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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霍克施塔特（Steve Hochstadt）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大约16000名中欧犹太难民逃离德国，漂洋过海，抵达上海。他们在那里滞留到战争结束，有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离开。此后，这些人又分散到世界各地，大部分定居美国和以色列，有的迁居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少数返回欧洲，结束了他们在中国长达10年的旅居生活。 [2]
犹太难民旅居上海期间，同那里的中国人一样没什么政治权力可言，先是受西方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上海工部局管制，后来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下生活。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犹太难民大多被迫挤到虹口区。这是一个在1937年中日冲突中遭到部分毁坏的贫民区。在一个面积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区域，他们与10万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那些中国人有很多是来自北方战区的难民。
在战时上海，这些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同那些在自己家园沦为二等公民的中国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此前，犹太人同中国人有过接触，但仅限于极少数人。开封曾有一个很小的犹太社区，但最终被同化了。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又有一波犹太人从巴格达一带随英国商人到上海，在那里过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舒适生活。之后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开始漂泊到中国北方哈尔滨和天津等城市。俄国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反犹主义，革命动荡时期只是短暂中止了反犹迫害行动，大批犹太人持续逃往中国，足迹远及上海。同时，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经常到德国访问或者学习，可能在那里见过一些中欧犹太人。
1938年至1940年期间，最大规模也是最集中的一批西方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在绝望中涌入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用检查护照就能进入的城市。至于由此出现的文化融合，无论学者还是难民，皆鲜有触及。大多数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著作集中反映犹太人内部生活和他们的求生经历，很少涉及中国人的生活。
[3]
中国学者对这种文化融合的研究则刚起步。
[4]
现在，至少从犹太人方面的数百次访谈和很多回忆录的内容来看，有充足的资料可以描绘当时犹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情况。或许会有人利用那些封存的信件、日记、照片以及前难民的回忆录，将这一研究深入下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学者已经着手在当地老年人中搜集他们同犹太难民打交道的有关信息。
本文引用的资料来自难民多年之后的回忆。 [6] 它们代表了对青年时代个人经历的成熟回忆和思考。时代的久远并不必然影响回忆的真实性。当然，记忆中难免出现一些小失误，回忆者有时还会出于方便和需要重新诠释事件原委。但同时，成熟也会使叙述更加清晰，使理解更加透彻。 [7]
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对中国一无所知。受过教育的欧洲中产阶级，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通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怀有一种歧视。比如：
Eva Zunterstein：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其实，中国人非常聪明、有文化，我是说，他们有文化和文化传统。在欧洲人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文明。
Gérard Kohbieter：在一些难民的头脑中，他们觉得自己比中国人优越，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 [8]
少数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在维也纳时就开始同中国人接触。他们拜访了中国的领事馆，发现中国的总领事何凤山在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虽然到达中国后并不需要出示签证，但这些签证对于想要离开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犹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何博士就这样挽救了几千条生命。其中几百人最后到了上海，他们认为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帮助他们成功逃生。 [9] Eric Reisman这样解释何博士的行为是多么非同寻常：
我们去了所有国家的领事馆和大使馆，想要得到前往任何国家的签证。我的父亲、兄弟和我，我们轮流在某个领馆前面排队。我们从前一天晚上一直站到早晨九点钟领事馆开门。他们有时只允许前10位进去，有时是前15位。如果你够幸运，能排进前15名，你就能进去。但这只能让你得到申请资格，并且见到来自这个国家的大使或者领事，跟他面谈并请求他帮助，“请发给我们出境签证吧。我想移民到你们国家。我有家庭，我可以向你们的国家传授我所拥有的一切知识，为你们的国家效力”。应该说，这样的经历会重复无数次，然后他们会给你发个申请表。申请表要求你提供一份翻译成那个国家文字的出生证明、结婚证明，以及无数其他翻译好的文件。这些材料要花很多金钱和时间准备，但必须附在申请后面。这让人觉得有一线机会或者希望，希望这些材料能带来任何结果。这种经历基本上在一个又一个领事馆重复着，不论哪个国家的领事馆都这样。
直到有一天，我们无意中来到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对我们说：“是的，如果你能提供加注签证的证件、一本护照，我就可以给你签证。”就这样，我们得到确认可以去中国了。 [10]
这是许多难民同中国人的最初接触，给他们留下非常正面的印象。
在旅行到上海的途中，一些难民遇到中国男人，但不常遇见女人。此类遇见往往令他们非常惊奇，这从下面这段引文可见一斑。这段口述来自柏林的Ralph Hirsch，他9岁时乘坐跨西伯利亚铁路经苏联到中国，再乘船从大连到上海。
我们在海上的两天遇上好天气。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甲板上玩耍，玩抛球，要么四处跑。船上比较拥挤，但是那次旅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件事，我哥哥和我来回抛一个网球，差点打到一个正好走到我们中间的中国男人。我及时收手，才没打到他。等他过去之后，我用德语大声地对哥哥说，“有的人走路都不看路！”那个中国男人突然回过身来，用毫无瑕疵的德语教训我，大概说了这些话：“你这个小家伙不懂礼貌，你扔球的时候为什么不注意一点呢！”我听到这么漂亮的德语出自这样一张奇怪的脸时，绝对是惊若雷击。我此前从未遇到过中国人。这次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震撼，我母亲说那之后一整天，我几乎没说过一句话。 [11]
就像这次意外的接触一样，在中国人和犹太人建立初步联系的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来自中欧城市的犹太人，在到达亚洲之初首先要经历文化、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冲击。这一上来会巩固他们本身固有的殖民主义优越感。来自维也纳的Lisbeth Loewenberg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与她所了解的世界是多么不同：
四个星期之后，我们抵达上海。一走下轮船、踏上外滩、步入南京路，我就看见大群人。他们都是中国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同的气味。记忆中有那种烹调油或者焚香的味道，伴随着一群一群的人。我以为肯定出事了，或者正在发生什么，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如蚂蚁般到处都是。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无法呼吸了。但后来也就习惯了。你会对周围环境视而不见，再也闻不到那气味，也感觉不到那些人群。 [12]
难民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冲击，并且找到栖身之所，也就逐渐了解了上海的生活方式。大多数难民在虹口区找了公寓或者一个房间，虽然那里的很多建筑都在之前的中日战争中被毁。一些难民也最终理解了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不能像欧洲人那样生活。
Eric Reisman：我们是最早到达上海的那批难民。战争的痕迹在那里还非常非常明显，甚至能看到这一幕：日本人把他们杀掉的人的尸体用绳子挂在门廊里，以这种凶残的方式展示对世界一些地方的占领。这些情景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到那里时，看到中国人生活在纸板箱里和废墟上，死者横尸街头。那情景非常恐怖。大多数人穷困不堪、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非常高。人们没有条件埋葬死去的儿童。走在路上，你会突然看到地上有个包裹，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草席或报纸裹着的东西，一只小腿从中伸出来。那是被父母丢在路边的已死掉的孩子。 [13]
这些犹太难民虽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但仍比普通虹口人多一些生活资源。来自北豪森的Lotte Schwarz就意识到，他们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并不处在最底层。
那里有很多人，很贫穷的人。那时的上海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应该说比我们更加艰难。 [14]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中国人的行为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偏见。
Ernest Culman：中国人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卫生概念。地都是用人粪施肥的。穿过附近的田野，就会看见人们在田里便溺。
Juliane Salomon：在我们生活的地方，中国人脏得可怕。几乎谈不上真正的文化。我曾经想，最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但这不可能。这里如此污秽，太糟糕了。 [15]
犹太难民和当地中国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巨大，其中根源是多方面的：由于欧洲人在上海的殖民历史和对其经济的持续控制，居住在上海的白人，即使他们是难民，都享有一定特权；中国文化中强调家族关系；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差异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相互理解。多数难民还没有能力和信心开始通过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来融入当地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西方人——包括犹太人——在谈论中国人时，他们的语言同基督徒谈论犹太人时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Ruth Sumner：同中国人没有交流。我从不记得走进过任何一个家庭。他们非常封闭，我们也非常封闭。我们交流的唯一渠道是通过雇佣一个中国人来打扫卫生。 [16]
Otto Schnepp提供了一个犹太人促成交流缺乏的解释。
当时有为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提供的学习课程。来参加的中国人水平参差不齐。我参加了最低水平的一个课程，上了五个学期的课。据我所知，我是唯一参加学习的外国人。那里到处是中国人，到处是中国话，到处写满了中国字，这你可以想象。但是难民始终与中国彻底隔绝着。他们有那么多问题要面对，顾不上去学。我想，他们的英语也差得无法交流。 [17]
难民生活在虹口，每天随处可见中国人。很多人在闲谈中提到同中国人的交往。
Ilse Greening：那时，人们每天早上拿着自己的茶壶排队买茶，实际上只是买热水，按勺卖的热水。中国人如此，难民们也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电炉或者气炉，只为了喝茶而燃煤太麻烦了。
Ruth Sumner：街角上通常会有小贩和巨大的旧油筒，他们用炭火把筒烧热，以此烤红薯。我们花钱买了吃，然后就生病。花生酱，我们之前从未吃过花生酱，那时候常常买了，舔着吃。还有中国的糖果这种便宜货，大家不让我们买，但我们还是买。我们知道吃了会生病，事实上每个季节都会为冒险付出代价。 [18]
对于像Ralph Hirsch这样的小孩子，最容易记起他们的中国同伴。
第一年的时候，我经常同中国孩子一起在街上玩耍，但随着年龄增长，就越来越多地跟自己人玩了。你知道，我们的活动更有组织，会组成运动队之类的。跟中国人的接触就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了。 [19]
成年的难民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接触中国人。大多数在上海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欧洲人属于当地经济上层，其中就是不怎么富裕的人都雇中国用人。这些人认为白人不能按中国人的一般生活水准过日子，但是绝望中的难民没有选择：在战争年代里，生活在一个不堪人口重负又受控于外国强权的城市里，犹太人是作为中国人的竞争者和合作者进入当地经济生活的。Alfred Kohn的父亲从事皮毛生意，他解释说：
俄罗斯犹太皮货商不需要我们，他们与中国皮货商做生意或者雇任何中国劳工时，可能只需付半价就能搞定生意，但是他们在虹口贫民区之外就要雇我们。因为我父亲会讲俄语，我们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有活干，但始终要同中国劳工竞争。 [20]
一些难民设法找到工作，并同中国工人一起劳动。我访谈中所有关于同中国人一起工作的评论，都认为中国人非常勤劳而且多才多艺。
Les Salter：我在浦东一个中国纺织厂得到一份工作。他们给我们发放大米，还做了一身制服。我认识的中国人都非常有才能。有个男孩在我制作坩埚的时候帮我旋转车床，但过了三个月，他做得比我还好，我可以把整个工作都交给他。
Erwin Landau：Harry Tauber修理各种电器，也卖新货。我跟着他学习，公司名称叫Elektrodyne。他那里有个非常能干的中国工人。他能一手轮锤，一手拉锯。他还能讲很好的德语。
一些难民，比如从维也纳来的Paula Parks，有做生意的资源、技术或者运气，生意开张后他们就雇用中国劳工：
那时候，我丈夫Felix和他的合伙人需要雇人，但要雇人就只能去雇一个裁缝领班，再由他带自己的人过来。Felix和他的合伙人接单，负责设计。他们在那里试衣，但很少干体力活。他们管设计，我不知道那位领班带了多少人来，但他们都在那里工作，而且总在那里，很少回家。大家相处得很好，还一起玩麻将。只有那位裁缝领班会讲英语。 [22]
在这个故事中，语言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个中国工人可以凭借英语成为工头。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语言，就更难建立起生意上的关系。
欧洲人需要了解在中国什么是真正的生意关系。Gary Matzdorff在这方面的发现来之不易：
1939，我成为一个中国-荷兰进出口公司的代理，正是在那里我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老板派我去找一个做石油生意的中国商人。那时所有的商品都不出库，只需将那种所谓的蓝色文件卖出去即可，因为严格讲这种生意就是投机。人们买一样商品，存放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等价格涨上去再卖掉。老板就派我去一个中国公司，那个公司想买90桶油，每桶55美国加仑的那种。他说，“你去跟他们谈，我知道他们想买，你把这个生意做成就行了。”所以我就去了，那是个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穿着长衫，看起来非常友善，是个年纪略长的绅士。我告诉他是那个进出口公司的Van der Veen先生派我来的。他说：“是的，我要以如此这般的价格买。”我说：“行。”此人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得了，我跟他讲，“你要是同意买，就请签署这份文件好吗？”这时他突然不再开口，不说任何话，双臂放在长袖里，眼光直视，当我不存在一般。我搞不明白，又说：“我们能否完成这桩买卖或者……？”仍然没有回答。我就退出来，回到办公室，对Van der Veen先生说：“没有办成，有什么地方不对，或许他不喜欢我的脸或其他什么地方，或许我说错了话。”他说：“是的，你说错话了，你要他签字。你不能让人签字的。此人说买，他就会买。”这是个面子问题。如果你不信任这个人，就不跟他做生意。握手就是承诺。但我没经验，（笑）我压根儿就不懂啊。
语言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把难民与中国人分隔开，也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现已无法统计有多少难民因从未学过中文而被隔离在他们所在城市的现实生活之外。许多难民，特别是年轻人，学了汉语，从而能够同周围的中国人交流。Otto Schnepp大概是极少数正式参加语言课程的犹太人之一，更多的人通过工作学了汉语。
Paul Reisman：我开始寻找学徒的工作，后来找到一个，在上海一家中德公共汽车公司干了三年。我在工作中学了汉语，所有的机械都是汉语的，这样我也没有选择。
Hanni-Lore Vogelweid：我在一家中国的纺织厂为中国人工作。我那时很年轻，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其他人比我还年轻，我学会了用上海口音说话。我只会说上海话。平时生活和买东西也是一样。我的老板是中国人，领班也是工厂里的中国人，我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大概有3个外国人在那里，其他都是中国人。
很多难民认为中国人特别擅长学习语言。
Eric Bergtraun：我被介绍给Weinermann一家，那是个俄罗斯犹太人家庭，拥有一座很大的上海面条厂。他们在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上有一幢大房子，雇了各种佣人：厨师、奶妈、小工、司机和一个园丁，我不太习惯看到这些人。Weinermann夫人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汉语。当时我已经能讲一点英语，我问Weinermann先生：“Weinermann夫人怎么跟她的佣人说话啊？我没见过她讲英语。”他说：“她不会讲英语。”我说：“她讲汉语吗？”他说：“不。”我说：“这样啊！那怎么行得通呢？”他说：“所有佣人都会讲俄语。”他们都学过俄语，你明白吗？我是说，受雇于这家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会讲俄语。
Susie Friedlander：我们总是在非常非常普通的中国露天市场购买新鲜水果、蔬菜以及其他可以买到的东西。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中国小贩或者商人不仅学着讲德语，而且学着讲带奥地利口音的意第绪语，学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学得很快。
Michael Blumenthal后来当上吉米·卡特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他就是跟他的俄罗斯房东家的中国男仆学的俄语。
如果中国人学习了德语或者难民懂一点汉语，他们就能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访谈对象所讲的很多故事中，掌握一些对方的语言是建立关系的基础。
Otto Schnepp：因为这一点，我在圣约翰大学同中国同学有更多来往。记得那时，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能够跟他们融洽相处。他们大多讲上海话，也有一些来自北方的人讲普通话。但我能听懂一些上海话，我想这一点使我的处境大不相同。一个同学曾经邀请我去他家。他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有一些来往，我也对时势有了更多了解。我想这非常重要。
Gary Matzdorff：我学着说汉语，也就是上海话，因为我感兴趣。我生活在那里，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我想要接触当地人，融入这个社会。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了更多汉语，但仅仅学了上海话，没有普通话。所以实际上对我来说，在战争开始以前，也就是在1941年12月8日之前，有过一段美好时光。 [27]
我在访谈中听到一些中国人学德语的故事，但这些中国人里医生的比例异常高。显然，很多中国医生曾在中欧学习，这令他们很容易对难民怀有同情，而很多难民本身也是医生。
Susan Westheimer：我遇到一位曾经在维也纳学习过的医生，于是我辞了工作，做了他的助手。这是我们搬进虹口隔都之前的事，所以我大概跟他干了两年。这工作很有意思。（笑）他是一个肺病专家。中国人有很多得肺病的。他教我打针，他有一个小药房。我负责配药，我是说，他开药方，我配药。我甚至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华丽的婚礼，他待我很好。通过他我也接触到其他一些中国人，但大多数是曾在德国学习的医生。这是他的圈子。
有位犹太母亲为了救自己病得很重的女儿Helga Beutler而向一对中国药剂师求助，求他们给她一些胰岛素。这两位药剂师同情她，设法将她女儿送进一家德国医院。他们的德语知识在这次救命中派上了用场。 [29]
Ilse Greening：我们同一位在维也纳学习过并且能讲流利德语的中国人很要好。他带来了他的一位朋友，他们的德语都讲得很好。有时我都感到惭愧，因为他们的词汇量很大。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我们也去中国居民区。我们同中国人混在一起，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交中国朋友。有个中国朋友曾带我们去中国寺庙，我们在那里吃了斋饭。
我们还去过鸦片馆一次。我想没有多少难民会去那里。那是一次令人崩溃的经历。一间狭小的房子，里面设有床铺，很原始的、用木条做成的床铺，一张一张的床叠在一起。那里的人，面容枯槁，身体羸弱，就象行尸走肉，房间里弥漫着死亡的味道。他们看起来是穷人里最穷的。来这种鸦片馆的，都是苦力、下层人，因为富人都在家里吸鸦片。在我们住所的街对面，有个邻居就是这样。 [30]
日本人是双方共同的敌人，这也使难民同中国人走得更近。
Ilse Greening：当时我在一家以前属于英国人的银行为日本人工作，那里的中国雇员大多跟我一样，以前是受雇于英国人的。我同两位老同事关系特别好。我们不可收听短波电台广播，这是被禁止的。但每天早上，这两位老友都会把我带到一个角落，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一切。这两个人都有短波信息。我从不问他们是怎样得到或者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但他们给我提供了战况消息，那种在战争期间谁赢了谁输了的消息。 [31]
在上海的街道上，难民同中国人的接触也不都是愉快的。有些这类不大愉快的接触同民族和文化差异可能没有关系。Evelyn Rubin写过犹太女孩被中国男青年骚扰，但受到一个日本士兵保护的故事。Erwin Landau讲述了公园里一群犹太小孩驱赶中国小孩的见闻。 [32]
同最贫穷的上海人接触，情况则大不相同。中国人扒窃是访谈中时常出现的主题，这恐怕是当时上海难民们在意的一件大事。Walter Schlesinger就是作为受害者同中国人有了最初接触。
我们到达上海，下了船。我父亲有一块金怀表，就像老者过去常有的那种。就在他从下船走到海关的那一会儿工夫，表就被偷了。中国人真是厉害。
但这仅仅是他父亲遭遇的第一个不幸：
这种事坐电车时也能发生。夏天的上海非常闷热，我父亲又一次遇上这种事。他当时为了防晒戴了一顶草帽。电车走着走着，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拿着网朝反方向走，他把网伸进电车，一下就偷走好几顶帽子。我父亲没钱，一无所有，他也喊：“我的帽子！”
很多难民指出坐电车时最容易丢东西。但在上海大街上，扒窃天天有。 [34]
Juliane Salomon：中国人像乌鸦那样从我们这里偷所有的东西，连晾在绳上的衣服都不放过。有人从我胳膊肘下面偷走面包，有人偷走我丈夫的手表。他们很有一套。
Paula Parks：中国人是高超的扒手。当时经常停电，但停电时我从不害怕，我不担心他们会强奸、杀人，没听说过他们干这类事。但偷东西真有，对此他们很擅长，而你永远防不胜防。他们拿了东西，但从不伤害你。
Peter Konick：我母亲一不留神，有个小偷便从购物袋里偷走了一块新出炉的面包（我们总会买这个），当时我就在场。有个中国人骑车路过，他灵巧地一抓，面包就不见了。被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从小就了解这种环境，就会有准备并注意防范。令我吃惊的是，我母亲这方面非常迟钝，居然能让面包从她手中被偷走。
然而，Fred Zunterstein对中国人和扒窃行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会偷。中国人很诚实，诚实的人通常来说不会偷。”这相互矛盾吗？我认为并不矛盾。Fred Zunterstein指的是同他父母做生意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同中国工人共过事或雇用过中国工人的犹太人跟我谈到过偷窃。 [36] 难民们提到的偷窃都是对陌生人行窃，与极端贫困的情况有关，而非工作场合的不诚实。
Fred Zunterstein说：“中国人很诚实。”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他对中国人有足够的了解，并能概括出他们的特征。我访谈的很多难民都这样描述中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评价，表明当时上海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
Paula Parks：我发现中国人，不论贫富，总是有幽默感。哪怕很穷的人也一样。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自己熟悉的维也纳式的幽默。
Herbert Greening：你一旦成为他们的朋友，就会是他们终生的朋友。中国人很难接近，但一旦交上朋友，他们非常好、非常值得信赖。
他的妻子Ilse补充说：
他们还爱学习，非常努力。中国人在很多地方跟犹太人相似，比如家庭观念强、重教育等。我们感觉跟他们很亲近。Ruth Goldstein：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非常精明。
Gérard Kohbieter：中国人很有礼貌，而且对我们非常宽容。当时那种环境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可能是存在的，但这种敌意从未表达出来。摩擦是有一些，但总体来看，我得说他们是好主人。我感激他们。 [37]
尽管中国人在上海并没有政治上的管理权，很多难民还是对中国人深怀感激。这种感激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所展现出的欢迎态度，而非实际上的营救。
Doris Grey：中国人挽救了我们的生命，不论如何，他们挽救了我们。要我谈对中国人的看法，我只能说他们的优点。首先，我们一上来很难透彻地了解他们的心态。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人（ gnakoning ）。另一方面，你终究会对此习惯，而且了解到他们非常乐于助人。我们与最底层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教我们怎样用泥土和水做炭，怎样用日式炉子。战争结束后，我们也回报他们。所以，每次收到从美国亲戚那里寄来的东西，每次收到慰问包裹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们请到我们的房子外面，分给他们一些。我们很高兴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38]
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歧视犹太人。Leo Roth表示，“他们不知道反犹主义”
。经历了在德国的遭遇之后，犹太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要舒服得多。
犹太难民和上海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在中国遭受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发展起来的。在1941年以前的上海，欧洲白人的权势大过中国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受日本人的控制。1945年8月，这种控制解除了。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突然对自己的生活拥有了更多决定权。不论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中国人受控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日子结束了。这种政治转型同时也在总体上改变了上海的中国人和所有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同犹太难民之间的关系。很多敏感的难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Otto Schnepp：战争结束后，中国人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对外国人的敌意，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我想这种敌意一直都有。在战争期间，要反抗日本人，所以可能把日本人当作敌人。一旦日本人消失了，对其他外国人的敌意就多起来了。
有一次我在上海被一群暴徒截住。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女人将孩子推到外国人或者他骑的自行车或者什么面前，然后指责他们伤了她的孩子。然后就会引来一群人。我不知道他们确切想要什么，我猜是要钱吧。我当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可以讲汉语，这就大不相同了。我被一群中国人包围，他们都非常非常敌对。我确信那个女人想要钱。但很难弄明白那群人想要什么。他们发泄愤怒，狠狠地打我，我反正搞不明白。这个时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用汉语为自己辩护。我清楚记得此事。真是很可怕的一次经历。 [40]
Gerald Bigus谈到一个战后同他共事的中国人：
他们明着说：“就等共产党来吧。”当时我为美国军队工作，仓库里的工人都是中国苦力。他们跟我们讲洋泾浜英语。他们在谈论革命，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倒不怎么反对我们。他们通常说白人的坏话，但不反对我们。我们公平对待他们，他们喜欢我们。
Walter Dawid也经历了这种态度转变：
战争结束后，有了电影。虹口区有好几家影院，非常简单的影院。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电影院里有清楚表现。每次放电影之前，都会播一个民族主义短片，里面有孙中山、蒋介石以及中国国旗等。如果你不站起来，就会被旁边的中国人敲一下头。
诚如Otto Schnepp所说，对外国人的敌视并不一定是新生事物，只是到这个时候才更多地公开表达出来。James Ross曾在此类表达中注意到至少有一次使用了反犹主义的语言。 [43] Walter Dawid却有不同的解释：
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改变看法。是他们的自我意识改变了，因此更愿意表达意见。……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受到攻击，这对我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即使有，我想也是非常罕见的。但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我们知道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
来到上海的时候，难民们刚刚逃离极端迫害，其原来所在的社会以暴力方式抛弃了他们。在上海，他们找到了包容。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最差待遇不过是被贫穷的中国人偷了帽子。即使他们明白中国人并没有准许他们进入上海的决定权，很多人还是表达了感激之情。这里引用的访谈片段和回忆录都来自犹太难民的记忆。这种关于中国人友好和好客的解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难民们知道欧洲在他们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把犹太难民在上海同中国人的交往，与他们在战后意识到这座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庇护所所产生的感情分开来谈论。
在全欧洲发生大屠杀的背景下，简单的友好举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于一直生活在反犹主义阴影下的犹太人来说，没有反犹主义就显得非同寻常。虽然犹太难民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他们还是能体会到上海非凡的国际化的宽容，这里几乎没有“他者”（otherness）。他们庆幸找到了一处庇护所，并把感激之情留给了中国人。
（徐鹤鸣 译、宋立宏 校）
[2]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Stories of Escape from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拙著通过12例访谈勾勒了犹太难民从中欧逃往上海等地的整体情况。
[3] David Kranzler， Japanese，Nazis and Jews：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Hoboken，NJ：KTAV Publishing House，1988.此书提供了迄今最翔实的历史（校按：中译本见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James R.Ross的著作（ Escape to Shanghai：A Jewish Community in China ，New York：Free Press，1994）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人。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这本迄今最翔实的回忆录中：Ernest G.Heppner， Shanghai Refuge：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 . Lincoln，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
[4] Pan Guang，“The Friendship and Acculturation in Adversity：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wish Refugees and Chinese，” in Georg Armbrüster，Michael Kohlstruck，and Sonja Mühlberger，eds. Exil Shanghai 1938-1947：Jüdisches Leben in der Emigration . Berlin：Hentrich und Hentrich，2000，pp.77-83.（中国学者的研究另参潘光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编注）
[6] 我的祖父母来自维也纳，于1939至1949年生活在上海。1989年，我随一些当年的上海犹太难民返回上海，参观了他们曾经旅居的公寓，由此开始对这些难民的访谈。我已对116人做了总共100次访谈，其中大多数人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说德语的难民。这些访谈记录目前作为“上海犹太社区口述史项目”（Shanghai Jewish Community Oral History Project）保存在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的拉德图书馆（Ladd Library）的特藏文献部。本文引用的所有访谈资料皆出自该项目。我对这些访谈摘要稍事加工，以减少重复，但所有语句皆出自难民之口。部分摘要已在我的专著《逃往上海》（ Exodus to Shanghai ）中出版。至于尚未出版的访谈，如果已全部转录成文字，本文引用时会标出页码；如果引用的是没有转录成文字的访谈，则不标页码。
[7] Steve Hochstadt，“The Social History of Jews in the Holocaust：The Necessity of Interviewing Survivor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Vol.22，1997，pp.254-274.
[8] Interview with Alfred and Eva Zunterstein，Salzburg，Austria，May 28，1995，p.49；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226.
[9] 何凤山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但此书对他在维也纳时期的营救活动却语焉不详。参看Feng-Shan Ho， My Forty Years as a Diplomat ，translated by Monto Ho，Pittsburgh：Dorrance Publishing Co.，2010。
[10]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31-32.
[11]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74.
[12]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92.
[13]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80-81.
[14]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87.
[15]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101-102；interview with Juliane Salomon，Berlin，August 12，1991，p.18.
[16] Interview with Ruth Sumner，Tampa，FL，April 17，1991，p.125.Evelyn Rubin曾在其回忆录里提到与中国人的相遇，但也局限于她家雇的用人，参见Evelyn Pike Rubin， Ghetto Shanghai ，New York：Shengold Books，1993，p.89。
[17]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45.
[18]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108，124.Sigmund Tobias在其回忆录里常常提到中国人的行为，但几乎没有提到犹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参见他的 Strange Haven：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Urban，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
[19]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15.Gertrud Fichtner说她和她的姐姐认识住在附近的中国人，但她的妈妈与中国人“没有接触”，Interview with Gertrud Fichtner und Maria Plattner，Elsbethen，Austria，May 25，1995，pp.25-26。
[20]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38.
[22] Interview with Paula Parks，Coconut Creek，FL，April 19，1991，p.17.Melitta Colland也为她的服装店雇佣了这样一位裁缝领班，参见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20。
[27]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45；interview with Gary Matzdorff，pp.4～5.
[29] Steve Hochstadt， Shanghai-Geschichten：Die j ü dische Flucht nach China ，Berlin：Hentrich und Hentrich，2007，p.123.Martin Goldstein也由曾在德国学习的中国医生治疗，参见interview with Martin and Ruth Goldstein，Laguna Hills，CA，June 25，1991。
[30]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111-112.
[31]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50.
[32] Evelyn Rubin， Ghetto Shanghai ，pp.138-139；interview with Erwin Landau，p.21，translated from German.
[34] 1938年12月28日出版的《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 ）上有一篇文章，报道了9名“抢帽帮”成员在西方控制的上海中心地带遭到逮捕。这些窃贼绝大多数是小男孩，他们通过公交和轻轨的敞开的车窗行窃。
[36] Ernest G.Heppner， Shanghai Refuge ，p.62，这里说中国人“对他们的生意伙伴很诚实”。
[37] Interview with Paula Parks，p.25；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111；interview with Martin and Ruth Goldstein；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226.
[38]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53，222.
[40]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pp.180-181.
[43] Ross， Escape to Shanghai ，pp.235-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