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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我和太太带着女儿“衣锦还乡”。
女儿时年四岁，很兴奋，听我讲了那么多神奇故事，终于可以亲临其境，亲眼看一看了。故事中有五棵番石榴树、我搭的树屋、我们倒挂在它枝条上的大榕树——那么大，那么大，我张开双臂也比画不过来。我们猴子样顺大榕树气根往上爬，一直爬到大榕树顶梢。
我也有些遗憾，那些事情都在讲述中；现实中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了。
从上海回雷州半岛过程复杂。火车时间太长，换乘烦琐劳累。我们乘飞机。先飞到白云机场，弟弟来接，再开车从广州回去。从广州到廉江，六个多小时，专车接送，很幸福了。弟弟和一个小伙伴轮换开车，我和太太享受专座，女儿睡得很香。窗外景色明信片一样掠过。
弟弟忽然也已长大了。他毕业后，在广州和几个同学死党一起，从组装电脑自己扛着挨家挨户去倒卖起步，之后竟成了一个电脑通讯类公司创始人，二十几个人手，颇有点意思。他的公司在天河一幢大楼里，占了大半个楼面，几十台电脑主屏幕济济一堂，我那天生热爱电脑和游戏的女儿看到了，感到很兴奋。弟弟的公司做安防、监控，如有家族背景，现在恐怕能做成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了。
我上河唇高中时，他上河唇初中。每晚九点左右，他自修结束，独自走过河唇镇街道，越过河唇火车站十排铁轨，再走过一条黄泥路来河唇中学，晚上和我挤一个宿舍床铺。
那真算是一段艰辛生涯，晚上下自修，我就在学校前村口等他。他还小，才十一岁，我担心他害怕，担心他碰到坏人，担心他过铁路。
高中宿舍床铺是单人床，我和弟弟挤在一起睡。两个中学生虽然瘦小，但床铺不到一米宽，还是挤得满满的，几乎无法翻身。天冷时还常常惊醒，给他掖一下被子。那时住宿，每班一幢排屋，半边教室半边宿舍，整个宿舍如教室般大小，挤满了床铺，住了三十多个同学——外加我弟弟。
雷州半岛是亚热带气候，我们春夏秋冬都睡在席子上，夏天的汗水把席子浸染得油光光的，带着甜腻体香气。这样春去秋来、冬去夏来不断轮替中，席子久经熏染，现出古董般色泽。
我和弟弟就这样挤着过了一年多，直到后来他转到了县城的中学。
我考上大学后，弟弟也上了广州的学校。他考试成绩一般，读的学校一般，但是他天生手巧，念中学时，就已成了远近闻名的修理能手，给街坊邻里修理电视机收音机，自己找各种元器件组装了音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后门出去是著名的曹杨新村，其中有长风电子元器件厂，弟弟没出过远门，对“长风厂”产品竟然了如指掌。而我，常常经过那厂，却熟视无睹，通常是携几个死党去找小酒馆。
弟弟念书最后阶段家道中落，靠向同学借钱交学费。我毕业工作后也给他寄过钱，但不能解决问题。弟弟和同学成了死党，一起创业，一起开公司，后来事业也颇为兴旺。
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必经之路。
我每次想到弟弟一个人在广州打拼，就心痛不安。
我原地踏步工作了十三年，靠工资度日养家糊口，其中毫无改善可言。而弟弟已成了一个小富豪，有了几辆车，和若干死党。
八十年代末期，广湛公路非常凶险。我有一次从上海回广东，被茂名长途大巴“卖猪仔”，那经历真是十分难忘。大巴从广州火车站缓慢经过，说直接开到湛江，我就上车了。然而，这辆大巴却在茂名市郊把我们甩下来，另有一辆中巴紧接着到来，说去湛江，另外收钱。我和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又花钱上车，折腾到晚上才到湛江。然后，从湛江换乘中巴回廉江。入夜后进入廉江，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时候，我跟中学同学失去联系。走在县城路上，觉得自己是外乡人。围上来的摩托车揽客，都拿我当“北佬”，准备痛宰我一番。
一个人走在自己家乡，仿佛走在了外乡的道路上。
我出生于雷州半岛河唇公社坡脊镇，小学读附近的龙平小学，初中上河唇公社初级中学。上中学时，我家搬到了县城。
我父亲赶上了南货北运大潮，在廉江火车站前空地上，搭了一个竹木结构两层小楼，开始了北运香蕉、菠萝、荔枝等水果的生意。
我父亲做生意时已四十多岁，固执地坚守各种道德。他轻信、被骗，一直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到我弟弟上大学时，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我父亲又和哥哥合伙去承包山村鱼塘、建火砖厂，企图东山再起，因不善经营，轻信他人，又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欠下更多债务，我哥哥也丢了在中国银行的工作。
我们家从坡脊搬到县城，就不断地败落。我记忆中健壮、英武、自信、有趣、妙语连珠的父亲，因不断地被欺骗、失败，成了沉默抱怨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发大财，一举救父亲和哥哥于水火中。但我又迷恋文学，终因文学拖累，未遂所望。
廉江县城
总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我长到十五岁的坡脊。
我在河唇初级中学读书，住校，每周末骑自行车回家。从河唇镇到鹤地水库管理局，上三次坡到水库大坝，再到郭沫若题字的青年亭，顺水库大坝一路向北。大坝路面是黄泥沙土，一下雨，就会被手扶拖拉机压出深深车辙，自行车常陷入黄泥潭而动弹不得。
这也难不倒走惯烂路的孩子。
水库西面往下俯瞰，是蜿蜒的黎湛铁路。再过去，是起伏连绵的丘陵。东面，是碧波浩渺的水面。望着那浩大的水，以及偶尔驶过的船，我常常会陷入遐思。
水库边还有一溜电线杆，电线上站满一排排的鸟。那些鸟看着人，表情很冷漠。我看着鸟，却很热情，很想把它们打下来，烤鸟。这一路上，有各种机会让我们停下来。骄阳似火时，我们会连人带车一起翻过大坝，把车斜靠在土坡上，接着赤条条地扎入水库里。从大坝继续向北，就到了一带丘陵，然后沿着山间小路，骑车向下冲锋，几乎瞬间就能穿过第一个村庄，接着第二个村庄，再冲上我们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能看见的砖桥，就进入了我的记忆中，进入我的故事，进入我的梦乡。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正等着我再去上树，再去摘果子。
我的故事中常有一个倒挂在树上的小男孩。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小伙伴。我倒挂在树上，我的小伙伴们常常一串串地挂在树上。我们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如各种瓜果，有长好的，也有长歪的，如同挂满了枝头的芒果和香蕉。
树是大榕树。
倒挂在畜牧场的大榕树上，书包吊在腰上，水壶挂在书包上，我拿着一本语文书，做作地倒着看。这不是爱学习，而是无所事事。
大榕树枝条脆弱，猴孩都知道要小心谨慎。挪到小树枝上时，两手要分开，分别抓住不同的树枝，两脚也分别踏在不同树枝上，这样可分散重量。而台湾相思树纤维坚韧，折了也连在一起，攀爬起来更安全。
爬树需要技巧，也要注意安全，不能随便就往上爬。乡村猴孩都是树木分类专家，眼中的树一分为二：果树和非果树，脆树和韧树，可爬的树和不可爬的树，有毒的树和没毒的树。对待万事万物，我们也简单粗暴一分为二：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童年时代，社会闭塞，物质贫乏，生活却丰富多彩。那是自由散漫、好奇探索而成的特殊感受。
这次返乡，一切都变了。那条被拆掉的铁路的原处，铺设了柏油路，直通广西。我记忆中漫长、弯曲的小路，骑车从县城到坡脊要两三个小时，那种速度适合记忆中的世界。但是，这次弟弟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不对，是开过了。
柏油大道直驶九岭，那是我们廖氏家族的核心发源地。
一世祖在明朝末年搬到这里，到我已十八世。每一世排行家谱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汽车是记忆中的另类事物，一晃而过，超越了三十年的记忆。那个更老的老家在水库之上，可以把水库看成鱼塘。很多我父亲母亲熟悉的族人彼此鸡犬相闻，热情招呼。但我一个都不认识了。我背上的女儿更是陌生，她和我太太连语言都听不懂，仿佛进入了一个生番世界。本地客家话，我也无法流利说出了。
鸡鸭在阳光下漫步，香蕉树在村旁延伸，我带女儿和太太去跟香蕉拍照，跟波罗蜜拍照。
吃正宗的雷州半岛走地鸡，喝米酒。
回到坡脊，寻找故事中的故事。
我的老家已破败了，但没有想到会如此突兀。
我背着女儿，顺着曾经繁盛热闹的街道，寻找熟悉的房屋。过去的居民大多搬走了，我大伯也搬到旧铁路的北面。
终于到了我老家的位置，发现那景物、那房舍，全都陌生了。
我的老家，已经住进了新居民。
新主人听说我们是很久之前的主人，热情招呼我们进去。我努力寻找听父亲讲故事的小院，也完全陌生了。
后来才明白这一切如此陌生，是因为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不见了。遮蔽院子、连雨点都落不下来的茂密枝叶消失了，我记忆中繁茂的番石榴果实也消失了。
主人听我说起记忆，讲那几棵树太老了，砍掉了。现在新种了几棵，还小，歪歪斜斜的。番石榴树结果很快，只有小茶杯粗细的果树，两三年就能开花结果了。而我记忆中巨大的番石榴树，一年能结实一千七百多斤。
女儿在我背上，迷惘地说：“爸爸，爸爸，你的老家怎么这么丑？”
那时，我就明白，我已经无法重返家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