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第绪语里的中国
——从华沙到纽约

凯瑟琳·海勒斯坦（Kathryn Hellerstein）

2009年6月，我应邀在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关于意第绪语女诗人的讲座。作为主办方，徐新教授协助我与在场听众（主要是教师和研究生）沟通，他用中文传神、凝练、幽默地对我的话解释、重述和翻译。我研究了20世纪初意第绪语女作家的诗歌书写，而徐新的幽默则有力地传达了此项研究的核心——文化迁移。通过与听众沟通，我意识到，尽管中国学者之前或许未必听说过意第绪语，但对于一个世纪前那些苦苦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纽约和波兰的犹太诗人，他们可以深刻领会。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通过我对意第绪语的英文翻译，徐新把那些意第绪语作品翻译给中国听众，这不啻是连接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个范例。通过他在中国对美国犹太文学的开拓性研究，以及他多年前在纽约YIVO犹太研究所Uriel Weinreich意第绪语暑期项目的学习，徐新已经成为一例典型，一例向人们展示了学术研究是如何在发起双语互译、丰富双方文化的同时又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典型。

一

汉语如何能被翻译成意第绪语？20世纪初，很多华沙和纽约的意第绪语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存在的问题。那时，这些作家正着手一项计划：用东欧的犹太方言去创立一种现代文学。汉语文本和中国文化向他们对犹太传统的想象提出了挑战。这些作家认为，对那些超越犹太生活范围的多种其他文化的了解，可以把意第绪语文学转变成世界级的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意第绪语作家开始尝试去翻译这些文本。

犹太人散居中国的历史已经吸引了学界的很多关注，但是意第绪语在中国的历史，除了一位学者的一本专著，还是一片荒原。 ^[2] 犹太商人最初于中世纪来到开封，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犹太社区。19世纪中叶，主要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商人由印度抵达中国，并在建设近代上海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898年之后，俄国犹太人在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定居下来。最初来定居的是商人，之后则是因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国内战而产生的难民。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还有少量波兰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以游客身份到访中国。他们被一种混合情感所驱使：其中既有对真正异域风情的好奇，也有波兰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在情感上的认同，他们认为这些政治运动也会在中国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成了欧洲犹太人的避难所，而这些犹太人中有很多讲意第绪语。

从一开始，中国就迷住了东欧犹太人，其中就包括一些意第绪语作家。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代表了终极的“他者”。在书写和翻译过程中，作家们开始向遍布波兰和美国大城小镇的意第绪语读者展现这种他者性。他们的工作既包括用意第绪语再现汉语诗歌和其他文本，也包括能够让犹太读者了解中国的游记、人类学报告、报纸杂志文章、回忆录、故事以及用意第绪语创作的诗歌。这些文学和文化上的翻译行为，不仅体现了作家们对中国的观察，还给正处于现代转型期的意第绪语文学吹入一股新鲜空气。由于他们开始把意第绪语设想为一种可以书写世界级文学的语言，那些欧洲和美国的意第绪语作家不遗余力地在他们的传统和其他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中进行取舍，以决定哪些可以保留下来，哪些又可以引介到意第绪语文学中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文化对话也是互惠的。汉学家伊爱莲（Irene Eber）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阅读意第绪语文学，同时，那些意第绪语作家也在阅读中文作品。但是这两个民族只是在翻译中相遇，而无真正的接触。” ^[3]

在本文中，我会举两个文化翻译的例子。正是通过此类翻译，犹太作家在华沙和纽约这两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第绪语出版中心，把中国的方方面面介绍给读者。这是两个不同的例子，分别属于人种志和文学范畴，但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场合：在这里，文化间的异同可以交流，而人们则可以去思考这种交流的局限和可能。

二

第一个例子是一本于1918年在华沙出版的、名为《中国》（ Khine ）的图书，是丛书“国家和人民”（Lender un felker） ^[4] 中的一本。这本书把当时欧洲的重要作家，如卡莱尔（Carlyle）、施勒格尔（Schlegel）和洪堡（Humboldt）等人关于“中国和满洲、蒙古、西藏、韩国及其他”（Khine un Mantshurien，Monglien，Tibet，Korey，un andere）的作品汇编在一起，由梅纳赫姆·波恩博伊姆（Menakhem Birnboym） ^[5] 和大卫·卡塞尔（David Kassel）拣选并翻译成意第绪语。波恩博伊姆是位插图画家，卡塞尔则是犹太社会党人（Bundist）、诗人和世界文学翻译家 ^[6] 。此书配有绘画、照片和书法作品，它们集中向华沙读者展现了一个作为“异域”（exotic）民族和地区的中国。《中国》一书包含了19世纪英、德雅文学作家反思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文字的意第绪语译文，并把不同文本和图片作品选编在一起，这种特点就产生了许多与文化迁移中的分层相关的问题。不过，在如何把中国文化透过欧洲的镜头“翻译”给意第绪语读者这方面，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可以从封面上找到。

封面人物是一位坐着的女性，背景优雅。她装扮传统，缠了足，身着一件挺括的旗袍，手拿一把扇子，神态温和，却又神秘莫测。这一切都体现出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意第绪语标题 （Khine，即“中国”）从上到下垂直排列在封面左侧。这些希伯来语字母是用一种特殊字体书写的，以模仿汉字的笔画，而它们的垂直排列也在效仿传统上竖着书写汉字的形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封面顶部有两个新古典主义的男性形象，肌肉发达，打开两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左边写着非洲和欧洲，右边写着亚洲和大洋洲。两扇门中间有一个地球的形象，上面用简化的现代意第绪语字体写着“国家和人民”。中国女性的照片和裸体男性的图画直白地描绘了一种非犹太性，并且通过特殊字体传达给犹太读者，同时这些字母也把世界——东方和西方——带给了波兰犹太人。此书封面透露出一种文化任务：这种任务既带有研究性质，又充满焦虑不安的意味；给人收获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启蒙功能。此文化任务的这些特性通过引进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去打破意第绪传统主义，从而开拓犹太人的认知世界。

开拓的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大部分意第绪语作家理解中国文化的能力很有限。事情往往并非他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本1918年出版的图书的封面照片就可作为一例。据王晓珏的研究，照相馆于20世纪早期被引入中国，大多设在上海。当地妓女是照相馆的常客。在照片中，她们经常穿着传统的旗袍，“被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中，也被印刷在报纸上” ^[7] 。考虑到这个历史语境，封面照片上的女性很可能是妓女，而那些意第绪语作家和出版社的编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在这本1918年出版的意第绪语读物的封面上，这样一位上海风尘女子的照片，有意表现了西方观念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把色情而违禁的潜台词插入华沙意第绪语读者对此书所要展现的中国文化的期待之中。更有甚者，这种含蓄的、反映在人物衣着上的色情成分，不管是否被意第绪语受众察觉到，都会抵消封面上方那两个抬着地球的男性形象的希腊式裸露。这两种形象的异域特色——女性和男性、衣冠楚楚和赤身裸体、东方和西方——也许很好地向波兰意第绪语读者传达了这个信息：犹太世界已经扩展如斯。此书扉页上用红色墨水印着“Khine”（“中国”），盖满了各种曾经拥有它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的印章，好像一本走遍世界的旅行者的护照。

这是一个在1918年把外面世界引入意第绪语的例子，而这种例子也被同时期从外来者角度去描述意第绪文化的许多运动所平衡。用意第绪语描述中国发生在如下语境之中：在此之前，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如佩雷茨（I.L.Peretz）、昂斯基（Sh.Anski）、诺亚·普利卢克基（Noah Prylucki）等，在沙俄西部犹太人居住区（Pale of Settlement，又译作“栅栏区”）和波兰的犹太人中间进行了数次人种志性质的考察。随着现代化、移民、城市化和战争威胁即将抹去传统犹太生活，这些意第绪文化的领导者们组织了考察，旨在从他们自己的犹太民间文化中搜集并研究口头和书面的创作以及手工艺制品。 ^[8]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成为现代作家，并获得人种志的视角，佩雷茨、昂斯基和普利卢克基等人在记录下这些犹太小镇（shtetl）上的宗教和民间文化之前，一度摒弃过这些文化。现代世界已让传统犹太民间文化中的表达方式飞速消逝，而这些犹太人通过人种志的方法保留这些表达方式的冲动，事实上又鼓舞了那些把其他文化（如中国文化）翻译进意第绪语文学的作家。在通过引进中国的异域性去改变意第绪语文学的尝试中，这些作家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含蓄地反复申明：与那些试图保留和重建犹太传统的犹太人种志学家比，他们有相同的动力。

三

为了进一步思考旧文学如何变为新文学，以及异域文化如何启迪本地文化的方法，我要转向第二个文学方面的例子。该例发生在20世纪初，由纽约的意第绪语现代派诗人和作家发起。纽约现代派文学作品汇编《文录》（ Shriftn ）的最后一期（1925/1926）包括了一个名为“自古老的源泉”（“Fun alte kvaln”，From Old Wellsprings）的部分，其中刊登了中国诗人李白（Li Tai Po）的诗歌的意第绪语译文，同期还发表了意第绪语的日本俳句，埃及、阿拉伯和美洲印第安人诗歌，芬兰语民族史诗《卡勒瓦拉》（ Kalevala ）中的选段以及“佛陀的诞生”（“The Birth of Buddha”）。 ^[9] 这种兼收并蓄的译文集是这份刊物的特色。此前出版的《文录》还包括了希腊罗马经典的翻译，以及惠特曼和朗费罗等19世纪美国作家的作品。这些翻译打破了人们关于犹太语言土里土气的偏狭观念，让它敞开胸怀去迎接世界上的各种不同传统。

1925/1926年这期的译者是大卫·伊格纳托夫（David Ignatov）、梅厄·史迪克（Meyer Shtiker）、赫许·罗森菲尔德（Hersh Rosenfeld）以及A.阿尔米（A.Almi，这是Elihu-Khayim Sheps的笔名） ^[10] 。他们在美国现代派语境中挑选并翻译了这些作品。这些东亚文学的译作并非首次出现在美国意第绪语界。早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因把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意第绪语而得享盛名的耶霍阿什（Yehoash，这是Sh.Bloomgarden的笔名，1872～1927）就发表过中国题材的诗歌，并译过中国故事。而刊于1925/1926年《文录》的东亚文学译作也不是最后一批：1925年，阿尔米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哲学和诗歌的选集；1930年，伯纳德·维特（Bernard Witt）把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于1887年写就的《中国灵怪故事》（ Some Chinese Ghosts ）翻译成意第绪语（题为 Khinezishe legenden ）。 除了这些意第绪语作家，当时还有不少犹太人对中国感兴趣，其中的代表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他在1910年和1911年对哈西德派（Hasidism）和中国哲学同时产生了兴趣。 ^[12]

《文录》是一份现代派意第绪语诗文杂集，于1912年到1926年在纽约出版。小说家和诗人大卫·伊格纳托夫创立了这份连载的汇编，为的是展现先锋派移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在1908年出版了他们的作品合集《青春》（ Yugnt ），之后就被主流意第绪语评论界贴上了嘲讽的标签“Di Yunge”（“年轻女人”）。 ^[13] 《文录》于1912年、1913年和1914年出版，从1915年到1918年停刊，1919年又复刊。1919年秋季出了一期，1921年春季又出了一期。1922～1925年再度停刊，最后一期于1925/1926的冬天发行。这份刊物的主笔后来都成为意第绪语现代文学和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如诗人摩西-雷伯·哈尔珀（Moyshe-Leyb Halpern）、曼尼·雷伯（Mani Leyb）、泽舍·兰道（Zishe Landau）、流本·艾斯兰德（Reuven Iceland）、I.J.施瓦茨（I.J.Schwartz）；小说家大卫·伊格纳托夫、约瑟夫·欧巴托舒（Joseph Opatoshu）、拉梅德·夏皮罗（Lamed Shapiro）；散文家哈伊姆·支特洛夫斯基（Khayim Zhitlovski）。打着现代派旗号，《文录》也发表了极其有限的女诗人的作品，如西利亚·德洛普金（Celia Dropkin）、马尔卡·李（Malka Lee）和拉舍尔·维普林斯基（Rashel Veprinski）的作品。

1925/1926这期《文录》刊登了六首译成意第绪语的李白诗歌：“Vaynlid”（Wine Song），“A briv fun tshang’kan”（A Letter from Tsang’Kan），“Tsu zayne kinder”（To His Children），“Di froy redt”（His Wife Speaks），“Er gezegnt zikh mit ir”（He Takes Leave of Her），“Kroen farnakht”（Crows at Dusk）。 译者是梅厄·史迪克（Meyer Shtiker，1905-1983），他来自如今属于乌克兰和波兰的加利西亚（Galicia），后来在德语学校学习，之后定居在维也纳，于1920年移民纽约。在纽约，他为一家意第绪语出版社当新闻编辑直到1970年。自19岁起（1924年），史迪克就开始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译作，他译过T.S.艾略特、兰波、里尔克、朱利安·托阿维姆（Julian Tuavim）、曼德尔施塔姆、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也译过一些“异域”文学作品。从他参与到更广泛的美国意第绪语事业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迪克翻译中文作品的重要意义。他的译作是扩大意第绪语文化储备和词汇的一种方式：通过沉浸于来自其他传统的“古老的源泉”，史迪克创造了一种与现代派作家努力为意第绪语发明文学传统相对等的东西。这种发明的过程在史迪克用意第绪语翻译的第一首李白诗歌《长干行》（“A briv fun Tshang ‘Kan”）中可以看出，下面是他的意第绪语译文：

A BRIV FUN TSHANG” KAN

Ikh hob zikh geshpilt mit blimelekh baym toyer .

Mayne hor hobn koym dergreykht mayn shtern .

Du bist ongekumen raytndik af dayn bamboo-shtekn

Un farveylt zikh bay der bank

Mit grine floymen anshtot shpilekhlekh .

Ot azoy hobn mir gevoynt in shtot Tshang-kan ，　　　　　　　　　　5

Kinder tsvey vos hobn zikh af gornisht nit gerikht .

Tsu fertsn yor hostu mikh far dayn vayb genumen .

Ikh bin bevezn shemevdik，un nit gekent mayn ponem trogn fray

Hob nokh gelozt mayn kop ，　　　　　　　　　　10

Un oysgedreyt im tsu der shvartser vant .

Du host mikh efsher toyznt mol gerufn —

Ikh hob geshvign，un zikh nit umgekukt afile…

Bay fuftsn hob ikh shoyn gekent farikhtn zikh di bremen

Un betn zolst mikh hobn lib —　　　　　　　　　　15

Biz mir veln vern shtoyb un ash.

Du host gegloybt in gloybn fun Vei-Sheng ，

Vos hot gevart unter der brik —

Dos harts akegn toyt .

Un ikh hob keynmol nit gevus 20

Az ikh vel darfn ven aroyfkletern

Dem barg Vang-Fu

Aroyskukn af dir azoyfil teg .

Ven ikh bin alt gevorn zekhtsn yor

Bistu avek fun mir .　　　　　　　　　　25

Avek tsum beyzn Klin Kiu-Tang

Vu riznshteyner shteln zikh akegn impetikn taykh ，

Un di shliuzem ken men nit adurkhgeyn zumer tsayt .

Host khotsh gevert di malpes klogn

In di hoykhe felzn ？　　　　　　　　　　30

Un veystu，az di tseykhns fun dayne fustrit

Bay unzer toyer zaynen alt ，

Un az yeder tseykhn iz badekt mit grinem mokh？

Der mokh iz tif un ayngevoksn ，

Men ken im nit avek-kern shoyn mer ，　　　　　　　　　　35

Un di bleter faln shoyn in osyenvint .

Di gele shmeterlingen fun oktober

Flatern pornvayz ibern groz fun vyanedikh gortn

Mayn harts tut vey—ven ikh kuk af zey .

Ikh zits un troyer eyn aleyn un—o —　　　　　　　　　　40

Di roytkayt fun mayn ponem vyanet.

Oyb du vest zikh umkern amol aheym —

Un oyb du vest mir onshraybn a briv foroys —

Vel ikh kumen dikh bagegeenn （ der veg iz azoy kurts ！）

Tsum “Taykh fun Langen Vint .” ^[16] 45

为了便于讨论，我把他的意第绪语译文翻译成英语：

A LETTER FROM TSHANG” KAN

I played with blossoms by the gate.

My hair barely reached my forehead.

You arrived，riding on your bamboo stick

And amused yourself by the bench

With green plums instead of toys.　　　　　　　　　　5

That’s how we lived in the city of Tshang-Kan，

Two children who had nothing to contend.

At fourteen years，you took me as your wife.

I was bashful，and could not show my face freely

I bent my head　　　　　　　　　　10

And turned it to the black wall.

You called me perhaps a thousand times—

I stayed silent，and didn’t even look around…

At fifteen，I could smooth my brows

And ask you to love me—　　　　　　　　　　15

Until we become dust and ash.

You professed the faith of Wei-Sheng，

Who waited under the bridge—

His heart against death.

And I never knew　　　　　　　　　　20

That，climbing up

The mountain Wang-Fu，I would need

To watch for you so many days.

When I was sixteen years old

You left me.　　　　　　　　　　25

Went off to the sinister Klin Kiu-Tang

Where giant stones stand opposite the racing river，

And one cannot pass through the sluices in the summertime.

Did you at least hear the monkeys complaining

In the high cliffs？　　　　　　　　　　30

And do you know that the traces of your footprints

By our gate are old，

And that every trace is covered with green moss？

The moss is deep and overgrown，

It can no longer be swept away，　　　　　　　　　　35

And the leaves are falling in autumn wind.

The yellow butterflies of October

Flutter in pairs over the grass of fading gardens

My heart hurts—when I look at them.

I sit and sorrow all alone and—oh—　　　　　　　　　　40

The flush of my face fades.

If you will return home sometime—

And if you write me a letter beforehand—

I will come to meet you（the way is so short！）

At the “River of the Long Wind.”　　　　　　　　　　45

笔者不打算探讨这首中文诗本身，而是想把史迪克所翻译的李白《长干行》放入现代意第绪语诗歌的语境，去谈谈它给意第绪语诗歌带来了什么。 ^[17] 通过书信的形式，并配以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一位年轻的中国妻子向不在场的丈夫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与爱恨纠葛。她让他回忆起，他们儿时如何相遇，14岁时如何成婚，15岁在他“许了尾生的誓言” 之后，她又如何摆脱最初的羞怯和沉默向他表白，要他爱她一生一世。一年之后，她年方16，他却离开她，顺江而下，前往那个不可逾越又隐患重重的“瞿塘峡” 。她问他是否可以听到“猿声天上哀”，幻想着他的经历，由此表达了对他未必能生还的深深忧虑。然后这位叙述者又转回现在，来描述他离家远行之后，家中的凄凉情景——“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然后她抱怨自己在家中苦苦相守：她向季节祈祷，因为“秋风落叶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双宿双飞的蝴蝶形象、由夏转秋的时光轮转，令她“感此伤妾心”，她为他的缺席深感遗憾，因为她青春不再，“坐愁红颜老”。诗歌以她希望他归来作结，在这样的期待中，她幻想他“预将书报家”，然后她“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与人们也许会产生的期待相反，史迪克所翻译的李白诗歌，给意第绪语文学带来了两方面独特且有“异域风情”的元素：

一方面，地方和人物的中文名，如长干、尾生、望夫台、瞿塘等。这些中文名称很难用希伯来—意第绪语字母标识，但它们却令意第绪语译文非常可信。事实上，因为在史迪克以日耳曼语行文措辞为主要风格的意第绪语译文中只有两个希伯来语词（ponem-脸，afile-甚至）和非常少的斯拉夫语系的词语，所以这些中文名称很好地凸显了异域特征。

另一方面，在李白这首诗中出现的文学形象，如花、竹、梅、长江 、猿、苔和蝴蝶，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对于史迪克的加利西亚还是纽约来说，都是陌生的。这种特殊和具体更加强化了此诗的异域风情。

与“他者性”的这些特征相比，这首诗的形式和转义（trope）对于1925/1926年见多识广的意第绪语读者来说，却并不陌生。首先，通过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去展现人物性格、所处情境和叙述情节这样的诗歌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曾引发现代派意第绪语诗人的极大兴趣。那时，他们正在进行各种体裁和语言上的试验，想要拓展诗歌创作的全部技巧，以使诗歌不仅仅是“为劳工运动谱写韵律的部门”——就像另一位《文录》作家泽舍·兰道所说的那样。在此期间，纽约诗人曼尼·雷伯、摩西-雷伯·哈尔珀、安娜·马尔格林（Anna Margolin），以及波兰诗人摩西·布洛德尔森（Moyshe Broderzon）与罗萨·雅可博维奇（Roza Yakubovitsh）都用第一人称的诗去表达讽刺或者其他文学效果。其次，男性作者通过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发声（或者反过来），这一选择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意第绪语读者来说亦不陌生，就像他们对跨性别现象引出的性别和想象方面的问题也不陌生那样，因为哈尔珀、马尔格林、泽舍·兰道等诗人曾在早先出版的《文录》上发表过名为“女孩之歌”（“Meydlishe-lider”）的一系列诗作。最后，女子早婚并深爱其丈夫的故事，对于这革命的一代意第绪语作家来说，也非陌生题材。他们自己（或者比他们年长的手足们）就曾轰轰烈烈地反抗过旧世界中长期存在的传统犹太习俗，如包办婚姻等。为了让一位旧式妻子的遭际能够引起深刻共鸣，正如这首译诗表现的那样，人们需要通过想象去跨越文化，并重新思考传统。对这种古代行为的援引，就抛出了一个既是美学上又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而许多现代派诗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

这种对形形色色各类传统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对那些与犹太宗教传统迥异的传统的重新思考，在我看来是“自古老的源泉”中翻译的最初动力。对于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而言，古代和中世纪传统诗歌中的这些地名和民族几乎完全是陌生的。但这些《文录》作家却试图从中寻求共性，由此尽其所能地去为现代意第绪语文学创造一个新语境。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克翻译的这首《长干行》，曾在十年前由艾兹拉·庞德译为英文［以“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为名收录于1915年出版的《神州集》（ Cathay ）］，因而名扬天下。这个事实将意第绪现代派和美国现代派联系在一起。

1918年出版的《中国》的封面与史迪克对李白《长干行》的翻译，都体现了现代意第绪语翻译中的人种志和文学的方面。此外，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以中国女人为中心。上海风尘女子的照片和8世纪弃妇的悲叹，分别代表了对“女性”这个传统犹太文化中其他“他者”的一种客观化，和一种带有移情作用的描绘。因此，这两个把中国文化翻译成意第绪语的实例，就触及了犹太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最深层的问题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包安若 译、宋立宏 校）

[2] I.Eber， Voices from Shanghai：Jewish Exiles in Wartime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I.Eber，“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The Yiddish Author and His Tale，” in eadem， Chinese and Jews：Encounters between Cultures ，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8，pp.123-147.

[3] 引文来自作者与伊爱莲本人于2012年3月1日的私人通信。她最初在此文中提出这个观点：I.Eber，“Yiddish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Judaism ，No16（1967），pp.42-59。此文后来被译成意第绪语，发表于 Yiddishe Kultur ，No29（1967年6～7月），pp.21-30。她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并发表于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Jerusalem），No.3，Vol.8（1972），pp.291-341。

[4] Khine un Mantshurien，Mongolien，Tibet，Korey，un andere，loyt Carlyle，Gili，Mahler，Schlegel，Von Varteg，Humnboldt，Hardt，Leland，un andere （China and Manchuia，Mongolia，Tibet，Korea，and others，according to Carlyle，Gili，Mahler，Schlegel，Von Warteg，Humboldt，Hardt，Leland，and others），丛书“国家与人民”（Lender un felker，Warsaw：Farlag Yudish，1918）由M.［Menakhem］Birnboym和D.［David］Kassel搜集整理。

[5] A.Bar-El，“Children’s Literature：Yiddish Literature，” in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2011，http：//www.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Childrens_Literature/Yiddish_Literature（accessed February 12，2015）.

[6] M.Krutikov，“Yiddish Literature：Yiddish Literature after 1800，” in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2011，http：//www.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Yiddish_Literature/Yiddish_Literature_after_1800（accessed February 12，2015）.

[7] X.Wang，“Concession，Courtesan House and Contestation of the‘Modern’：Han Bangqing，Haishanghua liezhuan，” p.13.这篇未出版英文论文的初稿是她已出版的中文论文，参见王晓珏《租界、青楼与“现代性”症候——阅读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载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32～332页。在此感谢王晓珏把她正在写的作品给我阅读。这个观点可另参Catherine Vance Yeh， 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8] 关于这些犹太人种志考察的情况，参考I.Gottesman， Defining the Yiddish Nation：The Jewish Folklorists of Interwar Poland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以及K.Weiser， Jewish People，Yiddish Nation：Noah Prylucki and the Folkists in Poland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

[9] R.Rubinstein， Members of the Tribe：Native America in the Jewish Imagination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76.

[10] I.Eber，“Chinese and Jews：Mutual Perception in Literary and Related Sources，” East-West Dialogue：Special Issue，Chinese and European Literature：Mutual Influence and Perspectives ，June 2000，Ⅳ，No.2；V，No.1，p.222.

[12] 关于布伯同时对哈西德派和中国宗教哲学产生兴趣的精彩讨论，参见I.Eber，“Martin Buber and Chinese Thought，” In Wege und Kreuzungen der China-Kunde an der J.W.Goethe Universität，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London：IKO—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2007，pp.23-49；以及I.Eber，“Introduction”，In Chinese Tales：Zhuangzi：Saying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Martin Buber（eds.），Translated by Alex Page，New Jersey and London：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1991，pp.ix-xxiii。

[13] 这里需要对主流意第绪语评论界对移民诗人的嘲讽略加解释。意第绪语词 yugnt ， ，有两个意思：一指青春（youth），二指年轻女人（young woman），主流意第绪语评论界以后者讽刺和嘲弄这些诗人。同时用形容词yung， ，替换上面提到的名词，加阴性定冠词（ di ）和词尾（ e ），使之成为名词，“ Di Yunge ”相当于英文的the young female，暗合名词 yugnt 的第二个意思，从而达到嘲弄的效果。——译注

[16] Li Bai，“A briv fun Tshang‘Kan”（A Letter from Tshang” Kan），Translated by M.Shtiker，In Shriftn：A Zamlbukh ，1925/1926，pp.8-9，11-12.

[17] 关于唐代诗歌形式的讨论，参见Kiang Kang-hu（江亢虎）“Chinese Poetry，” In The Jade Mountain：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 ，New York：Alfred A.Knopf，1929，pp.xxi-xxxvii. MnbISRM5FB906Nz85Wg7+8en2bVDRM91OyIr/D09WFIhAKg0zEL23btioKpmht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