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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是邓丽君小姐逝世十五周年。
台湾和香港两城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会，很多地方的学者和艺人专程赶去参加。
一名台湾歌手，辞世十五年了，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还如此之盛，可见邓丽君小姐影响之深远。从人们的热爱程度来看，邓丽君小姐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时至今日，无论时事如何变幻，邓丽君的甜美嗓音仍然是人们记忆中深婉的旋律。公共场合里，长途大巴上，广播台中，邓丽君的歌一直在被播放着，当背景音乐，或闲暇静听，觉得真是岁月之好，可以慢慢地体会。
听得多了，没有第一次听到时那种震撼。但她的低吟浅唱，出入梦中，仍在我的人生中绵绵不断。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的那个闷热的下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一个初中生，在广东省廉江县河唇公社河唇初级中学读书。我在龙平小学读完五年级，语文和数学加起来九十九分，本来上不了河唇初级中学，应该回家卖凉茶的。我大姐高中毕业后在镇日杂店工作，她给学校交了点钱，走后门把我塞了进来。
我被分在初一的四班。
班里的每个同学都是混世魔王，都是以各种方法混入初中的差等生。如同东胜神洲花果山水帘洞，一洞的猴孩子上蹿下跳。
一班才是重点班，人家才是牛魔王样气宇轩昂的优等生。
我们班每天上课下课，都像爆发世界大战。
班主任罗老师的数学课也不能幸免。
碍于他是班级最高领袖，上课时还算安静，给他点面子，大家都好混。下课钟声敲响后，会有那么十几秒的安静。然后，罗老师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丢出一句“下课”，同时立即收拾教具撤。
“老师！再见！”全都蹦起来，有人蹦到长板凳上，甚至有人一下子蹿上桌面。
罗老师立即消失在宿舍门后，不见一点声响。
教室里突然爆发了，像有人往粪坑里扔了一颗手榴弹般发出轰然巨响。
一两张桌子倒地，几个男女“恶霸”跳上桌面，再往桌面上摞板凳，一伙人围在一起玩“批斗”。有人夺门而出，瞬间就消失在下面的街头，无影无踪。
我通常与死党王戈等三两个在教室外空地上玩拍纸板，或用《水浒》之类的人像小卡片玩输赢。最珍贵的游戏，是玩弹珠。几个小洞，按一定距离分布，竞赛者以食指夹弹珠，大拇指于珠后激发，弹珠射出，可以击打对手的弹珠，也可以直接进入小洞。比赛的胜者，会赢得对方的弹珠。
在这个班级读书，混日子，我不知未来如何，也从来不思考未来。上课之余，我在巴掌大的河唇镇乱逛。河唇镇只有两条主街道，十字交叉，如同打了个领结。在交叉缝隙间，藏着几条辅道，形成凌乱集市。楼房多是黑瓦屋顶，在多雨季节，绿苔屋顶会发出金属般敲击声。
一天，我在大姐工作的杂货店和百货店之间的一条小巷闲逛。时值下午，阳光强烈，天气闷热，脑袋昏沉。我看到联结在一起延伸到对面街角的小集市，都用竹竿支着塑料纸撑成顶棚，拥挤不堪，显得更加闷热难耐。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响起了低回轻吟的可怕歌声：
“好花不常开，好梦不常在——哎——”
听到这歌声，像被电击一样，我浑身麻痹。邓丽君清洌透彻的歌声，毒蛇一样啮噬我的耳朵，使我进入了神志昏迷状态。我不是因听到天籁而震惊，而是立即想到这是黄色歌曲，内心绽开了一朵恐惧之花。
我的耳朵听到黄色歌曲了，天哪！我该怎么办？跳到鹤地水库也洗不清了。上古贤人许由因为帝尧请他继承帝位，觉得污浊不堪，跑到河边洗耳朵。我非圣贤，但也是少先队员，必须跳进青年运河去，洗掉耳朵里的黄色毒液。
才上初中没几个月，但政治老师、班主任和校长每天都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大会上反反复复地教育我们，警告我们，吓唬我们，描述黄色歌曲的可怕性。那时“严打”刚刚结束不久，传说流氓青年因听黄色歌曲耍流氓，被抓起来游街。游街之后，枪毙了。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著名的黄色歌曲。
毒蛇一样的歌，以美妙的毒素摧毁我，让我动弹不得。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赶紧开溜；第二反应是向班主任汇报；第三反应是非常愤慨，竟然有人在人民群众中间播放黄色歌曲。
不知道僵住了多久，也许十几秒，也许半分钟。
我的可笑模样，一定很像被太阳晒晕了的菜虫。
我下意识地转身，循声寻过去。
小巷尽头，是振国日杂店，木匾招牌上画了一颗巨大的红星，已经掉漆斑驳了。日杂店卖锅碗瓢盆扫把畚箕铁锅尿缸，也卖毛巾短裤牙膏肥皂。日杂店店主原是一个聋哑人，姓夏，是从坡脊搬到河唇来的。在坡脊，他家日杂店就开在我们家背后，靠着街口，平时乏人问津，集市时却很忙。
玻璃货柜上，赫然立着一台三洋收录机。收录机很小，两个圆形的小喇叭，中间是一个卡盒。卡盒里，有盘磁带正在“哗哗”转圈，邓丽君甜腻的清音从两旁的喇叭里不断地流出，顺着我的耳孔长驱直入。
夏大伯不是聋哑人吗？怎么会播这种黄色歌曲？
但夏大伯不在柜台后，而是躺在几米远的榕树下竹椅上乘凉。一把破损的蒲扇搁在瘦弱的胸上，安静得如同树叶的枯落，无声也无息。
他的躺姿如子弹，激活了我的警惕。
我脑子里立即想到“特务”这个词。
从小到大，从穿着开裆裤走路开始，我们小孩子脑袋里就被深深地植入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仿佛在我们周围，遍地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
在平静的圩市里，我非常警惕，总感到谍影重重。
我小时候和小伙伴玩斗争游戏，曾把夏大伯想象成一名特务。有人提出剃头师傅刘麻子才是敌特情报员，因为他瘸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有时用单拐走路，一蹦一跳；有时用双拐，向前荡悠——很可能，他的断腿下端藏着发报机，每天把坡脊镇的重要情报发给特务机关。夏天闷热，雄蝉悠长的鸣叫给我们带来浓重的睡意，这时革命群众放松了警惕，没听见发报机“滴答”地响起……坡脊这芝麻绿豆般微小的圩市，有什么重要情报需要一个高级谍报员以藏在断腿下的发报机每日汇报呢？
我一直很疑惑，但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刘麻子伯伯是坡脊圩市上唯一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师傅，全镇居民的脑袋，他整日敲敲打打，势必了如指掌。他对我还好，知道我胆小，剃头时不讲恐怖故事，有时还会给我一颗硬糖麻痹警惕。这样，在推子贴上头皮时，我就不会吓得发抖了。
坡脊距离河唇镇十二公里，比芝麻稍大。我上初中后，离开坡脊的家，每周住在河唇初级中学集体宿舍里，周末骑自行车回家。回家没有正规大路，经过鹤地水库管理局旁三重陡坡，要下来推车上去，然后到了鹤地水库大坝上，继续沿着大坝的黄泥路面骑行。大坝以西，遥远的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小山包和蜿蜒其中微小如针线的铁路。东面，是碧波荡漾的水库。
那时候我正是小猴孩年龄，人生中暂时没有被美好的事物陶冶，情感也还处在坛封状态，没有迷上同样毛乎乎的女生。在初中青春期懵懂时期，班上男生和女生还泾渭分明，像猴子一样各自抱团，互相追逐陷害打击敌视。我脑子里全都是人与人斗争的情节，对鹤地水库碧波浩渺的美景熟视无睹。骑车在二十米高的大坝上，有时看到日出，有时看到日落，有时看到炊烟挂着斜斜的飞鸟，在极遥远的天际消失。
顺着大坝延伸的电线杆上，隔一段就站满成排的水鸟。它们静默地在电线上远眺，在山与水之间，形成了活动的记忆影像。一路上，隔一两公里就会有座小山坡，居住着一两户人家。他们偶尔会在树下摆一张方凳，搁一块木板，上面放几杯凉茶，卖给口渴的行人。这些凉茶是用附近采集的雷公藤、茅草根和甘草等草药煎煮而成的，甜丝丝很解渴。两分钱一杯，上面还很讲究地盖着一小方块玻璃。
星期六中午放学，骑车回家。星期天下午，骑车返校。这是我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的固定行动路线。
我家乡天气炎热，气候多变。骑得满头大汗、浑身蒸腾时，我会找一个僻静库湾，脱得精光跳下去。我们小孩子从小玩水，都善于狗刨。扎进水库里，不是为了锻炼泳技，而是让自己凉快下来。
那就是我们平静而偏僻的小镇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虽然偏僻，但诗书香火代代延续。我家乡偏僻炎热，村民顽劣，从未听说过谁家有好诗礼如好酒者。
我父亲在县城长大，十六岁参军，转业后，他担任过廉江县红江农场场长兼书记。农场位于廉江县最北部，靠近粤桂两省交界的石角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因反对放“红橙高产”卫星跟湛江地区地委专员张民德发生冲突，带着我母亲不告而别来到坡脊，在一块荒地上抟土垒砖，造起一间泥砖瓦房，种上五棵番石榴树，重新过上刀耕火种的生活。
这个简陋的家是我记忆中的真正乐园。番石榴飘香不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忆，也是我的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个会讲故事的外婆，我则有个讲故事舌头不打卷的父亲。整个七十年代，全国动荡不休，但我记忆中这十年，却是黄金般美好。我父亲随口杜撰的历史上真真假假的故事，成为我们日常饭菜之外的重要精神食粮。
然而，这个小地方，照样有“阶级斗争”。
启蒙的痛楚，即从那个闷热下午开始。
邓丽君甜润的歌声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我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连对供我上学的大姐也不敢说。我把这个秘密埋藏在身体深处。晚上，我乘着邓丽君的歌声，升上梦幻的云端，并在那云之云上，不知天高地厚地睥睨众生。我知道，我已经被毒蛇咬了，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说出去，会把毒液传递，会污染别人。我只能在梦幻之中，把自己孵化。
我看见夏伯伯的儿子夏振国从柜台下面直起身来，这才明白，邓丽君的黄色歌曲，是他播放的。夏振国这个家伙，当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时髦青年。为采购各种日杂品，他到处跑，南至海南岛，北到长沙武汉郑州，东到广州珠海深圳，是我们那小地方人人敬畏的时尚先锋。他顶上是将绽未绽爆炸头，鼻架一副似明非明蛤蟆镜，唇上一撇似长未长八字胡，颈戴似真似假黄金链，身穿紧紧绷绷的确良衬衫，下着流里流气喇叭裤，手腕上，戴一块闪闪烁烁卡西欧电子手表，正在“滴滴答答”地乱响着。
穿得不像一个日杂用品店老板，倒像是现在的“快男”“快女”。
可见，时代无论怎么变，外部的衣着如何更新，内心的变化总是那么微薄。
现在的“八〇后”青年，时尚雀窝头和拼贴衣裤，不过是夏振国大哥的大口喇叭牛仔裤和爆炸头的翻版。
夏振国嘴角叼了一支香烟，好像大黄狗嘴上叼了一根骨头，斜了我一眼。
“烂契弟！不在学校里读书，逛来逛去乜鬼？想学我当流氓吗？”夏振国说。
我已被邓丽君的歌控制了心志，没有答他。
邓丽君改唱《甜蜜蜜》时，我瞅准这个换挡缝隙，元神挣扎回到体内，奋起余力落荒而逃。
那个闷热的下午，我听到了邓丽君的黄色歌曲，并对夏振国的三洋单卡收录机印象深刻。那转动的磁带，在我脑袋里，飘荡着靡靡之音，从此我开始了青春期无根无叶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