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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彦名
纳粹屠犹史之所以为世人关注，是因为在经历了二战这场空前的浩劫之后，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能否深入地认识并反思纳粹屠犹的历史及其根源，并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是决定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一道门槛。一方面，只有当有关纳粹屠犹的个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并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另一方面，只有当纳粹屠犹的集体记忆以鲜活的个体叙事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这些记忆才会有生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近年来有关二战大屠杀历史的档案文献的地位不断得到认可和提升。2009年7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安妮日记》等35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已被正式收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继《安妮日记》之后，2015年10月12日，“南京大屠杀档案”也被正式收入“世界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收录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MOW）的延伸，旨在抢救和保护正逐渐老化、损毁及消失的人类记录，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世界记忆名录”每两年评选一次。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随即对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其规模与性质堪比纳粹在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惨案之一。
自1937年12月日军南京大屠杀后，中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社会个人包括国际人士均开始收藏相关资料，特别是战后因对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对日本战争罪行审判之需，开始大规模征集和收藏有关档案。这些档案，对当年大屠杀的30多万死难者的后人，对南京这个受害城市的1000多万名市民，对中国这个受害国家的13亿人民，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感情影响。每年12月13日这一天，人们都会为当年的死难者举行哀悼仪式。从2014年起，中国政府还为南京大屠杀设立全国公祭日，举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寄托生者对大屠杀死难者的悼念感情。
南京大屠杀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还可以与纳粹屠犹口述史相互参考，具有重要的佐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世的人数日益减少，档案的历史价值更为重要。该档案2010年已经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完全必要。
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灾难，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和文化记忆的重要主题。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标志着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档案上升到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
与卷帙宏大的南京大屠杀文献档案比较起来，《安妮日记》这样一本薄薄的少女日记的入选似乎显得分量不足。但恰恰是这样一本书，因其强烈的个人化写作和真实性在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二战文学作品。安妮·弗兰克的名字和故事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其他作品无法匹敌的。美国学者罗森菲尔德（Alvin Rosenfeld）指出：“我们选来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谁？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有众多的安妮·弗兰克可供选择。然而只有一种超越了他者之上……天真单纯、极度乐观的积极形象。”
安妮·弗兰克形象的文学记忆史典型地表征了社会记忆的选择性。在二战刚结束时，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是悲观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强调安妮日记振奋的一面，弱化它悲惨的一面。时至今日，世人关于安妮日记和安妮·弗兰克形象的讨论依旧方兴未艾。
荷兰犹太女孩安妮使用了13岁生日礼物的日记本，记录下了她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亲身经历，这本日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最终只有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幸存下来，当初帮助过他们一家的朋友保存了安妮的日记本。翻阅亡女的日记，弗兰克无比痛苦。他于1947年在荷兰出版了安妮的日记，1952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从此安妮广为人知。数十年来，她被世人公认为最著名的纳粹屠犹遇害者之一。
《安妮日记》的影响力实在是一个世界奇迹，尤其在大战结束数十年之后，直接和间接描述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历经沉淀和淘汰后，一个受难女孩写下的日记依然闪烁着独特的光辉，这就更加弥足珍贵。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利诺·罗斯福评论说，这本日记“深刻突显了（人类）精神最耀眼的尊贵”。 [4] 因此，与“南京大屠杀档案”一样，《安妮日记》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实至名归。
在首次出版后，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就比二战时期任何其他的个人叙述传播得更广。《安妮日记》并不是犹太人在战争年代写的唯一一本日记，但它是其中最典型、最受重视的文献，曾被翻译成约60 种文字，发行了3000多万册，在世界上拥有广大读者群。另外，安妮·弗兰克的形象通过各种大众媒体——舞台、银幕、电视、舞蹈、歌曲、歌剧、绘画、芭蕾、邮票、纪念币等得到传播。
不过《安妮日记》为全世界人民所耳熟能详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到了60年代初，随着埃利·威塞尔《夜》和汉娜·阿伦特关于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著述的出版，
对纳粹时期犹太人命运的理解才变得丰满、严肃得多。这些书以及随后的书籍和电影的出现，纳粹种族灭绝以比战争结束之初更鲜明的面貌展现给大众。《安妮日记》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1984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搜集了大量资料，编纂出安妮日记的评注本。
[6]
这可以被视为《安妮日记》文献编纂的集大成之作。《安妮日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也是以这部评注本为核心。
“南京大屠杀档案”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大屠杀发生期间日军暴行档案（1937～1938年）；第二部分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1945～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审判日本战犯档案（1952～1956年）。目前，南京大屠杀档案主要收藏保管于以下机构。
1.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其中包括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亲笔供述。
2.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军暴行档案，其中包括日本军人自己当时拍摄的暴行照片，由当时在南京的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任主席的17位英、美、丹麦等国外籍人士组织的国际安全区档案资料，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资料，南京大屠杀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日军罪行调查等。
3.辽宁省档案馆：收藏了日本满铁南京特务班标为“极密”的报告书等。
4.吉林省档案馆：收藏有日军自身形成的反映南京大屠杀后南京及周边地区治安恢复情况的报告，日军随军记者写出的新闻报道、日军进行邮政检查摘录的反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强奸暴行的信件等。
5.上海市档案馆：收藏有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外籍人员的英文日记等。
6.南京市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12月至1939年底南京的一些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民间慈善机构）掩埋尸体的记录和报告。还有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先后成立的日军罪行调查机构所形成的调查报告。
7.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有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Magee）当时拍摄的日军暴行记录影片，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南京军事法庭法官石美瑜的审判笔记，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日记等。
经过最为审慎的择选，最终共有11组档案资料被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这11组档案包括：（1）《程瑞芳日记》；（2）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3）1938年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冲洗并保留，后被吴璇保存并在战后送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列入京字第一号罪证的16幅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及其照片册；（4）1946年吴璇呈送上述16幅血证照片册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时记录的手印证据，以及南京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文书；（5）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6）美国人贝德士（Searl Bates）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7）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证词，包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票、法庭询问笔录、证人具结书及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接受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时的现场照片；（8）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9）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验证、发掘死难者坟墓、检验遗骸现场照片；（10）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接受的大量南京市民呈文，内容可分为人口伤亡、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等；（11）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这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本次成功申遗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均属于政府公有资产，版权受到国家档案管理、知识产权维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
表面上看来，《安妮日记》的形式与构成非常单一，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最直接但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原因是：《安妮日记》并不是以定本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安妮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经历的特殊性，认识到自己的日记会有历史价值。因此，即便她每天都写出新的日记，她也要重温早期的手稿并加以修改，希望能打造成可在战后出版的手稿。可惜，她没有活着看到计划实现。可以肯定，有一部传诵很广的名叫《安妮日记》的书存在，而且已经成了20 世纪的文学经典。其中一个版本甚至被叫作“定本”，但实际上这部“定本”是由日记的译者米里雅姆·普莱斯勒（Mirjam Pressler）修订的版本，该译者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对其女儿著作的早期编辑和评注本中的一些素材编订了这个版本。我们永远找不到这部日记的什么定本，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妮·弗兰克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前就死了，她也没有授权他人以她的名义完稿。
尽管如此，《安妮日记》还是众望所归地被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安妮日记》之所以能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依靠的是大量有关纳粹屠犹档案文献的支撑。首先，对于纳粹屠犹研究者来说，来自战犯法庭审判和质询的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从1947年一直到1953年，纽伦堡审判的记录和文件陆续出版，最初的42卷在纽伦堡出版，随后的15卷在华盛顿出版。所有57卷构成以后关于纳粹屠犹中谋杀者的所有历史著作的基础。1961年，纳粹战犯、奥斯维辛集中营主管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日记在华沙出版，这使得纽伦堡法庭上一个主要谋杀犯的文件能够以文本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8]
1965年，以色列纳粹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以战前人口普查报告为基础，开始编辑遇难者名录。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它调查了许多国家甚至最遥远的地区的每个城市和村庄的犹太人的居住地及其人数。安妮姐妹的名字也被统计在其中。
其他死难者的日记同样是《安妮日记》的背景文献。犹太幸存者拉斐尔·沙夫（Rafael Scharf）在回忆录中说：
德国人至少在选择受害者这个方面是不幸的。犹太民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留下自己所承受命运的一点痕迹。他们感到被上帝和人类抛弃了，那种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曾经如何活和怎样死的想法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在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之前，哈伊姆·卡普兰这位希伯来语教师和学者给自己日记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声痛苦的呐喊：“如果我死了，我的日记会怎样呢？” [9]
换言之，《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部日记，它所承载的是600万犹太遇难者的生命、尊严和拒绝消失的记忆。我们不能因为《安妮日记》的个体性而忽略了构成《安妮日记》的庞大文献背景。
“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日本方面的加害者档案，中国方面的受害者档案，美英等国第三方档案，历史线索、历史记录清晰，档案资料互证、互补完整。
“南京大屠杀档案”基本上是纸质文本文献，包括单页文件、组合文件与档案全宗。还有部分的照片、电影胶片及文物类铁质、丝质等材料。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有文献学价值与文物价值。“南京大屠杀档案”目前保存状况良好。档案配有专用装具，有恒温恒湿的标准库房，派有经验丰富的档案管理人员。档案已经编制有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的目录。其中部分档案已经做了数字化处理以及文字编辑公开出版。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档案是由日军自行生成的。比如一名日军军官将自己连续砍杀中国人的照片送至南京华东照相馆洗印，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列为重要罪证。当时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收容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全过程，曾在当时记有日记。当时留居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曾冒险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纪录影片，秘密送往上海美国柯达公司洗印，后这部影片被带出中国，曾在东京、柏林、伦敦、华盛顿放映，约翰·马吉自己保存的一套电影胶片母片及其摄影机由其儿子大卫·马吉于2002年捐给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些都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调查形成的档案。由盟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日本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进行了公正审判。南京市民纷纷递交市民呈文、填具日军罪行调查表等，两个军事法庭也组织了日军罪证调查，特别是南京军事法庭有关日军罪行的庭审、质证、辩护、判决等档案，长期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1950年7月，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时逮捕的部分日本战犯移交中国。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日本战犯永富博之、太田寿男等亲笔供述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在二战中所犯无数战争罪行中最典型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均有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的专案审判，并判决该案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乙级战犯谷寿夫死刑。日本政府也承认这两个法庭的判决。
南京大屠杀档案不仅包括日方与中方的原始记录档案，而且包括美、德、丹麦等国当时在南京的教师、传教士、记者所拍摄的暴行现场照片、影片，以及他们所写的日记、国际安全区档案等文字记录，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残酷性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是人类共同的惨痛记忆。这些档案遗产，让世界人民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
另外，南京大屠杀档案还散存于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日本也存有南京大屠杀档案。因此南京大屠杀档案也是世界性的。
同样，为了确证《安妮日记》的真实性，研究者们也投入了巨大的努力。
1958年，当安妮的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映时，在场的著名犹太幸存者和社会活动家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那些大屠杀否定论者质疑安妮·弗兰克是否实际存在，并挑衅维森塔尔，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兹证明。经过不懈的努力，维森塔尔在1963年终于找到了当时抓捕安妮的盖世太保卡尔·希尔伯鲍尔（Karl Silberbauer）。希尔伯鲍尔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员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还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这些证词后来又被包括安妮父亲在内的其他目击证人证实。这次事件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质疑安妮是否存在的人。 [11]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安妮日记》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无法完成安妮·弗兰克的故事。这是因为她的故事没有结束，而是突然中断了。在日记最后一天即1944年8月1日，安妮与其他七名藏身密室者被捕了；他们起先被送入阿姆斯特丹一座监狱，后又送到韦斯特博克，这是一座位于荷兰北部的中转营，之后是离开韦斯特博克（1944年9月3日）前往奥斯维辛，最后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安妮故事的中断也为大屠杀否定论者提供了借口，他们不断以此来挑战《安妮日记》的真实性。
基于六位幸存犹太妇女的证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威利·林德威（Willy Lindwer）复原了安妮在韦斯特博克、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时光以及安妮直到生命最后所遭受的迫害与折磨，提供了有档案根据的目击者的叙述。下面是安妮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狱友雷切尔（Rachel van Amerongen-Frankfoorder）的话，描述了安妮的临终时刻：
我又在营房里看见安妮和她妹妹玛歌……弗兰克姐妹自从头发被剃掉后，几乎认不出来了。她们比我们穿得要少得多……她们和我们一样寒冷。
……
看得出来，她们病重了。弗兰克姐妹十分瘦弱，看起来很恐怖。她们因病而有些躁动，很明显，她们得了斑疹伤寒……她们皮包骨头，脸瘪下去了。她们冷得要命。她们住在营房最差的地方，靠着频繁开合的门。你常听到她们叫：“关门呀，关门呀”，声音一天天衰弱下去。
你真可以看到她俩日渐死去…… [12]
这段对安妮·弗兰克临终日子的描述，也被其他妇女的证词所肯定，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安妮被监禁的那段时间，斑疹伤寒症在贝尔根-贝尔森是失控的。疾病、饥饿和迫害最终让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座集中营。人们的遗体堆成一座座巨大的尸山。不到16岁的安妮·弗兰克就躺在贝尔根-贝尔森无名的死尸堆中。
这些描述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解放了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美国军官索尔·帕多佛（Saul Padover）这样描述战争结束时的惨象：“成千上万的、最终有数百万被解放的奴隶从农场、工厂、矿山涌向大路。……他们都在那里，除了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包括老弱妇孺已经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在藏尸房里化为白骨。” [13]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遗相关工作。2010年，系列文物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由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不彻底的，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各项罪行没有进行应有的清算与批判。这就给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可乘之机。加上冷战局面的形成等其他种种原因，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进行攻击与诽谤。日本近年来也接连推出与二战有关的申遗事项，申报项目甚至涉及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而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和不断增添的档案证据，日本右翼却在不断狡辩、诋毁，以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日本右翼一直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绝非偶然。“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有着突出地位，将二战中的日本钉在了‘侵略者、战败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历史定位上；另一方面，这个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反人类罪行的典型符号。”
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后，日方一直通过官方和民间团体对我方申遗提出“抗议”。例如，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然要求中方撤回申请；2015年年初，日本宗教团体“幸福的科学”派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递交申请，以两项目“虚构”为由要求终止申报……
然而，真相是不容掩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军在南京“杀害中国人达20万人以上，强奸、轮奸妇女达2万人以上”，南京军事法庭判决日军在南京“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以上”的最终结论，举世公认。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入选是迟到的世界共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黑白分明，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个典型判例，判决书用两个篇章，专门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明确的判决，国际社会早有历史定论和法的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提出让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菲律宾人卡门·帕迪拉（Carmen D.Padilla）女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14位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依据严格的国际标准，还了中国人一个公道。这是历史的胜利，也是正义的胜利。
相形之下，《安妮日记》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所遭遇的阻力就要小得多，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欧洲各国都充分肯定了《安妮日记》的价值和意义。这首先要归功于战后初期去纳粹化运动为德国社会反思历史铺平了道路。去纳粹化的成果也得到盟军方面的证实。美国占领当局于1945～1949年对德国公众观念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战后初期有15%～18%的德国成年人属于死硬的纳粹分子。到了1953年，联邦德国的民意研究机构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联邦德国大约只有5%的人支持复兴纳粹党。
以1960年的艾希曼审判为起始，以色列、德国和西方各国掀起了新一轮审判纳粹战犯的高潮。
进入60年代，纳粹屠犹的幸存者纷纷打破沉默。后大屠杀文献与传记提供了大量犹太人遭受折磨蹂躏的例子。这些都逐渐改变着世人对二战历史的看法。
8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学界的主流通过对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也间接对德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政治文化的重塑以及正视大屠杀历史，是德国国家成功重建的关键因素。正如德国总统克勒所说：“许多人或许难以想象，在二战后的德国，犹太人的生活还能够恢复往日的繁荣景象。对于新生事物，我们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于苦涩的过去，我们更不可忘却。”
二战大屠杀作为人类的一场浩劫，对全世界具有启迪意义。作为人类共同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共创美好未来的公众记忆，《安妮日记》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先后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意味着世界对大屠杀历史已经达成牢不可破的共识。
[4] Anne Frank：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New York：Pocket Books，1953，“Introduction，” p.ⅸ.
[6] David Barnouw and Gerrold van der Stroom，eds.， The Diary of Anne Frank：The Critical Edition ，trans. Arnold J.Pomerans and B.M.Mooyaart，New York：Doubleday，1989.
[8]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Official Texts （42 volumes），Nuremberg，1947-1949； Trial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 （15 volumes），Washington D.C.，1949-1953.
[9] Rafael F.Scharf，“‘The Two Saddest Nations on Earth’：A Polish Jewish Octogenarian Looks Back and Forward，”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 ，Vol.31，2001，Issue 1，p.95.关于哈伊姆·卡普兰的日记，参见 Scroll of Agony：The Warsaw Ghetto Diary of Chaim A.Kaplan ，trans. and ed. Abraham I.Katsh，New York：Collier Books，1972。
[11] Carol Ann Lee，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Roses from the Earth ，London：Viking Press，2000，pp.241-246.
[12] Willy Lindwer， The Last Seven Months of Anne Frank ，New York：Pantheon，1991，pp.103-105.
[13] Saul K.Padover， Experiment in Germany：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6，p.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