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犹太教史中“出埃及”的时间和“石头崇拜”的考证
陈贻绎
犹太文化最近十几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学人的关注。国人对犹太文化和历史的阐释，出发点和视角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一位名为苏三的学人，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等一系列著述中，
把犹太文化假说成了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名言在当代中国的被引用率，不可谓不高。为苏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作序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元浦，在其序言中（“序：飞翔的猜想”），不知是故意游戏了一把文字，还是笔误（从整篇序文的话外音来体味，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将这句名言变成了“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并且直言不讳：“苏三的想象可谓大胆，而且岂止于大胆，简直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甚而不无荒唐臆断之处。”但是，金教授还是肯定了苏三的“逻辑游戏”能力和“谨慎”的求证。在求证的谨慎这一点上，本文并无意挑战金教授的论点。只是想本着胡适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原则，就苏三进行逻辑演绎的众多出发点中的两个——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和“石头崇拜”独属于犹太民族——提供一些信息。
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的作者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历史事实，是个60万人的民族大迁徙”，进行这一陈述的依据是《圣经·出埃及记》。
这里先来看看这60万人的数字在历史上具有可靠性吗？根据《出埃及记》12章37节的记载，“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在《民数记》1章45节，给出了更加确切的数字和更加确切的定义，“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这些成年男人的妻子、孩子和太老的（不能打仗的）人，总数该有约200万人。而当时的埃及人口，根据埃及学学者的研究估算，也就只有300万人。
[5]
那么，如果“出埃及”事件是真实的，则意味着当时在埃及的人中，每3个中就要走掉2个。而根据埃及的历史记载，埃及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色列人途经的西奈半岛也从来不可能容纳下如此多的人口同时生存。
[6]
当然，如果读者宁愿相信的确是神在西奈荒漠中，为这些人口解决了吃饭、喝水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再有，在迦南地区，也没有发生过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量——当时迦南地区的人口总量也就是5万～10万人。
[7]
其实，大部分圣经研究学者和古以色列史研究学者认为，“出埃及”事件可能在埃及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圣经》中之所以有这样一段描述，意义在于展示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8] 即使“出埃及”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很有可能并非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都经历过出埃及的历程。这个经历只是被经历过的人记载下了，经过演化，最终成了整个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并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逾越节——被共同庆祝。
按照《圣经》中《约书亚记》的记载，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都经历了在埃及的奴役和出埃及的艰辛历程。学者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版本。正如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不大可能如《创世记》描述的那样都来自雅各一个人的后代，而往往是一群来历不尽相同的人的组合；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的来源出处也不可能如《约书亚记》中记载的那样整齐划一地都经历过出埃及。以色列十二部族之一的亚设（Asher）族，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文字资料中就已经被提及，说他们已经在迦南了；换言之，该部族到达巴勒斯坦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以色列人正在埃及服苦役的时期（关于此点的论证见下）。这样，亚设应该不会是和其他部族一起出埃及的，甚至都不会在埃及受过奴役。
在目前能够掌握的文献记载中，有一组海洋民族叫作达努那人（Danuna），被许多学者认为和“荷马史诗”中的达那俄斯人（Danaoi）有关。这组达努那人和非利士人一样，在迦南沿海的平原定居，但是后来在某个时候加入了以色列的部族联盟，成了但族（Dan）这个部族。他们的部族领地就在沿海，毗邻非利士人的领地。《士师记》5章17节提到但人居住在船上；《创世记》49章16节暗示但族在一个比较晚的时期加入了以色列的部族联盟；《士师记》18章1节又记载了但族不像其他的部族那样分得了一块土地。所有这些线索都可以佐证但族曾经是一支海洋民族，并没有参加过以色列其他部族的出埃及行动。
至于其他部族的来源，已知的相关资料甚为稀少。然而，仅仅是亚设族和但族这两个部族的线索就已经可以证明，以色列十二部族的来源和历史是存在差异的。历史的真实很可能不像希伯来语《圣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所有的部族都是雅各的子孙，都在埃及受过奴役，都从埃及出走，都在西奈荒野流落等。在这十二个部族中，可能有一个或几个部族的确是雅各的后代，并且有过在埃及受奴役、出埃及等经历。希伯来语《圣经》的作者在撰写这段历史时，为了赋予这个民族一个整齐划一的来源和经历，就把这一个或几个部族的来源和经历描述成了十二个部族共同的辉煌历史了。这个整齐划一的来源和经历的作用，是强调整个民族经历了一个相同的精神提升和坚定信仰的历程。整个民族和他们的神的契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出埃及的历程和从被奴役走向自由的历程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这个历程统一化，神和以色列人的契约为全以色列民所共有的特性才得以名正言顺的成立。
如果有一部分以色列的祖先真实经历过出埃及，那么历史真相可能是怎样的呢？下文所要看的三种可能的出埃及时间，基本是《圣经》成书较早书卷中的线索和一些考古线索交织后产生的一些推论。需要说明的是，进行这些讨论的大前提是假定这些成书较早的书卷中所记载的事件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否则，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这些推论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其实，讨论“出埃及”的时间这个论题，由于没有足够的论据，甚至都没有进入历史学范畴。
在进入具体的讨论之前，先看看与古代埃及历史相关的历史分期是怎样的（表中日期均为公元前）： [10]
希克索斯王朝（亦称“牧人王朝”） 1730～1575
第十八王朝 1575～1309
第十九王朝 1309～1194
拉美西斯一世 1309～1308
塞提一世 1308～1291
拉美西斯二世 1291～1224
梅尔内普塔赫 1224～1214（海洋民族入侵至1220）
塞提二世 1214～1208
众小国王 1208～1194
第二十王朝 1194～1087
众小国王 1194～1182
拉美西斯三世 1182～1151（海洋民族入侵至1175）
拉美西斯四世至十一世 1151～1087
首先，有的学者逐字逐句地推敲希伯来《圣经》中的记载，是这样将出埃及事件比较容易地定位在公元前1444年的。《列王纪上》6章1节说，出埃及发生在所罗门王在位第四年算起的480年前。所罗门王在位的第四年是公元前964年——对于相信所罗门王曾经存在过的学者来讲，这是个相对比较有把握确定的时间。这样，“出埃及”就该定在公元前1444年前后了。主张在这一点上紧密遵循希伯来《圣经》说法的学者还援引了以下几条证据。
1.在梅尔内普塔赫石碑（Merneptah Stele，公元前1224年）中，法老梅尔内普塔赫（Merneptah）首先宣扬他对利比亚的胜利，然后以几行征服迦南的记载结束。石碑中的这段记载提到了以色列——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古埃及文字记载中唯一提到以色列的地方。梅尔内普塔赫石碑上对以色列的提及假定了以色列在石碑刻立之时已经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这就将出埃及定在了公元前1224年之前。 [11]
2. 耶利哥的考古证据说明这座城市在公元前15世纪曾经遭到毁灭，如果假定以色列人就是实施这次毁灭的进攻者，就可以支持公元前1444年以色列出埃及的说法。
3.阿玛尔纳（Tel-Amarna）出土的泥版文书（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
记载了迦南地区的一群叫哈比鲁人（可能是希伯来人）的人引发了一段时期的社会不安定。
如果一位读者初次接触与希伯来《圣经》相关历史的研究，并碰巧第一个读到的是上面的观点，他或许就此信服了，觉得出埃及就发生在公元前1444年左右。可是，如果继续查阅其他的相关学术著作或者文献，便会发现绝大部分学者并不赞同依据希伯来《圣经》中《列王纪上》6章1节的记载来断定出埃及事件的发生时间。他们认为公元前1280年作为出埃及的时间更加合理，其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希伯来《圣经》内部和周边文化诸多证据，《列王纪上》6章1节所说的480年不应该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只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可能相当于12代人，每一代人按照希伯来《圣经》的惯例折合成40年。而40年作为一代人的标准长度，和12作为希伯来《圣经》中一个惯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如12个部族等，都给这个480年罩上了是否准确的阴影。
2.迄今为止，在古埃及文献中，第一次对“以色列人”的提及就来自梅尔内普塔赫石碑；如果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就进入了迦南，应该会有更多和更早的其他资料提及相关以色列人的活动，但这类资料目前尚未发现。
3.如果按照《出埃及记》12章40节的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430年，以此来推算，假定公元前1280年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间，那么在这之前的430年就将希伯来人到埃及的时间定位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公元前1730～前1575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比较符合雅各和约瑟在埃及的经历了，尤其是解释了为什么新登基的法老不认识约瑟这件事（《出埃及记》1章8节），因为据文献记载，十八王朝和十九王朝时期的法老对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法老的确持蔑视的态度。
4.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希伯来人建造的两座城市，比东和兰塞（《出埃及记》1章11节）是由法老塞提一世（公元前1304年至前1291年在位）始建，并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公元前1291年至前1224年在位）完工的；这也比较符合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的时间。
5.虽然没有毋庸质疑的证据证实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1年至前1224年）就是奴役希伯来人的法老，但是各个方面的线索并没有对这一假设提出足够的否定依据来。他在尼罗河东三角洲启动或继续了先王启动的规模宏大的几处建筑工程，这正是比东和兰塞的所在地。
另外，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两件文字资料也记载了参与建筑工程的阿皮鲁奴隶。尽管阿皮鲁人和《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关系尚无定论，但是在这个记载中的阿皮鲁人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
[14]
不难看出，持公元前1280年这一观点的学者所提供的证据，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尽管对《列王纪上》6章1节所说的480年不按字面意思加以理解，但是对《出埃及记》12章40节的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时间是430年”中的数字仍然按照希伯来《圣经》字面照搬不误，因为这个数字对于这批学者所持观点是颇为有利的证据。如果雅各和约瑟的时代是希克索斯王朝时期，而摩西是生活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话，那就意味着，希伯来《圣经》对以色列祖先有几百年在埃及居住的历史是不予记载和评论而弃置一边的——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和约瑟在埃及的时代很可能不超过四代人，正如《创世记》15章16节 所讲，“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出埃及记》6章16～20节所记载的族谱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第二种分析得出的时间也有问题，那么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呢？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西奈沙漠上待了40年。按照《圣经》的惯例，这个数字不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而应该理解成大约一代人。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断，那时的一代人实际的时间跨度很可能只有25年左右。所以，希伯来人在离开埃及后25年左右就到了迦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希伯来人到达迦南的时间就是推算出埃及时间的关键。
希伯来《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所路过或攻占的几座城市，有的在公元前12世纪时或许刚刚形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路过时并没有受到大的阻挡和攻击。考古学家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另外一些城市在这个时期曾遭到过摧毁。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是约旦河东的希什本（Heshbon）和便雅悯地区的艾城（Ai）。后者最主要的例子是拉希什（Lachish），它的毁灭现在可以确定为公元前1160年——这个准确的断代归功于在拉希什出土了一个刻有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2至前1151年）名字的金属物件。 [15]
如果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2世纪才到达迦南，并且在荒野中停留了一代人左右（25年）的时间，那么，出埃及也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这个假设呢？
1.大卫王的族谱是个在学术界比较没有争议的话题。几乎所有承认大卫王存在的学者都把大卫王定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路得记》4章18～22节和《历代志上》2章5～15节中，大卫的祖先被追溯到拿顺。拿顺是出埃及时期的人物；《出埃及记》6章23节提到他是亚伦的大舅子，而《民数记》1章7节也把他列为犹大族此时的族长。拿顺比大卫要高五辈，这样，按照一辈25年计算，拿顺应该是公元前1150前后的人物。
2.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仅拼出了词的读音，也给出表达形和类的属性符号（定符），有些像中文的“偏旁部首”。当梅尔内普塔赫石碑列出其他被征服民族和地区时，使用的是指示外国疆土的“部首”；比如在指示较大的区域如迦南和胡尔鲁时，或者指示相对面积较小的城市如基色和阿什克隆时，都使用了指示外国疆土的“部首”。但是当提及以色列时，出现了例外——使用的是一个表示民族的“部首”（形式上，这个部首包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复数的标志）。可以将这个部首的使用这样解释：在埃及书吏的眼中，以色列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土地和城邦的民族。这和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状况十分相符。一种可能性是，书写石碑的书吏知道他们来自迦南，所以将以色列和梅尔内普塔赫来自迦南地区的其他敌人列在一起。但是他将以色列和其他地域区分的办法是用表示民族的部首，而不用表示异国国土的部首。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当时在梅尔内普塔赫（公元前1224～前1214年）治下的以色列很可能仍然是没有疆土的身在埃及的奴隶。
3.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2～前1151年）时期的一系列文字材料提供了更多的线索。这个法老在公元前1175年前后遭到了所谓“海洋民族”的入侵。这个“海洋民族”的联军在其中一个部族即非利士人的带领下，从地中海驾船攻击尼罗河三角洲。法老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地击败了入侵者，海洋民族联军被迫沿海岸线北上，在迦南平原的沿海地带定居了下来。尽管埃及的反击战成功了，但是各方面的情况表明，海洋民族联军对埃及的进攻也给埃及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事实上，埃及帝国在整个青铜器时代一直将迦南地区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海洋民族联军的这次入侵，使得埃及的势力受到很大威胁，以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埃及在其光辉的帝国历史中第一次从迦南彻底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势力。客观来看，海洋民族联军的入侵，对正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民族来讲，就是再好不过的出离时机了。希伯来《圣经》中暗示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吻合——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中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了就想回埃及去”。于是以色列人取道沙漠以绕开非利士人和埃及人的战场所在地。
考虑了上述证据后，一些学者又提出了第三种“出埃及”发生的时间——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175年前后，也就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遭受海洋民族联军入侵之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不久就到达了迦南，抵达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150年前后。 [16]
综上所述，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存在公元前1444年、1280年、1175年三种假说，而这三种假说也只是纷纭众说中的几个而已。其实，如果细细推敲，这三说所依据的各自作为证据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定位，有许多本身也成问题，例如上文提到的埃及各个朝代的纪年问题。所以，《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的作者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历史事实，是个60万人的民族大迁徙”的断言仍有值得商榷和存疑的地方。
在“石头在呼喊”一节，苏三指出“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的三个祭祀场所中，摆放的主要祭祀物品几乎都是平常的石子，……祭祀物品都是石头而非别物”，而“犹太人从古至今保留着石头崇拜，他们用石头表达神圣庄重之事”。之后，苏三提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在墓地敬献石头表达哀思的镜头，又提到希伯来《圣经》雅各的传说，希望证明石头崇拜是犹太文化的独特现象，而三星堆遗址中石头的重要角色可以作为这个文明是犹太文明的后裔的证据之一。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1）对石头的使用，甚至“崇拜”，是犹太文化的独特现象吗？（2）犹太人在祭祀场合中是否只使用石头作为祭祀物品？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一个文化在建筑的取材上，一般会因地制宜。石头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并不普遍，而在古代巴勒斯坦则是最轻易获得的建筑材料，古以色列人不用石头用什么呢？在希伯来《圣经》中，反倒是使用大量木料建筑宫殿和神庙成了例外，
因为需要从黎巴嫩进口大量木材。而大量使用石头的建筑活动，在古以色列则是家常便饭。
但是，用石头建筑石冢，则是遍布世界各个出产石头的文化中。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勒斯坦、非洲和印度，都有此风俗。
佛教的窣堵坡（音译自梵文的stūpa，又称窣堵波，直译“堆”），最初的形式很可能就是石头堆。这种形式传到（抑或是独立发生在）藏族和羌族居住的多石地区，实属自然。而这一点，在三星堆，是不是也是这个地理位置的地质地貌所决定，而非犹太文化影响的结果？
由此可见，对石头的使用并非犹太文化的独特传统，并不能够作为界定三星堆犹太来源的证据。而犹太文化在祭祀中还大量使用动物和农产品，如果三星堆的出土遗存表明这里的文明祭祀只用石头，不用动物和农产品，则无法将犹太文明和三星堆文明源头这两者凭借“石头祭祀”就相互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比较两个文化的相似之处时，尤其是当需要假设一个文化是另外一个文化的来源时，需要界定比较的范畴的外延和内涵是什么。而在已经界定了的范畴中，每一个相似点，是否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呢？如果众多的相似点彼此的重要性不同，又该如何对待呢？此外，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需要多少比例的相似点，才可以证明一个文化是另外一个文化的源头呢？这些方法论的问题，是在“小心求证”时不能够避而不谈的。
另外，在进行考古比较时，对于被比较的主体和客体的基本状况，应该落到实处。本文希望至少达到一个论证目的：即使像“出埃及”事件这种犹太教史中的重要问题，学者们想要把它落到实处，也都比较困难。
进行“大胆假设”的学者，还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小心求证”，这“小心”两字写来容易，做起来难。或许是针对一两个小细节，都可能耗去一个或者多个学者一生的求索和积累。于是，这句“小心求证”，将学者们分为了两批：一批比较幸运，“作对了”假设，不知不觉中就“求证”得著作等身了；有另外一批，就不那么幸运了，求证了一辈子，也没有“求证”出几本专著，多少文章。但是对于人类的学术，后者的贡献或许并不比前者小——至少他们在默默地承担着为自己的假设去兢兢业业求证的职责。或许，苏三不属于这两批学者中的任何一批——如金教授在序中所言，在这“网络为王的时代”，苏三以“写小说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想象力的凌空翱翔和虚构力的完满建构”。
[5] Kathryn A.Bard，Steven B.Shubert，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Routledge，1999，p.251.
[6] William Dever， Who W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Grand Rapids，MI：Eerdmans，2003，p.19.
[7] Israel Finkelstein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 The Bible Unearthed：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107.需要说明的是，本注和前注应用的是圣经考古学界最权威的学者的论述。同性质的论述可以在众多其他的学术作品中读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上述两本著作中的参考书目。
[8] 关于《出埃及记》的著作和诠释作品多不胜数，较新的如Carol L.Meyers， Exodus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5。
[10] 古代埃及的纪年本身在历史学家和古埃及学家中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本表只是聊备一说。这方面的著作可参看Ian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1] 梅尔内普塔赫（埃及法老，公元前1224～前1214年）石碑碑文汉译：“众王子们都五体投地，呼叫着‘我们求和’。/没人抬头。/特赫努被夷为平地，赫梯人被安抚平息。/迦南被暴力掳掠。/阿什克隆被征服，基色也被围陷。/亚诺阿姆也被彻底清除。/以色列也被废掉，不再有后。/胡尔鲁也成了埃及的寡妇。/所有的土地都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不老实的，都被捆缚。/被上下埃及的国王，拉（太阳）神的儿子，梅尔内普塔赫-他像拉神一样赋予万物生命。”中译文据此转译：J.B.Pritchard，ed.， Ancient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p.376-378。碑文中“以色列”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词语的具体语法形式，参看下文。
[14] J.A.Wilson Wilson，“The ‘Eperu’of the Egyptian Inscrip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49（1933），pp.275-280.
[15] 参考D.Ussishkin，“Level Ⅶ and Ⅵ at Tel Lachish and the End of Late Bronze Age in Canaan，” in J.N.Tubb，ed.， Palestine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Papers in Honour of Olga Tufnell ，London：Institute of Archaeology，pp.213-230。其他相关巴勒斯坦考古细节请参看I.Finkelste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Israelite Settlement ，Leiden：E.J.Brill，1988。
[16] 关于这个理论的论证细节请参看G.A.Rendsburg，“The Date of the Exodus and the Conquest/Settlement：The Case for the 1100’s，” Vetus Testamentum ，42（1992），pp.51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