藏于国家图书馆，大渊忍尔未见，亦未著录。王卡先生发现两件纸质笔迹相同，文字内容连续，原是同一抄本，S.6044卷为开题序例，称道经36章，德经45章，系按《老子》葛洪本分章。BD14677卷为1～7章的经文和注疏。王卡先生将两卷完美缀合，题名为《老子道德经义疏》，并加按语说：
此残卷中分章开题之体例，与成玄英、唐玄宗、赵志坚等人注疏略同。疏文阐释大道体用无碍，凡圣性相平等，皆可息心归本，成就自在。其义理宗旨亦近似李荣、赵志坚等唐代道士。但抄本中不避“渊”、“民”字讳，或系梁陈周隋间重玄学道士所作，或系武后时抄本。
该卷未经缀合之前，只是藏于中、英两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文物，经过王卡先生的精心研判，将两卷缀合后，考定其为重玄学的著作，指出其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为重玄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老子道德经顾欢注》，大渊忍尔目录有著录，王卡先生做了进一步的考释。关于顾欢的老学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老子义纲》及《老子义疏》各一卷，当是两书。《新唐书·艺文志》载有“顾欢《道德经义疏》四卷，《义疏治纲》一卷”，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亦云顾欢作《老子注》四卷，则顾氏《老子义疏 》当作四卷。顾欢的老学著作已散佚，《正统道藏》中有《道德真经注疏》八卷，题：“吴郡征士顾欢述。”据王卡先生考证，此书非顾欢原作，其注用河上公章句，疏引顾欢之说四十余条，而取成玄英者独多，疏中还引唐玄宗注，又引宋陈象古《道德真经解》之内容，则此书乃宋人掇辑而成。
此书虽非顾欢所著，但其疏中标引“顾曰”的段落，应是顾欢原著的内容，另《道藏》所收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也引录了顾欢注文三十余条。王卡先生又指出，敦煌S.4430号唐抄本，上有《老子》经文及注文132行，首行起自《老子》第70章“吾言甚易知”句，末行止于第80章“人之器而不用”之句之注文。其注文有9条可与《道藏》本中原题顾欢所著的《道德真经注疏》及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所引述的顾欢注佚文相对应。6条基本相同，2条半同半异，1条不同，大致可以认为此敦煌残本是顾欢所撰，极有可能是《新唐志》所著录的顾欢《老子义疏治纲》之残抄本。
《宋文明道德义渊》，由BD6097残卷和S.1438号残卷组成。据王卡先生的著录，BD6097存经文4纸112行，保留了原书前两章，即《玄德无名》第一、《上德无为》第二的部分文字。S.1438存经文134行，保存原书《自然道性》第四、《积德福田》第五、《功德因果》第六等章的部分内容。
关于《道德义渊》的作者宋文明，严灵峰以为是唐人，乃误。据唐代尹文操《老氏圣纪》：“宋文同字文明，吴郡人也。梁简文时，文明以道家诸经莫不敷释，撰《灵宝经义疏》，题曰谓之《通门》。又作大义，名曰《义渊》。”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有“法师宋文明作《义泉》五卷”，《义泉》即《道德义渊》，唐人避讳改“渊”为“泉”。唐道士张君相《三十家老子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都有此书的著录，而唐法琳《辩正论》亦称引宋文明《老子义》。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亦引述了宋法师《道德义渊》的部分内容。《道德义渊》现已佚，但在大渊忍尔所编《敦煌道经图录篇》中录有BD6097和S.1438号残卷，临时题名为《道教义》。王卡先生根据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宋法师《道德义渊》上下卷佚文，拟定此卷为宋文明《道德义渊》，并云：
按大渊目假定以上两件经名为《道教义》。卢国龙《中国重玄学》第二章，考证应为宋文明所撰《道德义渊》卷上。其行文体例及所述重玄义理，均与宋文明撰《灵宝经义疏》极为近似。此书对《玄门大论》、《道教义枢》、成玄英《老子义疏》等隋唐道经论疏有重要影响，是研究隋唐重玄学说的珍贵资料。
王卡先生不仅论定BD6097和S.1438两卷即为宋文明《道德义渊》的内容，而且提示出其在重玄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后又亲自标点整理，收入《老子集成》，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关于《老子道德经节解》的考释，是王卡先生敦煌《老子》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老子节解》，《隋志·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陆德明《经典释文》、《道藏》中《三洞奉道科诫营始》《云笈七签》均有提及，应该是一部早期的道教老学著作。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王卡先生认为“约出于汉末魏晋间”
，具体时间可能是“晋代约公元3～4世纪”
，这是很有见地的。据他的考证，在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所录道经中，即有《节解经》一书，疑即《老子节解》。《老子节解》早已散佚，《正统道藏》中原题顾欢《道德真经注疏》引述了《节解》佚文百余条。而王卡先生发现敦煌文书中存有《老子节解》残片，其编号为S.6228V，共存经及注文19行，从《老子》第33章末句“死而不亡者寿”之注文起，至第35章经文“视之不足”止，经注文连书，字体大小不分，注文古拙简练，每条以“胃（谓）”字开始。首行注文见合顾欢《道德真经注疏》所引《节解》佚文，由此可确证此件为《老子节解》之残片。
这是王卡先生的一个重要发现，而他的论文《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
则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关于《老子节解》的作者，已难确考，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在《老子节解》条下注云：“不详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可见作者在唐代已失传。王卡先生指出，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有《节解》上下，并云：“老君与尹喜解。”可知《老子节解》是托称老君授与关令尹喜的经书。据唐王悬河所编《三洞珠囊》引述《老子节解序》云：“老子以无极灵道元年七月甲子，授关令尹喜《五千文节解图》，受以长生也。”可知《老子节解》是汉末魏晋之际道士托名老君或尹喜所作。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曾言：“成玄英《疏》、张君相《集解》所引《节解》，不下百六七十事，殆即此书。大抵以守一、行气、还精、补脑为说，诚米贼之遗法；其语近诞，而其来则甚古。” 吴承仕指出《老子节解》乃“米贼之遗法”，这是有得之见，由此也说明王卡先生对该书作者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
《老子节解》今已不存，但有部分佚文保留下来，《道藏》所收题为顾欢述《道德真经注疏》、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诸书都有所引，严灵峰据上述诸书编成《辑葛玄老子节解》，
收入《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中。蒙文通所编《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
首列《老子节解》。日本藤原高男《辑佚老子古注篇》亦辑有《老子节解》，日本楠山春树所著《老子传说研究》，又从《太上混元真录》和释法琳《辩正论》中找出《老子节解》佚文数条。王卡先生《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也有《老子节解辑佚》，对《节解》遗文有所补正。他发现了《云笈七签》卷五十六《元气论》和卷九十九《灵响词五首·序》各引有一条《老子节解》遗文。《灵响词五首·序》所引“尹真人《节解经》”云：
内观者睹神光，不可谓之不明；返听者闻神声，不可谓之无音；握固者精神备体，不可谓之无形。凡在道中之民，当须视不见之形，听不闻之声，搏不得之名，三者皆得，谓之道民矣。
显然，这是对《老子》第14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的解释。
此条材料可证葛洪《抱朴子内篇》所录《节解经》，应该就是《老子节解》。《云笈七签》所引《老子节解》另一条材料见于该书卷五十六《元气论》，引文较长，略引一段如下：
《老子节解》云：唾者溢为醴泉，聚流为华池府，
散为津液，降为甘露，漱而咽之，溉藏润身，通宣百脉，化养万神，支节毛发，坚固长春，此所谓内金浆也。可以养神明，补元气矣。若乃清玉为醴，炼金为浆，化其本体，柔而不刚，色莹冰雪，气夺馨香，饮之一杯，寿与天长，此所谓外金浆也。……从容导引，按摩消息，令人起坐轻健，意思畅逸。又常伺候大小二事，无使强关抑忍，又勿使失度，或涩或寒或滑，多皆伤气害生，为祸甚速。此所谓知进退存亡，圣人之道也。
上述两条遗文的发现，加之敦煌残片S.6228V的考定，使得《老子节解》的辑佚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通过对敦煌残片《老子节解》的考释，王卡先生指出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于“揭示了《老子节解》原本的面貌”
。具体表现在：第一，残片中《道德经》的经文近似河上本，而非《五千文》本，此与《想尔注》的敦煌抄本不同。第二，每句注文都以“胃（谓）”字开始。第三，残片第33章末的注文有“关令稽首”四字，34章末有“臣稽首”三字。这与陶弘景所说“係师注《老子内解》，皆称臣生稽首”大致相符。但此处的“臣生”不是指係师张鲁，而是关令尹喜。可见《老子节解》确如杜光庭所著录的那样，是假托尹喜以“内修之旨”注解经文。第四，敦煌残片上“庚元属无形府”之类令人奇怪的注文，实际上是《老子节解》内修养生术的体现。
关于敦煌本《老子》文献的研究，王卡先生之前的罗振玉、王重民、唐文博、蒙文通、姜亮夫、饶宗颐等中国学者和大渊忍尔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后又有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
等著作问世，但王卡先生的研究是不可忽视和替代的。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老学文献的保留提供了新内容。就《老子》文献的著录来说，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做过搜罗与辑录，如周云青《老子道德经书目考》、王重民《老子考》、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之“中国老子书目录”、丁魏《老学典籍考》等，但这些《老子》书目对敦煌本《老子》文献或有所忽视，或有所误判，或有所遗漏。王卡先生《敦煌道教文献研究》著录《老子》经文本及注疏本17种，对每一种文献除了在形态上进行较详细的描述介绍外，在内容的释读上都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考定敦煌残片S.6228V为《老子节解》的部分内容，非常精到。而对《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义疏》的缀合，则是神思巧运，堪称绝响。关于《太上玄元道德经》的辨伪，证据确凿。对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出现的多处讹误进行了纠正，理由充分。就《老子》文献的整理来说，大型道家文化丛书《老子集成》第一卷收录了王卡先生标点整理的五种敦煌老学文献，由此提高了《老子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此外，王卡先生用敦煌本《河上注》做参校，对通行本《河上注》进行了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点校本早已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和《老子》研究的必备参考书，惠及学林久矣。
其二，推进了重玄学的研究。重玄学是道教哲学的重要理论形态，由蒙文通发其大端，卢国龙、强昱等学者系统阐述，
尔后受到道教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重玄学肇始于东晋时期的孙登，兴盛于唐代，而学术界关于重玄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唐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发展情况，尚有待于深入探讨。而王卡先生发现并整理的《老子道德经顾欢注》《宋文明道德义渊》《老子道德经义疏》三种敦煌老学文献，为研究重玄学在该时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蒙文通视顾欢为阐扬重玄学之第一人，
但顾欢的《老子注》已散佚，使得关于顾欢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老子道德经顾欢注》的发现和整理，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顾欢重玄学的特点及其在南北朝道教义理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继往开来之功。
同样，宋文明《道德义渊》的整理，也很重要。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义疏》的发现和整理，意义重大。如果确如王卡先生所论，该注有可能是“梁陈周隋间重玄学道士所作”，那么，从顾欢《老子注》到宋文明《义渊》与该《义疏》，再到成玄英的《老子义疏》，重玄学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发展脉络便变得清晰起来。
其三，对早期道教思想及其传承研究的深化。关于汉魏六朝道教发展源流及其思想特点，王卡先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就当时的道教老学来说，他指出：“汉魏六朝时期，道教首领及学者为了教化信徒和发展教义，对《老子》经文不断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由他们所改造的《道德经》文本及其注解，是研究早期道教历史和教义的重要资料。”
因此，王卡先生强调把敦煌《老子》注疏和魏晋隋唐道教历史发展和义理变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所撰《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一文是体现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该文不仅考释了《老子节解》残页的内容，进而指出了该注的主旨和特点，并把它与早期道教另一部解老著作《老子内解》进行比较，推测“它们有可能原是同书而异名，至少也应是内容大致相同的著作”
。而从道教史的角度来看，《老子节解》在哲学理念上秉承了黄老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讲内修法术则与上清派的《黄庭经》《大洞真经》等经书大致相同，由此可见，“《老子节解》所讲的内修养生术，是汉末魏晋以来在神仙道教（尤其是江东地区葛氏道、上清派等主流道派）中盛行的法术。”
这一判断对深入了解《老子节解》的影响以及道教上清派的教义和修炼特色都是有启发的。至于论及《老子节解》与《河上注》《想尔注》的具体关系，以及三注在早期道教史上的思想关联，也发前人之所未发。
总之，王卡先生的敦煌《老子》研究，无论是文献的考释与整理，还是思想的阐发与激扬，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当代道教研究领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学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