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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卡
内容摘要 ：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的特色信仰，近代以来常被人们误解为缺乏纯粹性和超越性。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也有人说道教和民间宗教都是封建迷信。其实中国虽然很少有一神论宗教，但绝非没有信神的观念和宗教组织。道教的“多神”信仰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它具有神人合一的“人间性”，神能降世垂化，人也能通过修炼和积功德而成神。这就开辟了一条依靠自力实现生命回归本源的超越之路，而不必一味依赖上帝的恩赐获得救赎。其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而少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无论来自何方的神灵，道教都可以把它们接进自己的宫观神殿，分享信众的供奉。佛教最初传来时，就因有道教的接引而实现了中国化。
关键词 ：早期道教 神学
作者简介 ：王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道教最初是在汉代黄老道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民间宗教组织，还有一些以传授神仙方术为主旨的民间小教派。东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分散的民间教团逐渐形成教义教制规范化的宗教实体，并得到官方承认其合法性，确立了与儒、释二教鼎足而立的地位。在道经中所谓的“道教”，意思是指“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可以说，道教是信奉“道”的教诫，希望通过修炼形神和积功累德而“成仙得道”的宗教。道教不仅有独特的神灵信仰、经典教义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教团组织、宗派传承、科戒制度和宫观道院。这种既有神道信念又有社团组织的宗教实体，显然不同于之前作为学术思想流派的“道家”。
但是道家与道教虽不能完全等同，其间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早期道家关于道生万物、气化宇宙、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关于阴阳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关于自然无为、清虚素朴的治国与治身法则，以及其斋心静观、体道合真的直觉认识论，都对道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概而言之，道家的思想理念、神仙家的养生方术、古代民间的鬼神崇拜及法术，是为道教吸收而构造其宗教义理、修炼方术和活动仪式的三个主要来源。此外，儒家的神道设教说及忠孝伦理，佛教的轮回报应观念及明心见性之说，墨家的均平思想和团契精神，以及阴阳家的占验数术等，也都为道教所吸收融摄。因此自古以来，学者们都说道教的信仰和方术“杂而多端”。
道家演变为道教，有复杂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就思想根源而言，道家学说本身存在着双重特性。老子所说的“道”，既是自然的法则和虚无理念，又是能生育长养万物之母，有与始祖神相似的功能。汉代黄老道家强调道是“万物之母”或无形的“造化者”，用元气的阴阳分合来说明道生万物的功能和程序。这样虽然有助于人们对道的理解，但也可能导致混同自然造化与天神上帝的区别。早期道教的神学就继承和改造了汉代道家的宇宙论，将无形的自然法则改作实有的至尊神格，教诫信徒奉道守戒，修仙得道，从而形成了道教的信仰观念。
早期道教信念的形成是从神化老子开始的。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被道教徒尊奉为“大道”化身降世的教祖。东汉以来的道教信徒，为神化老子而编造了一套关于“老君变化降世”的系列故事。他们将《老子》书中所说的生成天地万物的“道”，改造为有人格的至上神，称作“大道”或“太上大道君”。并且以之与史书中记述的老子生平事迹，如老子为周柱下史、过函谷关为尹喜说《道德经》、孔子问礼于老聃等故事相牵连，使“大道”和“老君”合为一体。再取史籍道典中的某些传说，如三皇五帝事迹、黄石公授书张良、汉文帝见河上公、于吉受《太平经》、张陵造作符书、老子入西域教化胡人等，无论其是否可信，都附加于老子名下。从而编造出上起元始，下及秦汉以后，太上大道君开天辟地，化形降世，师辅帝王，传经授戒，教化生民的系列故事。这些故事的编造受汉代黄老学宇宙生成论和神仙方士分身变形术的影响，并借鉴了佛教经书中的佛陀本生故事。这是道教版的创世记。其用意是说：天地万物的化生，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道教经书教义及方术的传承，都可用一个纵贯古今、超越时空的神秘本源，即太上道君的化身降世垂教来解释。
老子的神化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层累古史”的特点，因此在愈后出现的道书中，积淀的老君化身降世故事愈多，故事情节也更加详细和神奇。东汉黄老学者已开始编造老子神话。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喜好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把老子当作与佛祖同样的神人来祭祀。汉顺帝时，李尤撰《函谷关铭》称老子是“真人”。汉桓帝时，益州太守王阜撰《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分。”
就是说老子生于天地开辟之前，与“道”是同为一体的。大约同时问世的《老子变化经》中，讲述了老子化形降世的故事。经文宣称：老子常存于天地之前，且在后世变化其神，托胎于李母腹中，孕育七十二年而降生楚国。老子生有异相，“颜有三五大理，日角月悬，鼻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羊，手把天关”。又宣称：老子随世浮沉，退则养精蓄气，进则为帝王师。自三皇五帝至于夏商周楚秦汉，老君历代皆变易名号降生人世，为帝王之师。这样就把老子本人完全神化，变成了生化天地万物，并且常能降世传教的教祖。
东汉延熹八年（165），桓帝两次派使者去陈国苦县祭祀老子。大臣边韶撰《老子铭》记述其事。文中神化老子，宣称：“老子离合于混沌之际，与三光为始终，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道成仙化，蝉蜕度世。自羲（伏羲）、农（神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
另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及道教典籍记载：汉顺帝时，沛人张陵客居蜀郡，学道鹤鸣山中，自称太上道君降临，授予他“天师”称号及“正一盟威之道”（符咒书）。张陵受之，能治病，百姓翕然奉之为师。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教，称嗣天师；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称係天师。三张祖孙创立的这个民间教团，后世称作天师道或正一道。但官方史书中则因其受道者须出米五斗，故贬称为“五斗米道”或“鬼道”。天师道的神学继承了黄老道家的元气生成论。前述东汉问世的《河上公章句》，依据老子“三生万物”说提出，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阴与阳，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共生万物。天师道经书把这个宇宙生成论改造成为神学的创世说。宣称太上道君在先天混沌中降授玄、元、始三气，创生天地人及万物，后来又化身为老君降世垂教。
天师道规定道民必须诵习的《老子五千文》，是将《道德经》删改成五千字整数的文本。相传张陵或张鲁为教化道民，撰写了《老子想尔注》。其书中改造老子的思想，将“道”神化为能发号施令的神灵。认为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经文假托太上老君说教，劝导道民奉道守戒，施惠散财，竞行忠孝，修善积德。又教人修习长生术，积精服气，保养精神。按道的教诫行事，可以致国太平，人得仙寿。宣称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又说：“百行当修，万善当著”；“人当积善功，其精神与天通”。这些都是黄老学中没有的宗教信条。
魏晋时期的天师道，仍然承袭这种神学化的宇宙观。相传曹魏末年，张鲁后裔发布的《大道家令戒》中宣称：
大道者，包囊宇宙，系养群生，制御万机者也。无形无象，混混沌沌，自然生百千万种，非人所能名。自天地以下，皆道所生杀也。道授以微气，其色有三，玄、元、始气是也。玄青为天，始黄为地，元白为道也。三气之中（按即元气）制上下，为万物父母，故为至尊至神。自天地以下，无不受此气而生者也。诸长久之物，皆能守道，含气有精神，乃能呼吸阴阳。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皆由三气而生。三三如九，故人有九孔九气，九气通则五藏安，五藏安则六府定，六府定则神明，神明则道亲。是故人行善守道，慎无失生道，生道无失德，三三者不离，故能与天地变易。
《易》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父子者，欲系百世，使种姓不绝耳。下古世薄，人多愚浅……至于黄帝以来，民多机巧，服牛乘马，货赂为官，稍稍欲薄，尽于五帝。夏商周三代，转见世利。秦始五霸，更相克害，有贼死者万亿，不可称数。道乃世世为帝王师，而王者不能尊奉。
这是天师道关于宇宙万物生成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典型说教。它以汉代元气生成论思想为本，将《老子》书中所谓的“道”人格化，作为施授玄、元、始三气，生成天地人三才及万物的“至尊至神”。经文不仅神化老子所说的道，而且改变了汉初黄老学的进化论历史观，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描述为道德伦理退化的历史。因此需要大道化身来降世垂教，世世为帝王之师。经文还谈到人保养五脏六腑，行善守道，故能与天地变易，达到长存不朽之境。
这种脱胎于汉代黄老家的宗教神学，是六朝天师道经典中反复论述的主题。例如南北朝时期的《三天内解经》《太上老君开天经》《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老君变化无极经》《老子西升化胡经》等等，在述说道教起源时，都有一套太初宇宙混沌，太上大道施授三气生化天地人及万物的说法，而且编造的老子降世传教故事更为神奇。许多道教经书都托称为老君降授，并借此而创立新的道派。例如北魏道士寇谦之创立新天师道，即假托老君降授《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让他除去三张伪法，改革天师道。北朝后期兴起于关中的楼观道派，对老君授关令尹喜《道德经》，二人同去西域化胡成佛的故事极力渲染。当时问世的《老子化胡经序》赞曰：
浑元未始，老君唯先，长于太初，冥昧之前。无师无祖，诞生自然，合真散朴，乃微乃玄。仰而举之，耀乎霄乾；俯而循之，深乎渊源。敷二仪以布化，烛三光以列天。……（老君）深愍后世，托下于陈，为周柱史，经九百年。金身玉质，口方齿银，额有三午，龙颜犀文，耳高于顶，日角月玄，鼻有双柱，天中平填，足蹈二五，手把十文。无极之际，言归昆仑，化彼胡域，次授罽宾，后及天竺，于是遂迁。文垂后世，永乎弗泯！
唐朝尊崇李耳为皇室祖先，道教徒因此编撰了更多老君降世显灵，保佑李唐王朝的神话。唐高宗时，长安附近楼观台道教宗师尹文操编撰的《玄元皇帝圣记》十卷，汇集前代流传的老君神话故事。高宗终日观览，不离御案。宋代道士贾善翔撰《犹龙传》，谢守灏撰《混元圣记》，又对尹氏《玄元圣记》有所补充。谢氏著作是现存道书中叙述老子化身降世神话故事最全的。 金元之际的全真派道士还将老子神话故事改编为插图本《老君八十一化图》，因其中有化胡故事而引起佛道之间长达三十年的激烈辩论。自南北朝以来，“老子化胡”说一直是佛道二教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
南北朝隋唐之际，《玄门大义》《道教义枢》等道教典籍中，还讨论过与老君降世说相关的神学义理，即所谓的“本迹义”及“真应义”问题。这个问题起于佛道二教的辩论，僧人要求道教学者解释先天存在且无生无灭的太上大道，与降世垂教而有生有灭的老子（李耳）究竟是何关系？换句话说，太上大道的真身（或曰道身或法身）与其降生人世的应身（或曰生身或肉身）是什么关系？探讨这个“本”与“迹”的关系，旨在合理地诠释“老君降世说”。如前所述，东汉以来的道教徒将老子所说的宇宙本源（道），改造为有人格和意志的至尊神（太上道君），并编造太上化身降世垂教的神话故事。老子是太上道君最重要的化身。如何理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人，为何无形无名的先天之道，却能在此世现身显灵教化世人？这是道教徒需要回答的问题。其意义类似基督教神学中辩论圣父（耶和华）与圣子（耶稣基督）关系的三位一体说。道教学者巧妙地吸取佛教的三身说（佛有法身、应身、报身）及辩证逻辑来回答这个问题。大旨是说先天道身为本体，后世托胎降生的老子肉身为迹相，本与迹是不一不异的辩证关系。敦煌遗书中有一篇记录佛道辩论的残卷，其中《本迹义》有云：
又就老子辩者，老子不老子，是本；不老子老子，是迹。又云不生不灭是本，有生有灭是迹。不生灭生灭，从本而垂迹；生灭无生灭，摄迹而归本。不生示生，托李母而生；不灭示灭，秦川示灭。秦川示灭，此灭非灭，一云此灭无所谢；托李母而生，此生无所起生。〔故曰老子〕非生非灭，非法〔非非法〕，能示生灭耳。
此处说老子既是不生不灭的本体尊神，又是托胎李母而生的肉身圣人。本尊的道身自在常存，不生不灭，却能托李母而生肉身，离秦川而灭形迹。但老子的肉身虽有生有灭，其神性则非生非灭；此生无所起，此灭无所谢，只是对世人示生示灭而已。这样就用玄之又玄的辩证逻辑，回答了几乎无法回答，却又不得不答的“道成肉身”问题。这个说法与基督教神学家解释耶稣基督托圣母玛利亚而“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说（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三位一体），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仅有一次，而中国宗教则有更丰富的真神降世说。不仅道教宣扬老君降世，中国民间宗教及外来的佛教、明教，亦有李弘真君、弥勒佛、明王、罗祖等神人降世说。甚至基督教来华后衍生的拜上帝会，也宣称洪秀全是“天弟”降世。这些降世说往往被民间宗教首领利用，成为他们号召信众起来反抗统治者的精神武器。难怪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对此类“邪教”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就必定予以坚决镇压。
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道教中形成许多教团。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派系，当属三张创立的天师道和江南二葛的神仙道教。因此当时有所谓“祖述三张，弘衍二葛”之说。二葛即东吴道士葛玄及其从孙晋人葛洪，他们属于世代信奉道教的江南士族。前述天师道主要神化老子之道而形成其神学信仰，稍后兴起的“葛氏道”则创造了元始天王（后演变为元始天尊）作为最高神。其实葛氏家族对老子的神话故事并不陌生。相传葛玄所撰《老子道德经序诀》，宣称老子“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开辟以前，复下为国师，代代不休”。又称老子“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须发〕皓然，号曰老子”。葛洪的《神仙传》亦称老子生有异相，自伏羲以来代代降世为帝王之师。但葛洪似乎对老子神话并不深信，于是又改造中国古史中的盘古开天传说，另创了元始天王开天辟地和降世传教的神话。葛洪《枕中书》说：
昔二仪未分，溟涬鸿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溟涬经四劫，天形如巨盖，上无所系，下无所根。复经四劫，二仪始分，相去三万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常仰吸天气，俯饮地泉。复经二劫，忽生太元玉女，人形具足，天姿绝妙，常游厚地之间，仰吸天元，号曰太元圣母。元始君下游见之，乃与通气结精，招还上宫。当此之时，二气氤氳，覆载气息，阴阳调和。〔元始君与圣母〕并不复呼吸，宣气和会，相成自然饱满。大道之兴，莫过于此。元始君经一劫，乃一施太元圣母，生天皇十三头，治三万六千岁。书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曰元阳父。又生九光玄女，号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汉夫人。天皇受号十三头，后生地皇十一头，地皇生人皇九头，各治三万六千岁。
葛洪编造的这篇神话故事，综合秦汉以来民间流传的盘古开天神话和古史记载的三皇五帝，塑造出一个与天师道所奉“太上大道君”名号不同的道教创世神灵，即元始天王。这篇神话故事对后来道教神学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东晋南朝时期，中国南方道教兴盛，其神学教义发生很大变化。大致上太上大道君和元始天王的名号在道经中仍然出现，但是其作为至上神的地位却被“元始天尊”所取代。所谓元始天尊，是融合了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和佛教世尊的名号及神格而形成的道教尊神。“天尊”一词，始见于魏晋时期译出的一些佛经，原意指如来佛祖。例如曹魏时康僧铠所译《佛说无量寿经》，有“今日天尊行如来德”之语。西晋法立、法矩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亦有“唯愿天尊敷扬惠训，令此愚朦福报无量”云云。
到南朝齐梁时期，道教信奉的神灵谱系已大致形成。上清派道士陶弘景所撰《真灵位业图》，是南朝最完整的道教神谱。该书中罗列数百位神仙名号，从上至下依次排列为七阶，每阶有中位主神及左位、右位、散位、女仙位诸神。其第一阶层是以“上合虚皇道君元始天尊”为首的玉清境诸神；第二阶是以“上清高圣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为首的上清境诸神；第三阶是以“太极金阙帝君李弘”为首的太极金阙诸神；第四阶是以“太清太上老君”为首的太清境诸神；第五阶是以“九宫尚书张奉”为首的诸天曹仙官；第六阶是以“定禄真君茅固”为首的诸地仙女真；第七阶是以“酆都北阴大帝”为首的地狱鬼官。这样就构成一个上起玉清天境，下至酆都地狱，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神仙谱系。
南北朝末到隋唐时代，南方道经向北方传播，对元始天尊的信仰逐渐扩大到全国。北齐时编成的《魏书·释老志》在叙述道教源起时，还以神化的老子为道教本源。唐初编成的《隋书·经籍志》，就改用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的说法，来叙述道教经书的渊源和传授次序。其大略云：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之神〕皆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在不灭。……推其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至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
由此可见，隋唐道教的元始天尊信仰，综合了道家元气生成论、阴阳家的灾异说和佛教的劫变说。以元始天尊开劫度人，传教说经的神话来解释道教经书教义体系的建立过程。这种宗教神学虽与天师道宣扬的老君降世传教说略有不同，但实质上都属于神创论的世界观。后来道教又有所谓“一炁化三清”的说法，就是说高居三清天境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都是由“道炁”依次演化出来的。“三清”是道教所奉的主神，但不是唯一的至上之神。
道教与源于闪族原始信仰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相比，在神学教义上有很大不同；与持二元论信念的古波斯宗教也有不同；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乃至持无神论的宗教（如佛教空宗）也不尽相同。那么道教是否可以定义为持泛神论的原始宗教或萨满教呢？似乎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的宗教神学是有多种类型的。道教或许与古希腊宗教、印度宗教类似，都属于“多神论”或“主神论”类型的宗教。这类宗教在神学上的特点，就是相信在诸神之上或之前，还有一个自古就有并永久常存的宇宙创造者或自然生成的本源。它不仅是创生主体实在（人）与客体实在（天地万物）的本源，也是诸神和一切法理的源泉。在印度宗教中，它被称作“梵”（Brahman），或称作“梵天”。在中国的道教和许多民间宗教中，它就是老子所说的自然之“道”，或曰“道炁”。道教是将道家的自然观与神灵信仰综合而形成了一套神学教义。因此道教尊奉和礼拜的主神太上道君，或三清，或玉皇，以及名号无量众多的天神地祇，与一神论宗教所信的神（上帝或真主）不是同一的概念。道教之神不是初始的创世者，而是道炁演化出来的次生者。它们没有“上帝”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因此也没有排他性。道炁不仅演化出无量多的天尊地祇，而且肉身凡人乃至某些动植物，也能通过修炼得道而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真人。
十七世纪来华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曾对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主要是宋儒理学）是否与基督教神学通融的问题发生过争论。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所谓“语词之争”，即中国经典文献中是否有与基督教的上帝相对应的概念；其二是所谓“礼仪之争”，即中国人所普遍实行的各种祭祀礼仪是否与基督教神学相冲突。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认为至少古典儒学有着明显的宗教特色。而龙华民、利安当等另一派传教士，则认为以宋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底的无神论，只有全部抛弃才能真正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两派的争论还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一些著名哲学家参与到有关中国文化性质的争论之中。莱布尼兹就是对中国特色信仰研究最深入持久的著名学者。在其去世前夕所著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批评了龙华民、利安当的观点，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存在通融性。在今天看来，虽然莱布尼兹因资料来源有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释颇有些误解和不足，但他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定义为“自然神学”，而非纯粹的宗教神学或无神论思想，确是真知灼见。其实最能体现中国民众信仰特色的宗教，不是莱布尼兹重点研究的宋代理学，而是崇奉自然之道的道教。但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都未给莱氏提供道教的资料。
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的特色信仰，近代以来常被人们误解为缺乏纯粹性和超越性。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伦理和美育；也有人说道教和民间宗教都是封建迷信，甚至说它们是“野蛮宗教”。这种否认和贬低中国宗教的论调至今仍有流传。其实中国虽然很少有一神论宗教，但绝非没有信神的观念和宗教组织。道教的“多神”信仰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它具有神人合一的“人间性”，神能降世垂化，人也能通过修炼和积功德而成神。这就开辟了一条依靠自力实现生命回归本源的超越之路，而不必一味依赖上帝的恩赐获得救赎。其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而少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无论来自何方的神灵，道教都可以把它们接进自己的宫观神殿，分享信众的供奉。佛教最初传来时，就因有道教的接引而实现了中国化。外来的古波斯宗教也是如此。当然佛教的教义教制也被道教吸取融合，对道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佛道争论，但中国从来没有因教义争论而发生过惨烈的宗教战争。当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时，也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的文化。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时至今日，不同文明和宗教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宗教的人间性和包容性，也应该得到更多的赞誉了。
刘固盛
内容摘要 ：王卡先生是当代道教学术研究的大家，不仅在道教文献学领域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对道教思想与义理的阐发也见识高超，令人信服。敦煌道经是王卡先生用力极勤的领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和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敦煌《老子》文献是敦煌道经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卡先生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而且考释疑难，提出新见，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 ：王卡 敦煌道经 老子
作者简介 ：刘固盛，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王卡先生是当代道教学术研究的大家，不仅在道教文献学领域造诣精深，成就卓著，对道教思想与义理的阐发也见识高超，令人信服。敦煌道经是王卡先生用力极勤的领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和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敦煌《老子》文献是敦煌道经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卡先生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而且考释疑难，提出新见，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对此，笔者拟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并以此文表达对王卡先生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在《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书中，王卡先生对敦煌《老子》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其中包括《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甲、乙两种）、《老子道德经》白文本、《太上玄元道德经》等经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顾欢注》《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宋文明道德义渊》等注疏本以及《老子道德经序诀》等其他重要文本。
上述著录的《老子》经文及注疏本，大都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如《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又分为有字数注记抄本（甲本）和无字数注记抄本（乙本），《正统道藏》未收，是早期道教的重要传本。王卡先生指出：
相传东汉末五斗米道係天师张鲁在巴蜀汉中地区教化信徒，使传习《老子五千文》。其所用《老子道德经》文本，是据《河上公章句》本删定为五千字（实存4999字），故称“五千文”，或称“係师定本”。张鲁后降曹操，朝廷封为镇南将军，故此本又称“张镇南古本”。相传东吴道士葛玄（葛仙公）所撰《老子道德经序诀》，加于《五千文》本之前，故此本又称“葛本”。魏晋南北朝以来，《五千文》是道教徒传习《道德经》的主要文本。隋唐道士入道门后，皆须从师受度《五千文》及《十戒经》。故敦煌遗书中多有葛玄《序诀》与《五千文》《十戒经》的合抄本。
这段论述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五千文》本与河上本及《老子序诀》的关系、《五千文》本与五斗米道的渊源及其在魏晋隋唐道教传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等诸多问题。特别是《五千文》本与河上本的关系尤其值得重视。在道教发展的早期，《河上注》便是道士必读之经典。《老君传授经戒仪注诀》云：“读河上真人一章，则彻太上玉京，诸天仙人，叉手称善。”确实，《河上注》与道教教义是十分相符的，随着道教的发展，《河上注》的影响不断扩大。王卡先生进而指出：“南北朝以至隋唐之际，以《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本）、《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为主，加上一些有关的符图、仪式书和神仙传记，组成了道教经典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太玄部道经。”
可见，老子《五千文》本不仅是道教徒诵读的文本，而且在道教太玄部道经中也居于极重要的位置。
在注疏本中，《老子道德经节解》残片不见于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为王卡先生首次发现。《老子道德经论》，由王卡先生将编号BD14649和BD14738的两件残卷缀合而成，《老子道德经义疏》亦由他将编号S.6044和BD14677的两件残卷缀合而成，这是他关于敦煌《老子》文献整理的重要贡献，充分显示出先生精深的文献学功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宋文明道德义渊》，由BD6097和S.1438两件残卷组成，此经大渊忍尔虽有注意，但没有识出经名，故假定为《道德义》，王卡先生采纳卢国龙教授的观点，论定其为宋文明所撰《道德义渊》。《老子道德经李荣注》为唐高宗时期道士李荣所撰，是研究唐代道教重玄学的重要资料，《正统道藏》收录该注，但仅存前两卷即道经1～36章，蒙文通据敦煌写本恰好补上缺失的德经注文，堪称文献辑轶之佳话。王卡先生通过细心整理发现，P.2594、2864、S.2060、P.3237、2577、3277六件敦煌卷子缀合后即为李荣《老子注》之德经注文，起39章“神得一以灵”句，至81章末，后又接抄第37章经文及注文，可知李荣所用《老子》的分章为道经36章，德经为45章。而据S.4681V与P.2639两件缀合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同样是道经36章，德经45章。可见，唐代的《老子》注本，除了道经37章、德经44章这种通行的分章方式外，还有道经36章、德经45章（将道经第37章移到德经第81章后）这种特殊的分章形式，对此，王卡先生进行了解释：
据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卷三称：“《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之极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而葛洪等不能改此本章，遂减道经‘常无为’一章，继德经之末。乃曰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上下经以应九九之数。”今考敦煌S.4681V+P.2639抄本，当即葛洪本。
《老子》葛洪本在唐代的传播，对了解道教老学在魏晋隋唐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而关于敦煌本李荣《老子注》的价值，王卡先生指出：“敦煌本李荣注《德经》几近完足，甚可珍贵。唯卷首尚缺38章及39章部分文字，可据《道藏》所收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引文补足。”
通过王卡先生的校理和补充，《道藏》本残缺的李荣《老子注》已成完璧。
除了对敦煌本《老子》文献进行详细的著录，王卡先生还对《老子道德经序诀》以及四种注疏本即《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顾欢注》《老子道德经义疏》《宋文明道德义渊》进行了标点整理，收入《老子集成》
第一卷，为《老子集成》的编纂提供了珍贵文献。
王卡先生不仅对敦煌本《老子》文献进行了著录和整理，而且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考释，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错讹进行纠正，其研究之深，见识之精，令人敬佩。
关于敦煌本《太上玄元道德经》，《正统道藏》未收，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后有题记：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紞写已。此卷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已质疑其可信性，但亦有学者坚持其为真本。王卡先生指出：
敦煌道经抄写年代最早在六朝末（六世纪中叶），此卷题东吴建衡二年（270）。当时东吴郡在西晋治下，不可能用孙吴年号。据唐玄嶷《甄正论》云，天师道传入江东在280年晋武帝平吴之后。此前江东流行的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均不奉老君。三国时道教经书存世者极少。早期天师道经书亦不称老君或道君为“太上玄元”，而称“泰清玄元”。此卷显然是近世无知之人伪造。
通过王卡先生的考辨，《太上玄元道德经》为伪作可成定谳。
关于《老子道德经论》，此卷不见大渊目录，正统《道藏》也未收，原无题名，《老子道德经论》为王卡先生所加。此卷由BD14649卷子和BD14738卷子缀合而成。其中BD14649卷原由罗振玉收藏，现藏国家图书馆。该卷起第38章注文“以会通也”，止第41章注文“道之小成也能”。罗振玉疑此卷即梁武帝《老子讲义》，并注意到卷末有新割裂之迹，由此推断被割下的部分应该尚存于世，只是不知存于何处，故他发出“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的感叹。
大渊忍尔目录收录了BD14649卷，依罗振玉观点，拟名《梁武帝老子讲义》。BD14738卷起第41章注“具修之则身安”，止第45章注“心若死灰”。该卷亦藏于国家图书馆，罗振玉和大渊忍尔均未见，但为王卡先生所注意。先生发现此卷即罗振玉所收BD14649卷被割去之后半截，两卷缀合，天衣无缝，遂成完卷。经王卡先生的慧识，罗振玉“延津之合”的愿望终于达成，诚为幸事。先生进而指出，罗振玉判断此卷为梁武帝《老子讲疏》，证据不足，大渊沿袭罗氏之论，亦不可信。他说：
按梁武帝撰《老子讲疏》，见于《隋志》及《新唐书》著录，其书亡佚已久。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称：“梁武帝萧衍道德经四卷，证以因果为义。”今考此残卷中注文旨要，合于儒家经学而未见佛家教义，与杜氏所述梁武讲义不符。疑此卷应为曹魏玄学宗师何晏《老子道德论》之残篇。参见笔者待刊论文《敦煌本何晏注老子道德论考释》。
这是王卡先生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他的论文《敦煌本何晏注老子道德论考释》收入2003年在北京举行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的会议论文集（打印稿）中。虽然《老子道德经论》是否为何晏所作还需进一步确证，
但该书非梁武帝《老子讲疏》则无疑义。
与《老子道德经论》类似的精彩缀合还有一例，即《老子道德经义疏》。该卷由S.6044卷子和BD14677卷子缀合组成，不见于《正统道藏》，为海内外孤本，书名由王卡先生所加。S.6044残卷藏于大英图书馆，大渊忍尔著录，拟名《道德经开题书》。BD14677卷子藏于国家图书馆，大渊忍尔未见，亦未著录。王卡先生发现两件纸质笔迹相同，文字内容连续，原是同一抄本，S.6044卷为开题序例，称道经36章，德经45章，系按《老子》葛洪本分章。BD14677卷为1～7章的经文和注疏。王卡先生将两卷完美缀合，题名为《老子道德经义疏》，并加按语说：
此残卷中分章开题之体例，与成玄英、唐玄宗、赵志坚等人注疏略同。疏文阐释大道体用无碍，凡圣性相平等，皆可息心归本，成就自在。其义理宗旨亦近似李荣、赵志坚等唐代道士。但抄本中不避“渊”、“民”字讳，或系梁陈周隋间重玄学道士所作，或系武后时抄本。
该卷未经缀合之前，只是藏于中、英两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文物，经过王卡先生的精心研判，将两卷缀合后，考定其为重玄学的著作，指出其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为重玄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老子道德经顾欢注》，大渊忍尔目录有著录，王卡先生做了进一步的考释。关于顾欢的老学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老子义纲》及《老子义疏》各一卷，当是两书。《新唐书·艺文志》载有“顾欢《道德经义疏》四卷，《义疏治纲》一卷”，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亦云顾欢作《老子注》四卷，则顾氏《老子义疏 》当作四卷。顾欢的老学著作已散佚，《正统道藏》中有《道德真经注疏》八卷，题：“吴郡征士顾欢述。”据王卡先生考证，此书非顾欢原作，其注用河上公章句，疏引顾欢之说四十余条，而取成玄英者独多，疏中还引唐玄宗注，又引宋陈象古《道德真经解》之内容，则此书乃宋人掇辑而成。
此书虽非顾欢所著，但其疏中标引“顾曰”的段落，应是顾欢原著的内容，另《道藏》所收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也引录了顾欢注文三十余条。王卡先生又指出，敦煌S.4430号唐抄本，上有《老子》经文及注文132行，首行起自《老子》第70章“吾言甚易知”句，末行止于第80章“人之器而不用”之句之注文。其注文有9条可与《道藏》本中原题顾欢所著的《道德真经注疏》及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所引述的顾欢注佚文相对应。6条基本相同，2条半同半异，1条不同，大致可以认为此敦煌残本是顾欢所撰，极有可能是《新唐志》所著录的顾欢《老子义疏治纲》之残抄本。
《宋文明道德义渊》，由BD6097残卷和S.1438号残卷组成。据王卡先生的著录，BD6097存经文4纸112行，保留了原书前两章，即《玄德无名》第一、《上德无为》第二的部分文字。S.1438存经文134行，保存原书《自然道性》第四、《积德福田》第五、《功德因果》第六等章的部分内容。
关于《道德义渊》的作者宋文明，严灵峰以为是唐人，乃误。据唐代尹文操《老氏圣纪》：“宋文同字文明，吴郡人也。梁简文时，文明以道家诸经莫不敷释，撰《灵宝经义疏》，题曰谓之《通门》。又作大义，名曰《义渊》。”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有“法师宋文明作《义泉》五卷”，《义泉》即《道德义渊》，唐人避讳改“渊”为“泉”。唐道士张君相《三十家老子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都有此书的著录，而唐法琳《辩正论》亦称引宋文明《老子义》。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亦引述了宋法师《道德义渊》的部分内容。《道德义渊》现已佚，但在大渊忍尔所编《敦煌道经图录篇》中录有BD6097和S.1438号残卷，临时题名为《道教义》。王卡先生根据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宋法师《道德义渊》上下卷佚文，拟定此卷为宋文明《道德义渊》，并云：
按大渊目假定以上两件经名为《道教义》。卢国龙《中国重玄学》第二章，考证应为宋文明所撰《道德义渊》卷上。其行文体例及所述重玄义理，均与宋文明撰《灵宝经义疏》极为近似。此书对《玄门大论》、《道教义枢》、成玄英《老子义疏》等隋唐道经论疏有重要影响，是研究隋唐重玄学说的珍贵资料。
王卡先生不仅论定BD6097和S.1438两卷即为宋文明《道德义渊》的内容，而且提示出其在重玄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后又亲自标点整理，收入《老子集成》，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关于《老子道德经节解》的考释，是王卡先生敦煌《老子》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老子节解》，《隋志·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陆德明《经典释文》、《道藏》中《三洞奉道科诫营始》《云笈七签》均有提及，应该是一部早期的道教老学著作。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王卡先生认为“约出于汉末魏晋间”
，具体时间可能是“晋代约公元3～4世纪”
，这是很有见地的。据他的考证，在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所录道经中，即有《节解经》一书，疑即《老子节解》。《老子节解》早已散佚，《正统道藏》中原题顾欢《道德真经注疏》引述了《节解》佚文百余条。而王卡先生发现敦煌文书中存有《老子节解》残片，其编号为S.6228V，共存经及注文19行，从《老子》第33章末句“死而不亡者寿”之注文起，至第35章经文“视之不足”止，经注文连书，字体大小不分，注文古拙简练，每条以“胃（谓）”字开始。首行注文见合顾欢《道德真经注疏》所引《节解》佚文，由此可确证此件为《老子节解》之残片。
这是王卡先生的一个重要发现，而他的论文《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
则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关于《老子节解》的作者，已难确考，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在《老子节解》条下注云：“不详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可见作者在唐代已失传。王卡先生指出，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有《节解》上下，并云：“老君与尹喜解。”可知《老子节解》是托称老君授与关令尹喜的经书。据唐王悬河所编《三洞珠囊》引述《老子节解序》云：“老子以无极灵道元年七月甲子，授关令尹喜《五千文节解图》，受以长生也。”可知《老子节解》是汉末魏晋之际道士托名老君或尹喜所作。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曾言：“成玄英《疏》、张君相《集解》所引《节解》，不下百六七十事，殆即此书。大抵以守一、行气、还精、补脑为说，诚米贼之遗法；其语近诞，而其来则甚古。” 吴承仕指出《老子节解》乃“米贼之遗法”，这是有得之见，由此也说明王卡先生对该书作者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
《老子节解》今已不存，但有部分佚文保留下来，《道藏》所收题为顾欢述《道德真经注疏》、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诸书都有所引，严灵峰据上述诸书编成《辑葛玄老子节解》，
收入《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中。蒙文通所编《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
首列《老子节解》。日本藤原高男《辑佚老子古注篇》亦辑有《老子节解》，日本楠山春树所著《老子传说研究》，又从《太上混元真录》和释法琳《辩正论》中找出《老子节解》佚文数条。王卡先生《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也有《老子节解辑佚》，对《节解》遗文有所补正。他发现了《云笈七签》卷五十六《元气论》和卷九十九《灵响词五首·序》各引有一条《老子节解》遗文。《灵响词五首·序》所引“尹真人《节解经》”云：
内观者睹神光，不可谓之不明；返听者闻神声，不可谓之无音；握固者精神备体，不可谓之无形。凡在道中之民，当须视不见之形，听不闻之声，搏不得之名，三者皆得，谓之道民矣。
显然，这是对《老子》第14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的解释。
此条材料可证葛洪《抱朴子内篇》所录《节解经》，应该就是《老子节解》。《云笈七签》所引《老子节解》另一条材料见于该书卷五十六《元气论》，引文较长，略引一段如下：
《老子节解》云：唾者溢为醴泉，聚流为华池府，
散为津液，降为甘露，漱而咽之，溉藏润身，通宣百脉，化养万神，支节毛发，坚固长春，此所谓内金浆也。可以养神明，补元气矣。若乃清玉为醴，炼金为浆，化其本体，柔而不刚，色莹冰雪，气夺馨香，饮之一杯，寿与天长，此所谓外金浆也。……从容导引，按摩消息，令人起坐轻健，意思畅逸。又常伺候大小二事，无使强关抑忍，又勿使失度，或涩或寒或滑，多皆伤气害生，为祸甚速。此所谓知进退存亡，圣人之道也。
上述两条遗文的发现，加之敦煌残片S.6228V的考定，使得《老子节解》的辑佚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通过对敦煌残片《老子节解》的考释，王卡先生指出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于“揭示了《老子节解》原本的面貌”
。具体表现在：第一，残片中《道德经》的经文近似河上本，而非《五千文》本，此与《想尔注》的敦煌抄本不同。第二，每句注文都以“胃（谓）”字开始。第三，残片第33章末的注文有“关令稽首”四字，34章末有“臣稽首”三字。这与陶弘景所说“係师注《老子内解》，皆称臣生稽首”大致相符。但此处的“臣生”不是指係师张鲁，而是关令尹喜。可见《老子节解》确如杜光庭所著录的那样，是假托尹喜以“内修之旨”注解经文。第四，敦煌残片上“庚元属无形府”之类令人奇怪的注文，实际上是《老子节解》内修养生术的体现。
关于敦煌本《老子》文献的研究，王卡先生之前的罗振玉、王重民、唐文博、蒙文通、姜亮夫、饶宗颐等中国学者和大渊忍尔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后又有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
等著作问世，但王卡先生的研究是不可忽视和替代的。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老学文献的保留提供了新内容。就《老子》文献的著录来说，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做过搜罗与辑录，如周云青《老子道德经书目考》、王重民《老子考》、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之“中国老子书目录”、丁魏《老学典籍考》等，但这些《老子》书目对敦煌本《老子》文献或有所忽视，或有所误判，或有所遗漏。王卡先生《敦煌道教文献研究》著录《老子》经文本及注疏本17种，对每一种文献除了在形态上进行较详细的描述介绍外，在内容的释读上都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考定敦煌残片S.6228V为《老子节解》的部分内容，非常精到。而对《老子道德经论》《老子道德经义疏》的缀合，则是神思巧运，堪称绝响。关于《太上玄元道德经》的辨伪，证据确凿。对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出现的多处讹误进行了纠正，理由充分。就《老子》文献的整理来说，大型道家文化丛书《老子集成》第一卷收录了王卡先生标点整理的五种敦煌老学文献，由此提高了《老子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此外，王卡先生用敦煌本《河上注》做参校，对通行本《河上注》进行了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点校本早已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和《老子》研究的必备参考书，惠及学林久矣。
其二，推进了重玄学的研究。重玄学是道教哲学的重要理论形态，由蒙文通发其大端，卢国龙、强昱等学者系统阐述，
尔后受到道教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重玄学肇始于东晋时期的孙登，兴盛于唐代，而学术界关于重玄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唐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发展情况，尚有待于深入探讨。而王卡先生发现并整理的《老子道德经顾欢注》《宋文明道德义渊》《老子道德经义疏》三种敦煌老学文献，为研究重玄学在该时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蒙文通视顾欢为阐扬重玄学之第一人，
但顾欢的《老子注》已散佚，使得关于顾欢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老子道德经顾欢注》的发现和整理，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顾欢重玄学的特点及其在南北朝道教义理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继往开来之功。
同样，宋文明《道德义渊》的整理，也很重要。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义疏》的发现和整理，意义重大。如果确如王卡先生所论，该注有可能是“梁陈周隋间重玄学道士所作”，那么，从顾欢《老子注》到宋文明《义渊》与该《义疏》，再到成玄英的《老子义疏》，重玄学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发展脉络便变得清晰起来。
其三，对早期道教思想及其传承研究的深化。关于汉魏六朝道教发展源流及其思想特点，王卡先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就当时的道教老学来说，他指出：“汉魏六朝时期，道教首领及学者为了教化信徒和发展教义，对《老子》经文不断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由他们所改造的《道德经》文本及其注解，是研究早期道教历史和教义的重要资料。”
因此，王卡先生强调把敦煌《老子》注疏和魏晋隋唐道教历史发展和义理变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所撰《敦煌本〈老子节解〉残页考释》一文是体现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该文不仅考释了《老子节解》残页的内容，进而指出了该注的主旨和特点，并把它与早期道教另一部解老著作《老子内解》进行比较，推测“它们有可能原是同书而异名，至少也应是内容大致相同的著作”
。而从道教史的角度来看，《老子节解》在哲学理念上秉承了黄老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讲内修法术则与上清派的《黄庭经》《大洞真经》等经书大致相同，由此可见，“《老子节解》所讲的内修养生术，是汉末魏晋以来在神仙道教（尤其是江东地区葛氏道、上清派等主流道派）中盛行的法术。”
这一判断对深入了解《老子节解》的影响以及道教上清派的教义和修炼特色都是有启发的。至于论及《老子节解》与《河上注》《想尔注》的具体关系，以及三注在早期道教史上的思想关联，也发前人之所未发。
总之，王卡先生的敦煌《老子》研究，无论是文献的考释与整理，还是思想的阐发与激扬，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当代道教研究领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学术财富。
尹岚宁
内容摘要 ：本文记载了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的几件轶事。
关键词 ：王卡 敦煌文献
作者简介 ：尹岚宁，王卡夫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王卡生前多次提示我：“以后要为我写回忆录哦。”我想借此文，说几件王卡在搜集整理敦煌道经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的事情，也算是回忆录中的小片段吧。
王卡作为专门研究道教文献的学者，研究课题中包括敦煌道教文献。在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曾受方广锠先生之托，帮助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记得王卡当时说过，方先生在国图担任善本部副主任期间，在任继愈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直接促成了修复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工作的开展。
王卡去国图帮助鉴定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至2004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王卡那时的兴奋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卡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国图给他的条件就是让他能接触敦煌原件，没有一分钱报酬。那时我笑说，社会上的鉴宝专家们都赚得盆满钵溢的，你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就只讲奉献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我亲眼看见敦煌卷子的原件，我就求之不得了。要不然，我哪能进到国图深藏的善本库啊！”他说，方广锠先生当初就是为了能查阅国图珍藏的善本资料，不惜辞掉社科院的工作，调至国图善本部任副主任，把国图的宝贝都寻到了，真的是聪明之举。
事实上，王卡在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期间，并没能看到国图藏的完整敦煌道教经卷，因为比较完整的敦煌经卷都已入藏，他看到的仅是一些破碎的残片。他说那些残片污秽不堪，虫蛀、鸟屎，什么污渍都有，甚至粘连在一起，是国图工作人员无法辨识的小残片才让他辨认鉴定。王卡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经验，协助国图鉴定了道经残片，有的只有几个字的残片他都找到出处并给以还原。他回家非常得意：“啊哈，什么叫专家，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不仅如此，他在鉴定残片时还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论题，写出了新的论文。他说，“我就像个拓荒者，开荒时突然挖到一宝贝，那种感觉奇妙无穷。我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我真的感受到了马斯洛所说的那种忘我的高峰体验，这就足够了”。
前几日，我联系到了方广锠先生，想求证当年王卡为国图整理敦煌残片的具体情况，方先生立刻给予了回复。据他回忆，王卡大约是1998年至2004年间，国图整理敦煌遗书的基础著录工作做完后，处理疑难问题时到国图去鉴定道经残片的。因此间方先生已调离国图好几年了，王卡具体哪年去的他也记不清了。老方在给我的回信中说：“王卡是一流的学者。当年的确没有给报酬，中午在职工餐厅吃顿饭，如此而已，算是友情演出。实际上，我们这些所有参加北图这项工作的人，都没有拿过报酬。说起来挺好玩。不过我们的那个工作班子，的确不讲名、不讲利，只讲工作。我很感谢他们。”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我认为，王卡也是这学术新潮流中翻起的一朵浪花吧。
我还记得，方广锠先生调离国图之后，国图的领导曾经也征求过王卡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调去国图善本部工作。王卡为此问过方先生，老方说他任善本部副主任时，可接触珍贵的文献资料，虽然收获不小，但行政事务太繁杂，不适合做学问。王卡一听，立马断了动意。他是一个连一天吃三顿饭都嫌浪费时间的人（他一直认为一天最多吃两顿饭足矣），最害怕杂事干扰他，于是果断婉拒了。
1998年，王卡申领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当时曾得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帮助，得以顺利完成。2006年，王卡又申报了一个后续项目《敦煌道教文献——图录·释文》，即目前道教研究室及王卡的学生们正在继续努力要完成的《敦煌道教文献合集》。王卡的意图是，在前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目前已公开出版的中、英、法、俄等国所藏敦煌文献图册，搜集其中的道教文献图片；重新剪裁、拼缀后，按唐代道教经书原有的分类体系编辑成一个敦煌道教文献专题图册，并附加释文。这个工作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大渊曾经做过，但很不完备。主要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敦煌图片资料有限，摄影制图技术也不行。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已公开出版许多敦煌文献的大型影印图册（包括目前正在整理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国图善本部的敦煌组，是目前收藏敦煌图册最多的单位之一。由于王卡这个项目的资金不多，不敢奢望搜集敦煌遗书原件的影片，只能利用图册影版来扫描复制。据他估算，其中的道教影版约占全部敦煌文献的2%，因此课题费勉强够用。在我的印象中，这个项目申请时，他申报的10万元，最终获批15万元，这已令他喜出望外。
开始搜集敦煌道教文献图片时，王卡认为，他曾与国图善本部一直以来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搜集敦煌道经资料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2007年，他让我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使用敦煌组收藏的图书（不是用原件，而是公开出版的敦煌文献图册）在馆内扫描。我根据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目录，从敦煌文献阅览室查找并借出在馆内扫描复制，我记得当时查找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图录》。图书版本基本还原了敦煌卷子的色彩原貌，并且清晰完整。可是刚做了两三天，善本部工作人员告知，称敦煌图册不许借出阅览室，只能由善本部制作，理由是怕扫描毁坏了图册。实际上那些敦煌图册每本都以佛教内容为多，道经只占很少比例，一册图书中也就只有一两篇，根本不会造成图书被毁的情况。我回家与王卡说，善本部为了保护图书，提出由他们代做扫描，图书不让借出了。当时王卡还挺高兴，说那也成啊，他们也许会更专业，做得更好。于是王卡答应了由善本部来接着代查和扫描复制，并按要求预交了4000元扫描费，签了工作协议，我也把《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目录复印给了善本部。
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事与愿违。取回的光盘中只得到部分黑白照片，并且这些照片存在以下问题。
1.照片来历不明，不是用已公开出版的敦煌图册扫描，而是从国图的旧照片中筛选的。经王卡推测，其中法藏文献的照片，可能是王重民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质量很差，模糊不清，无法按现代技术标准制图。
2.没有按照提供的目录制作完整的影印版资料。由于制作者不熟悉敦煌文献，因此选择的照片出现错误，有些图片不是我们索要的。据王卡估计，国图并没有收藏全套敦煌文献的旧照片，因此仍将有部分图片需要从已经公开出版的图册资料转引（如俄藏、散藏文献图册）。这与上述旧照片的颜色字迹不配套，造成拼版困难。
3.已给的照片中有些将原件裁成多幅短片，每幅只相当于图册影版一页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不仅给将来重新拼版制图造成麻烦，而且每幅影片按10元计算收费，大大增加了成本。
王卡见状，捶胸顿足，愤怒至极，在家仰天悲呼：“中国知识分子太可怜啦，做点学问真特么难，叫人欲哭无泪啊！”
王卡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也不顾正值国庆节放假之时，给国图副馆长陈力写了一封邮件。信中说：
我和您夫人一样，是社科院的一名清贫学者。搜集资料只为完成国家科研项目，没有商业用途，做这种死学问也没有大名利可图。因此我希望您能给予帮助，让国图有关部门给予方便，允许我们做以下工作：
1.用国图收藏的已公开出版的图册，从中选择需要的图片扫描，或至少用相机拍摄清晰的整幅图片。
2.委托国图熟悉敦煌文献的人员制图。如善本部人员没时间，也可让尹岚宁或我的学生来帮忙，以免耽误工期。
3.我们可以按馆里规定缴纳部分资料工本费，但希望尽量减少些费用，多了我们负担不起。
4.如果以上三条都无法做到，请退还已缴的费用，我另外再找合作单位。
国图是我国重要的学术机构，与学术界历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我相信以上小要求应该能够满足。节日期间，给您添麻烦了。
谨祝节日愉快。
王卡 2007年10月2日
王卡特别强调需要的是已公开出版的敦煌文献图册复印件，而不是更早时期的零碎残片。后经陈力副馆长的协调，得以基本完成，向国图付了几万元的资料费。虽基本搜集到了，但仍不尽如人意，有的图片扫得不全，有的也不是王卡所需要的。无奈，后来又让学生刘志多次去国图补遗。
这是王卡在搜集敦煌道教文献时的一段痛心事。
事后，我从善本部的工作人员处得知，当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国图各部门都有创收指标，他们也是为完成创收而迫不得已。但这种以次充好，以残代全，多收费用的做法实在令人气愤！加之国图历来有以国家总书库为名，而对馆藏尤其是善本文献资料有着“重藏轻用”的倾向，由此一来，无端地给研究者造成时间上、经济上的损失，甚至精神上的伤害。
2011年，王卡受到日本名古屋大学神塚淑子教授的邀请，拟定2012年访日进行学术交流。王卡欣然接受了邀请，立刻给神塚教授复信：
最近数年，我正在编撰敦煌道教文献的图片及释文集，希望能够做出比大渊忍尔教授《敦煌道经图录篇》更完整的数据库。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日本收藏的一些敦煌写本图片很难见到，希望能得到日本学界同行的帮助。明年三月赴日是一个极好的考察机会。我最希望考察的敦煌文献如下：
1.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藏WB32（3） 灵宝金录斋忏方仪抄本；WB32（30） 不知名道教类书抄本。
2.京都博物馆藏252号太上业报因缘经卷八抄本；253号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抄本。
3.奈良县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十抄本。
4.原东京文求堂书店藏《抱朴子内篇》，该卷原件为田中庆太郎藏，原件已毁，但有一个大正十二年影写本，在中国国内找不到。
5.日本武田财团杏羽书屋藏羽田亨《敦煌祕笈》，该书正在出版中（最新消息已出到第六册），但中国仅有极少学者得到。在七百多件图版中有十多件道经，是尚未公布敦煌遗书中最后的大藏品。
6.大阪县四天王寺所藏吐鲁番出土写本，已有藤枝晃教授《高昌残影》刊布。但此书在中国也难找到。
除上所述，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品，已出版图集，我有光盘版，已搜索过。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品，已全部在网络上公布，也搜索过了。这两处可看可不看。最想看的还是国会图书馆、京都博物馆、天理图书馆三处。从您安排的日程看，三月二十三日在名古屋室内的观光，能否改去奈良天理大学考察，敬请您斟酌。
再次感谢您的邀请和安排，祝您新年快乐，家人康健。
王卡，2011年12月31夜，敬启
2012年3月，我与王卡同行赴日。神塚教授事先已按照王卡需查的敦煌道经一事，与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和京都龙谷大学都预约好了时间。
去日本国会图书馆那天，我们先办理了读者卡，随后神塚教授带我们去了古籍阅览室。图书馆员亲和的告知，已去库里取敦煌卷子，让我们先看缩微胶片和电子版。过了不多久，一位馆员捧出两个精美的木盒，戴上白手套，缓缓展示出整卷的敦煌道经卷子，王卡当时眼睛一亮，惊讶：“保存得这么完好！”
王卡仔细观看了一阵，确认正是自己要找的经卷，问询能否提供复印件，图书馆员答复，可以复制。就在我们等候复印的时候，当天与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位接待我们的田中老师，她跟王卡反复强调说，国会图书馆不可以复制整个卷子，一次最多只能复制一半。王卡问，“那我们明天再来复制另一半，可以吗？”田中老师笑答，当然可以。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我们的运气真不错，没有遇到一点麻烦，居然获得了整个卷子的全部复印件。并且当时由于图书馆收费的电脑出了点问题，工作人员不停地向我们致歉，生怕复制数量与价格出现差错，让我们反复仔细核对。最终，王卡为自己的收获满意而归，我也体验了日本图书馆优质的服务水平。
在回酒店的途中，我对王卡感叹，中国的敦煌卷子流落在国外，就像咱们到别人家看到自己家的宝贝，心里总归不是滋味。王卡却说：“这就是历史，只能责怪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争气。而且，现如今敦煌遗书已成为世界瑰宝，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了。看见这些卷子在国外保存得这么好，我能看到真品，也是一件幸事啊！”
王卡在国家图书馆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由于有新的发现引发了他的深入研究。2006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敦煌本〈升玄内教经〉残卷校读记》的研究论文，总共有2.2万多字。文中提及他受方广锠先生委托，考察其中3件未公布的道经抄本时，意外发现一件《升玄经》的残抄本。因是国图藏本，他做了缀合考证。论文完成后，王卡欲将此文交付国图的学术期刊《文献》上发表。我当时在国图上班，与《文献》的主编王菡关系较好，就把文章发给了她。
王菡读了王卡的文章，打电话给我，表示内容没有问题，就是文章较长，提出本刊规定文章字数最多不超过8000字，要求王卡将字数压缩后可以刊登。我当时将电话递给王卡，让他们俩直接沟通。没想到王卡接过电话，劈头就冲着对方吼叫：“你懂不懂什么是研究？我的文章全是干货，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没法压缩！你要我压缩到8000字，那还是我的文章吗？就因为这篇文章里有关国图馆藏的内容，我才首先想到给你们《文献》刊登。既然这样，那好吧，没商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完怒气冲冲地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见此状，再次跟王菡沟通，想协调一下，可否分期连载。王菡答最多连载两期，还是需要压缩文字。她也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家先生怎么这么怪啊，压缩文字对作者来说是常事，他怎么就发这么大的火呢？”我说我可以理解你作为主编的责任和原则，但王卡的文章确实没有水分，他不肯压缩也有他的道理。正如他常说的，“写文章就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有多难，只有自己知道”。
后来，王卡将文章发表在《敦煌吐鲁番研究》上了。
几十年来，王卡始终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作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使命。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他一生做学问始终不渝坚持的原则。
王卡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三十年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做学问的良好大环境，盛世修史，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算是很幸运的了。所以他认为不应辜负这大好时光，应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增强“文化自信”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卡离开我们一年了。他未能在生前完成《敦煌道教文献图录》这部心血之作，固然遗憾。如今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许是给道教室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们留下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在此，我由衷地感谢马西沙先生、卓新平所长对王卡这个项目的积极推荐和鼎力支持，终获得了社科院的出版项目经费。我也非常感谢研究室的同事们以及王卡的学生们，为继续完成王卡先生的遗作所做出的许多努力。我想，他在冥冥天国也一定会感知并向大家表以衷心的谢意。
期盼《敦煌道教文献合集》能保证质量，早日出版，为道教界与学术界的研究和利用提供更多的方便。
这也是王卡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