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的是要询问并回答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 我们从施密特关于敌意和暴力的论述中学到了什么？ 我并不是简单地想问，他关于这些概念 明确地 说了什么——尽管我们的解答必须从这里起步。我想要查看他的思考通往何处——他所贯彻的思路引发什么样的思考。我的问题直截了当，然而，回答它需要不断地另辟蹊径。这些探究活动包括对如下问题的回答： （1） 确切地回答我们如何判定 谁 是敌人以及 谁 是朋友；（2） 要如何理解决断以及它与具体生活中的 政治判断 之间的关系；（3） 要如何理解施密特“反人道主义”所具有的绝境（aporetic）特征。我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治的概念》上——尽管对施密特观点的探查，需要涉及他在这本有影响力的著作之前和之后出版的其他作品。施密特告诉我们，“所有政治性的概念、图景以及术语，都具有引发争论的含意”（Schmitt 1996a：30）。我同意施密特的看法，所以，我想从一开始就承认，我的讨论（从它的政治性层面来看）意欲挑起一种论争。不过，正如施密特同时指出的那样，挑起论争与公平对待某人的敌手并非水火不容。我想要遵循诠释学的原则，力图公正地阐释施密特的观点，以便能与他的思想有一场真正的相遇。

所以，让我们直接转向在《政治的概念》中被引介的著名的敌友之分吧。这种划分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简单明确。就像人们在研究施密特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几乎一切事物一样，这个文本提出了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哪个版本？1927年，《政治的概念》最初是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的，在1932年经过修订后，出版成了一本薄薄的书，并且在1933年进行了再次修订。我们也要顾及他后续针对这个著名文本所做的反思吗？海因里希·迈尔一直主张，1932年的版本和1933年的版本之间的差异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它们揭示了一种与列奥·施特劳斯展开的“隐匿的对话”。舒尔曼则认为，迈尔过分强调了政治神学在施密特有关法理和法律的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同样声称，迈尔“淡化了如下的解读方式：施特劳斯的反现代主义，能够被解读为一种针对施密特所体现的（对施特劳斯来说是内在地现代主义的）决断而发起的正面抨击”。然而，甚至可以说更加重要的是，舒尔曼告诉我们：

因为迈尔主要关注的是记述施特劳斯对施密特的影响，所以他同样遮蔽了如下事实：在有关“政治性的概念”的基本论证中，真正重要的转变发生在1927年和1932年之间， 而非 1932年和1933年之间。鉴于1933年版的《政治的概念》确实蕴含某些受到施特劳斯1932年的短评的激发而做出的改变，我们可以认为，施密特思想中要根本得多的转变，体现在1927年的版本和1932年的版本之间。（Scheuerman 1999：227）

这些“要根本得多的转变”应归于青年汉斯·摩根索的影响。 我想避免卷入这些学术争论（除非我认为它们对我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我将把精力集中于权威的1932年版。如今，该版本已经连同列奥·施特劳斯的注解一起被翻译成英文。 ¹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密特以一个直白而重要的陈述开篇：“国家的概念是以政治性的概念为先决条件的。”（Der Begriff des Staates setzt den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voraus.）（Schmitt 1996a：19）不但国家的概念以政治性为前提；而且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不能被混淆。这种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施密特界定政治性的时候，他在有关它的适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态度。“政治性”可能并非意味着国家的“实体”或组合。同样，“国家”也可能不具备真正的政治性。在他随后的短评中，施密特声称：“存在一种自由的贸易、教会以及教育政策，但是绝对不存在自由的政治，只存在一种对政治的自由批评。”（Schmitt 1996a：70） 当他断然做出这样的宣称时，他指出，所谓的自由国家并不具有实际上的政治性。在这个文本当中，施密特并不关注对国家的界定，抑或对它的本质特征的把握。然而，他确实针对国家为何物的问题，在语用层面上论及某些释义的方式。“国家是被组织起来的民族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单位中所构成的政治性状态”，并且，“从它的字面意义来看，以及从它的历史呈现来看，国家是一个民族所构成的特定实体”（Schmitt 1996a：19）。然而，对国家和政治的辨别，“就是在国家和社会彼此渗透的那一刻，变成了谬误，且具有欺骗性”。当国家和社会变得如出一辙时，当所有“宗教、文化、教育以及经济之类貌似中立的领域不再保持中立”时，国家就成为“全能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一切事务至少具有潜在的政治性，并且在提及这类国家的时候，人们也不可能再认定其特定的政治性特征。”（Schmitt 1996a：22）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把自身的努力局限在对政治性的界定之上，还在界定过程中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国家的概念之中，那么我们就会遮蔽可以使某些事务产生政治性的具体特征。就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施密特是如何提出他关于“政治性”的定义的。

只有通过发觉和界定特定的政治性范畴，才可获得政治性的定义。与人类各种相对独立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道德、审美以及经济）的尝试（relativ selbstständigen Sachgebieten menschlichen Denkens und Handelns）形成对照，政治性拥有它自身的标准，这些标准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展现它们自身。因此，政治性必须依赖它自身的终极划分，一切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行动都能追溯至这种划分。（Schmitt 1996a：25—26）

在这里，施密特做出的是一个关键性的假定。起初看来，这个假定似乎非常幼稚；然而，正如我们所应领会的那样，这个假定并非如此天真。他假定，存在特定的政治性范畴和划分，并且进一步假定，我们能够清晰地将政治性从道德、审美以及经济之类的其他“尝试”或领域中区分出来。这种假定的根据何在？从某种程度上看，施密特正以一种带有偏见的方式，指望于一种与马克斯·韦伯相关联的分化命题。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自治领域相继涌现，每个自治领域都拥有自身与众不同的标准和逻辑。在没有进一步做出任何详尽阐述的情况下，施密特估摸着说：“就让我们来假定，在道德的领域中，决定性的划分是善与恶，在审美中是美和丑，在经济中是有益和无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否同样存在一种特定的划分，可以充当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定政治性以及它的构成是什么。毫无疑问，从性质上来看，这样一种政治的划分不同于其他划分。它独立于它们，就这一点而论，它肯定能够不言而喻。”（Schmitt 1996a：26）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断言在修辞上所具有的感染力。施密特不仅确实 假定 这些不同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提出，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某些估计可能是简单化的）标准——“善与恶”、“美与丑”、“有益和无益”——区分它们。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划分都呈现为 对语 。由此，他为自己对“政治性”的定义设定好了舞台。

朋友和敌人之分能够把政治行动和动机化约为特定的政治性划分。从规范标准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划分提出了一个定义。并且，这个定义既非一个详尽无遗的定义，亦非一个用来说明实质内容的定义。朋友和敌人的对语并非衍生自其他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对语对应于其他对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标准：道德领域中的善与恶，审美领域中的美与丑，诸如此类。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新兴领域，而是在于，它的基础既不能建立在任何一个对语之上，也不能建立在任何其他对语的组合之上。（Schmitt 1996a：26）

然而，我们要如何确切理解朋友和敌人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施密特的评论立马就显得过于简短且含糊不清了。他写道：“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意味着最大化的整合度或分裂度，最大化的联合度或分离度。”（Schmitt 1996a：26）在没有借助可以划分出其他尝试或领域的对语的情况下，这种划分就能够存在。政治上的敌人不一定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抑或在审美上是丑陋的。对朋友/敌人概念的理解，要“在它们具体的和存在的意义上进行，而不要把它们理解为隐喻和象征”（Schmitt 1996a：27）。朋友/敌人的对语是一种 政治性 的范畴；不要从一种“私人化——个人主义”的意义上来接受它。在特殊政治性意义上的敌人，不一定要被作为个人来憎恶。“大体而论，敌人并不仅仅是指任何的竞争对手，也不只是指参与冲突的任何敌手。他同样不是为某人所憎恶的私敌。至少从潜在的意义上来看，仅当某个好斗的集体遭遇另一个相似的集体时，敌人才会出现。”（Schmitt 1996a：28）总之，施密特在政治性的公共朋友/敌人之分和私人化——个人主义的仇恨之间做出了明晰的区分。在前者中，某个好斗的集体遭遇另一个相似的集体；而在后者中，自我可能将矛头指向另一个个体（或群体）。因而，敌人是一种 公共敌人 ，而不仅仅是私敌。（并且，就政治上的朋友而言，这种说法同样正确。）我们被告知，朋友和敌人的概念“既不是规范性的对语，也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对语”。施密特重申，这个对语不仅 现实具体 ，而且 客观存在 。为了强调这个观点，他写道：“政治性意味着最为激烈和极端的对抗行动，并且，对于每次具体的对抗行动而言，它越接近朋友——敌人的分组中的极端点，就越具更强的政治性。”（Schmitt 1996a：29）然而，人们要如何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辨别朋友和敌人的问题上，我们无法求助于并不存在的中立的第三方抑或一般性的规范或标准。“唯有实际的参与者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以及判断具体的情境，并解决极端的冲突情况。每个参与者都处在一个研判的状态，以判断敌手是否想要否定他的对手的生活方式，以及某人是否因此而必须展开反击或战斗，以保护自身的存在方式。”（Schmitt 1996a：27） 这样的断言蕴含着一种极其重要且随之而来的歧义，在德文原版中，这种歧义甚至更加显而易见。施密特在原版中使用“Die Möglichkeit richtigen Erkenntnis und Verstehens”这个短语。什么算是对具体情境的一种 正确的 （richtig）认识、理解以及判断——抑或从字面上来翻译这句德文——对具体情境的“一种正确的知晓和理解”？实际的参与者会误判具体的情境吗？在把谁当成他们真实的敌人的问题上，他们会犯错误吗？并且，如果他们会犯错误，那么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用来判定，实际参与者是否不当地进行了“认识、理解以及判断”？这种歧义为何如此至关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在“极端的冲突情况”下，它会影响开战的决断），最根本性的政治议题就是，具体的情境是否已经被（或一直未被）正确地认识、理解以及判断。归根结底，如下说法无济于事：唯有参与者才能判定谁是他们的敌人，谁又不是他们的敌人。这并未回答问题，而是将其悬置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再次发问：有更好和更坏的决断吗？有基于一种有关具体情境的正确（或不正确）的知识和理解的决断吗？（想一想美国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过程中的干预吧。）

纵然根据假定，将不同领域区分开来的对语式划分具有“自主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朋友/敌人的政治性对语能够 超越 其他的划分。“从情感上来说，敌人很容易就被视为邪恶和丑陋的一方，因为每种划分——最重要的是政治性划分（ 作为划分和分类中最有力和最激烈的一种 ）—— 都会借用其他的划分，以寻求支持。 ”（Schmitt 1996a：27，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据施密特所言，这并未对不同领域所具有的自主性提出反驳，相反地，这说明了，其他的对语式划分如何能够被纳入政治性划分之中。

迈尔和舒尔曼两人都注意到，在1927年原版的文章和1932年的版本之间，发生了一种重要的转变。在原版的文章中，施密特书写的似乎是“纯粹政治”。这个纯粹政治是一种独立的领域，它被严格地与道德、审美以及政治之类的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然而，正如迈尔所指出的那样，“诸领域的概念被有关强度的模式所取代”（Meier 1995：22）。 舒尔曼同意迈尔关于这种转变的看法。

（施密特）在勾勒政治图景的过程中，试图将其不折不扣地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区分开来。1927年原版的论文间或似乎承认，这种企图是种怪异的想法。尽管如此，但是鉴于“政治性冲突似乎与道德、经济乃至审美的差异有着难解难分的关联”这一事实，也只有在1932年，施密特确实毫不含糊地承认，如下企图是不恰当的：试图把政治概念化为某些在根本上与其他的人类活动形式无关的事务。施密特领悟到，“ 一切事务 都具有潜在的政治性”。并且，他注意到，政治会发生在人类存在的每个领域。（Scheuerman 1999：229）

朋友和敌人概念不仅 现实具体 ，而且 客观存在 。然而，这句说的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个对语是如何被陈述的？“对于敌人的概念来说，始终可能存在的战斗是其组成部分。”（Schmitt 1996a：32）战斗要从“它原初的存在意义上”来进行理解。“朋友、敌人以及战斗的概念之所以获得它们的现实意义，恰恰是因为它们牵涉到肉体毁灭的现实可能性。战争由敌意产生。战争就是否定敌人的存在。”（Schmitt 1996a：33）战争并非“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 “战争既非政治的目的或宗旨，甚至也非政治的真正内容。” （Schmitt 1996a：34）然而，正如施密特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当我们相信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存在受到敌人的威胁时，政治就蕴含着肉体毁灭的现实可能性（但不是必然性）。除非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存在意义上正确对待政治的严肃性问题。施密特引入了另外两个概念： 决断 和 例外 ，这两个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位置。因为，他告诉我们，“关键总是在于，极端情况（真实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 判定 是否已经或者尚未达到这种地步”。并且，他补充说，“极端情况似乎是一种 例外 ，不过，这并不否定它的 决定性 特征，反而愈发巩固它的决定性”（Schmitt 1996a：35，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施密特一再重申，“朋友和敌人的概念要从它们具体的和存在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Schmitt 1996a：27）。在他以上的强调中，蕴含着另外一种重要的张力。因为，这些（具体的和存在的）概念在相反的方向上形成角力。通常，施密特用“具体的”这个表达来指称历史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朋友/敌人划分的具体的意义，那么我们必须把握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情境，而朋友和敌人就存在于这些背景和情境之中——否则我们就会面临无意义的抽象论述的危险。然而，“存在性” 总是 被用来指称政治性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存在超越任何历史背景。抑或，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观点：每当我们恰当地论及政治性（不顾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存在的意义”上谈论朋友和敌人。 ²

施密特承认，我们可以构想出一个不会发生战争的世界。然而，这种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朋友和敌人划分的世界，也因此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Schmitt 1996a：35）。尽管施密特说，在界定政治性的过程中，“这种没有政治的世界是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局面，是无关紧要的问题”（Schmitt 1996a：35），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对这种世界表达了他怀疑和蔑视的态度。

1 英译本［正如译者乔治·施瓦布（George Schwab）告知我们的那样］删去了1932年德文版所包含的一些材料。在196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施密特吐露了他对他的朋友/敌人的划分被当作一种口号和断言的担忧。他认为，这种做法已经扭曲了他理论的精妙和复杂之处。当我们考虑到施密特自己在该篇序言中所做出的评论的时候，有关《政治的概念》的阐释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尽管从来没有割断与自己的原初讨论的联系，他也在《游击队理论》（ Theory of the Partisan ）中致力于厘清和补充它，他为该书拟定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概念的附识”（ Intermediate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

2 当施密特宣称朋友和敌人概念要从它们具体的和存在的意义上（in ihren konkreten，existenziellen Sinn）进行理解的时候，他并未澄清“存在性”的确切含义。在赫伯特·马尔库塞针对施密特的政治存在主义所展开的批判中，他就指明了这一点。就让我们来思量他针对施密特的下列陈述所做的评论吧：“没有理性的目标，没有规范，尽管它是正确的；没有计划，尽管它是典范的；没有社会理想，尽管它是美好的；并且没有替人类彼此杀戮辩护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强调，在政治存在主义中，甚至没有尝试从概念上界定“存在性”。在阐明“存在性”的本意的过程中，我们唯一不得不继续做的就是分析上面所引用的卡尔·施密特的那段话。在那段话里，存在性似乎在本质上是作为“规范性”的一种对照。也就是说，存在性并不能被置于任何处在它之外的规范性之下。由此可以断定，人们绝对不会作为“无偏袒的第三［方］”，来对一种存在性的条件进行考量、判断或决定。“在这里，只有通过存在性的分享和参与，才能赋予正确的知识和理解以可能性，进而赋予参与言说和判断的能力以可能性。”哪些事实和条件要被看作是存在性的？在存在主义中，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或一般性的标准来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Marcuse 1968：30—31） gY5GuXDTyS6YV1+DQj/BqOX1Fp6rHMqww1dgsk6Mfhv3TVJoqPxnOb64FehosH3H